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討論些什麼，那是你們知道的。當我承認精神分析療法的效力主要有賴於移情或暗示的時候，你們曾質問我，為什麼不利用直接的暗示，從而又引起下麵的這個懷疑：就是，我們既承認暗示占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還能擔保心理學發現的客觀性嗎？我曾允許你們對此事作一完滿的答複。直接的暗示乃是直接授以抗拒症候的暗示，是你的權威與病的動機之間的一種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你不問這些動機，隻要病人壓抑它們在症候中的表示。大概地說，你是否置病人於催眠之下，那是毫無區彆的。伯恩海姆以他的敏銳眼光，一再以為暗示乃是催眠的實質，而催眠本身則是暗示的結果，是一種受暗示的情境；他喜用醒時的暗示，這種暗示和催眠的暗示可達到同樣的結果。我現在究竟先講經驗的結果，還是先作理論的探討呢？請允許我們先講經驗。１９年我前往南錫拜訪伯恩海姆，成為他的一個學生；將他的關於暗示的書譯成德文。好多年來，我都用暗示的治療，先用“禁止的暗示”prohibitory suggestions，後來則與布洛伊爾的探問病人生活的方法結合使用；因此，我就可以根據各方麵的經驗來推論暗示或催眠療法的結論了。據古人對於醫學的見解，一個理想的療法，必須收效迅速，結果可靠，而又不為病人所厭惡；伯恩海姆的方法符合其中的兩種要求。此法收效較分析法迅速，且不使病人有不快之感。但由醫生看來，終嫌單調；因為它對於無論何人總是用同樣的方式，以阻遏各種不同症候的出現，但不能了解症候的意義和重要。這種工作是機械的而不是科學的；有江湖術士的意味，但是為病人計，到也不必計較。就理想療法的第三個條件而言，催眠法可絕對失敗了；因為它的結果並不可靠。有些病可用此法，有些病則否；有些病用此法大有成效，有些病用此法則收效甚微，至其原因，則不可知。更可憾的是治療的結果不能持久；過了些時候之後，你若再和病人談及，又會舊症複發，或易以他症。那時或可再施行催眠。然而背後有經驗者會警告病人，勸他不要因屢受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反而嗜此成癖，好象服用麻醉藥似的。反過來說，催眠法施行之後，有時也能符合醫生的期望；用最少的勞力能收完全治療之效；但收效的條件仍未能理解。有一次，我用短時間催眠的治療，完全醫好一病，病人是一個婦女，她忽然無緣無故地對我忿恨，結果病又複發；後來，我與她和解了，醫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對我恨之入骨。還有一次，我有過下麵的一個經驗：病人也是一個婦女，她的病非常頑固，我曾再三解除了她的神經病的症候，當我正在施診的時候，她忽然伸臂環抱我的頸項。無論你喜歡與否，既發生了這種事件，我們便不能不研究關於暗示性權威的性質和起源了。關於經驗方麵已略如上述；可見丟掉直接的暗示，未必不能代以他種方法。現在聯係這些事實稍加詮釋。暗示法的治療要求醫生的努力要多些，而要求病人的努力則少些。這種方法和大多數醫生一致承認的對神經病的看法不相違反。醫生對神經過敏者說：“你沒有什麼病，隻是患神經過敏；所以我在五分鐘內說幾句話，就可使你的一切病痛完全消除。”然而一個最低限度的努力，不用什麼適當方法的幫助，就能治好一個重症，這與我們關於一般能力的信仰未免太不相容了。假使各種病的情境可以互相比較，那麼由經驗看來，這種暗示法絕對不能治好神經病。但我也知道這個論點並非無懈可擊；世上忽然成功這一類事情也是有的。