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就像遭到一場流行病的襲擊，空空蕩蕩，死氣沉沉，隻有幾個“穿著得體”的囚徒在樓群中間徜徉。當然了，我們首先得淋浴，集中營的主管在浴室旁等著我們。他很健壯，寬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頭發，看上去挺和藹，灰藍色的眸子不時閃出一絲笑意。我們這批人中有幾個十一二歲的人，軍官對他們很有興趣，命令拿東西給他們吃。我們發了新衣服，住進兩個帳篷裡。我們在那裡等候分配，編入不同的勞動隊，然後分到某座樓裡。傍晚，勞動隊從工地回來了。點完名，我們開始尋找相識，向“老資格”們打聽哪個勞動隊最好，應當去哪座樓。囚徒們一致認為：“布納是個好集中營，人們能保持體麵，最好不要分到建築隊……”我們好像可以隨意挑選似的……管我們那個帳篷的是一個德國人，長著一張屠夫臉，厚嘴唇，兩隻手就像狼爪子。集中營的夥食看來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幾乎走不動路。他與集中營主管一樣，喜歡小孩兒。我們剛一到，他就叫人給孩子們拿麵包，還有湯和麥淇淋（其實，這種感情不是出於利他主義，我後來才知道，這裡的同性戀者們一直拿孩子做交易）。“你們將和我一起呆三天，隔離檢疫。而後，你們就得乾活。明天體檢。”他的助手—— 一個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轉——朝我走來：“你想進一個好勞動隊嗎？”“當然，但是，我要和我父親在一起。”“沒問題，”他說，“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點兒施舍：你的鞋。我會給你換一雙。”我拒絕給他鞋。我一無所有，隻剩這雙鞋了。“我還可以給你一份帶麥淇淋的麵包……”他喜歡我的鞋，我卻舍不得。後來，他還是把鞋拿走了，但什麼都沒給我。體檢是在露天進行的，第二天一早，來了三個醫生，他們坐在凳子上。第一個醫生什麼都沒檢查，隻問我：“健康嗎？”誰敢說自己有病？牙醫卻好像比較細心，他要我張開嘴。實際上，他不是看人們有沒有壞牙，而是看有沒有金牙。誰鑲了金牙，就把誰的號碼記下來。我有一顆包金牙……頭三天很快過去了。到了第四天，我們在帳篷前排隊時，突然來了幾個囚頭，是來挑人的：“你……你……你……”他們伸手東指西指，像挑選牲口或商品似的。我們跟著一個年輕囚頭，他叫我們在第一座樓門口站住，那兒離集中營大門很近，是管弦樂隊的樓。他揮手讓我們進去，我們十分驚訝：難道要我們與音樂打交道嗎？樂隊在演奏進行曲，他們總是演奏進行曲。幾十個勞動隊和著音樂，踏著節拍，朝工地走去。囚頭們喊著口號：“一二一，一二一。”黨衛軍拿著筆，記錄離去囚徒的人數。樂隊繼續演奏同樣的樂曲，直到最後一支勞動隊走過去。然後，指揮棒停下來，樂隊不再演奏。囚頭吼了一聲：“列隊！”我們與樂師們一起站隊，五人一列。我們離開了集中營，沒有音樂，但步伐整齊，耳畔依然回蕩著進行曲的餘音。“一二一，一二一！”我們與身邊的人，也就是樂師們，交談起來。他們差不多全是猶太人。朱利克是波蘭人，戴著一副眼鏡，蒼白的臉上掛著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蘭，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說集中營裡禁止演奏貝多芬的音樂：猶太人不許演奏德國音樂。漢斯來自柏林，很年輕，很機智。工頭是波蘭人，叫佛萊尼克，以前是華沙的學生。朱利克對我說：“我們在電料庫裡乾活，離這兒不遠。工作不難，也沒什麼危險。隻是囚頭埃戴克，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發瘋，你最好離他遠點兒。”“你很幸運，小家夥，”漢斯說，臉上掛著微笑，“你進了一個不錯的勞動隊……”十分鐘後，我們站在倉庫前。一個德國雇員，是個平民——我們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語，意思是“主人，師傅”。）——來見我們。他打量著我們，就像店鋪老板打量一堆剛送來的破布。我們的同誌講得對——工作不難。我們坐在地上，數螺栓、燈泡和形形色色的電工零件。囚頭發表了一通長篇大論，講這份工作如何重要，並警告我們，誰要是偷懶，就會受到懲罰。新同誌告訴我：“彆擔心。當著Meister的麵，他必須這樣講話。”