1三岡圭助與阿蕊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秋天結婚，那一年他二十二歲、阿蕊二十歲。這樁婚事是因為雙方父親都來自於東北某縣，素有交情才促成的。阿蕊生於九州的熊本，這是因為身為軍人的父親帶著家族至該地赴任。父親曾任聯隊長等職，輾轉派駐各地，因此阿蕊也在不斷搬家的過程中長大。父親退役後，一家人終於在東京定居，阿蕊畢業自東京禦茶之水高等女子學校。學生時代的情形倒是沒聽誰特彆說起過，隻知道她很會寫作文。當時，班上還有另一個女孩的文筆也很好，兩人因此都很在意對方，卻未能結為好友。那個女孩，後來成為著名女作家。阿蕊的母親是士族之女，因姿色秀麗聞名鄉裡，阿蕊也繼承了母親的美貌，但她那就算登上舞台也很搶眼、比彆人多了一分華麗的五官，可說是來自父親的血統。父親是個身長將近六尺的偉岸男子，阿蕊的個子也比普通男子還高。剛從女校畢業時，路上的學生遇到她總是不知該把眼神往哪裡放才好。圭助是山形縣鶴岡以釀酒為業的某望族家三男，由於幼時喜愛繪畫，所以被父親送進美術學校。他雖順理成章地自學校畢業，但原本想成為名畫家的念頭，卻因自知欠缺才華而放棄。他本人也已徹底醒悟，學校隻是傳授技術與知識的場所，和才華是兩碼事。因此，當九州福岡某所中學招聘美術老師時，他立刻一口答應南下。翌年春天就和阿蕊成婚了。雖說是為了奉嚴父之命，但阿蕊會毫無怨言地下嫁給身材、容貌都略遜一籌的圭助，主要還是對他從美術學校畢業的學曆抱有一分期待。會有這種以為念過美術學校就會像藝術家的錯誤想法，一點也不像素來冰雪聰明的她。他們在福岡租的房子原屬某士族，靠近舊城，屋內和舊時一樣昏暗。當時的福岡還留有昔日城堡外圍繁華區的風情。阿蕊不喜歡屋內采光不良，主張另找一間明亮的房子，圭助雖然喜歡這間陰暗的房子，但鑒於阿蕊平時很少口出戲言，一旦說出口就沒有商量的餘地，所以隻好答應另找租屋。不過找到的卻是一間很沒格調的房子。由於有專業美術學校的學曆，雖說也有對他說話略帶東北腔的責難，但總體來說他在學校裡還算受歡迎。實際上他也的確對教學很熱心，雖然隻是一名中學教師，卻自我期許能成為最好的美術教師。但這並非阿蕊所樂見的情形。阿蕊對圭助一張參展作品也不畫深感不滿，逐漸開始露骨地指責。“嗯，等我哪天有心情了會畫點什麼的。我當然不可能一輩子窩在鄉下當老師啊。”圭助多少也有點虛榮心，所以總會如此回答。阿蕊暫時對這個答複滿意。阿蕊被這句話騙了一次又一次，圭助也把這句話當成咒符用了一次又一次，就這麼過了好幾年。當時五四運動剛進入後期印象派，年輕畫家們受到塞尚、梵·高、高更等人嶄新畫風的刺激，大為亢奮。有島生馬（有島生馬（Arishima Ikuma，1882-1974），洋畫家、家，留學歐洲期間，受後期印象派影響，歸國後創刊《白樺》。）和柳宗悅（柳宗悅（Soetsu Yanagi，1889-1961），日本著名民藝理論家、美學家，被譽為“民藝之父”，參與創刊《白樺》。）等人也在雜誌《白樺》上借助圖片大肆介紹這種新畫風。雖說圭助身處窮鄉僻壤，但畫壇的活力影響範圍之廣不容小覷。不過就算他察覺到那股風潮也從來沒有動過心，野心和霸氣之類，在他身上似乎一點不存在。圭助就這樣不斷以嘴上說說來搪塞，其實每天跑去海邊或河邊釣魚，再不然就是去附近下棋。