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會進行到更遲階段，賓客之間的交談又重新做了調整。克萊門茨感到無聊，坐在那張兩用長沙發一頭翻閱一本《佛蘭德派（Flemish，十五至十九世紀佛蘭德畫家形成的一個繪畫流派。）畫家傑作集》，這本畫冊是維克多的母親送給孩子的，後來他又留給普寧了。瓊坐在一個腳凳上，緊挨著她丈夫的膝蓋，寬大的裙子上放著一盤葡萄，正在琢磨什麼時候告辭才不至於傷害鐵莫菲的感情。彆人都在聽哈根就當代教育問題發表高論：“你們也許會笑……”他一邊說，一邊向克萊門茨投了個尖銳的眼色，後者搖搖頭，表示拒絕接受這一指責，接著把那本畫冊遞給瓊；指著裡麵某一張突然引起他興趣的畫兒。“你們也許會笑，可我敢說惟一擺脫困境的辦法——隻要一點兒，鐵莫菲：好好，夠了——就是把學生統統鎖在隔音室裡，乾脆取消講堂。”“對，應該那麼辦，”瓊小聲衝她丈夫說，把畫冊又遞還給他。“我很高興你同意我的意見，瓊，”哈根接著往下說。“可我因為闡述了這套理論而被人稱為enfant terrible（法文，搗蛋鬼。），不過，等你們聽我講完之後也許就不會那麼輕易地同意啦，各門學科的講座儘可能都給灌成唱片，供隔離開來的學生選聽……“可是教師的個性，”瑪格麗特·賽耶說，“肯定在他講課的時候起點作用啊。”“根本沒用！”哈根喊道。“悲劇就在於此！舉例來說，有誰需要他”——他指著容光煥發的普寧——“誰需要他的個性呢？沒人要！他們毫不理會鐵莫菲那種絕妙的個性。現世要的是一台機器，而不是一個鐵莫菲。”“可以叫鐵莫菲上電視廣播嘛，”克萊門茨說。“噢，那敢情太好啦，”瓊衝她的主人微笑著說，貝蒂也連連點頭。普寧向她們深深鞠躬，還張開兩臂做個“我被繳了械”的姿勢。“您對我這個引起爭議的計劃有何高見？”哈根問托馬斯。“我可以把托姆的想法講給您聽，”克萊門茨說，眼光依舊注視著腿上打開來的畫冊裡麵那幅畫。“托姆認為最好的教學方法就是靠課堂討論，也就是說讓二十個年輕的傻瓜和兩個趾高氣揚、發精神病的家夥，就一個他們和老師都鬨不明白的題目進行五十分鐘的討論。喏，最近三個月，”他毫無邏輯地轉了話題，“我一直在找這張畫兒，今兒個總算找到了。我那部關於‘手勢哲學’的新著，出版商要一張我的相片。瓊和我都記得我們不知在什麼地方見到過一位大師畫的古人像十分像我，可又記不清他的時代了。可您瞧，就在這兒呐，就在這兒呐。需要修描的地方隻不過是加一件運動衫，取消這位戰士的手就行了。”“我必須得抗議，”托馬斯開始說。克萊門茨把打開的畫冊遞給瑪格麗特·賽耶看，她哈哈大笑起來。“我得抗議，勞侖斯，”托姆說。“比起那種老式的死板的講課辦法來，在廣闊歸納的氣氛中的這種輕鬆自在的討論，對教育來說，是一種更切合實際的做法。”“當然，當然，”克萊門茨說。普寧要給瓊的酒杯再斟滿，她急忙站起來，用小手捂住杯子。賽耶夫人看看手表，又看看她的丈夫。勞侖斯張嘴打了個小嗬欠。貝蒂問托馬斯認不認識一個住在古巴聖克拉拉的、名叫福格曼的蝙蝠專家。哈根要一杯白開水，啤酒也行。他長得像誰呀？普寧驀地想到。埃裡克·溫德嗎？為什麼？他倆在體形上可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