這兒有許多波蘭人，還有幾個法國女人。女人們默不作聲，用眼睛問候樂師們。工頭佛蘭尼克讓我到一個角落去：“彆找死！不必著急！要小心。彆讓黨衛軍逮著你。”“先生……請讓我挨著我父親。”“好吧。讓你父親到這兒乾，挨著你。”我們很幸運。分到我們這個組的還有兩個男孩。一個叫約西，一個叫台比，是哥倆，從捷克斯洛伐克來的，他們的父母在伯肯諾被殺害了。他們像靈與肉一樣相依為命。我和他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們參加過一個猶太複國主義組織，能唱許多希伯萊歌曲。所以，我們有時會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讓人想起靜靜流淌的約旦河水和神聖美麗的耶路撒冷。我們還經常談到巴勒斯坦。他們的父母與我的父母一樣，雖然有時間逃脫，卻沒有勇氣賣掉一切，移居他方。我們決心，隻要活到解放那天，決不在歐洲多呆一天，我們將登上駛往海法（海法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條船。阿吉巴·杜馬依然沉浸在奧秘教義中，他在《聖經》裡找到一首詩，把它轉譯成數字，並根據數字預測距離解放還有幾個星期。我們從帳篷遷到樂師們住的樓裡。現在，我們每人有一條毯子，一個洗臉盆，一條肥皂。樓長是一個德國籍猶太人。我們喜歡猶太人當首領。他叫阿爾封斯，很年輕，但臉皮皺巴得令人吃驚。他全心全意維護著“自己”這座樓。有些年輕人體質虛弱，把多吃一點東西看得比自由還重要，隻要可能，他就為他們“拚湊”一大鍋湯。一天，我們剛從倉庫回來，樓房秘書就叫住我。“你是A-7713嗎？”“我是。”“吃完飯，你到牙醫那兒去。”“但是……我的牙不疼……”“吃完飯就去！彆耽誤。”我去了醫療樓。門口有二十幾個囚徒在排隊等候，沒過多久，我們明白了要我們來的原因：他們要拔掉我們的金牙。牙醫是個猶太人，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張臉就像死亡麵具，隻要一張嘴，人們就能看見一幅可怕的景象：滿口黃色的壞牙。我坐在椅子上，謙卑地問道：“您要做什麼，先生？”“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這樣。”他漠然道。我突然想起裝病：“能不能等幾天，先生？我覺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他蹙著眉頭，想了片刻，試了試我的脈搏。“好吧，孩子。感覺好時再來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一星期後我去找他，用同樣的借口應付他：我還是感覺不舒服。他似乎一點兒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興，因為我沒等他召喚，就如約回來了。他允許我再耽擱幾天。幾天後，牙醫辦公室關閉了。他被投入監獄，可能要被絞死。有人說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為自己撈好處。我不可憐他，反而因為他倒了黴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說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場，換麵包，或換幾天生命。對我來說，當時最重要的莫過於每天能喝上一碗湯，吃到味道陳腐的麵包，甚至麵包渣。麵包和湯——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隻不過是一具軀殼而已，甚至連軀殼都不如，隻是一個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計算時間。我在倉庫裡乾活時經常挨著一個法國女人，但我們從來不講話——她不懂德語，我不懂法語。我覺得她像猶太人，雖然有人說她是“雅利安人”，但她還是被迫在這兒服苦役。有一天，埃戴克又發瘋了。我恰好在他麵前走過，他像野獸似地撲過來，在我的胸上和頭上亂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給以更猛的重擊，直到我渾身是血。我咬緊嘴唇，不敢發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誤以為我在蔑視他，打得越發狠毒。