這樣過了幾年，阿蕊終於死心了，她漸漸不再提起那件事，那股失望悄悄轉變成對他的輕蔑。有一次，圭助生病了，三個同事來家裡探望。當時阿蕊的態度應該沒什麼不尋常，可是翌日，圭助一去學校，就聽到彆人竊竊私語。“三岡先生的太太雖然是個美人，可是好像很會擺架子，很難親近。”他回家後，把這件事告訴阿蕊並責備她。“是嗎？反正中學老師跟我本來就合不來。”說著，阿蕊的表情變得僵硬，臉一彆開，流下了眼淚。這是圭助第一次得知阿蕊的內心想法。可是，阿蕊那時已懷了第一個孩子。2長女出生了，不管怎樣，在世人眼中他們還算是一對恩愛夫妻。圭助被公認為家有如花美眷的幸福男人。兩年後，次女出生。阿蕊為了照顧兩個孩子，變成忙碌的母親。那時正值大正四五年間。他們之間三天兩頭就會發生小口角，多半是為了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但隻要多吵幾句，阿蕊就會突然暴跳如雷，抓起手邊的東西一陣亂扔。起先，圭助對阿蕊的這種態度非常不滿，可是仔細想想，阿蕊會變得這麼暴躁易怒，也是起因於對自己的失望。她畢業自當時的名校禦茶之水女校，又有著過人的美貌，隻要有人撮合，說不定可以嫁入豪門世家，結果卻委身於貧窮的鄉下教師。如果是因為這股憤懣積鬱，導致她歇斯底裡，那麼事情本來就源自於圭助的沒出息，反而該同情阿蕊。這麼一反省，此後圭助開始儘量壓抑自己的感情。這種情形持續久了便成了習慣，也難怪外人會說“阿蕊把圭助吃得死死的”。某天晚上，從學校回來的圭助正在查閱教材，阿蕊把幼女哄睡以後，靜靜地坐到桌旁，說道：“我跟你天天吵架也不是個辦法，所以我打算去培養一點愛好。”圭助聽了，對阿蕊異於平常的態度極為高興，問道：“真是太好了。你說的是哪種愛好，茶道嗎？還是插花？”“我想寫俳句。”她說，圭助想起阿蕊本來就喜歡舞文弄墨，以前還說過想寫。“俳句嗎？你不是說打算寫嗎？”他這麼一說，阿蕊的眼神馬上銳利起來，狠狠地看著他，像發表宣言似的說：“你根本什麼都不懂。總之，我就要寫俳句！”站在阿蕊的立場，大概是為了避免圭助日後抱怨，所以才先說出來，以取得他的應允吧。阿蕊立誌創作俳句，是聽從了故鄉堂姐的建議。她開始投稿到當時早已在福岡發刊的俳句雜誌《築紫野》。《築紫野》的主辦人將阿蕊的作品評為“女流俳句的新秀”。所有入選俳句都會寄到東京，再由瀨川楓聲評選。每一期阿蕊的句子都會被選為前幾名。楓聲最後甚至把阿蕊評為九州婦流三傑之一，其他兩人在俳壇都遠比阿蕊資深。開始創作俳句後的阿蕊，不再像以前那樣會輕易為了一點小事動怒了，不過對俳句的投入也讓她漸漸疏忽家事。比方說，時常出現圭助下班回來晚飯也沒準備好。兩個孩子餓著肚子哇哇大哭，她卻坐在桌前一動不動。如果為此責備她，不知會引發怎樣的騷動。圭助無奈之下隻好自己下廚。照顧小孩、清掃、洗衣、打點日常起居等方麵也都明顯疏忽了。她為了尋求創作靈感，白天常常流連在外，但夜裡也常出門，她說喜歡在萬籟俱寂、家人都已熟睡的兩三點當夜貓子。她似乎還交到了俳句同好，家裡開始收到一些從未見過名字的信件，訪客也不時出現，有幾次圭助下班回來，發現玄關門口放著客人的鞋子或木屐。圭助儘量不跟阿蕊的客人打照麵。他總是從玄關旁邊的樓梯上二樓，邊看書邊等客人離去。樓下頻頻傳來笑聲，還有阿蕊快活得判若兩人的說話聲。阿蕊從未替他引見客人，所幸圭助也不喜歡見客。