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次我曾說過，我們將以已經得到的知識，而不以已經引起的懷疑，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然而，以前舉兩例的分析為根據的兩個結論，雖很有趣，但尚未開始進行討論。一我們覺得這兩個例子的病人都“執著”fixed於其過去的某點，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求得擺脫，以致與現在及將來都脫離了關係。他們好象是借病遁世似的；正無異於占時僧尼退隱於修道院中以度殘生。就第一例的病人而言，實際上那早已結束了的婚姻對她的生活產生了無限的影響。她的症候使她得以保持著和丈夫的關係；我們在她的症候內，似可聽見替他辯護，寬恕他，讚美他和為他惋惜的聲音。那時她雖然年輕，還可以吸引其他男人，然而她卻借種種真實的或虛偽的魔術的理由以保存她對於他的忠實。於是她不見生客，不修飾，既坐便不易起立；而且不簽名，不送禮，以免她的所有物落入他人手中。就第二例的病人而言，那年青女子在青春期前對於父親的性愛，此時乃大作其祟。她也知道自己有病就不能和他人結婚，我們可以揣測她的得病是為了不能結婚而可常依戀其父。我們不禁要問：一個人對於生活究竟如何或為什麼采取這種特異的、無益的態度，假使這種態度是神經病的通性，而不是這兩個病人所特有的話。實際上，這確是各種神經病的普遍的，重要的特征。布洛伊爾第一次診察的癔病病人就是她的父親重病而她任看護之時表現執著的。她雖已康複，然而從那時起，總覺得不能應付生活，因為她不能處理一個女人的本份職務。我們因分析而得知，每一病人的症候和結果都足以使自己執著於過去生活的某一時期。就大多數的病例而言，這過去的時期往往是生活史中最早的一個階段，如兒童期或甚至於早在吸乳期內。和神經病人的這種行為最相類似的，可取近來歐戰時的流行病，名叫“創傷性神經病”traumatieuroses的為例。這種病症自然也發生於大戰之前，例如在火車出事或他種危及生命的可怕經驗之後。創傷性神經病基本上和自然發生的，及我們所常分析治療的神經病不同；我們也不能應用關於他種神經病的觀點來說明這種神經病，我想以後再告訴你們什麼緣故。但是，要強調指出的，此病也有完全同於他種神經病的一點。就創傷性神經病而言，對於創傷發生之時的執著就是病源的所在，這是很清楚的。這些病人常在夢裡召回其創傷所由產生的情境；就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病而言，似乎癔病的發作就是將這個情境完全召回。這些病人從前似乎未能充分應付這個情境，現在似乎仍然未能完成這個工作。我們不得不特彆看重這一層，因為我們由此可以明白精神曆程的所謂“經濟的”概念。“創傷的”一詞實在不過是這個經濟的意義。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因為有這個類比，我們也就把神經病執著的經驗稱之為“創傷的”。因此，我們乃為神經病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條件；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能應付一個強烈的情緒經驗，結果便造成了神經病，所以神經病的成因約略類似於創傷病。其實，在１９３至１９５年間，布洛伊爾和我因為要把我們觀察的新事實歸結為理論而厘定的第一個公式，就和這個觀點非常一致。即就第一例和丈夫分居的少婦而言，也和這種說法不相違背；因為她不能“無憾”於有名無實的結婚，因此，仍然執著於她的創傷的情境。然而就第二例依戀其父的少女而言，又立即看出這個公式的欠缺。第一，小女孩對於父親的崇拜，那是一種極平常的經驗，而且常隨年齡的增加而減弱，所以“創傷的”一詞的應用在此便失去了意義；第二，從這個病的經過看來，表明這初次性愛的執著，那時似全無害處，隻是若乾年後，才表現而為強迫性神經病的症候。所以神經病的成因非常複雜而多變化；不過我們感到“創傷的”觀點也不必作為錯誤的觀點而加以放棄，因為它在彆的方麵或許可用為解釋之助。因此，我們剛才采用的出路，又不得不忍心放棄了。這條路此時既已不通，我們必須再加研究，才可有滿意的出路。但是在離開這個“創傷的執著”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應當注意到，這個現象在神經病之外也到處可見；每一神經病都含有這麼的一種執著，但不是每種執著都導致神經病，或都和神經病相結合，或都發生於神經病之時。譬如悲傷可視為對於過去某事的情緒執迷的好例或原型prototype，而且與神經病相同，也完全和現在及將來失去關係。