突然，他住手了，讓我回去乾活，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又像我們打了一場比賽，打了一個平手。我蹣跚著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覺到一隻冰涼的手在擦我額上的血跡，是那個法國姑娘。她塞給我一片麵包，悲慘一笑。她直直地盯著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說話，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說話。她這樣呆了片刻，然後臉上光彩一閃，用近於完美的德語說：“咬住嘴唇，小兄弟……彆哭。把憤怒和仇恨壓在心裡，留待以後，遲早會有這麼一天。那一天會來的，不是現在。咬緊牙關，等著……”多年以後，我到了巴黎，坐在地鐵裡讀報。在過道對麵有一個靚麗的女人，黑色頭發，夢一般的雙眸——我見過那雙眼睛。“夫人，您認識我嗎？”“不認識，先生。”“1944年，您在波蘭，在布納，對嗎？”“是的，但是……”“您在一個倉庫裡乾活，一個堆放很多電器零件的庫房……”“對，”她說，表情困惑。她沉默了半天，“等等，我想起來了……”“埃戴克，囚頭……那個猶太男孩……還有您溫柔的安慰……”我們一起離開地鐵，坐在一家咖啡館的露台上，我們整整一晚都在追憶過去的遭遇。在分手前，我說：“我能提一個問題嗎？”“我知道您想問什麼：我是猶太人人嗎？是的，我是猶太人，來自一個虔誠的猶太家庭。在占領期間，我用了假證件，冒充雅利安人，所以我被分配到勞工隊。他們把我送到德國後，我躲過了關進集中營的噩運。在倉庫裡，誰都不知道我會講德語，否則就會引起懷疑。因為不小心，我對你講了幾句德語，但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有一回，我們在德國兵的監視下，給貨車裝內燃發動機。埃戴克就在邊上，他是個自製力很差的人，突然間他又暴跳如雷。這一回，倒黴的是父親。“你這個懶骨頭！”他咆嘯著，“這就是你乾的活？”他用一根鐵棍打人。一開始，父親縮著身子挨打，後來，他像一棵被閃電擊中的樹，折成兩段。我看著父親挨打，一動都沒動。我一聲不吭。實際上，我當時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當時很生氣，不是生囚頭的氣，而是生父親的氣。他為什麼不躲著埃戴克，為什麼要惹他發火？集中營裡的生活讓我是非倒置……有一天，工頭佛蘭尼克發現我有一顆金牙：“小孩，把金牙套給我吧。”我說不行，沒有金牙套我吃不了東西。“我可以讓他們給你東西吃，小孩……”我又回答說，體檢時我的金牙套被記錄在案，要是沒了，我們倆人都沒好果子吃。“你要是不肯給我金牙套，會付出更多代價。”這個快活的、有頭腦的年輕人突然變了，他的眸子裡閃著貪婪的微光。我告訴他，我得聽一聽父親的意見。“去吧，小孩，去問吧，但明天得回答我。”我把這事告訴父親，他猶豫不決，沉默了很久才說：“不，兒子，我們不能這麼做。”“他會報複的！”“他不敢，我的兒子。”不幸的是，佛蘭尼克知道怎樣處理這種事，他知道我的弱點。父親從來沒在軍隊裡效過力，不會走正步。但在這個地方，每次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大家都得齊步走。佛蘭尼克找機會折磨他，天天如此，撒野似地揍他。一二一，打他；一二一，揍他。我決定教父親怎樣走正步，怎樣踏節拍。我們在樓前練習，我發令：“一二一。”父親邁步。囚徒們取笑我們：“瞧這個小軍官，教一個老頭兒走正步……嗨，小將軍，老頭兒給了你多少麵包，讓你教他？”但是，父親沒有長進，他繼續挨打。“怎麼！還不明白怎麼走正步？你這個老廢物！”兩星期過去了，沒有用處，我們隻好放棄。那天，佛蘭尼克發出一陣邪惡的狂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會贏的，小孩。遲給比不給好。你既然讓我等了許久，還得罰你一份麵包。我要把你那份麵包給我的朋友，一個來自華沙的著名牙醫。他會撬掉你的金牙套，那份麵包是他的報酬。”“什麼？用我的麵包換我的金牙套？”佛蘭尼克麵帶微笑。“怎麼樣？讓我撕碎你的臉，敲掉你的牙？”那天晚上，華沙牙醫在廁所裡，用一隻生鏽的勺子撬去了我的金牙套。佛蘭尼克又快活了，有時他還多給我一份湯。但好景不長，兩星期後，所有波蘭人都轉移到另一個集中營。我失去了金牙套，什麼都沒得到。波蘭人離開前幾天，我還有一次奇遇。