有時迫不得已在家中撞見，頂多也隻是點個頭打聲招呼。因此，人人都說他生性陰沉孤僻，甘於在家受妻子頤指氣使。3瀨川楓聲初次來到九州，應該是在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左右吧。《築紫野》社全體員工歡迎，楓聲在福岡停留的那三天，阿蕊每天從早到晚都待在他身旁，寸步不離。連日不斷舉行俳句評比會或吟行（指前往風景名勝或古跡遺址尋找俳句的創作題材。）活動，這段時間阿蕊對楓聲的態度，在外人看來未免有過於嬌媚之嫌。仿佛以此為契機，阿蕊開始投稿到俳句雜誌《波斯菊》。《波斯菊》在全國擁有多如雲霞的讀者，就連和俳句無關的人都知道，該雜誌主筆宮萩梅堂，號稱當代首屈一指的俳匠。楓聲是梅堂門下的高足（對大師門下優秀學生的敬稱。），所以投稿到《波斯菊》應該是他的建議吧。阿蕊寫的句子開始出現在《波斯菊》的仕女專欄。大正六年（一九二三）年底，梅堂評選的雜詠首次刊載了阿蕊的一首創作。阿蕊把那首俳句寫成短幅掛在和室，還供上神酒慶祝。此後，她一期不漏，月月投稿，且幾乎沒有哪個月不入選的。多的時候連登四首，少的時候也有兩首。大正七年（一九二四）三月左右，楓聲再次來到福岡，距離上次來訪還不到半年。他的理由是為了探訪築紫的春天。阿蕊說她想為此做件春裝，其實去年參加俳句會時就已從可憐的存款中拿出一部分為她做過一件新衣了。圭助這麼一說，阿蕊便答道：“在楓聲先生麵前同一件和服不能穿第二次。”圭助不禁勃然大怒，回嘴說“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寫俳句算了”。阿蕊一聽，立刻瞪大眼睛把他痛罵一頓，還說嫁來這裡八九年，不過去年買過一件像樣的和服給她。除此之外，連一條腰帶，一領半襟（女式和服用的裝飾假領。）都不曾買過，羽織外套也是少女時代的花俏舊衣，至今仍將就穿雲雲。最後，“那就拜托你了”，她說完這個結論就冷靜從他麵前站起，徑自走開了。她還真沒說錯，以圭助這個窮教師的微薄收入，的確沒買過什麼好東西給她，光是買兩個小孩的東西就已捉襟見肘了。圭助再次反省自己的無能，深覺阿蕊生氣也不是沒有道理。可是話說回來，他是真的買不起，所以也隻好這樣默不吭聲地不了了之。沒想到，阿蕊也不知從哪兒弄到的錢，硬是做了一件新和服。透露出春天氣息的色彩與花樣很適合她，穿起來更顯氣質高雅。楓聲到達的第一天，阿蕊一早就出門了，深夜才返家。雖說過去她也常因參加晚上舉辦的俳句會而遲歸，但這次，阿蕊身上還帶著一些酒味。既然號稱是歡迎會，想必座上一定有供酒吧。翌日，阿蕊說要去太宰府、觀世音寺、都府樓址等進行“吟行”，晚上俳句會說不定又會開到很晚，所以仔細交代了晚餐該怎麼弄才出門。那天晚上，她快十二點才回來。隔天，圭助一到學校，就有個素來喜愛俳句、也出席了昨晚俳句會的教員湊過來，若無其事地找他說話。“昨晚真是傷腦筋，楓聲不曉得溜去哪裡了，晚上的俳句會隻好取消。”似乎企圖從圭助臉上探出什麼端倪，這位教員接著又說：“說到這裡才想起，嫂夫人好像也很早就離開了。”說完還用力咽了一口口水。但當看到圭助巍然不為所動的表情，並聽到他冷靜的回答“不，她好像回來得有點晚”時，對方頓時拉長音調“哦”了一聲，頗為意外地望著圭助，最後帶著嘲諷的神色走開。