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討論現在已將結束，那麼，你們必定有一種期望，但可不要因此而產生一種誤會。你們或許以為我討論了精神分析所有複雜的難題之後，決不至於在結束時竟沒有一句話講到治療，因為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以治療為歸宿。其實，這一層我決不能略而不述；因為與治療的現象相聯係，還要告訴你們一個新事實。假使沒有關於這個新事實的知識，則對於前已研究過的疾病，必不能有深刻的了解。我知道你們決不希望我告訴你們實施分析治療的技術；你們隻是要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療法及其成就的大概。要知道此事，是你們應有的權利，誰也不能否認；可是我不願告訴你們——最好請你們自己摸索！請你們想一想吧，從引起疾病的條件直到病人內心起作用的因素，凡屬重要的事實，你們都已知道了。究竟在哪一點上可以接受治療的影響呢？第一，是遺傳的傾向——我不常提到遺傳，因為這個問題在旁的科學中已很為人所強調，我們也沒有新的話可說。但是你們不要因此而以為我們輕視了它；我們從事分析，當然很知道它的勢力。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使遺傳有所改變；這是本問題中一個預定的材料，可以限製我們努力的範圍。其次，是幼時經驗的影響，在分析中，往往是最重要的材料；它們屬於過去，當然也使我們無用武之地。再其次是人生所有一切的不幸，即現實幸福的被剝奪，由此而引起生活中一切愛的成分的喪失——例如窮乏，家庭的不睦，婚姻的失敗，社會處境的不良，道德的過度壓迫等。這方麵固然大有進行有效治療的可能；但也須仿照維也納傳奇中的約瑟王Kaise Joseph施恩降禍的辦法才行——以一有權勢者的仁慈的專製，才可使人儘順從，而困難儘行消滅；然而我們是何等樣人，也能廣施治療法的恩惠給大家嗎？我們在社會上無錢無勢，隻靠醫術謀生，當然不能象他種醫生施術於貧苦無告的人們；因為我們的治療是要花許多時間和勞力的。然而你們也許仍堅持前述許多因素中必有一種有受治療的可能。假使社會傳統的道德起了剝奪病人快樂的作用，那麼治療時可鼓勵並勸告他們去打破這些障礙，以犧牲理想為代價去換取滿足和健康，這種理想雖為人推崇備至，然而世上棄而不顧的也正不乏人哩。但健康的獲得既由於“自由的生活”free living，肯定要使分析沾上違反一般道德這個汙點：因為它使個人受其利，社會則蒙其害了。關於分析的這個錯誤印象究竟是誰給你們的呢？分析的治療當然有一部分包括對於生活要自由些的勸告——假使沒有他種理由，那就是因為病人在裡比多的欲望與性的壓抑，或肉欲的趨勢與禁欲的趨勢之間感有一種矛盾。這種矛盾不是用幫助一方麵來壓服他方麵所能解決的。就神經病人而言，固然是禁欲主義操勝一時；結果是被壓抑的性的衝動在症候中求得發泄。假使我們轉使肉欲方麵有勝利之可能，那麼被忽視的壓抑性生活的勢力，便不得不到症候中去求補償。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製止內心的矛盾；總有一方麵不能得到滿足。至於矛盾不很激烈，以致於醫生的勸告也能收效的例子則為數很少，而且這些例子就用不著分析的治療了。凡是易於感受醫生影響的人們，雖無這個影響也必能自求解決。其實，你們總知道一個絕欲的男人若決意要作非法的性交，或者一個不滿足的妻子若要找一個情人求得補償，那麼他們決不至於要先求得醫生或分析家的允許，然後才遂心所欲的。人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常易忽略了整個問題的要點——即神經病人致病的矛盾有彆於矛盾著的各個衝動的常態爭衡，因為常態爭衡的兩種衝動存在於同一的心理領域之中，至就致病的矛盾而言，則兩種勢力中的一種進入前意識和意識的平麵之上，另一種則被禁閉於潛意識的區域之內。因此，其矛盾必不能有最後的結局；兩種勢力見麵之難，實無異於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若要解決，必須使二者相遇於同一場所之內。我以為這便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你們在想象中若以為分析法也以勸導人生或指示行為為要點，那麼你們又未免錯誤了。