根據精神分析的經驗，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有略如下述的區彆：催眠術的療法想要將心中隱事加以粉飾，而分析法則在暴露隱事而加以消除。前者在求姑息，後者在求徹底。前者用暗示來抵抗症候，它隻增加壓抑作用的勢力，並不改變症候形成的一切曆程。後者則在引起症候的矛盾中，求病源之所在；引用暗示，以改變這些矛盾的後果。催眠療法讓病人處於無所活動和無所改變的狀態，因此，一遇到發病的新誘因，他便無法抵抗了。分析療法則要病人也象醫生那樣努力，以消滅內心的抗拒。抗力若被克服，病人的心理生活就會有持久的改變，有較高級的發展，而且有抵禦舊症複發的能力了。克服抗力就是分析法的主要成就；病人必須有此本領，醫生則用一種有教育意味的暗示，作為病人的幫助。所以我們可以說，精神分析療法乃是一種再教育。我希望現在總已使你們知道分析法之用暗示與催眠法之用暗示的不同了；前者以暗示輔助治療，後者則專靠暗示。因為我們已將暗示的影響追溯到移情作用，所以你們更可知催眠治療的結果何以如此地不可靠，而分析治療的結果又何以較為持久了。催眠術的成功與否，全看病人的移情作用的條件而定，但是這個條件是不能受我們影響的。一個受催眠的病人的移情作用也許是消極的，最普通的是兩極性的，或許也采取特殊的態度以防止他的移情作用；我們對於這些都無把握。至於精神分析則直接著眼於移情作用，使它能自由發展而為治療的援助。因此，我們儘量利用暗示力，而加以控製；病人於是不再能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暗示感受性，假使他有受暗示影響的可能，我們便對他的暗示感受性加以利導。現在你們或許會認為：分析背後的推動力無論是移情還是暗示，但是我們對於病人的影響使我們的發現在客觀上的正確性是可以令人懷疑的。治療之利可成為研究之害。這是反對精神分析時提得最多的話；這些話儘管沒有理由，但我們也不能以為無理由而置之不理。假使它果有理由，那麼精神分析將不過是暗示治療術的特彆變式而有效的一種；而其所有關於病人過去生活的經驗，心理的動力，及潛意識等的結論，都不必重視了。反對我們的人的確是這樣想的；他們以為我們是先由自己設想出所謂性的經驗，然後將這些經驗的意義假使不是這些經驗的本身，“注入病人的心靈之內。”這些罪狀，用經驗的證據來反駁，要比用理論的幫助會更加令人滿意。任何施行過精神分析的人，都深知我們不能用此法暗示病人。我們原不難使病人成為某一學說的信徒，使他相信醫生的錯誤信仰，他的行為也和其他人一樣，象個弟子似的。然而我們用這個方法隻能影響他的理智，而不能影響他的病症。隻是當我們告訴他，說他在自己內心尋求之事，的確相當於他自己心內所實際存在之事的時候，他才能解決矛盾而克服抗力。醫生推想的錯誤，在分析進行時將會逐漸消滅；而較正確的意見乃取而代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一種很慎重的技術，來防止由暗示而起的暫時的成功；但是即使有此成功，也無大礙，因為我們並不以第一個療效為滿足。我們以為，假使疾病的疑難未得到解釋，記憶的缺失未能補填起來，壓抑的原因未被挖掘出來，則分析的研究就不算完成。假使時機沒有成熟之前，先有了結果，我們就要把這些結果看作分析工作的障礙，而不看成分析工作的進步，我們一定要繼續揭露這些結果所由產生的移情作用，而將已得的療效予以否認。這個基本的最後的特點，就足以使分析療法不同於純粹的暗示療法，而使分析所得的療效異於暗示所得的療效。在其他任何的暗示療法內，移情作用都被細心地保存無恙；至在分析法內，移情作用本身就是治療的對象，常不斷就其種種形式而加以剖析的研究。分析的結果，則移情作用本身必因此而消滅；假使那時伴有成功而又持久，則這種成功一定不是基於暗示，而是由於病人內心已發生的變化，因為病人的內心抗力已借暗示之助而被克服了。