星期六早晨，我們這隊人沒活可乾了。但是，埃戴克不肯讓大家閒呆在營房裡，我們不得不去倉庫。他這種突發的工作熱情讓我們頗感詫異。在庫房裡，埃戴克把我們交給佛蘭尼克，他說：“想乾什麼就乾什麼，做什麼事都行，不然，我就得教訓你……”然後他就消失了。我們不知道做什麼好。大家不想蜷縮在地上，於是在庫房裡輪流溜達，希望能找到什麼東西，或許能找到一片麵包，說不定什麼人忘了帶走。我到樓房後麵時，聽見隔壁的小屋裡有聲音。我走過去瞥了一眼，隻見埃戴克和一個年輕的、半裸的波蘭姑娘趴在草墊上。我現在才明白埃戴克為什麼不讓大家呆在集中營裡，他把上百個囚徒打發走就是為了和這個姑娘私通！我覺得太滑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埃戴克跳起來，一轉身看見我，那個姑娘企圖遮擋自己的乳房。我想跑，但兩隻腳像釘在地上似的。埃戴克一把掐住我的喉嚨。他口中發出“噝噝”的威脅聲：“你小子等著瞧吧……擅離工作崗位是要付出代價的……過一會兒我就叫你付出代價……你現在給我滾回去……”下工前半小時，囚頭把全隊的人集合在一起，點名。誰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點名？在這個地方？隻有我知道。囚頭的話言簡意賅：“普通囚徒沒有權力管彆人的事。你們中間有一個人好像不懂這個規矩，因此，我要讓他清醒清醒，永遠記住。”我覺得後背浸出一片冷汗。“A-7713！”我向前邁了一步。“木箱！”他命令道。有人抬來了木箱。“趴下！臉朝下！”我服從了。除了鞭笞，我什麼都感覺不到。“一……二……！”他數著。他慢騰騰地數著。第一鞭真讓人痛不欲生。我聽見他在數：“十……十一……！”他語氣平靜，那聲音好像穿透一堵厚牆才傳到我的耳際。“二十三……！”又是兩鞭子，我覺得自己半昏迷了。囚頭在等候。“二十四……二十五……！”打完了。我失去了知覺，昏死過去。他們潑了冷水，我蘇醒過來，依然趴在箱子上。我模模糊糊看見地麵是濕的，然後聽見一聲狂吼。肯定是囚頭，我儘量分辯他在喊什麼：“起來！”我肯定動了一下，掙紮著想起來，但跌落在木箱上。我確實想站起來！“起來！”他的吼聲更大。我想回話，告訴他我動不了，但張不開嘴。埃戴克命令兩個囚徒把我架起來，拖到他跟前。“看著我的眼睛！”我看著他，卻看不清。我在想父親，他會比我吃更大的苦頭。“聽著，你這個豬玀！”埃戴克冷冰冰喝道，“你的好奇心受到了報應。要是敢把看見的事兒講出去，你會受到五倍的懲罰！明白嗎？”我點頭，一次……十次，沒完沒了地點頭。我的腦袋好像要永遠不停地點下去。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親，在乾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機休息，閒呆著。大約十點鐘，警報響了。聽到警報聲後，樓長讓大家呆在樓裡，黨衛軍全都躲進掩體裡。借機逃出比較容易——衛兵離開了瞭望塔，鐵絲網的電源被切斷。黨衛軍接到命令，隻要發現樓外有人，就開槍射擊。集中營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遺棄的船。樹籬小道上一個人影都沒有；廚房旁有兩口大鍋，鍋裡是熱氣騰騰的湯，沒人看管。兩鍋湯呀！兩鍋湯就在道路中間，冒著香氣，沒人看守！一頓豪華盛宴就要白白浪費掉！這是天大的誘惑！幾百雙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著它們，就像幾百隻狼圍著兩隻羊。兩隻沒有牧人照看的羊，任憑彆人攫取。但是誰敢？恐懼比饑餓更令人害怕。突然，37號樓門開了一道縫，一個人出來了，像蛇一樣朝湯鍋爬去。幾百雙眼睛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幾百人與他一起爬行，身體磨擦著石頭，隨著他的身體一起蠕動。大家的心在顫抖，主要是因為嫉妒。他是惟一有膽量的人。他接近了第一口鍋，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著我們，燃燒著我們。但我們一點兒都不羨慕他。可憐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換一兩份湯……在我們看來，他死定了。他躺在距鍋不遠的地方，掙紮著挺起身子，想爬到鍋邊上。可能是由於太虛弱，可能是因為恐懼，他頓了一會兒，毫無疑問，是要聚集力量。他終於成功了，爬到鍋邊上。