其實，我們在力求避免扮演導師的角色時；我們隻希望病人能夠自己解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乃勸告他在受治療時，暫時不要對於生活作出重要的決斷，如關於事業，婚姻的選擇，或離婚等，待治療完成之後再說。這也許是你們想象不到的吧。我們隻對於年輕或不能自立的人們才不堅持這種限製。對於他們來說，我們隻得兼為醫生及教育家；我們深知自己那時的責任重大，遂不得不慎重從事了。我雖力辯分析的治療決不鼓勵自由的生活，但是你們卻不要因此以為我們提倡傳統的道德。二者都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是改良家，隻是觀察家；然而既要觀察，便離不開批判，因此，我們不可能擁護傳統的性道德，或讚許社會對於性的問題的處置。我們不難證明人世間的所謂道德律所要求的犧牲，常常超出它本身的價值；所謂道德的行為既不免於虛偽，也難免於呆板。我們對於病人決不隱瞞這些批判；務使他們對於性的問題，也象他種問題一樣，都能習慣於作不帶偏見的考慮；假使他們在治療完成之後，能在性的放縱和無條件的禁欲之間選取適中的解決，那麼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不必受良心的責備了。無論何人，隻須完成了訓練，認識了真理，便都能增加抵抗不道德危險的力量，儘管他的道德標準在某方麵與一般人不同。至於禁欲在引致神經病上的重要性，我們也不要估價過高；隻有少數因剝奪作用及裡比多儲積而致病的病症，才可用不難引致的性交而收治療之效。因此，你們就不能假定，要解釋精神分析的療效，一定是由於允許病人實行放縱的性生活了；你們須得求他種的解釋。我記得我在駁斥你們的這一推想時，曾說過一句話，或許可以使你們走上正路。我們之所以收效，或許是由於用某種意識的東西代替了某種潛意識的東西，把潛意識的思想改造成意識的思想。你們要是這樣，那就擊中要害了。潛意識既擴大而入意識，於是壓抑遂被打消，症候遂被消滅，而致病的矛盾乃變成一種遲早總得解決的常態的矛盾。我們的工作隻是使病人能有這種心理的改造，此事能有何種程度的成就，他們也就可以得到何種程度的利益。假使沒有壓抑或類似於壓抑的心理曆程等待解除，那麼我們的治療便算完事了。我們努力的目的可表達為不同的公式——使潛意識成為意識，消除壓抑作用，或填補記憶的缺失；它們統統是指同一件事。你們也許不滿足於這句話；以為神經病人的恢複可大不相同，他既受了精神分析的治療，或許要變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物，而你隻聽說，整個的經過隻是使潛意識的材料較前稍減，而意識的材料隻較前稍增而已。你們也許不懂得這種內心改造的重要。一個受了治療的神經病人雖然在骨子裡依然故我，但也確變成一個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說，他已經變成了可以在最優良的環境下所能養成的最優良的人格。這就不是一件無足輕重之事了。假使你們能知道我們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們用最大的努力以引起這種心理中貌似瑣屑的改造，那便更可了解各種心理平麵的差異的重要了。我現在暫時離開本題，問你們是否知道所謂“原因治療”a ca－usal therapy的意義。一種治療術若丟開疾病的表現形式，尋求突破點以根除其病因，就叫做原因治療。精神分析是否為一種原因治療呢？要答複這個問題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然而我們由此卻可深信這類問題之不切實際。精神分析的治療當不以消除症候為直接目的時，則和原因治療的進行大致相似。至於其他方麵則不相同，因為我們追求原因，要遠遠超過壓抑作用直至本能的傾向及其結構中的相當強度，直至這些本能的發展的失常等。現在假使我們可用某種化學的方法來改造心理的機製，或隨時增減裡比多的分量，或犧牲了某一衝動而增大另一衝動的勢力——那就會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原因治療，而我們的分析也就成為偵察原因時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工作了。