防止治療時的暗示所產生的片麵的影響就是不斷地反對抗力的鬥爭，而這些抗力則把它們自己化裝為反麵的敵對的移情。還有一個論證，我們也須加以注意：就是，分析有許多結果，雖可被疑為起於暗示，實則可用旁的可靠材料證明其不是這樣。譬如癡呆症者和妄想狂者，決沒有可受暗示影響的嫌疑。然而這些病人所訴說的侵入意識內的幻念及象征的轉化等，都和我們研究移情神經病人的潛意識的結果互相一致，可見我們的解釋雖常為人所懷疑，但確有客觀的證據。我想你們如在這些方麵信賴分析，必不至於有多大的錯誤。我們現在要用裡比多說來完成對於治療作用的敘述了。神經病人既沒有享樂的能力，也沒有成事的能力——前者是因為他的裡比多本來就不附著於實物，後者則因為他所可支配的能力既用來維持裡比多於壓抑作用之下，便沒有餘力，來表現自己了。假使他的裡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有矛盾，他的自我又能控製裡比多，他就不再有病了。所以治療的工作便在解放裡比多，使擺脫其先前的迷戀物這些迷戀物是自我所接觸不到的，而重複服務於自我。那麼，一個神經病人的裡比多究竟在哪裡呢？很容易找到：它依附於症候之上，而症候則給它以代替的滿足，使能滿足現狀下的一切要求。因此，我們必須控製病人的症候而加以解除——這正是病人所求於我們的工作。但要消滅症候，必須先追溯到症候的出發點，診察它們以前發生的矛盾，然後借過去沒有用過的推動力的幫助，把矛盾引導到一個新的解決。要對壓抑作用作此種考察，必須利用引起壓抑作用的記憶線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特彆重要的是在病人與醫生的關係或移情作用中，使那些早年的矛盾重複發作，病人儘力作出與以前相同的行為，於是我們乃能使他征發自己心靈中所有可用的力，去求得另一解決。因此，移情作用乃是一切競爭力量的互相會合的決鬥場。凡屬裡比多及與裡比多相反抗的力量都無不集中於一點：即與醫生的關係；因此，症候必須被剝奪去它們的裡比多；於是病人似乎就用這種人工獲得的移情作用或移情的錯亂，來代替原來的疾病；而他的裡比多也似乎以醫生這個“幻想的”對象，來代替各種其他的非實在的對象。因此由這個對象而起的新鬥爭，便借分析家暗示的幫助，而升到表麵或較高級的心理平麵之上，結果化成一種常態的精神矛盾。因為此時既避免了新的壓抑作用，自我與裡比多的反抗便從此結束；病人心內便恢複了統一。裡比多既擺脫了暫時的對象、即醫生的時候，就不能回複到以前的對象之上，因而現在便為自我所用了。治療時，我們在這個鬥爭中所遇到的反抗力，一方麵是由於自我對於裡比多傾向的厭惡，從而表示而為壓抑的傾向；他方麵則由於裡比多的堅持性，不願離開它以前所依戀的對象。因此，治療的工作乃可分為兩個方麵：第一，迫使裡比多離開症候，而集中於移情作用；第二，極力進攻移情作用而恢複裡比多的自由。我們要使這個新矛盾有一成功的結局，必須排除壓抑作用，裡比多才不再逃入潛意識而脫離了自我。而此事之所以可能，又是由於病人的自我因分析家暗示的幫助而已有了改變。解釋的工作既將潛意識的材料引入意識，於是自我乃因潛意識的消逝而逐漸擴大其範圍；又因教育而與裡比多取得和解，於是自我也願給裡比多以某種限度的滿足；自我既能使少量裡比多為升華之用，於是對於裡比多要求的畏懼也漸漸減弱了。治療的經過愈接近這一理想的敘述，則精神分析治療的效果也愈增大。如果有障礙，那就是：１裡比多缺乏靈活性，不願離開客體，２病人自戀的嚴格性，不允許有某種程度的客體移情object transference的發展。治愈過程的動力學或可更清楚地略如下述：就是，我們既以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裡比多到我們身上，乃得征集已脫離了自我控製的裡比多的全部力量了。