然而悲傷和神經病的區彆，一般人也都能了解。另一方麵，有些神經病卻可稱為病態的悲傷。一個人生活的整個結構，如果因有創傷的經驗而根本動搖，確也可以喪失生氣，對現在和將來都不發生興趣，而永遠沉迷於回憶之中；但是這種不幸的人不一定成為神經病。所以我們不應太重視這個特點而把它看成神經病的一個屬性，雖然這個特點也是常見的和重要的。二現在請轉述我們由分析而得到的第二個結論；對於這個結論，我們可沒有加以限製的必要。就第一例的病人而言，她所做的無聊的強迫動作，及因此而引起的親切的回憶，我們都已知道了；二者的關係如何，我們也曾加以論列，而且也曾由這個關係推想到強迫動作的目的。但是有一個因素卻完全被忽略了，而這個因素是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病人在繼續動作時，並不知道自己的動作與已往經驗的關係；這個關係隱藏在背後；究竟有何種衝動迫促於後，她簡直無從作答。後來因受治療的影響，忽然察覺到這個關係而且能訴說出來。就是在那時，她也不明白作此動作的目的在於修正其過去的痛苦事件，以抬高其親愛的丈夫的身價。她經過長時期和多次的努力之後，才明白而承認這種動機竟能是促使強迫動作實現的動力。結婚次日早晨的情景和病人對於丈夫的柔情，二者組成了我們稱之為強迫動作的“意義”。但她對這個意義的兩方麵都不能了解，她在動作時不了解動作之所由起the Whence和所欲止the whither。所以她的內心一直有某些精神曆程在進行著，而強迫動作乃是它的結果；她照常地知道結果；但在此結果之前的曆程，在意識中則一無所知。伯恩海姆曾試驗催眠，命被催眠者於醒後五分鐘時在臥房內打開一把傘，被催眠者按時作了而不知其故；我們的病人正類似於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在我們心中發生的潛意識的精神曆程unsental processes；隻要任何人對於此事能予以更正確的科學的解釋，我們便樂於放棄關於潛意識精神曆程的存在的推想。假使他們辦不到，我們就願意堅持這種推想；萬一有人抗議，以為在科學上，潛意識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是有名無實的，那麼我們便不得不駁斥他的話之難以理解。有些非實在的東西，居然能產生出像強迫動作那樣實在的顯而易見的東西呢！就第二例的病人而言，基本上也是如此。她定下一個規則，不許長枕和床架接觸，但是她並不知道這個規則的起因、意義和力量。她對於這個規則，無論坦然處之，或力加反抗，或堅決拒不執行；但都無效而非實現不可。她雖想探究原因，也屬徒然。強迫性神經病的這些症候、觀念和衝動，既無人能知其來源，又能抵禦正常的精神生活所不能反抗的阻力，所以即使由病人自身看來，也覺得它們像是來自另一世界的強有力的妖異，或混在人間旋渦中的鬼怪。我們在這些症候之中，顯然可見有一個與其他方麵相隔離的特彆區域的精神活動。換句話說，這些症候大可為潛意識的證據；正因為這個理由，所以隻承認意識心理學的臨床精神病學，對於這些症候也束手無策，隻能稱之為特種退化的象征。強迫觀念和衝動的本身原與強迫動作的實行相同，都不是潛意識的。因為它們如果不侵入意識，必不至於造成症候。但是由分析而發覺的那些前行的精神曆程和因解釋而發現的連鎖關係則確為潛意識的，至少，在病人未因分析研究而明白其經過之前是這樣的。此外請再考慮下列各點：１各種神經病的各個症候都足以證實這兩個例子的所有事實；２病人無論何時何地都不知道症候的意義；３由分析看來，這些症候起源於潛意識的精神曆程，但是在各種順利的狀況下，這些曆程又可一變而為意識的。因此你們可知精神分析如無心靈的潛意識部分，便無所施其技，而且我們還習慣於以潛意識為實有的東西而加以處理。也許你們還得承認，那些隻知有潛意識一詞，而從未分析，或從未釋夢，或從未探究神經病症候的意義和目的的人們，對於這一問題簡直沒有發言的資格。我願再三申明此事以喚起你們的注意；精神分析既可發現神經病症候的意義，可見潛意識的精神曆程的存在有著不可否認的證據——或者，我們至少似有作此假定的必要。但是還有一層。我們因為布洛伊爾的第二個發現——這是他一個人的功績，我以為比第一個發現更為重要——就更明白潛意識和神經病症候的關係了。原來不僅症候的意義總是潛意識的；而且症候和潛意識之間還存在一種互相代替的關係；而症候的存在隻是這個潛意識活動的結果。關於這一層，你們不久便可領會。我和布洛伊爾同有下麵的這個主張：就是，我們每遇一個症候，便可斷定病人心內有某種潛意識的活動，包含著症候的意義。反過來說，這個意義必先為潛意識的，然後症候才可發生。症候不產生於意識的曆程；隻要潛意識的曆程一成為意識的，症候必將隨而消滅。你們由此立即可以知道這裡就是精神治療的出路，就是消滅症候的一個方法。