刹那間，他好像在湯水中看見自己鬼魅似的影子，發出一聲可怕的慘叫，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慘絕人寰的叫聲，他張大嘴，一頭紮進冒著熱氣的湯中。槍聲響了，我們心頭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臉上沾滿了湯汁，在鍋旁扭曲蠕動了片刻，一動都不動了。這時我們才聽到飛機聲。幾乎是在同時，工棚開始搖晃。“他們在轟炸布納工廠。”有人喊道。我為父親擔心，他正在工廠裡乾活。但我還是很高興，眼見著工廠火光衝天——這是報應！我們聽說德國軍隊在幾條戰線上吃了敗仗，我們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我們不害怕。隻要有一顆炸彈掉在樓群裡，就會有幾百個囚徒喪命。但我們不怕死，尤其不怕這種死。每一顆炸彈都讓我們興奮不已，信心倍增。空襲長達一個多小時。但願它能延續十個小時，一百個小時……最後，一切都沉寂下來了。美國飛機的聲音隨風而去，我們就在自己的公墓裡。我們在天際線上看見長長的黑煙，警號再次響起，警報解除了。大家從樓裡出來，呼吸著帶有火藥味和濃煙的空氣，眼睛裡閃著希望的光芒。一顆炸彈掉在集中營的正中央，距離集合空場很近，但沒有爆炸。我們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營外麵。集中營司令官在助手和總囚頭的陪同下來巡視。空襲在他臉上留下了驚恐的痕跡。那個滿臉湯汁的軀體躺在集中營中央，他是這場空襲中惟一的遇難者。人們把湯鍋抬回廚房。黨衛軍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機關槍後麵。一幕插曲結束了。一小時後，我們看見勞工隊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樣，全都邁著整齊的步伐。我很高興，因為看見了父親的身影。“好幾棟樓被夷為平地，”他說，“但萬幸沒炸到倉庫……”下午，我們滿懷喜悅地清理廢墟。一星期後，我們乾完活回來時，在營地中央的集合空場上，看見一副絞架立在那兒。我們知道點完名後才能領湯，但這次點名耗時比以往都長，命令也比往常更嚴厲。說來奇怪，連空氣都在瑟瑟發抖。“脫帽！”司令官喝道。上萬頂帽子立即摘下來。“戴帽！”上萬頂帽子閃電似地戴在頭上。集中營的大門洞開。一隊黨衛軍開進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把我們團團圍住。瞭望塔上的機關槍瞄著集合空場。“要出麻煩了。”朱利克小聲說。兩個黨衛軍朝單身牢房走去，回來時押著一個死囚。他是一個華沙男孩，後麵跟著一個囚徒，那囚徒在集中營呆了三年，又高又壯，與我相比，形同巨人。華沙男孩背朝絞刑架，麵對法官，也就是集中營的頭子。男孩麵色蒼白，但表情嚴肅毫無懼色，戴著鐐銬的雙手沒有發抖。他用冷靜的眼睛掃視著周圍的黨衛軍和成千上萬的囚徒。司令官開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頓：“按照帝國元帥希姆萊的命令……某某號囚徒……在空襲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號囚徒……被判處死刑。這是對全體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體囚徒的樣板。”人們一動都不動。我聽見自己的心臟“嗶嗶”跳動。在奧斯維辛和伯肯諾，每天都有幾千人死去，送進焚屍爐，我已經麻木了。但是，這個斜倚著絞刑架的孩子還是讓我深深悸動。“這場儀式還不快點兒完？我餓了……”朱利克悄聲說。司令官一擺手，總囚頭朝年輕的死刑犯走去。兩個囚徒給他當助手，為的是換兩碗湯喝。總囚頭想蒙上年輕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絕。好像過了很長時間，劊子手才用繩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剛要給助手打手勢，撤掉年輕人腳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來，聲音平靜而有力：“自由萬歲！我詛咒德國人！我詛咒！我——”執行人乾完了活。命令像一柄利劍淩空劈下：“脫帽！”上萬囚徒向死者致敬。“戴帽！”接著，集中營的全體囚徒，按樓號順序，排隊從被絞死的孩子前麵走過，看著那雙絕命的眼.99lｉｂ.