這裡我們要知道，因分析而引起的裡比多的分配，並不能使我們直接推想到從前患病時的裡比多傾向的性質。假定一個病人因為把對待父親的情感移到醫生身上，而病又治好了，我們可不能以為他之所以患病乃是由於他對父親有一種潛意識的裡比多的依戀。父親移情the father transference隻作為一個決鬥場，我們在此製服病人的裡比多而已；至其來源則彆有所在。決鬥場不必即為敵人的最重要壁壘之一；而敵人保衛首都，也不必即作戰於城門之前。隻是移情作用再被解體之後，我們才可在想象中推知疾病背後的裡比多的傾向。現在可再用裡比多說來講夢。一個神經病人的夢，與他的過失及自由聯想一樣，都可以使我們求得症候的意義而發現裡比多的傾向。從欲望滿足在這些傾向中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看出，遭受壓抑的是何種欲望衝動，而裡比多在離開了自我以後，又依附於何種客體。所以夢的解釋，在精神分析的治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就多數的實例而言，它又是長期分析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們已知道睡眠條件本身已可使壓抑作用略為鬆馳。壓抑的沉重壓力既略減弱，於是被壓抑的欲望在夢內，要比在白天症候中有更明白的表示。所以夢的研究是研究被壓抑的潛意識的最便利的方法，而被壓抑的潛意識即為脫離了自我的裡比多的寄托之處。但是神經病人的夢，實質上與正常人的夢並無不同；二者之間簡直無法區彆。我們要說對神經病人的夢的解釋，不能用來說明正常人的夢，那就未免不合邏輯了。因此，我們不得不斷定神經病與健康的區彆隻是就白天說的；就夢的生活而言，這種區彆就不能成立。因此，我們又不得不將關於神經病人的夢和症候之間所得的那些結論移用於健康人。我們必須承認健康的人在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夢或症候的因素；我們必須更以為健康人也可以構成壓抑，而且要花費一定能力來維持壓抑的力量，而且他們的潛意識的心靈也儲藏著富有能力的被壓抑的衝動，而且其中的裡比多也有一部分不受自我的支配。所以一個健康的人，在實質上，也可算是一個神經病人，但他似能加以發展的症候則隻有夢而已。其實，假使你們對於他醒時的生活加以批判的研究，也可發現與此一結論互相抵觸的事實；因為這個似乎健康的生命也有許多瑣碎而不重要的症候。因此，神經質的健康和神經質的病態即神經病的差異可縮小到一個實際的區彆，而且可由實際的結果加以決定——譬如這個人究竟能享樂而活動到如何程度。這個差異或許可以追溯到自由支配的能力與困於壓抑的能力之間的一個比例；這就是說，它是一種量的差異，而不是質的差異。不言而喻，這個觀點給我們下麵的信念提供了一個理論的根據：這就是神經病雖然建立在體質的傾向之上，實質上也是有受治療可能的。因此，我們乃可由神經病人和健康人的夢的一致，而推知健康的屬性。但就夢的本身而言，我們還可作出下麵一個推論——就是，１夢不能與神經病的症候脫離關係；２我們不相信夢的重要性可壓縮為“將思想譯為古代的表現形式”這樣一個公式參閱第二編而無遺；３我們不得不以夢來暴露裡比多的傾向，以及當時實際活動著的欲望的對象。我們的演講現在已快要結束了。你們也許會失望，以為我以精神分析療法為題，結果隻談理論，而不提治療時的情形和療效。但是我也有理由：所以沒有提到治療的情形，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想要你們受實際的訓練以施行分析法的意圖；而所以沒有提及治療的效果，則因為有著幾個動機。