可是現在尚未有這種影響可以達到裡比多的曆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我們的精神治療術是向另一點上進攻，不在症候之上，而是比較地遠在症候的下層，這個處所隻在很奇特的情形之下，才可為我們所接近。那麼，我們究竟要做些什麼工作才可使病人的潛意識進入意識呢？從前我們以為這事很簡單；隻須尋出這種潛意識的材料告訴病人便算完事了。但是現在我們已知道這是一個目光短淺的謬誤。我們知道他的潛意識，與他知道自己的潛意識二者並不是同一回事。我們將所知道的事告訴了他，他可不能達成同化，以代替自己的潛意識的思想，隻是兼容並蓄，事實上很少變動。我們因此不得不仍以形勢的觀點對待潛意識的材料；而應在他的記憶中最初產生壓抑的那一點上去尋求。必須先消除這種壓抑，然後以意識思想代替潛意識思想的工作才可立即完成。但是這種壓抑又如何加以消除呢？於是我們的工作遂進入了第二階段；第一是發現壓抑，其次是消除這種壓抑所賴以維持的抗力。這個抗力如何才能消除呢？依然是：先找出抗力的所在，然後告訴病人。抗力或者起於我們力求消除的壓抑，或者起於更早活動過的壓抑；都是為了抵抗不適意的衝動。因此我們目前要做的工作正和以前一樣；即加以解釋，驗明而告訴病人；但此時是做對了的。抵拒或抗力不屬於潛意識，而屬於自我，自我則必和我們合作，即使它不是意識的，也無妨礙。我們知道“潛意識”一詞在這裡似有兩個含義，一方麵是一種現象，一方麵是一種係統。這聽起來雖然好象模糊難解，但究竟隻是前次所說的話的重述。可不是嗎？我們以前早已說到這一點了——假使我們能因解釋而能辨認出抗力的所在，那麼我們原可望這種抗力和抵拒便因此而消滅。但是我們有何種本能的動力供我們支配而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第一，乃是病人求恢複健康的欲望，使他願和我們合作，第二，是他的理智的幫助，這種理智是因我們的解釋而增強的。假使我們能給他一點提示，那麼病人當然較容易用理智辨認出抗力，而在潛意識中求得與這個抗力相當的觀念。假使我告訴你：“仰頭看天，就會看見一個輕氣球，”或者假使我隻請你抬頭看天，問你能看見什麼，那當然是在前一種條件下，較易看見輕氣球。學生初次看顯微鏡，教師必須告訴他要看什麼，否則鏡下雖然有物可見，而他卻看不出什麼東西。現在請講事實吧！就神經病的種種形式，如癔病，焦慮現象，強迫性神經病等而言，我們的假說都很可靠。我們如用此法求得壓抑，抗力，及被壓抑觀念的所在，那麼就可克服抵抗，打破壓抑，而將潛意識的材料變為意識的材料。我們這樣做時，便明白覺得正當每一抗力被戰勝的時候，病人的心靈內就有一種激烈的決鬥在進行著——兩種趨勢在同一區域內作常態的心理鬥爭，一種是要援助抗力的動機，一種是要打消抗力的動機。第一種是原來建立起壓抑作用的老動機；第二種則為新近引起的動機，可望用來幫助我們解決矛盾。我們因此乃將前已因壓抑作用而暫時和解的鬥爭重複引起，用來作為對於此事的新貢獻，第一，向病人表明舊解決足以致病，而新解決可以恢複健康，第二，告訴他自從那些衝動原先遭拒斥之後，情形已大不相同。因為那時的自我柔弱幼稚，深懼裡比多壓迫的危險，力圖退縮，而現在的自我既較強大，又富有經驗，而且又能獲得醫生的援助。因此，我們可希望再度引起的矛盾，比壓抑作用有更完滿的結果；你們如不相信，請證以我們在癔病、焦慮性神經病，及強迫性神經病中的治療的成功。但是此外尚有他種疾病，情形雖都相似，但我們的治療法未能收效。就這些病症而言，其自我和裡比多之間發生一種矛盾，從而造成壓抑——雖然這個矛盾和移情神經病的衝突有形勢上的差異；此外，我們也可在病人的生活中追溯到壓抑所發生之點；我們便也用同樣的方法，有同樣的把握，給他以同樣的幫助，告訴他以所要求得之事；而且現在和壓抑成立時的時距，也有利於使矛盾有較好的結局。然而我們畢竟未能克服一種抗力，而消除一種壓抑。這些病人如妄想狂者，抑鬱症者，及患早發性癡呆者大概不受精神分析治療的影響。這個原因在哪裡呢？這不是因為智力的缺乏；要受分析自然要有某種程度的智力，但是譬如就最聰明而能演繹的妄想狂者而言，難道是智力不及他人嗎？其他任何推動的力量也並不欠缺；譬如抑鬱症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們也深知自己的病痛之苦；但並不因此而有較易受影響的可能。