睛和從嘴裡伸出的舌頭。囚頭們強迫大家正視他的臉。而後，我們才允許回到自己的樓裡吃飯。我記得，那天晚上的湯，味道比以往的都好！我見過多次絞刑，但從來沒見過一個受害者哭泣。這些飽經摧殘的軀殼早就忘記了苦澀的眼淚。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勞工隊是電纜隊，它的二囚頭是荷蘭人，此人身高馬大，超過六英尺，他管著七百多號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樣喜歡他，誰都沒有挨過打，他也沒有羞辱過任何人。為他“效力”的是一個年紀不大的孩子，人們叫他“跟班”。他有一張細膩優美的臉蛋——在集中營裡，這種臉極為罕見。在伯肯諾，跟班最遭人恨，他們往往比頭領更殘忍。我親眼見過一個跟班，隻有十三歲，因為他父親沒整理好床鋪而動手打他。老人在無聲哭泣，那孩子卻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給你麵包。明白嗎？”但是，大家都喜歡荷蘭人的小跟班。他那張臉就像受苦受難的天使。一天，布納的中央發電廠突然斷電，蓋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後，他們斷定這是一場人為破壞。他們發現了線索，循跡而來，一直查到荷蘭二囚頭住的那棟樓。經過一番搜查，他們找到了不少武器。二囚頭被當場逮捕。一連幾星期，他受到嚴刑烤打，但蓋世太保一無所獲。他沒有吐露一個名字。後來他被轉移到奧斯維辛，我們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他了。但是，他的跟班卻留下來，關在單身牢房中。他也受到嚴刑烤打，但守口如瓶。黨衛軍宣判他和另外兩個成年囚徒死刑，因為蓋世太保發現他們有武器。一天，我們乾完活回來，看見有三個絞刑架——像三隻烏鴉——聳立在集合空場上。點完名後，黨衛軍把我們圍起來，機關槍衝著我們——這是一種常規儀式。三個囚徒用鐵鏈鎖著——小跟班，一個滿目憂傷的天使，也在其中。黨衛軍好像比以往更緊張、更擔心。當著數千人的麵絞死一個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營的總頭目宣讀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視著孩子。他麵色蒼白，但依然鎮靜。他咬著嘴唇，站在絞架的陰影下麵。這一回，總囚頭拒絕擔任行刑者，三個黨衛軍代替了他。三個死囚一起朝繩索走去，絞索同時套住他們的脖子。“自由萬歲！”兩個人高喊。但那個孩子一聲不吭。“慈悲的上帝在哪裡，他在哪裡？”我身後有人問。信號一發出，三把椅子被踢倒。集中營裡一片沉寂。在天際線上，夕陽西下。“脫帽！”司令官吼道——他的聲音在顫抖。至於我們，大家都在哭泣。“戴帽！”然後，大家在死者麵前列隊走過。兩個成年人死了，他們的舌頭翻了出來，腫脹著，微微發紫。但第三根繩子依然在動，孩子的體重太輕，還在喘氣……他半死半活，吊了半個多小時，在我們眼前掙紮蠕動，我們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從他身邊走過時，他仍然活著，舌頭依然是紅的，眼睛還沒閉上。我聽到身後那個人問：“上帝呀！上帝在哪裡？”在我的心靈深處，一個聲音在回答：“上帝在哪裡？就在那兒——吊在絞架上……”那天晚上，湯帶有一股死屍的味道。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親，在乾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機休息，閒呆著。大約十點鐘，警報響了。聽到警報聲後，樓長讓大家呆在樓裡，黨衛軍全都躲進掩體裡。借機逃出比較容易——衛兵離開了瞭望塔，鐵絲網的電源被切斷。黨衛軍接到命令，隻要發現樓外有人，就開槍射擊。集中營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遺棄的船。樹籬小道上一個人影都沒有；廚房旁有兩口大鍋，鍋裡是熱氣騰騰的湯，沒人看管。兩鍋湯呀！兩鍋湯就在道路中間，冒著香氣，沒人看守！一頓豪華盛宴就要白白浪費掉！這是天大的誘惑！幾百雙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著它們，就像幾百隻狼圍著兩隻羊。兩隻沒有牧人照看的羊，任憑彆人攫取。但是誰敢？