在演講的開始時，我曾再三聲明，我們在適當的情境下所收獲的療效，不會亞於其他方麵的醫學治療術上最光輝的成績；我也許還可以說這些成績是他種方法不能得到的。我在此以外如果還要誇大，那就不免有人懷疑我自登廣告，借以抵消反對者的貶斥。醫學界的朋友們，即在公共集會之中，也對精神分析常常施加恐嚇，宣稱如果將分析的失敗和有害的結果公布於世，便可使受害的公眾明白此種療法的毫無價值。姑且拋開這種辦法的惡意不談，就講失敗材料的收集也未必是一種有效的證據，好用來對分析的結果作正確的估計。你們知道，分析療法還很年輕；還需要許多年的經驗才可改善它的技術。由於教授這種療法有種種困難，所以初學的人要比其他專家更得設法發展自己的能力，他的早年所得的結果決不能用來衡量分析療法的充分成就。在精神分析的開始，有許多治療的企圖都不免於失敗，這是因為那時分析家對於不適宜采用分析療法的種種病症也要加以治療，至於我們現在則便因見有某種特征而將這些病除外了。特征也隻可由探索而得。我們最初並未知道妄想狂和早發性癡呆到了充分發展的時候，分析法就不能奏效；我們當然可用此法治療各種錯亂的現象。但是早年的失敗也不是由於醫生的過失，或選擇病症的不慎，而是由於外界情形的不利所致。我隻講過病人內心所不能避免而可以克服的抗力。在病人的環境中所有反對精神分析的外界的抗力，雖少學術上的興趣，但在實際上卻很重要。精神分析的治療正與外科的手術相同，須施行於最適宜的情形之內，才可有成功的希望。你們知道外科醫生在施手術之前，必先有種種布置——例如適宜的房間，充分的光線，熟練的助手，病人親友的回避等。試問外科的手術若都施行於病人全家麵前，家人都圍繞而觀，見割便叫，那還能有多少次可以收效嗎？就精神分析而言，親友們的乾涉實為一積極的危險，我們正不知道如何應付。病人內心的抗力，我們認為非引起不可，應當嚴加防備；然而這些外界的抗力，我們又如何能防禦呢？那些親友們既非任何種的解釋所可說服，我們又不能勸他們站開不管；更不能引為心腹，告以實話，因為這樣做，便不免失去病人對我們的信仰，那時病人將要求——這當然是正當的——我們，以為我們既信托他的親友，就不必以他為治療的對象了。凡是知道家庭分裂內幕的人，作為一個分析家，必不驚怪病人的親人常不願病人恢複健康，而寧願他的病情不要好轉。假使神經病起於家庭的衝突，那麼家中健康的人就會視自己的利益比病人健康的恢複更為重要。做丈夫的既以為妻子受治療時，必將暴露自己的罪惡，無怪他對於這種治療毫無好感；丈夫的抗力加在病妻的抗力之上，則我們努力的失敗和中斷自無內疚可言，因為我們那時要做的，事實上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工作。我不想多舉例，現在隻舉一個病例，在這個病例內，為了職業道德，我也不得不逆來順受。多年前，我對一個少女作分析的治療；她久因有所畏懼，既不敢走出家門口，也不敢獨居家內。經過很久的遲疑之後，她才承認她曾偶然看見母親和一富人表示情感，其後便深以此事為憂。她很不老練地——或很巧妙地——將分析時的討論向她的母親作出暗示，而暗示的方法是：１改變自己對於母親的行為，２自稱除了母親之外，沒有人能解除她獨居時的恐懼，３當母親要出去時，便堅不開門。她的母親本患過神經過敏症，到水療院參觀之後，已痊愈多年了——或者，說清楚些，她在院內和一男人認識，其後過從甚密，頓覺快慰。她因女兒的熱烈暗示而引起猜疑，後來忽然理解到女兒的恐懼的本意了。意思在於將母親軟禁起來，而剝奪她和情人往來的自由。於是她的母親便下一決心結束這一對自己有害的治療。她把女兒送入一接收神經病人的房子內，許多年來，一直指她是一個“精神分析的不幸犧牲品；”我也因此為人所詆毀。我所以不聲辯，是因為被職業道德所束縛，不能宣布這個秘密。