布洛伊爾曾用此法使他的病人恢複健康，或消除症候的束縛；他發現了一個方法，使病者把含有症候意義的潛意識曆程引入意識，那些症候就隨之消滅了。布洛伊爾的這個發現並不是推理的結果，而是由於病人的合作，然後才能進行這個幸運的觀察。你們不要勉強將此事和你們已知的事互相比擬以求有所了解；你們應當承認這基本上是一種新事實，可用來說明許多旁的事實。因此，我還要把此事加以引申如下。症候的形成實為潛意識中他事的代替。有些精神曆程，在正常的狀況下，必待發展到病人在意識內明白知道才罷。假使不能如此發展；或假使這些曆程忽然被阻而成為潛意識的，那麼症候便隨之而起。因此，症候就是一種代替物；假使我們能用精神療法而使這個曆程重新還原，那麼我們就可完成消除症候的工作了。布洛伊爾的發現仍然是精神分析療法的基礎。由後來研究的結果看來，可以證明症候消滅於潛意識的曆程成為意識的曆程之時，雖然要實行這個話，必將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難。我們的治療工作就是將潛意識的某事轉化為意識的某事；隻有這個變化產生之後，我們的工作才可完成。現在要再說幾句題外的話，不然你們會推想這個治療的效果未免完成得太容易了。依據我們已得的結論，神經病乃因不知道其所應當知道的精神曆程而成。這很像蘇格拉底的罪惡成於無知那句名言了。在分析的時候，有經驗的分析家常很容易知道病人的潛意識情感究為何種。所以治療起來應當沒有多大困難，你隻須告訴他這個知識，免除他的無知便夠了。症候的潛意識的意義至少有一方麵容易用此法治療，雖然另一方麵——即病人生活的已往經驗與症候的關係——是不容易由此推測而知的；因為分析家本來不知道病人的所有經驗，隻好等病人記起來再告訴他。但就這一層說，有許多時候，也可假道以求。我們或可向病人的親戚朋友探問他已往的生活；他們往往知道什麼事引起他的創傷；或能將病人所不知道的事訴述出來，因為這些事發生於病人的幼童時期。現在如果將這兩種方法合用起來，則病人的無知的病源或許不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消除。要是這樣就好了！但事情又出於我們的最初意料之外。這個知和那個知互不相同。知的種類不一，在心理學上決沒有同等的價值。莫裡哀說得好“Ily a fagots et fagots”〔人各不同〕。醫生方麵的知和病人方麵的知不同，也沒有相同的效果。醫生將自己所知道的告訴病人，那是沒有效果的。這樣說也許不夠確切。我們可以說這個辦法確不足以使症候消失；但是它另有一種效果，使分析得以進行，而其第一個結果往往是一種堅決的否認。病人已經知道了前所未知的事——即症候的意義，但是他所知道的仍很有限。因此，我們乃知道無知也不止僅有一種。我們對於心理學問題須有湛深的了解，才可知道這些無知的區彆。然而“知道症候的意義便可使症候消失”這句話，仍不失為真理。其所必需的條件是：這個知識必須以病人內心的改變為基礎，而這個內心的改變又隻成於以此為目的的精神治療。我們於是在此碰到許多問題，不久就可視為症候構成的動力學了。這裡我不得不打住話頭，而要問你們不覺得我所說的話太深奧而雜亂嗎？我有沒有往往說了一段話又加以限製；引起一連串思想，又任它掉落；以致使你們莫名其妙？假如真是如此，那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很不願意為求簡單而犧牲真理，我寧願使你們充分覺得這個學科的複雜和困難，而且相信我告訴你們的話如果你們一時不能領受，那也是毫無妨礙的。我知道每一聽眾和讀者都能將所聽見和所讀到的事實整理排列得適合自己的心意，縮長為短，化繁為簡，而將自己想要記得的摘略出來。大概地說，這句話是不錯的：就是，開始時聽得越多，最後所得也越豐富。因此，我希望我的話雖很繁雜，但是你們卻已懂得我所說的關於潛意識、症候的意義，以及二者的關係等各個要點了。你們也許還懂得我們此後的努力將循著兩個方向進行：１知道人們如何得病，如何對於生活采取一種神經病的態度：這是一個臨床的問題；２知道他們如何由神經病出發而產生病態的症候；這仍然是一個精神動力學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必定有一個互相接觸之點。今天我不想再進一步討論了；但因下課時間未到，請你們注意上麵兩個分析的另一特性；那就是記憶缺失或健忘症the memapsor amnesias，這又是以後才可完全明白其重要性的一點。你們已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療可歸納為下麵一個公式：就是，凡屬潛意識內的病原都須進入意識之內。現在這個公式又可代以另一公式：就是，病人所有的記憶缺失都必須加以補充，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設法消滅他的健忘症；你們聽到這話，或許不免驚怪。