阿蕊與楓聲之間出現了各種流言飛語。有人說曾在近郊溫泉區看到兩人。但這種謠傳隻起於阿蕊與楓聲走得太近，實際並無根據。楓聲回東京以後，之前頻繁的魚雁往返逐漸少了。關於這點，阿蕊曾對俳句界的朋友談過。“楓聲這個人，從外表看來是個非常富貴氣派的人，可實際上一深交，才發現他毫無內涵，隻是個空殼子。”從這句話看來，阿蕊顯然對楓聲很失望，也表示楓聲終究還是不能博得阿蕊的認可。從此以後，阿蕊對楓聲越來越不屑一顧。4大正八年（一九二五），阿蕊全心全意投入《波斯菊》，當時的她神采飛揚，寫的俳句也和當時梅堂門下的佼佼者並列卷首。成績好的月份她會心情極佳，意氣風發；碰到成績不好的時候，她也沒有消沉，反而更加拚命地鑽研俳句。這時，梅堂成了阿蕊的太陽。梅堂大力鼓吹客觀寫生，崇拜他的阿蕊自然把精神投入到花鳥風詠。比方說，為了詠山茶花，她天天帶著便當漫步山野；為了描寫布穀鳥，她不知爬過多少次英彥山。這段期間，家裡的打掃、煮飯、照顧兩女等事宜，都由圭助一手包辦。他去市場買菜的模樣，也成為學生的笑柄。大正末年至昭和初期是阿蕊的創作巔峰期，她的作品常被刊在卷頭，名聲傳遍整個日本俳界。阿蕊的俳句素來華麗奔放，據後來的評論家表示——她揮灑奔放的詩魂與縱橫的詩才，大放光芒。如果用一句話形容她的俳句，可說“既有古風，又兼具浪漫派，更有《萬葉》（《萬葉集》現存最古老的詩歌集，搜羅日本全國各地各階層創作的詩歌，素樸地表現出豐富的人性。）的風韻。”然而，阿蕊在同性俳人之間似乎不太受歡迎。這可說是阿蕊自己招來的，關於這點，某位評論家曾談道：阿蕊女史的好勝心甚強，因此將瀨川花女史、竹中道乃女史、窪田理惠女史、山本百合女史等當代女流幾乎都視為仇敵。凡是比她地位高、才情豐富、有權勢、有學曆的人，她一律不喜，阿蕊認定，前述諸人都具備其中某一項特質。此言將阿蕊的性格說得極透徹，這也是阿蕊不受女流俳人歡迎的原因。隨著阿蕊日漸知名，開始有人請她教授俳句。但凡是女的，通常學不了多久就會打退堂鼓。因為討好富裕學生、說好聽話或寵學生，都是阿蕊無法忍受的行為。記得有段時間，當地的名門貴婦聚會時都會請她去教授俳句，但某次恰逢茶會，於是夫人們叫她下次再來，阿蕊一聽臉色驟變，說道：“我雖隻是個寒酸的中學教師之妻，但我把俳句視為自己的生命，我可不想陪你們這種有閒夫人。”說完拂袖而去，當時“有閒某某”的說法正流行。阿蕊那天一回到家就哭了，並把氣狠狠發泄在剛下班的圭助身上。在她心底，身為窩囊窮教師之妻的這個汙點，一直苦苦地折磨她。雖說女流俳人對她概無好感，但她還是有少數知己。臂如植田歲久女史就是其一，歲久是植田巴城之妻，特彆喜愛阿蕊的俳句，經常從東京寫信給阿蕊，慫恿阿蕊去東京，把阿蕊帶去片瀨引薦給梅堂的也是她。歲久女史第一次寫信來問她要不要上京見梅堂時，阿蕊簡直喜出望外，阿蕊對梅堂敬若神明。在那之前，她也曾多次寫信給梅堂，並得到過一兩次回音。她把梅堂的回信視若珍寶。而見梅堂是她的夙願，她當下無暇多想，就告訴歲久女史要上東京。阿蕊不斷通圭助讓她去東京，可是家裡拿不出這筆路費，圭助隻好向家鄉的兄長借。家鄉的老父已死，由兄長當家，家業也大不如前，但兄長還是如他所請寄了錢。素來傲氣的阿蕊這下也不得不伏地向丈夫道謝。阿蕊到東京後，在植田巴城夫妻家借住了十天左右，這段期間，她寄過一張明信片給圭助，似乎是剛從片瀨造訪梅堂回來後寫的，雖隻有寥寥數語，但看得出她很亢奮，寫說一輩子沒這麼感動過。