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夢想、恐怖與偶像崇拜（下）女人作為母親是可怕的。她處於母性狀態時，必然身體變形和受奴役。聖母瑪麗亞的處女性首先有一種消極價值：處女的肉體因被免罪而不再具有肉體的性質，它未被觸摸或被占有過。同樣，亞洲的大母神也不應當有丈夫：她創造了世界，在牢牢地統治著世界；她可能會肆意妄為，但她做母親的威嚴並沒有被妻子受的奴役所削弱。聖母瑪麗亞同樣不懂得性的站汙。和彌涅爾瓦（Minerva）一樣，她也是象牙塔和避難所，是堅固城堡的主樓。和大多數基督聖徒一樣，古代的女祭司也都是處女：獻身於善的女人，應當在體力完好無損的光輝中被奉獻出去，應當以末被征服的完整性來保持自己的女性本質。如果說聖母瑪麗亞根本不具備配偶的地位，那是為了更好地提高她身為女人一母親的地位。但是她隻有接受了她的從屬角色，才可以得到讚美。“我是上帝的仆人”。在人類曆史上，她第一次跪在兒子麵前，毫不在乎地接受了她的劣等地位。這是男性的最大勝利。這一勝利是在對聖母瑪麗亞的狂熱崇拜中完成的——這是以女人的最後失敗對她的名譽所進行的恢複。伊西塔、阿西塔爾忒和賽比利都是殘忍的，任性的，好色的，而且擁有魔力。她們握有生死大權，在生出男人時就把他們變成了奴隸。在基督教中，生與死隻取決於上帝，人一旦離開母體，就永遠擺脫了那個身體，這時大地隻是在等待著埋葬他的屍骨。在廢除了母親魔力的地方，統治他的命運已告結束，所以洗禮使那些把胎盤扔到火裡或水裡的禮儀顯得滑稽可笑。在世界上不再有魔力的任何位置：唯有上帝才是國王。大自然最初是有害的，後來由於得到恩典，無法再造成危害。母性作為一種自然現象，沒有任何權力。所以，女人若想克服她的固有缺陷，隻有服從上帝的意誌，附屬於男人。通過這種須從，她可以在男性神話當中擔任新的角色。既然她已經被打倒，既然她隻要想支配，隻要沒有明確退位，就會受到踩踏，那麼也就可以讓她享有奴仆之尊榮。她的原始特質一點也沒有失去，但作為象征被顛倒了過來：原來是凶兆，現在是吉兆；惡的魔力變成了善的魔力。作為仆人，女人被尊為最偉大的神明。女人既然被樹為母親，她就要首先作為母親受到愛戴和尊重。在母性的兩種古代麵目中，男人今天隻希望知道那和藹可親、吸引人的一麵。男人是受時空限製的，他隻有一個身體，隻有一次有限的生命，他在自然和曆史之間隻不過是一個孤獨的個體，而兩者都與他無關。女人也受到限製，和男人一樣，她也有精神；但她也屬於大自然，生命之流源源不斷地從她那裡流過。所以，她在個體與宇宙之間好像是一個調解者。既然母親已是一個使人放心的聖人，男人自然要轉而去愛她。他在自然中迷失，於是想逃避，但一旦同她分離，又希望回去。母親被牢牢地固定於家庭，固定於社會，她遵守法律和習俗，所以確實是善的化身：她部分屬於自然，不過自然變成了善，不再是精神的敵人。如果她還具有神秘性的話，那麼這是一種和藹可親的神秘性，就和達·芬奇畫的聖母像中的那種神秘性一樣。男人不希望做女人，但他卻夢想自己能夠囊括所有的存在，因而也包括這個和他有區彆的女人。他在崇拜母親對，極力占有她那奇怪的財富。承認他是母親的兒子，就等於從心裡承認他的母親。就女性是和大地、生命以及過去的聯係而言，這是同女性並為一體。在維多裡尼寫的《在西西裡島上》一書中，主人公看望母親時所尋求的，是他的故土，是故土的芬芳與果實，是他的童年，是他對祖先的記憶，是傳統，是他的個人生活把他從那裡切斷的根。正是這深深紮下的根，讓男人對自己的超越倍感驕傲。懷著一種敬佩的心情看到自己是怎樣掙脫出母親懷抱，為冒險、為未來和戰爭而一往無前的，這讓他感到高興。這種分彆，若無人挽留，便不會變得那麼令人感動，就會好像是一個偶然事件，而不是來之不易的勝利。而且，他也高興地知道，母親的懷抱隨時準備歡迎他的歸來。在緊張的戰鬥之後，主人公很想和母親一起重新享受一下內在性的寧靜：她是避難所，是靜寂；她用手撫摸他時，他又落入自然的懷抱，他任憑自已被生命之流靜靜地衝向前去，就像在子宮或墳墓裡那樣。如果說傳統讓他為探母而死，那是因為，在母性麵前，甚至連死亡也是馴化了的，與生一致的，同所有的肉體生命密切相關的。