其實這話的意思還是一樣；即我們必須承認，症候的發展和健忘症之間有一種重要的關係。但是假使你們考慮前所分析的第一例的病人，你們就會發現這個健忘症的觀點難於證實；因為那喚起強迫動作的情境，病者尚未淡忘，卻仍明白記得；對於形成症候的他種因素也未曾忘記。就第二個例，那舉行強迫儀式的少女而言，其記憶也相同，不過較欠明了而已。她前幾年的行為如堅持將父母和自己的臥房之間的門開著，使母親不再睡在父親的床上等事，她都確實未曾遺忘，而且明白記得，隻是自覺不安而已。特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例的病人，她雖曾無數次地實踐她的強迫動作，但從未有一次覺得它和結婚之夜以後的情景有類似之點；即當要求她直接探索其強迫動作的起源時，她也不曾記起此事。同樣，就第二例的少女而言不僅其儀式夜夜照例重行排演，即其儀式所由產生的情境也無不如是。二者都沒有真正的健忘或記憶缺失；但是那理應存在無恙而可用以引起記憶的線索卻都已被剪斷了。這種記憶的障礙便足以產生強迫性神經病了；至於癔病，則有所不同。癔病常以範圍較大的遺忘為其特征。大概地說，對癔病的每一單獨症候的分析，都可引起已往的整個印象的線索；這些印象在被記起以前，可說是真正地被遺忘了。這個線索一方麵逆溯而至最早的幼年，所以癔病的遺忘，好像和嬰兒期的遺忘有一貫的關係，我們所以不明白精神生活的最早印象，就是由於嬰兒期的遺忘。另一方麵，使我們驚奇的是，病人所有最近的經驗也易被淡忘，尤其是致病或使病加重的誘因，若不完全遺忘，也必至少有一部分記不起來。那些重要的細節或者完全忘掉，或者為假象所代替。大概地說，那些新近經驗的回憶，總設法躲開分析者的注意，而使病人的整個經驗留下一個引人注目的缺口；一直要到分析行將結束之前，新近經驗的回憶才在意識中浮現出來。這些記憶能力的損壞，我已說過是癔病的特征，而且有時症候性狀態即癔病的侵襲〔the hysterical attacks〕雖已發生，卻不必留有可以回憶的痕跡。因為強迫性神經病與此不同，所以我們可以推定這些遺忘的現象，乃是癔病的心理性質的一部分，而不是一般神經病的通性。這個區彆的重要性可因下麵的討論而減少。一個症候的意義係由兩種因素混合而成；即其來源its whence和趨勢或原因itswhither or why，換句話說，即１症候所由發生的印象和經驗，及２症候所欲達到的目的。症候的來源可分析而為種種印象，這些印象都來自外界，當初必曾經是意識的，後來可因被遺忘而成為潛意識的。至於症候的原因或趨勢則常為內心的曆程，最初或可為意識的，但也可永遠不為意識的，始終逗留於潛意識之內。所以症候的來源或症候所賴以維持的印象是否也被遺忘，和癔病一樣，都是不大重要的；至於症候的趨勢，一開始既可能是潛意識的，所以足以使症候有賴於潛意識。這在癔病和強迫性神經病中都莫不如此。我們既然如此看重精神生活的潛意識，當然不免引起人類對於精神分析的怨恨。你們不要因此驚異，以為這個反抗是由於對潛意識不易了解，或者不易求得潛意識存在的證據，我相信它有一種更深的動機。人類的自尊心曾先後從科學手內受了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是知道我們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僅僅是無窮大的宇宙體係的一個小斑點，我們把這個發現歸功於哥白尼，雖然亞曆山大的學說也曾表示過近似的觀點。第二次是，生物學的研究剝奪了人的異於萬物的創生特權，淪為動物界的物種之一，而同樣具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獸性：這個“價值重估”的功績成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查理·達爾文，華萊士，及其前人的鼓吹，也曾引起同時代人的最激烈的反抗。然而人們的自尊心受到了現代心理學研究的第三次最難受的打擊；因為這種研究向我們每人的“自我”證明就連在自己的屋裡也不能自為主宰。而且隻要能得到少許關於內心的潛意識曆程的信息，就不得不引以自滿了。其實要人類觀察內心的，也不僅是我們精神分析家，更不是從我們才開始的；我們不過是堅決地主張這是自己的本份，並堅決地用各人視為秘密的經驗證據作出支持罷了。世人普遍地非難精神分析，甚至於不顧學者的態度和嚴謹的邏輯，就是由於這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我們又在另一方麵，被迫擾亂了世界的安寧，這一層你們不久便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