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時後，瓊朝幾盆放在日光室（smi-porch，玻璃窗戶很多的曬日光用的房間。）的窗戶格扇裡受陽光照曬、發蔫的仙人掌掃了一眼，看到鄰居漂亮的磚房大門前有一個身穿雨衣、沒戴帽子、腦袋瓜子銅球般鋥亮的男人樂嗬嗬地在按鈴。那條蘇格蘭種老狗在他身旁，樣兒跟他一樣老實。丁瓦爾小姐手裡拿著拖把走出來，先把那條慢性子而氣派軒昂的狗叫進屋去，然後把隔牆克萊門茨的住處指給普寧看。鐵莫菲·普寧在起居室裡安頓下來，兩條腿po amerikanski（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文。）（照美國人那種方式）搭起來，開始說些無關緊要的細節。簡單扼要地報了報履曆。一八九八年生於聖彼得堡。一九一七年雙親皆死於斑疹傷寒。一九一八年來到基輔。參加白軍五個月，先充當“野戰電話接線員”，後調至軍事情報處。一九一九年從紅軍入侵的克裡米亞逃到君士坦丁堡。大學結業於……“唷，那一年我還是個孩子，也正巧在那兒，”高興的瓊插嘴說，“我爹奉政府委派到土耳其去辦一件公事，把我們一塊兒帶去了。咱們沒準兒見過麵咧！我還記得土耳其話水是怎麼說的呢。還有一個玫瑰園……”“土耳其話水是‘蘇’，”普寧順口說道，他肯定是一位語言學家，接著他又開報自己那段迷人的經曆：大學結業在布拉格，與各個科學機關都有聯係。隨後——“嗯，長話短說：一九二五年起住在巴黎，在希特勒發動戰爭的初期離開了法國。就來到這裡，成了美國公民。眼下在溫代爾學院教俄語這類課程。有關情況可向德語係哈根主任那兒了解，或者向學院單身教師宿舍打聽也可以。”他在那邊住得不舒適嗎？“人太雜，”普寧說。“愛打聽彆人閒事的人太多。而現在對我來說最需要的是不受乾擾，清靜獨處。”他用拳頭堵住嘴咳了一聲，發出一種出奇的甕音（不知怎地叫瓊想起自己遇見過的一位名叫堂·哥薩克的職業演員），接著他乾脆聲明：“我得預先說明：我的牙得統統拔掉。一種挺討厭的手術。”“好吧，請上樓看一看，”瓊歡歡喜喜地說。普寧仔細察看伊莎貝爾那間鑲白邊的粉紅牆臥室。雖然天色純白，卻突然下雪了，慢慢飄下來的雪花在那麵沒人使用的穿衣鏡上映出閃閃亮光。普寧有條不紊地審閱了床上那本霍克的：《姑娘和一隻貓咪》，以及書架頂上那本亨特的《落後了的孩子》。然後，他在窗戶旁邊用手試試溫度。“始終保持恒溫嗎？”瓊朝暖氣片奔過去。“滾燙的，”她聲明道。“我是問——９９liｂ?空氣流通嗎？”“嗯，非常流通。這兒是洗澡間——小一點，不過全九九藏書歸您一人使用。”“沒有淋浴設備嗎？”普寧一邊抬頭看，一邊問。“也許這樣更好。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的沙多教授，有一次洗澡滑倒，不幸把一條腿摔斷了兩處。現在我得考慮考慮。您打算收多少房租呢？我這樣問，是因為我付的錢不會超過一塊錢一天——當然不包括山（膳）費。”“行，”瓊爽朗一笑，高興地說。當天下午，普寧的一位學生查爾斯·麥克白斯（普寧常說，“根據他的作文來判斷，這人必是個瘋子。”）熱情地用一輛左邊沒擋泥板、病歪歪的青紫色汽車把普寧的全部家當都運來了。普寧提前在一家新開張而買賣並不興隆、字號為“雞蛋和咱們”的小飯館裡吃了中飯，他經常照顧這家飯館，純屬憐憫它的失敗，然後我們這位朋友便開始帶著認真而愉快的心情布置新居，使之普寧化。