和在古代帕耳開神話裡一樣，母親仍與死相關，就是說由她埋葬死者，哀悼死者的去世。但她的作用也正是把死與生聯為一體，把死與社會、公共福利聯為一體。所以，對“英雄母親”的狂熱崇拜受到蓄意鼓勵：如果社會能說服母親讓她們的兒子去死，它便會認為它有權殺死他們。由於母親對兒子有影響，控製母親對於社會是有利的：這就是為什麼母親身上滿載榮譽，她擁有一切美德，宗教的產生與她有特殊關係——因而不許背離宗教，冒天下之大不匙去犯篤聖罪和褻瀆罪——的原因。她是道德的守護者，是男人的仆人，是魔力的仆人，如果它存在的話。所以她會以既定的方式去親切指導她的孩子。一個社會，其樂觀態度越是堅定，它對這種溫柔權威的服從就越是馴服，母親就越是受到美化。菲利普·懷利（PhilipWyie）在《毒蛇的後代》中，把美國“媽媽”描繪成了一個偶像，因為美國正式的意識形態，其樂觀主義十分堅定。讚美母親，就是承認生育、生命和死亡既具有動物的形式，又具有人類社會的形式，就是宣布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由於奧古斯特·孔德夢想達到這種綜合，他讓女人變成了未來人類值得崇拜的人物。但這些想法又使一切革命者都反對母親的形象。他們對她表示蔑視，拒絕接受那種試圖通過母親這位法律與習俗的守護者所強加於他們的——毋m〔現狀嚴。給母親帶來榮耀的尊重，環繞著她的禁令，壓抑了懷有敵意的憎惡，而這種憎惡與她引起的肉體敏感性自然地溫在了一起。然而，對母性的某種潛在恐懼依然存在。特彆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紀以來，始終存在一種較為次要的、可以肆意表達這種厭惡的神話：這就是關於嶽母的神話。從寓言到輕歌舞劇，男人總是通過他妻子的母親去表達他對母性的輕蔑，而她不受任何禁忌的保護。他不願意想到他所愛的女人是被生出來的：他嶽母是衰老的明顯寫照，她在生出女兒時就使她麵臨衰老的厄運。她的肥胖和她的皺紋在提醒人們注意，肥胖和皺紋也會出現在年輕的新娘身上，這樣便可悲地預示了新娘的未來。她在母親旁邊似乎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物種的一個階段；她不再是一個被人渴望的獵物，一個被愛的夥伴，因為她的個體的和分離的生存被融進了一般的生命。她的個體性被普遍性淹沒，她的精神自主性被她的植根於過去和肉體的存在可笑地奪走：男人正是這樣讓怪人的客體生存淪為笑柄。但如果他的嘲笑充滿了積怨，那是由於他十分清楚，他妻子的命運是大家的命運，也是他的命運。各國的故事與傳說都讓繼母充當母性殘忍一麵的化身。是繼母把白雪公主給整死的。在繼母的邪惡形象中，始終《以發現戴著繁髏頸鏈的喀裡的影子，如德·塞居爾夫人（J肝班加種辯）書中的非希妮夫人，她在鞭打索菲時就是如此。可是在被尊為聖徒的母親的後麵，還緊跟著一群把草藥汁和命星放射物獻給男人的善良的女術上：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婦人，好心腸的女仆，慈善姐妹全的修女，有一雙極溫柔的手的護士，魏倫動軸心地夢中的情人：你甜蜜、沉思，對什麼也不吃驚，人們吻你的前額，猶如一個孩子。有人說她們同彎彎曲曲的葡萄樹和淡水一樣，非常神秘；她們敷裹並治愈傷口；她們的智慧是生命的無聲智慧，她們無師自通。在她們麵前，男人忘掉了自尊；他體驗到溫順和重新變成孩子的甜蜜，因為和這些女人呆在一起，無須為威望而鬥爭：他不會妒忌自然擁有的非人的魔力；這些在照料著他的聰明初學者，在奉獻自己時承認她們實際上是他的仆人；他服從她們的仁慈權力，因為他知道，儘管他服從，他仍然是她們的主人。姐妹，童年的朋友，純潔的少女，所有未來的母親都在這夥慈善者之列。而他妻子本人，她的性魔力一旦消失，她就會被許九九藏書網多人看成是他們孩子的母親，而不是愛人。既然母親以前曾經既被奉若神明又是受著奴役的，人們就不必再把她當成夥伴，因為她現在也是既被奉若神明又受著奴役的。為母親恢複名譽，就是為肉體因而也就是為肉體結合及妻子恢複名譽。