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福都（一九九六年·第三屆清張賞得主）通常，與一件事物的第一次接觸最重要，那往往會對日後產生深遠的影響。就拿我來說吧，有生以來第一次觀賞的舞台劇，就對我往後的戲劇觀影響了許多年。不過，雖說是舞台劇，各位最好不要想象成那種在氣派劇院公演的商業戲劇。我看的那出戲，是隻在我的故鄉——一個連大型巡回劇團都難得造訪的小島上，由話劇社學生舉辦的公演。當時讀初中二年級的我，拉著朋友偷偷混進了高中的校慶園遊會。那出戲的情節我幾乎忘光了。唯一還記得的，就是男女主角不搭調的表情和陰暗凝重的氣氛。男女主角是一對情侶，女人在某種起因下逐漸發狂，男人卻無怨無悔地接納了她。或許除了愛情，那個男人還有什麼把柄落在女人手上。女人精神出現異常後，便騎在男人的背上高聲大笑，全劇就在男人像馬一樣在地上爬行的這一幕下結束。不知不覺中，握緊拳頭盯著舞台出神的我心思恍惚，埋在腦袋深處的音又似乎正在不斷地震動。在一個青澀的初中生眼中，高中生就像住在另一個世界裡的大人，他們帶給我強烈的衝擊。尤其是那個敞著和服前襟、拖著腰帶，在舞台上癲狂的女學生，鬼氣逼人的演技令我敬畏不已。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正是因為那種老套的瘋女演技中濃縮了高中生特有的純真，所以才能打動我的心。從此以後，在我心中，“高中話劇”便和“陰沉、窒悶及瘋女”畫上了等號（充滿了我個人的偏見）。也是因為，在那個以誇張的絕望態度看待全世界的年紀，我深信，如果最後不步上瘋狂之路，故事就無法收場。我的“戲劇熱”在此後數年漸漸升溫，一開始隻能看電視上播的舞台劇，或是劇本聊以慰藉，但在比我小兩歲的妹妹也來我所就讀的高中就讀後，“高中話劇”竟出乎意料地與我拉近了距離。因為我那個口齒不伶俐，又不喜歡在眾人麵前出風頭的妹妹，不知為何竟然加入了話劇社。妹妹參演的第一出舞台劇是《楢山節考》（《楢山節考》（ならやまぶしこう）是深澤七郎（Shichiro Fukazawa，1914-1987）創作的短篇，描述老母親鼓勵兒子按照村中習俗將年邁的自己遺棄在山中，本曾兩次被改編成電影。）。當時她才上一年級，所以隻是跑龍套。原作本來就很精彩，改編成話劇以後的確挺感人的。不過，他們居然想在慰問養老院時表演這出戲，真不知該說鄉下高中生天真爛漫還是少根筋。我不是話劇社的人，卻很受不了他們這種粗線條，明知是多管閒事，還是決定替話劇社找個更適當的劇本。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我發現了《菊枕》。《菊枕》講述生來就有著過人美貌與才氣的女主角阿蕊的一生，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於個性好勝、擅長創作熱情華麗之風俳句而聞名的杉田久女（杉田久女（Sugita Hisajo，1890-1946），明治－昭和時期著名女俳人。）。不甘心隻做個平凡鄉下教師之妻的阿蕊，雖然其才華獲得了中央俳壇的肯定，卻一直在貧窮所導致的焦躁、俳壇中的鉤心鬥角，及過度自負中苦苦掙紮，最後終於落入發狂的深淵。讀完我不禁拍膝大叫：“就是這個！”以瘋女為首，我理想中的高中話劇該有的東西不僅一應俱全，還有許多舞台效果絕佳的寫實場景！把大量菊花鋪在廊子上，風乾後做成菊花枕的那一幕，表現出女主角對丈夫又愛又恨的複雜心情。若是讓純情的童女阿蕊與自我意識強烈的中年阿蕊輪流出現，不知效果如何？阿蕊為了尋求俳句靈感，不時披荊斬棘深入英彥山的那一幕，我希望在話劇的前半段和後半段各出現一次。起先是在她吟出《時鳥》的創作巔峰期，季節在初夏。第二次是被恩師放棄、創作也陷入瓶頸的凋零期——阿蕊披頭散發、眼露妖氣地徘徊在晚秋的英彥山間。演出的構想——理清並日漸完整，我甚至連主角阿蕊的人選都打算好了——舉賢不避親，我想提拔妹妹。但儘管我的幻想在肆意膨脹，實際上卻並沒有寫成腳本。我不是話劇社社員，沒有那種力量推動我剛萌芽的“創作”衝動。（聽起來好像在替自己找借口，不過鄉下地方和首都圈的文化落差絕對不小。阿蕊的焦慮，我能感同身受。）在那個以幻想告終的劇本《菊枕》中，我本來打算把阿蕊被介紹給圭助認識的那一段放在第一幕。阿蕊雖對她未來夫婿的容貌不滿，但還是像一般女孩子一樣，對婚姻生活充滿光明的希望。為了更強調她日後的絕望，我打算先給她一線希望之光。不過，如果是現在的我來寫《菊枕》的劇本，大概會把下班回家的圭助聽到鄰居主婦在路邊閒聊，得知妻子阿蕊的負麵謠傳放在第一幕第一場。圭助躲躲閃閃，好不容易回到家，在玄關迎接他的卻是妻子的當頭痛罵，但圭助隻是默默地把臉轉開——我想把他描寫成一個沉默寡言、具有善良天性卻境遇可悲的平凡男子。我的焦點何以不再是阿蕊步向瘋狂的原因與過程，反而轉移到隨她瘋狂的圭助身上？這一點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從初次這個故事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幾年，會產生變化也可說是理所當然。說到這裡我才想起，最近再回想那次園遊會時看到的高中話劇，腦中浮現的總是那個男同學細膩的演技。他一邊馱著女人爬行，一邊流下了分不清是悔恨還是歡喜受虐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