伊莎貝爾青年時代的痕跡已經隨她而去，如若不然，也被她母親根除了，可是兒童時代的遺跡卻不知怎地依然給保存了下來。普寧為了安置好自己的東西：一盞精巧的太陽燈啦，一台用玻璃膠紙粘牢的、破盒裝著的、個兒挺大的俄文打字機啦，五雙頂著鞋楦子的、漂亮而奇小的皮鞋啦，一個比去年炸了的那個要差得多的、連磨帶煮的咖啡壺啦，兩個夜夜進行同樣比賽的鬨鐘啦，以及七十四部大都是溫代爾學院圖書館收藏的、裝訂得挺結實的俄文期刊合訂本，他先周到地把屋裡原來的一些東西放逐到樓梯過道裡的一把椅子上，這包括六本被遺棄的書，諸如《家庭養鳥》、《在荷蘭度過的歡樂日子》和《我的啟蒙辭典》（“內附六百多幅描繪動物、人體、農場、火焰等方麵的插圖——均經科學性選擇”），另外還有一個孤零零的串孔的木念珠。瓊老愛說“叫人可憐”這個字眼，未免用得太濫了點，這當兒又說她想請那位叫人可憐的學者下樓來跟他們的客人一塊兒喝杯酒，她丈夫答道他本人也是一位叫人可憐的學者，設若她非那樣乾不可，那他本人隻好出門去看電影。但是，瓊上樓去邀請普寧，他卻謝絕了，很簡單地說他決計不再喝酒。九點鐘左右，三對夫婦和恩特威斯爾蒞臨，到了十點鐘，這個小小的聚會達到了高潮，瓊正跟漂亮的格雯·考克瑞爾聊天，忽然發現普寧穿著綠毛線衫，站在那扇通往樓梯腳的門外，手裡高舉一個平底無腳酒杯讓她看。她連忙奔過去——這當兒她丈夫差點兒跟她撞個滿懷，因為他也正匆匆走過去叫英語係主任傑克·考克瑞爾彆再表演了，傑克背朝普寧，正在用他那著名的表演逗哈根太太和布勞倫吉太太樂呢——校園裡有許多人背地裡模仿普寧那副模樣兒，傑克是學得惟妙惟肖的幾位人士之一。他所模仿的原型人物這時在跟瓊說話：“澡房裡的這個杯子不乾淨，還有彆的不99csw.順心的事。地板透風，牆也透風……”哈根博士，一個和顏悅色、長方臉的老頭兒，也發現了普寧，便高高興興地跟他打招呼。不大一會兒工夫，普寧那個平底杯子就給換成了一杯威士忌蘇打，他也經人介紹給了恩特威斯爾教授。“Zdrastvuyte kak pozhivaete horosho spasibo（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文，您好，過得怎麼樣，好，謝謝。）。”恩特威斯爾精彩地學說了一連串俄語——真格的，他倒有點像一位神情和藹、穿著便服的沙皇時代的上校。“有一天晚上，我在巴黎，”他接著說，一邊眨巴著眼睛，“在那家有歌舞表演的‘烏果樂克’（Ougolok，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文，旮旯。）餐館裡也這樣嘰裡咕嚕說了一通，叫一群尋歡作樂的俄國人當真以為我也是他們偽裝成美國人的同胞咧，你們不知道吧。”“不出兩三年，”普寧有一搭沒一搭地插嘴說，“人家也會把我當作美國人啦。”除了布勞倫吉教授，大家都哈哈大笑。“我們會在澡房裡給您加個電爐，”瓊一邊遞給普寧一些橄欖果，一邊私下裡跟他說。“爐子怎麼樣？”普寧猜疑地問。“等著瞧吧。還有什麼不滿意嗎？”“還有——聲音的乾擾，”普寧說。“樓底下什麼聲音我都聽得一清二楚，不過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我想，不大合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