由於她的魔力武器為婚禮所剝奪，她在經濟和社會上附屬於丈夫，於是“賢妻”是男人最珍貴的財產。她十分徹底地屬於他，以至有和他一樣的本質。她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而他為她負責。他稱她是他的“老婆”。他為妻子感到驕傲，就九-九-藏-書-網像他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驕傲一樣，有時甚至更加驕傲。通過她，他在世界麵前展示了他的權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現世命運。在東方人看來，一個女人應當是豐滿的，這樣人們就能夠看到她的營養狀況良好，她就能夠為丈夫增光。一個穆斯林擁有的妻子越多，把她們打扮得越俏麗，他得到的評價就越高。在資產階級社會，女人必須起的一個作用就是要有優雅的風度：她的美麗、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財富的明顯外在標誌，如他訂做的汽車車身那樣。若他是富有的，就會用裘皮和珠寶來打扮她；要是不太富有，他就會誇耀她有德行和會持家。而最窮困潦倒的人，要是得到一個能侍候他的女人，就會認為他畢竟有了一點財產：《馴悍記》中的主人公把他的鄰居全都找了來，看他可以多麼有權威地降服他的妻子。在某種程度上，每個男人都會令人想起坎道勒斯王（kingdaules）：他當眾裸露妻子的身體，以為這樣就可以大肆宣揚他的好品質。但是，女人不僅滿足了男人的社會虛榮心，她還是一種更深層自尊的根源。他以支配她為樂。除了犁鐘開溝的那些現實主義象征，如果女人還是一個人的話，她還有更神聖的象征：丈夫不但在性愛方麵，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麵“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記號於她，在她身上打上了他的烙印。男人喜歡做的一個白日夢就是讓事物浸透著他的意誌——塑造它們的形式，刺入它們的本質。而女人尤其是“他手中的泥”，這塊泥是被動的，任他加工，任他塑造。她在屈從中反抗，讓男性的主動性有可能得到無限的發展。一種可塑性很強的物質，對它的加工和處理很快就會完成，因為做這項工作是輕而易舉的。但女人的難能可貴之處也在於，她身上的某物以某種方式逃避了每一次擁抱。於是，男人成為這樣一種現實的主人：它更值得駕馭，因為它不斷地逃避控製。女人在男人身上喚醒了一個陌生者，他驕傲地承認這個人就是他自己。在婚姻的無可指責的狂歡中，他發現了他自己動物本性的偉大：他是雄性。同樣他也發現女人是雌性，不過這個字眼現在溢滿讚美之義：這個雌性動物在為她的孩子操心，在給他們喂奶，在撫摸著他們，在保護著他們，在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他們——這個雌性是人類的典範。男人激動地要求他的伴侶做出這種忍耐，這種奉獻。她依舊是大自然，但卻被滲入了對社會、對家庭、對家長有用的所有美德，他懂得如何將這些美德領人家中。男人和孩子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揭示藏在事物中的秘密；從這一角度來看，事物具有欺騙性。布娃娃一旦被撕開，它的內部就會暴露在外麵，不再有什麼靈性。生物的內在本性更讓人難以琢磨。女性的腹部是內在性和死亡的象征，它固然暴露了部分秘密，如在女人的臉上露出快樂的表情時，但它也隱瞞了這些秘密。男人把這個隱隱顫動的生命騙到他家時，這種神秘性並未因占有而受到破壞。女人把雌性動物的功能搬進了人類世界。她延續生命，統治內在性的王國；她把子宮的溫暖與親密帶到家中；是她在理家，讓家裡充滿了生氣，而這個家不但維持了過去，也在預示著未來。她生出下一代，養兒育女。多虧有了她，男人才能把由於工作與活動而散落在外部世界的生存，重新集於她的內在性之中：他晚上回到家時，總算又能拋錨上岸了。