恐懼比饑餓更令人害怕。突然，37號樓門開了一道縫，一個人出來了，像蛇一樣朝湯鍋爬去。幾百雙眼睛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幾百人與他一起爬行，身體磨擦著石頭，隨著他的身體一起蠕動。大家的心在顫抖，主要是因為嫉妒。他是惟一有膽量的人。他接近了第一口鍋，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著我們，燃燒著我們。但我們一點兒都不羨慕他。可憐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換一兩份湯……在我們看來，他死定了。他躺在距鍋不遠的地方，掙紮著挺起身子，想爬到鍋邊上。可能是由於太虛弱，可能是因為恐懼，他頓了一會兒，毫無疑問，是要聚集力量。他終於成功了，爬到鍋邊上。刹那間，他好像在湯水中看見自己鬼魅似的影子，發出一聲可怕的慘叫，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慘絕人寰的叫聲，他張大嘴，一頭紮進冒著熱氣的湯中。槍聲響了，我們心頭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臉上沾滿了湯汁，在鍋旁扭曲蠕動了片刻，一動都不動了。這時我們才聽到飛機聲。幾乎是在同時，工棚開始搖晃。“他們在轟炸布納工廠。”有人喊道。我為父親擔心，他正在工廠裡乾活。但我還是很高興，眼見著工廠火光衝天——這是報應！我們聽說德國軍隊在幾條戰線上吃了敗仗，我們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我們不害怕。隻要有一顆炸彈掉在樓群裡，就會有幾百個囚徒喪命。但我們不怕死，尤其不怕這種死。每一顆炸彈都讓我們興奮不已，信心倍增。空襲長達一個多小時。但願它能延續十個小時，一百個小時……最後，一切都沉寂下來了。美國飛機的聲音隨風而去，我們就在自己的公墓裡。我們在天際線上看見長長的黑煙，警號再次響起，警報解除了。大家從樓裡出來，呼吸著帶有火藥味和濃煙的空氣，眼睛裡閃著希望的光芒。一顆炸彈掉在集中營的正中央，距離集合空場很近，但沒有爆炸。我們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營外麵。集中營司令官在助手和總囚頭的陪同下來巡視。空襲在他臉上留下了驚恐的痕跡。那個滿臉湯汁的軀體躺在集中營中央，他是這場空襲中惟一的遇難者。人們把湯鍋抬回廚房。黨衛軍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機關槍後麵。一幕插曲結束了。一小時後，我們看見勞工隊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樣，全都邁著整齊的步伐。我很高興，因為看見了父親的身影。“好幾棟樓被夷為平地，”他說，“但萬幸沒炸到倉庫……”下午，我們滿懷喜悅地清理廢墟。一星期後，我們乾完活回來時，在營地中央的集合空場上，看見一副絞架立在那兒。我們知道點完名後才能領湯，但這次點名耗時比以往都長，命令也比往常更嚴厲。說來奇怪，連空氣都在瑟瑟發抖。“脫帽！”司令官喝道。上萬頂帽子立即摘下來。“戴帽！”上萬頂帽子閃電似地戴在頭上。集中營的大門洞開。一隊黨衛軍開進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把我們團團圍住。瞭望塔上的機關槍瞄著集合空場。“要出麻煩了。”朱利克小聲說。兩個黨衛軍朝單身牢房走去，回來時押著一個死囚。他是一個華沙男孩，後麵跟著一個囚徒，那囚徒在集中營呆了三年，又高又壯，與我相比，形同巨人。華沙男孩背朝絞刑架，麵對法官，也就是集中營的頭子。男孩麵色蒼白，但表情嚴肅毫無懼色，戴著鐐銬的雙手沒有發抖。他用冷靜的眼睛掃視著周圍的黨衛軍和成千上萬的囚徒。司令官開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頓：“按照帝國元帥希姆萊的命令……某某號囚徒……在空襲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號囚徒……被判處死刑。這是對全體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體囚徒的樣板。”人們一動都不動。我聽見自己的心臟“嗶嗶”跳動。在奧斯維辛和伯肯諾，每天都有幾千人死去，送進焚屍爐，我已經麻木了。