當時俳人都把瞻仰梅堂視為一種信仰，不止阿蕊一人，瘋狂程度遠超外人想象。阿蕊回來後，變成更虔誠的梅堂信徒，逢人便大肆宣揚，有時還會陶醉在那段回憶中。她說這樣可以忘卻一切愁苦煩悶。實際上，阿蕊麵見梅堂的情形是這樣的。阿蕊對初次見麵的梅堂毫不害羞地說：“我把全部靈魂都獻給老師了，天下的女流俳人雖多，但均不足取，也沒幾人能真正理解我的俳句。能夠肯定我的才華，讓我更上一層樓的，唯有老師一人。”在場的兩三名梅堂弟子都很受不了阿蕊，因此早從那時起，阿蕊就已被梅堂周遭的人反感、排斥了。每當阿蕊看到與她競爭的女流俳人的雜詠成績比她出色時，就會煩悶不已。要是湊巧那個作家很有錢，她就會開始懷疑對方是不是暗地裡使了什麼手段討好老師。有錢能使鬼推磨，窮人不管再怎麼認真，碰上對手到處撒錢還是沒轍——這成了阿蕊的口頭禪。5阿蕊曾看過一本介紹梅堂的書，得知他以前曾患腦溢血，此後就格外小心。阿蕊從此擔心得坐立不安，她覺得如果梅堂一死，自己也沒有俳句生命可言了。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或四年（一九二九）的秋天，阿蕊頻頻拎著布袋徒步出門，回來時袋中裝滿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菊花。她把花鋪在緣廊陰乾，就算是大朵的，一旦陰乾也會萎縮。之後她把乾掉的花朵裝進另一個布袋以免香氣散逸，然後繼續摘更多的花陰乾。圭助問她要做什麼。“我要做個菊花枕送給老師。”她說，“聽說枕這樣的枕頭可以長命百歲，陶淵明的詩中好像也提到過。”她解釋說那個塞滿菊花的枕頭長一尺二寸，枕的時候要疊放在普通枕頭上。（最近，有人告訴我陶淵明並未寫過關於菊枕的詩，倒是《澄懷錄》（南宋周密著，收集唐宋諸人的曠達之語。）中有“秋采甘菊花，貯以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的記載。）阿蕊費時多日，仔細做成菊枕，欣喜之餘，詠了幾首關於菊花的俳句。那三首俳句，至今仍被視為阿蕊的代表作。然後，阿蕊宣稱要帶著這個枕頭再次前往片瀨，她說寄送無法表達誠意。深知她一旦說出口就沒有商量餘地的圭助無奈之下隻好再次設法籌錢。那時，阿蕊雖有一筆教授俳句的收入，但那當然是杯水車薪。圭助再次向家鄉借錢，兄長不太情願地寄了錢過來。阿蕊小心翼翼地捧著枕頭上京去了。這次她又在巴城家寄住了十天左右，但失望而歸。經過是這樣的：阿蕊前往位於片瀨的梅堂草庵麵見梅堂，呈上菊枕。梅堂並未如她期待中的那麼高興，隻是簡單地道了個謝。站在他的立場，想必是因為還有其他弟子在場，必須顧及為師的尊嚴吧。阿蕊卻大感意外，她覺得自己細心采集了這麼多菊花，厚顏向人借錢千裡迢迢從九州送來，這番辛苦卻一點也沒得到梅堂的肯定。再看看四周，也沒有任何人為枕頭說句好話，她滿心不是滋味地從梅堂麵前告退。翌日，在武藏野有一場吟行活動，加上阿蕊在內總共聚集了五十人，可謂熱鬨非凡。阿蕊本以為梅堂會對自己青睞有加，特地到他麵前打招呼，梅堂卻僅點了個頭，又立刻繼續和周遭人閒聊，似乎未把阿蕊放在眼裡。阿蕊再次感到被冷落，這擾亂了她的心情，使她寫不出好句子，公開講評時甚至不好意思報上姓名。