他日常工作的連續性是靠他的妻子來保證的；不論他在外部世界碰到什麼意外，她都要保證讓他吃好、睡好。不論什麼被搞壞了或用舊了，她都要恢複過來，她為疲憊不堪的工人去做飯，在他生病時照顧他，她縫縫補補，洗洗唰唰。她把整個廣大世界全都引進了她所建立和維持的婚姻世界：她生起爐火，在房子周圍種花，馴化來自太脫水和大地的物質。一位被倍倍爾列舉過的資產階級作家，認真總結了這一理想：“男人所渴望的是這樣一種人，她不但隻為他一個人操碎心，而且可以撫平他額頭上的皺紋，可以帶來寧靜、秩序和穩定；他每天回到家時，她可以溫柔地調節他的情緒和控製他得到的東西；他希望有人能夠讓家中的所有東西都飄灑著女人那種難以言狀的芳香，具有生命那種生機盎然的溫暖。”基督教出現以後，女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明顯被精神化了。男人想從女人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溫暖和親密感，不再具有形體的性質。她不是集中體現了事物的那種可直接供玩賞的性質，而是變成了它們的靈魂。她內心深處的隱秘的純粹的存在，比肉體的神秘性更加高深莫測，它反映了世界的本來麵目。她是房子的靈魂，也是全家人和這個家的靈魂。她還是那些更大的群體如城市、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榮格說，城市總是被比做母親，因為它們包括公民：於是賽比利被描繪成戴著塔式頭冠。同樣人們也談到“祖國”（mothercoulltw），但這不僅是指養育他們的土地，也是指以女人為象征的一種更微妙的現實。在舊約全書和啟示錄中，耶路撒冷和巴比倫不僅僅是母親：它們也是妻子。有些城市是處女，有些城市則是妓女，如巴貝爾和泰爾。所以法國被稱為“教會的長女”；法國和意大利是拉丁姊妹。在代表法國、羅馬和日耳曼的雕像中，以及在協和廣場的那些賦予斯特拉斯堡和裡昂以人格的雕像中，所展示的不是女人的功能，而是她的女性氣質。把這些地方比做女人的比喻，並不完全是象征性的，也為許多男人所深切地感覺到。旅遊者常從女人身上尋找所訪國家的要害：當他擁抱一個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女人時，他似乎覺得他占有了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芬芳本質。有一位記者說：“每當我來到一所新的城市，總要先去光顧妓院。”如果說一塊棕黃色的巧克力就可以為吉德揭示出整個西班牙，那麼，具有異國情調的親吻就更可以把整個國家，連同它的動物和植物、它的傳統和文化，向情夫全盤托出。女人雖然不是政治製度或經濟實力的概括，但她卻是它們物質內核的和它們神秘超自然力的化身。從拉馬丁的《格拉齊拉》到皮爾·洛蒂的及莫朗的故事，我們都可以看到陌生人努力通過女人去把握一個地方的靈魂。米尼翁（Mignon）、西爾維亞、米雷伊、科隆巴（COlolnba）和卡爾曼（an），揭示了意大利、瓦萊、普羅旺斯、科西嘉和安達盧西亞的最深層現實。在德國人看來，歌德贏得了阿爾薩蒂安·弗裡德裡卡的愛，是德國兼並阿爾薩斯的象征。另一方麵，在巴萊土看來，柯萊特·博杜克拒絕同一個德國人結婚，就是阿爾薩斯擊退了德國。他用貝尼絲這個小人物來象征文格莫爾特和一種微妙而敏感的文明的全部；而她也象征了作家本人的敏感性。她是自然、城市和全人類的靈魂，男人也在她身上發現了他的神秘幽靈；男人的靈魂是普賽克（PsyChe），一位女人。在玻（Poe）的《烏拉路姆》中，普賽克具有女性的特質：有一次，我和我的靈魂穿過長著鬆柏的泰坦小徑信步走去——和普賽克，我的靈魂……我撫慰著、親吻著普賽克……我說：“親愛的妹妹，在這位說的墓口，可留下了什麼？”而馬拉梅在和“一個靈魂或不如說我們關於靈魂的觀念”（即人的精神之神性）的戲劇對話中，把靈魂稱為“十分典雅而反常的貴婦”（原文如此）。基督教世界較少用肉體存在去代替他女和女妖，但住家、景色、城市和個人本身，仍被一種難以察覺的女性氣質所纏繞。