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溫代爾學院著名的鐘聲正在和諧地鳴響。勞侖斯·格·克萊門茨是溫代爾的一名學者，他講授的惟一受歡迎的課程是手勢哲學，他的妻子瓊是潘代爾頓三十年代的校友，夫婦倆新近剛跟女兒伊莎貝爾分離，她是她爸爸最好的學生，念到三年級就跟該校一名畢業生結婚了，那個小夥子目前在遙遠的西部一個州裡乾技術活兒。鐘聲在銀白色的陽光下響得悅耳動聽。朝窗戶望去，嵌在窗框裡的溫代爾小城鎮的景色——用白漆漆過的房屋，黑黲黲的樹枝——就像是小孩用一種缺乏空間深度的簡單透視感所繪製的一幅以青灰色山巒為背景的圖畫；樣樣東西都蒙著一層漂亮的白霜；一些停著的汽車的光亮處閃閃發光；丁瓦爾小姐的那條身子像小公豬那樣圓滾滾的蘇格蘭種老狗，已經在瓦倫大街和斯貝曼小巷兜了一圈回來；但是，不管鄰居多麼和藹可親，景致多麼美，鐘聲多麼變化無窮，也沒法使這個季節變得柔和；兩個星期後，這個學年經過一段沉思般的歇息就將進入頂頂鬱悶的階段——春季學期，克萊門茨兩口子感到沮喪而憂慮，孤零零地住在他們那所通風良好的老宅裡，如今這所房子就好像某個減輕了三分之一體重的傻瓜，皮肉鬆弛，衣服寬肥，在他們周圍晃蕩。伊莎貝爾畢竟太年輕，太不成熟，他們對她的姻親也確實不大了解，隻在那間租用的大廳裡見到過一些經挑選來參加婚禮的賓客，個個長著杏仁餅似的白臉，富於幻想的新娘子沒戴眼鏡，什麼也瞧不見。校鐘在音樂係積極分子羅伯特·特萊伯勒博士的熱心關照下，還在美妙的空中鳴響，而且越來越響；勞侖斯，金發碧眼，禿頂，胖得影響健康，正在吃他那頓橘子加檸檬的簡樸的早餐，同時在批評那位法語係主任，瓊今天晚上就要把他請到家裡來跟戈德溫大學的恩特威斯爾教授見麵。“你究竟為什麼，”他斥責道，“要請那個乾巴討厭的家夥，教育界的一根灰泥支柱，布勞倫吉到咱們家來啊？”“我喜歡安·布勞倫吉嘛，”她說，還連連點頭加強她這種肯定和感情。“一隻俗不可耐的老貓！”勞侖斯喊道。“一隻叫人可憐的老貓，”瓊喃喃地說——就在這當兒特萊伯勒博士的鐘聲停了，電話鈴聲卻又接著在過道裡響了起來。從技術上來講，敘述者把電話兩頭的對話巧妙地結合起來的藝術手法，尚遠遠落後於那種處理古老城鎮陋巷裡房間對房間或窗戶對窗戶之間的對話的藝術手法，那種古老的城鎮裡，水可寶貴得很，驢子受罪，街頭販賣毛毯，還有伊斯蘭教寺院的尖塔啦，外國人啦，甜瓜啦，以及清晨蕩漾的回聲。瓊輕快地跨大步趕到那個催人去接的電話機前，拿起話筒說了聲“哈羅”（眉毛挑起，眼睛轉動），對方是個空洞、沉靜的聲音；她隻聽到一陣不拘禮節的、平穩的喘氣聲，接著那位喘氣的人用一種謹慎的外國口音說：“請稍等一下。”——這可太荒唐了，他接碴兒喘氣，也許還哼啊哈的，甚至於微微歎氣，同時伴隨著翻小本子的窸窸窣窣的聲音。“哈羅！”她又說了一聲。“您是，”那聲音小心翼翼地問，“費爾太太嗎？”“不是，九-九-藏-書-網”瓊說完就掛斷了電話。“何況，”她輕鬆地扭回廚房，又衝她丈夫說，後者正在嘗她那塊準備自己吃的鹹肉，“傑克·考克瑞爾還認為布勞倫吉是一位頭等行政管理人員呐，這點你沒法否認。”“誰來的電話？”“有人找什麼福爾或法爾太太。你瞧，你要是存心不聽喬治的忠告——”（指他們的家庭醫師奧·喬·海姆大夫）“瓊，”勞侖斯吃完那塊乳白的鹹肉，心情舒坦多了，他說，“瓊，親愛的，你忘了昨天對瑪格麗特·賽耶說過你想找個房客嗎？”“哎呀，怎麼給忘了，”瓊說——電話鈴又熱情地響了起來。“很明顯，”還是方才那個聲音，很自然地接著剛才的話碴兒說，“我錯用了通知人的姓名。您是克萊門茨太太嗎？”“對，”克萊門茨太太瓊說。“我是，呃，”接著出現一個挺怪的“噗”的爆破音。“我在俄語班任教。眼下在圖書館工作半日的費爾太太說——”“對——賽耶太太，我知道。那麼，您想看看那間房嗎？”他想看看。半小時左右就過來瞧瞧，行嗎？行，她可以在家中恭候。喀噠一聲，她把話筒掛上了。“這回是誰打來的？”她丈夫一邊扭頭問，一邊用他那長滿雀斑的胖手扶著樓梯欄杆，正打算到樓上書房裡去尋求寧靜。“一個破裂了的兵乓球。俄國偖。”“普寧教授，老天爺！”勞侖斯喊道。“‘我很了解他：他是枚飾針——’不行，我絕對不允許那個怪物住在我家裡。”他粗暴地嗵嗵爬上樓。她在背後問：“勞爾（Lore，勞侖斯的昵稱。），你昨天晚上寫完那篇文章了嗎？”“差不多了。”他已經在樓梯拐角那兒轉彎了——她聽見他的手在樓梯欄杆上蹭出來的吱吱聲，接著又是一陣捶打聲。“今天就得把它完成。首先我還得準備那個該死的EOS（Evolution of Sense三詞的首字母。）測驗。”EOS是指他講授的那門最了不起的課程——“意識的演變”（十二名學生選修了這門課，可是連一位冷漠的信徒也沒有），開場和結尾都是這句注定早晚有一天會被人濫加引用的詞兒：意識的演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胡鬨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