成績自然也不理想，這令她更加心慌意亂。第三天有一場俳句會，也同樣無人理睬她。阿蕊原本暗懷自負，以為隻要是與俳句有關的人應該都聽過她的名字，沒想到竟大失所望。她覺得大家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她這個鄉巴佬。想到這裡，仿佛自己的裝扮也變得粗俗不堪，在其他人麵前相形見絀了。梅堂身邊的弟子，整體而言，不是在社會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家境極為富裕。阿蕊想起常有人抨擊必須有錢有勢才能在《波斯菊》出人頭地，再想到自己身為鄉下窮教師之妻的卑微身份，羞恥與憤恨更甚，久久激蕩於心頭。毫無疑問，那晚的俳句會她的成績也不好。那天夜裡，阿蕊翻來覆去難以成眠，就這麼鬱悶終夜。翌晨，巴城夫婦問起阿蕊的滿眼血絲，她才吐露出這幾天的憤懣與苦惱。巴城對阿蕊的自負心之強暗自驚詫，當下先設法勸慰，旋即偷偷打電話到片瀨，拜托梅堂下次如果見到阿蕊務必好好開導，梅堂隻是無奈地在電話彼端苦笑。那天午後，阿蕊又去了片瀨，雖然身旁還有其他人，梅堂還是一看到她就立刻照巴城的請托，客氣地表示：“謝謝你上次送的那個菊枕，我睡得非常舒服。”阿蕊多日來的不滿與憤懣全因這句話煙消雲散，同時，一股撒嬌般的念頭驟然湧起，她忍不住抱怨道：“老師隻關心其他人，一點兒不把我放在心上，害得人家參加吟行和俳句會時都心煩意亂，沒辦法發揮平時的水準。”一旁的弟子們聽到這話不禁愕然。阿蕊華美的臉龐自然泛起潮紅，更顯得媚態橫生。於是有人私下憤慨地批評阿蕊太不像話，居然企圖用美色籠絡老師。當然，這麼說多少也帶一點嫉妒。仿佛是想在這種批評上多加幾分火，阿蕊天天都去片瀨報到，還主動在梅堂家下廚做事，或端茶給客人。站在阿蕊的立場，隻不過是因為能夠近距離接近梅堂令她喜不自勝，說什麼也無法像客人一樣乾坐著，所以才做了點女人會做的事。但在彆人看來實在不成體統。梅堂也有點束手無策，最後終於對阿蕊說，為了顧及外人的感受，也許她該回九州去了。從此，阿蕊至死都在不斷叨念著：“老師就好比天上的月亮，皎潔無瑕，但環繞於月影周遭的蛙群卻呱呱亂叫。”再不然就是說：“都是老師身邊的人不好，那些人就像皇帝身邊的奸臣。”阿蕊雖然失望而歸，但她的不滿隻針對梅堂身邊的人，她對梅堂本人的尊敬仍絲毫不減，景仰之情甚至與日俱增。6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圭助四十五歲，阿蕊四十三歲。圭助一次也沒收到過調職令，在同一所學校一待就是一二十年。美術老師不可能升任校長或教務主任，他自己也安於做個小教員。但對阿蕊來說，圭助就是個不求上進的窩囊廢。雖說對他的輕蔑已長達二十年，有時還是會突然升級，莫名其妙地破口大罵。阿蕊決定在外頭儘量不提起圭助，每當彆人問起她丈夫，總會令她渾身難受。“哎，誰知道他在瞎忙些什麼，”說完不動聲色地轉移話題，即便彆人不識趣地再三追問，她也是嗯嗯啊啊地含糊其辭，弄得對方隻好改變話題。阿蕊常出入當地的名門望族。他們本來就都是《波斯菊》的同好，也都會寫點俳句，因此無人不知阿蕊的名聲。阿蕊要和地方上這些名醫、律師、企業家等知名家庭結識也並非難事。阿蕊雖已年逾四十，但白晳的膚色和搶眼的五官使得她看起來頂多隻有三十四五歲。