我們在此又遇到一種愧未能懂的事實，所以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真正具有了解他種神經病的治療能力了。現在若專門討論癔病和強迫性神經病，又會立即遇到第二個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實。病人略受治療之後，對於我們便有一種特殊的行為。我們原以為已將一切可以影響治療的動機力都曾加以相當的注意，而且充分估計到了我們自己和病人之問的情境，因而得出一個最可靠的結論；但是在我們所已估計的以外，好象有什麼沒有估計到的東西忽然侵入。這個意外的新現象，本身就異常複雜；我先舉較常見而簡單者略述如下。病人本來隻應當注意自己的精神矛盾的解決，可是忽然漸漸對於醫生本人發生一種特殊的興趣。凡與醫生有關之事，似乎比他自己的事都更重要，他因此不再集中注意於自己的疾病。他和醫生的關係，也一時變得很為和善；他特彆順從醫生的意旨，極力表示感激，而且表現出出人意外的美德。分析家因此對於病人也很有好感；深慶能有治療這樣和善人品的幸運。醫生若有機會看見病人的親屬，也會聽到病人對他的尊重而感到高興；病人在家讚美分析者不絕於口，以為他有種種美德。親屬們說：“他對於你異常欽佩；異常信任；你說的話，由他看來，竟好象是天啟的真理。”此時也許有明眼人插進一句話：“他除你外，不說任何其他的事，老是引你的話，實太有些令人生厭了。”醫生那時當然很謙遜，以為病人所以尊重他，一是因為希望他能恢複他的健康，二是因為治療的影響，使病人聞所未聞，增加了知識。在這些條件之下，分析也有驚人的進步，病人了解醫生的暗示，集中注意於治療的工作，於是分析時所需要的材料——如他的回憶及聯想——都隨處可得；他的解釋之正確可信，即分析者也感到驚奇，以為這些新的心理學觀念本來深為外界健康人所駁斥，而病人竟如此願意接受，這不能不令人高興了。分析中既有這種和睦共處的關係，於是病人的情形在實際上也漸有進步。然而這種好天氣是不會持久的，總有黑雲掩蔽的一天。因此，分析開始出現困難，病人說自己再說不出更多的東西了。我們無疑地覺得他對於這種工作不再感興趣了，有時你若叫他說出他隨時想到的事，而不必加以批駁，他也聽而不聞了。他的行為不受治療情境的支配；好象他從來沒有和醫生有過表示合作的契約似的；就從表麵看來，也顯然可見他現已因其他秘不告人的事情而分散注意了。這便是治療不易進行的情境。原因是又產生了一種強有力的抗力。這事的經過如何呢？這種事情假使有了解的可能，那麼這個擾亂的原因即在於病人所移施於醫生的一種強烈的友愛感情，而這種感情又不是醫生的行為和治療的關係所可解釋的。這種感情所表示的方式和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隨兩人之間的情形而有所不同。假使一個是少女，另一個是年青的男子，則給人的印象當為常態的；一個女子既單獨和一個男人常相見麵，又談及心腹之事，而這個男人又占有指導者的地位，那麼她對他愛慕，似亦出於自然——但一個神經病女子的愛的能力必不免略有變態，這一事實可暫置不論。兩人之間的情境若愈和這個假定的例子不同，則其傾慕之情也愈不可解。假使一個年青的女人遇人不淑，而醫生則尚未有所愛，那麼她若對他有熱烈的情感，願離婚而委身於他，或此事如不可能，則和他私相戀愛，這仍然是可令人理解的。這種事情，在精神分析以外，也屬常見。但在此種情境之下，女子和婦人們常作出這種驚人的自供，可見她們對於治療的問題持有一特殊的態度：她們已知道，除愛情之外，彆無可以治療她們的方法，而且在治療的開始，她們就已期望從這種關係，最終可以獲得實際生活中所缺乏的安慰。隻是因為有這種希望，她們才忍受分析的麻煩而不惜披露自己的思想。我們可以補說一句：“所以才如此容易了解那些常難接受的事。”然而這種自供狀確實使我們感到駭異，我們所有一切的估計都化為烏有了。我們能在整個問題中竟忽略了這一最重要的元素嗎？事實確是如此；我們的經驗愈多，這一新元素也愈不易否認，這個元素改變了整個的問題，也羞煞了我們科學的估計。就頭幾次而言，我們或以為分析的治療那時不過是遇到一個意外的障礙。但是這種對於醫生的垂愛，就是在最不適宜或竟最可笑的情境之內——如老年的女人和白頭的醫生之間，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引誘可言——也不可免，那我們便不得再視此事為意外，而必須承認它和疾病的性質確有密切的關係了。