但是，這個斜倚著絞刑架的孩子還是讓我深深悸動。“這場儀式還不快點兒完？我餓了……”朱利克悄聲說。司令官一擺手，總囚頭朝年輕的死刑犯走去。兩個囚徒給他當助手，為的是換兩碗湯喝。總囚頭想蒙上年輕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絕。好像過了很長時間，劊子手才用繩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剛要給助手打手勢，撤掉年輕人腳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來，聲音平靜而有力：“自由萬歲！我詛咒德國人！我詛咒！我——”執行人乾完了活。命令像一柄利劍淩空劈下：“脫帽！”上萬囚徒向死者致敬。“戴帽！”接著，集中營的全體囚徒，按樓號順序，排隊從被絞死的孩子前麵走過，看著那雙絕命的眼睛和從嘴裡伸出的舌頭。囚頭們強迫大家正視他的臉。而後，我們才允許回到自己的樓裡吃飯。我記得，那天晚上的湯，味道比以往的都好！我見過多次絞刑，但從來沒見過一個受害者哭泣。這些飽經摧殘的軀殼早就忘記了苦澀的眼淚。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勞工隊是電纜隊，它的二囚頭是荷蘭人，此人身高馬大，超過六英尺，他管著七百多號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樣喜歡他，誰都沒有挨過打，他也沒有羞辱過任何人。為他“效力”的是一個年紀不大的孩子，人們叫他“跟班”。他有一張細膩優美的臉蛋——在集中營裡，這種臉極為罕見。在伯肯諾，跟班最遭人恨，他們往往比頭領更殘忍。我親眼見過一個跟班，隻有十三歲，因為他父親沒整理好床鋪而動手打他。老人在無聲哭泣，那孩子卻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給你麵包。明白嗎？”但是，大家都喜歡荷蘭人的小跟班。他那張臉就像受苦受難的天使。一天，布納的中央發電廠突然斷電，蓋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後，他們斷定這是一場人為破壞。他們發現了線索，循跡而來，一直查到荷蘭二囚頭住的那棟樓。經過一番搜查，他們找到了不少武器。二囚頭被當場逮捕。一連幾星期，他受到嚴刑烤打，但蓋世太保一無所獲。他沒有吐露一個名字。後來他被轉移到奧斯維辛，我們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他了。但是，他的跟班卻留下來，關在單身牢房中。他也受到嚴刑烤打，但守口如瓶。黨衛軍宣判他和另外兩個成年囚徒死刑，因為蓋世太保發現他們有武器。一天，我們乾完活回來，看見有三個絞刑架——像三隻烏鴉——聳立在集合空場上。點完名後，黨衛軍把我們圍起來，機關槍衝著我們——這是一種常規儀式。三個囚徒用鐵鏈鎖著——小跟班，一個滿目憂傷的天使，也在其中。黨衛軍好像比以往更緊張、更擔心。當著數千人的麵絞死一個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營的總頭目宣讀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視著孩子。他麵色蒼白，但依然鎮靜。他咬著嘴唇，站在絞架的陰影下麵。這一回，總囚頭拒絕擔任行刑者，三個黨衛軍代替了他。三個死囚一起朝繩索走去，絞索同時套住他們的脖子。“自由萬歲！”兩個人高喊。但那個孩子一聲不吭。“慈悲的上帝在哪裡，他在哪裡？”我身後有人問。信號一發出，三把椅子被踢倒。集中營裡一片沉寂。在天際線上，夕陽西下。“脫帽！”司令官吼道——他的聲音在顫抖。至於我們，大家都在哭泣。“戴帽！”然後，大家在死者麵前列隊走過。兩個成年人死了，他們的舌頭翻了出來，腫脹著，微微發紫。但第三根繩子依然在動，孩子的體重太輕，還在喘氣……他半死半活，吊了半個多小時，在我們眼前掙紮蠕動，我們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從他身邊走過時，他仍然活著，舌頭依然是紅的，眼睛還沒閉上。我聽到身後那個人問：“上帝呀！上帝在哪裡？”在我的心靈深處，一個聲音在回答：“上帝在哪裡？就在那兒——吊在絞架上……”那天晚上，湯帶有一股死屍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