除了身材稍嫌過高，穿著深咖啡色直條紋和服、外罩錦紗黑徽紋外褂的模樣，還真能惹得中年男人春心蠢動。而批評她過於豔麗的聲浪，使得她依舊不得夫人們的歡心。此時，阿蕊自己辦的雜誌《春扇》門下已有女弟子十幾人，但多半因對阿蕊過於強勢的個性心生畏懼，逐漸不再上門。其中一名年輕女孩後來在《波斯菊》的雜詠上嶄露頭角，將阿蕊激怒，她怒罵道：“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實力，是你父親身為商工會議所領袖的財力發揮了影響力。《波斯菊》那種地方本就具有這種策略性，所以你可彆得意。”女孩從此與阿蕊斷絕來往。阿蕊的妒意，和她因自己不過是教師之妻的自卑與焦躁也脫不了關係。不過，《春扇》雖然隻出了兩期就宣告停刊，卻留下許多阿蕊的傑作。她的俳句帶有強烈的浪漫氣息，深入人心，以她的個性，比起客觀地描寫一草一木，似乎還是寄托奔放詩情的主觀詩句更優秀。她自己也曾吐露：“梅堂老師雖再三強調生句，但其實他的主觀句更加有意思。”由此可窺見她的真正想法。但她儘量壓抑這種念頭，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客觀。對阿蕊來說，梅堂就是絕對權威，他的教誨就是聖旨。當時梅堂門下也有人無法滿足那種“味如嚼沙的寫生俳句”，轉而投入主觀句的懷抱。阿蕊雖受那種主張吸引，但在弟子麵前，還是表示“寫俳句時不該把個人心情放第一，應該虛心地歌詠自然”，並罵那些離開梅堂的人是忘恩負義之徒。阿蕊為了寫生，興致來時哪兒都去，隻要心血來潮，恨不得立刻動身。圭助從學校回來時家門常鎖著，開門進去一看，桌上隻留下一張紙條交代去處，就這麼兩三晚不回家也是常事。阿蕊最愛去英彥山，山高一千二百米，是北九州最高的山，古時曾是修道者的靈場。參天古杉遍山，連白晝也陰森漆黑。阿蕊有時會找間旅館投宿，在山裡連走上兩三天。一次，某位熟識的二料展（日本國內最著名的公募畫展。）畫家來此山速寫，在山中巧遇阿蕊。隻見從崖角驟然現身的阿蕊披頭散發，麵無血色，兩眼像中邪似的發射出異光，手持龍膽花的姿態散發出一股妖氣。畫家臉色大變，當場逃回旅館。這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的事。從這時起，阿蕊的精神逐漸無法負荷，開始不大對勁。評者曰：“昭和八年及九年是阿蕊女史的詩魂飛躍至最高峰的時期，到了昭和十年，開始逐漸衰微，創作數量也驟減，同時作品明顯欠缺神采。”此後，阿蕊屢次投稿《波斯菊》，但都沒有再獲錄用。她的臉色一日比一日憔悴，越焦慮越寫不出佳句。“都是老師身邊的那些人不好，是那些人嫉妒我，所以刻意阻撓，我要去見老師。”她說。她本就不聽圭助勸阻，在那種狀態下更不可能聽從。她一到東京先去了巴城家，巴城夫婦看到阿蕊的模樣大為驚愕，勸了半天才把她勸回九州。7阿蕊幾乎天天寫信給梅堂。她在信上寫道：老師，我好想更親近老師，身為弟子的我想投入老師的懷抱，受到老師的寵愛。也曾寫：老師雖然溫柔，但也很冷酷。我寂寞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那些隨侍在老師身邊的人，可以恣意享受老師的鐘愛，我就悲從中來。老師，請您千萬不要拋下我。