這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新事實名叫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意思就是說病人移情於醫生，因為受治療時的情境不能用來解釋這種情感的起源。我們更懷疑這個情感起源於另一方麵；即已先形成於病人心內，然後乘治療的機會而移施於醫生。移情的表示可為一種熱情的求愛，也可取較為緩和的方式；假使一個是少婦，一個是老翁，則她雖不想成為他的妻子或情婦，卻也想作他的愛女，裡比多的欲望稍加改變而成一種理想的柏拉圖式的友誼願望。有些婦人知道如何升華自己的移情作用，使其有不得不存在的理由；有些則僅能表現為粗陋的，原始的而幾不可能的形式。但在基本上總是相同的，其起源之相同，為有目者所共見。若要問這個新事實的範圍，便得再加上一點說明。譬如男性的病人究竟有如何的經過呢？這裡，我們至少可望沒有性彆及性的吸引的麻煩。但其根本情形則與婦人一樣；他同樣地傾慕醫生，也同樣地誇大他的品質，也同樣地順從他的意旨，也同樣地嫉妒著一切與他有關的人們。移情的升華較多見於男人和男人之間，直接的性愛則為數較少，正好象病人所表現的同性愛傾向都可表現而成他種方式。又分析家更常見男性的病人有另一種表現方式，這種方式初看起來似與剛才所說過的適得其反——那就是反抗的或消極的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在治療的開始即發生於病人心內，暫時是最強大的動力。這種動力的結果，若可引起病人的合作，而有利於治療的進行，當然沒有人看見它或注意它。反之，一旦變為抗力，那便不得不引人注目了；那時改變病人對於治療的態度的，有兩種不同而相反的心理：１愛的引力已太強大，已露出性欲的意味，所以不得不引起內心對自身的反抗；２友愛之感一變而為敵視之感。敵視情感的發生，大概地說，常較後於友愛情感，且以友愛情感作為掩飾；假使二者起於同時，那便可作為情緒矛盾的好例，這種情緒矛盾支配著人與人之間所有最親密的關係。所以敵視的感情和友愛的感情同表示一種依戀之感，正好象反抗和服從雖然相反，其實都有賴於他人的存在。病人對於分析家的敵視，當然也可稱為移情，因為治療的情境不是引起這種情感的原因；所以用這個觀點來看消極的移情作用，也符合上麵所說的積極的移情作用的觀點。移情作用究竟起源在哪裡？它給我們造成何種困難？我們如何才能克服這些困難？又因此而可得何種便利？這些問題隻是對於分析法作專門的說明時，才可加以論列；這裡僅能約略一提。病人因受移情作用的影響而有所要求於我們，我們當然要順從這些要求；不然，若怒加拒斥，便未免太愚蠢了。要克服他的移情作用，不如告訴他，說他的情感並不起源於目前的情境，也與醫生本人無關，隻不過是重複呈現了他已往的某種經過而已。因此，我們乃請他將重演repetition化作回憶recolle。那時，則常似為治療的大障礙的移情作用，不論是友愛的或敵視的，都可變成治療的最便利的工具，而用來揭露心靈的隱事。然而這種意外的現象總不免使你們驚異，因此，我還得略說幾句以消除你們因此而生的不愉快印象。我們要記得我們所分析的病人的病情究竟還不能算是已告終結，也象生物體那樣在繼續發展著。治療的開始還不足以製止這個發展，但當病人一受治療之後，整個病的進程似立即集中於一個方向——即集中於對醫生的關係。因此，移情作用正好比一株樹的木材層和樹皮層之間的新生層，由此乃有新組織的形成和樹乾半徑的擴大。移情作用一旦發展到這個程度，那麼對於病人回憶的工作便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時我們便可說已不再是診治舊症，而是在診治代之而起的新創立而改造過的神經病了。對於這舊症的新版，分析者可追溯到它的起始，如何發展和變化的，他特彆熟悉這個經過，因為他本人就是它的中心目標。病人的一切症候都丟掉了原來的意義，以適應新起的意義；這個新意義即包含在症候對移情作用的關係之內；不然，也隻有那些可作為這種適應的症候才留存而不消滅。我們假使能治愈這個新得的神經病，就等於治愈了原有的病，換句話說，就是完成了治療的工作。病人若能與醫生有常態的關係，擺脫了被壓抑的本能傾向的影響，則在離開了醫生之後，也仍能保持其健康。移情作用對於癔病、焦慮性癔病及強迫性神經病等的治療，既如此的絕對重要，因此這些神經病都可同屬於“移情的神經病”。