幾年後，我有一個同事去訪問這個患空間恐怖症的女子，告訴我說她的母親和那富人的深交已成公開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親諒也默許而不禁。然而對她的女兒的治療卻已為此“秘密”而犧牲了。在大戰的前幾年，各國的病人紛紛前來求診，使我不管彆人對我故鄉的毀譽。我於是定一規則，凡屬在生活的重要關係上，未達法定年齡不能獨立的人，就不代為診治。精神分析家原不必都能作此規定。你們因為我關於病人的親戚發出警告，也許以為我為了分析起見，要使病人離開家族，也許以為隻有離家彆友的人們才可受治療。但是這話也未必對；病人——至少不是疲憊不堪的人——在治療時，如果仍須反抗平常生活所加於他的要求，則遠較有利於治療。至於病人的親戚也須應當注意自己的行為以免損害這種有利的條件，更不應當對於醫生在職業上的努力妄加詆毀。然而我們又如何才能使這些非我們的影響所可及的人們有此態度呢？你們自然也以為病人直接環境的社會氣氛和修養程度對於治療的希望有很大的影響。儘管我們的失敗可釋以這些外界乾涉的因素，但也已經為精神分析治療法的療效力減色不少了！擁護分析的人們曾勸我們將分析法的成績作一統計以抵消我們的失敗。我卻不能同意。其理由是：因為相比的單元若相差太遠，而受治的病症又多不相同，則統計也將無價值可言。而且可供統計研究的時間又太短暫，不足以證明療效是否持久；就多數病例而言，簡直無作記錄的可能。因為病人對於他們的病及治療嚴守秘密，而且健康恢複後也不願輕易告人。反對精神分析的，最重大的理由是，人類在治療的問題上最無理性，難望受合理論證的影響。新式治療有時引起熱烈的崇拜，例如科克初次刊布結核菌的研究成果；有時也引起根本的懷疑，例如傑納的種痘術，實際上是天降的福音，然仍為人所反對。反對精神分析的偏見，莫過於下麵的例子。我們治愈一個很難奏效的病之後，便有人說：“這算不了什麼，經過這麼久的時間，病人自己也會好起來的。”假使病人已經過四次抑鬱和躁狂的交迭，在抑鬱症之後的一個時期內到我這裡求治，過了三個星期，躁狂症又發作了，於是他的親族及其所請來的名醫，都以為此一躁狂症必定隻是分析治療的結果。反對偏見，實在無法可施，你們不見大戰中，無論何種集團國都有偏見，厭恨其他集團國嗎？此時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忍耐著，等這些偏見逐漸隨時間而消滅於無形。也許有一天，這些人會用不同於前的眼光來評斷同一事件；至於他們從前為什麼有不同的想法，仍然是一個不可知的秘密。也許反對精神分析療法的偏見現在已開始緩和了。分析學說的不斷傳播，許多國家中采用分析治療的醫生的日益增加都可引以為證。當我年輕的時候，催眠暗示的治療法正引起醫學界的怒視，其激烈的程度和現在“頭腦清醒”的人對精神分析的駁斥完全相同。催眠術作為治療的工具，確實未能儘如我們的期望；我們精神分析家或可自稱為它合法的繼承人，不應當忘記它對我們的鼓勵和理論的啟發。人們所報告的精神分析的有害結果，基本上限於病人矛盾轉劇後的暫時病象，而矛盾的轉劇或由於分析的太呆板，或由於分析的忽告停止。你們已知道我們處理病人的方法，我們的努力是否使他們永受其害，你們必能作出自己的判斷。分析的誤用可有數種：特彆在荒唐的醫生手裡，移情作用是一種危險的工具。但是醫術治療總難免有人誤用的；刀不能割，外科醫生還要用它嗎？我的講演現在可以結束了。我要說自己這些講演缺點太多而深感慚愧，那決不僅是禮節上的客套。尤其抱歉的，是我偶然提及一個問題，往往答應在他處再行詳講，可是後來又沒有實踐前約的機會。我所講的問題，現在尚未終結，而是正在發展，所以我的簡要敘述，也欠完全。有許多地方，我預備要作結論了，但又未歸納。然而我的目的不想使你們成為精神分析的專家；我隻願使你們有所了解，而引起你們的興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