還寫道：老師，請您原諒我的任性，可為什麼您就是不肯刊載我的俳句呢？如果說有什麼缺點，請您儘管指出。拜托，我敬候您的賜教。可梅堂卻難得回信。阿蕊每天時間一到就站在門口，但郵差總是過門不入。郵差那若無其事揚長而去的模樣，仿佛梅堂不肯搭理的冷漠寡情，令阿蕊恨得直咬牙。俳句依舊沒有入選，日夜懊惱令她形乾影枯。家中不時響起阿蕊的叫聲與哭聲，嚇得訪客在門口倉皇而歸。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梅堂啟程遊曆海外。他搭的是箱根丸號客輪，途中暫停門司港。阿蕊為了見梅堂，帶著花束前往門司港。當時的汽船不會駛進碼頭，而是停泊在海上。阿蕊便租了一艘小舟上箱根丸。梅堂位於頭等艙的房間擠滿了人進不去，阿蕊隻好托人向梅堂通報，但梅堂不知是否在忙，隻派了一個代表現身。此人從阿蕊手中接過花束，說了聲：“謝謝您，我會轉告老師的。”然後就把花隨手往旁邊一擱。此人也許覺得就算現在拿進房間，裡麵也是擠滿了人，不如晚一點再拿進去。但阿蕊卻不這麼想。本來就因見不到梅堂煩躁不安的她，當下勃然大怒，一把搶過花束，把花扯得七零八落的扔在甲板上。破碎的花隨著二月的冷冽海風飄散。阿蕊下了船，踏上門司陸地，激動的心情使她一時不甘離去。這時，她看見一艘小汽艇駛離箱根丸朝這邊開來。上麵載著梅堂一行人、其他船客及送行的人，他們要一起前往可眺望海峽的和布刈岬吟行。從遠處目擊到這一行人走過桟橋上了岸，隨後鑽進轎車的身影，阿蕊不禁急忙跑了過去，但梅堂和其他人都已上了車。“老師，老師，請帶我一起去。”阿蕊雙腳正想踩上轎車的踏板，車門卻砰地一聲關上。她隻瞥到絕塵而去的車內中央，凜然正坐著六十多歲的梅堂。阿蕊放聲大哭。即便如此，阿蕊還是認為等梅堂歸來一切就會好轉。梅堂在歐洲各地遊曆數月，於六月返抵橫濱。然而，阿蕊等到的，是被從《波斯菊》同人名單上除名。據她的年譜所寫，就在這一年，她“對創作斷念”。此後阿蕊依舊頻頻寫信給梅堂，據說數目總計高達兩百數十封。越到末期越失常，文章前言不對後語，不知所以然，或哀訴或憤慨。有時發電報取消剛寄出去的信；有時仿佛回到從前；有時整個人支離破碎。生活中的阿蕊也幾近瘋狂，不是叨念著什麼如意輪觀音如何、觀自在菩薩又如何，就是咕嚕咕嚕地磨著墨，或者把紙揉得亂七八糟。失常的狀態逐漸廣為人知。阿蕊在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六）被圭助送進某家精神病院。起先，她還會說“必須創作俳句”，吵著要出院。但後來，終日隻見她一個人喃喃自語。某日，圭助去看她，她非常高興。“我替你做了菊枕。”阿蕊說著遞上布囊。當時是夏天，圭助奇怪怎麼會有菊花，打開布囊一看，隻見裡麵塞滿了凋謝的牽牛花。原來是護士小姐拗不過阿蕊替她摘來的。圭助的淚水奪眶而出，他暗忖妻子是否在瘋了之後才終於回到了他的懷抱。阿蕊於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八）死於醫院，享年五十七歲。據《看護日誌》記載，她連日“自言獨笑”，不知讓她這麼開心的是什麼樣的幻覺。首次刊載於《文藝春秋》 昭和二十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