無論何人，若能由分析的經驗對移情的事實獲得一個真確的印象，便決不會再懷疑那些在症候中求發泄的被壓抑的衝動的性質了；這些衝動帶有裡比多的意味，再找不出更強有力的證據了。我們可以說，隻是在研究了移情的現象之後，我們才更深信症候的意義乃是裡比多的代替的滿足。可是我們現在覺得應該要更正從前對於治療作用的動的概念，以求得與這一新發現的互相一致了。當我們利用分析而發現用抗力解決常態的衝突時，他需要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幫助他達到我們所期望的解決，從而恢複健康。否則他也許會再蹈覆轍，而使已入意識的觀念又降落到壓抑之下。這個鬥爭的結果不取決於他的理解力——因為他的理解力既不強，也不自由，不足以有此成就——而僅取決於他與醫生的關係。假使他的移情作用是積極的，他便認為醫生有權威，深信他的研究和觀點。假使沒有這種移情，或移情是消極的，那麼醫生及其論點便很難引起病人的傾聽了。信仰起源於愛，最初不需要任何理由。假使理由是被愛者提出的，那麼隻是到了後來，才加以批判的審查。沒有愛作後盾的理由，則不足以使病人或一般人受其影響。所以一個人即就理智的方麵而言，也隻有當裡比多投資於客體時，才有受人影響的可能；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有自戀傾向的人們，雖有最優良的分析術，也恐不易有用武之地。投射自己的裡比多於他人身上的能力當然為一般常態人所共有；神經病人的移情作用的傾向不過是這一通性的變本加厲而已。以如此重要而普遍的通性，竟沒有人加以注意和利用，豈不是非常奇怪嗎？其實已經有人注意和利用了。伯恩海姆以他的敏銳思想，確曾以人類的受暗示性為其催眠說的根據。其實，他的所謂“暗示感受性”也就是移情作用的傾向，隻是因為他太縮小了這種傾向的範圍，以致沒有把消極的移情包括在內。然而伯恩海姆從未說過暗示是什麼，是如何起源的；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沒有解釋的可能。他不知道暗示感受性有賴於性或裡比多的活動。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方法中所以要放棄催眠術，隻是想在移情作用中發現暗示的性質。但是現在我可要暫停一下，讓你們有考慮的餘地。我知道你們這時思想上已有一種激烈的抗議，如不允許你們有發表的機會，就不免剝奪你們的注意力了。我想你們一定會認為：“你終於也承認自己象催眠術者那樣利用暗示的幫助了。我們一直就是這樣想的。然而你卻為什麼迂回曲折地去追求過去的經驗，發明潛意識的材料，解釋種種化裝，消磨了無限時間，勞力和金錢，結果還不過是用暗示為有效的助力呢？你為什麼也象那些忠實的催眠術者，以暗示來治療症候呢？假使你仍以為用這種迂回曲折方法的援助，可使隱藏在直接暗示之後的許多重要的心理學事實顯露出來，那又有誰來證明這些事實的可信呢？它們不也是暗示或無意暗示的產物嗎？你難道不能使病人接受你的想法而有利於你的意見嗎？”你們的抗議非常有味，不得不予以答複。但是今天不能；因為時間已遲。等下一次再說。你們要知道，我決計遵命作答。今天則必須將我所開始說的話作一結束。我曾允許你們，說將借助於移情作用，來解釋我們對自戀神經病為什麼不能收治療之效的原因。我對於這個解釋僅用幾句話就夠了；你們就會知道這個謎是如何地易於猜透，各個事實又是如何地貫串一氣。經驗證明：自戀的神經病人沒有移情的能力，就是有，也是具體而微。他們離開醫生，不是由於敵視，而是由於不感興趣。所以，他們不受醫生的影響；醫生說的話他隻是冷淡對待，沒有印象，因此，對他人可以收效的治療，如起於壓抑的致病衝突的重複引起以及對抗力的克服，對他們卻都不生效力。他們總是固步自封，常自動地作恢複健康的企圖，而引起病態的結果；我們隻是愛莫能助。根據有關這些病人的臨床觀察，我們曾說過，他們一定是放棄了裡比多在客體上的投資，而將客體的裡比多轉化成了自我裡比多。因此，這些神經病便有彆於第一組如癔病，焦慮症及強迫性神經病。他們受治療時的行為也適足證明了這個揣測。他們因為沒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受我們治療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