這一隱藏在事物之夜的真理，也在天國放射出光芒；靈魂完全是內在的，但它同時也是超越，是理念。城市和國家不但具有女性的特質，也具有抽象的本質，如製度：基督教教會、猶太教、共和政體和人性都是女人，和平、戰爭、自由和勝利也是如此。男人把在他麵前樹為主要他者（theessential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為女人是相異性的有形象征。這就是幾乎所有的比喻，不論在語言中還是在繪畫中，都是女人的原因。女人是靈魂和理念，但她也是它們的調解者：她是神的恩典，她把基督徒引給上帝；她是在地獄裡指引但丁的比阿特麗絲，是激勵彼特拉克走向詩的頂峰的勞拉。在把自然與精神結合起來的所有學說中，她仿佛是和諧、理性和真理。諾斯替教派把所羅門的智慧變成一個女人——索菲妞，並認為她有拯救乃至創造世界的能力。於是我們看到，女人不再是肉體，而是受人讚許的本體；她不再是被人占有的，而是放射出完好無損的光輝，因而受到人們的尊重。筆下的麵色蒼白的死者猶如流水，猶如拂麵而過的風和流逝的記憶。由於騎士愛和女雅士的出現，並且由於向女人獻殷勤的傳統，女人不再是一個動物，寧可說是一個幽靈，一縷清香，一道霞光。於是，女性之夜的渾濁變成了透明的，而邪惡也有了變成貞潔的趨向。女人向下的作用發生了逆轉，她不再是把男人弓；向大地，而是把他引向天堂。歌德在《浮士德》結尾處宣告：永恒的女性，召喚我們向上。聖母瑪麗亞是獲得新生並獻身於善的女人形象的化身，她被家喻戶曉，並受到普遍尊重。看看文學和繪畫是如何表現她的，是很有意思的。下麵是從中世紀的熱情基督徒向她做的祈禱中摘下的幾段話：…至高的聖母啊，你是滋潤的露珠，快樂的泉水，憐憫的航道，冷卻我們熱情的活水之井。你是上帝讓孤兒吸吮的乳汁…你是精髓，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有善物的核心，你是正在的女人，你的愛始終不分…你是妙手回春的醫生，不是薩萊諾或蒙彼利埃所能相比的……你是淑女，有一雙能治病的手…能讓癱瘓者行走，能起死回生。在這些祈禱中，我們又一次發現了前麵提到的大部分女性特質。聖母瑪麗亞是生育力。露水與生命的泉源。許多雕像都描繪她在井旁，在泉源和泉水分邊時的情景，“生命之泉”是用得最廣的一句話。她沒有創造力，但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她上藏於地下的東西躍到光天化日之下。她是藏在事物表麵之下的深刻現實，是核心和精髓。通過她，欲望得到了滿足：把她給予男人是為了讓他得到滿足。她治病救人，使人強壯；她是男人與生命的中介；而生命來自上帝，所以她也是人與上帝的中介。德爾圖良把她稱為“魔鬼的大門”，但經過美化之後，她則變成通往天堂的大門。我們在繪畫中看到她打開天堂的門窗，或在天地之間架起雲梯。她更直接地表現為辯護者，在她的聖子麵前為男人辯護；在上帝的最後審判日，她坦胸露乳，以光榮的母親身份向基督苦苦哀求。她保護孩子們，她的大慈大悲使男人在海上、在戰場上度過每一次危難。她操縱著神聖的正義，親切地把稱出靈魂價值的天平，壓向博愛這一邊。在派給女人的所有角色中，這種憐憫與溫柔的角色最為重要。即使在徹底結合於社會時，女人也巧妙地擴大了它的疆域，因為她私下對生命寬宏大量。的確，在男人的有計劃性的工作和自然的偶然性之間存在著的這條鴻溝，有時仿佛是令人不安的，但是，當女人（她太溫順了，以至對男人的工作不會構成威脅）隻準備充實這些工作並軟化過於刻板的工作方式時，這鴻溝又是有益的。男神代表命運，而在女神身上，人們發現了一種專橫的慈善和反複無常的恩惠。基督徒的上帝充滿了正義的威嚴，聖母瑪麗亞則充滿了博愛的溫柔。在人世間，男人是法律、理性和必然性的捍衛者，女人則意識到男人本身的以及他所相信的這種必然性的固有偶然性；因此，她既情不自禁地加以神秘的嘲諷，又表現出一種柔韌的寬宏大量。她治愈男人的創傷，哺育嬰兒，掩埋死者；她完全清楚什麼會傷害他的自尊，什麼會羞辱他的任性。當她在他麵前俯首聽命、貶低肉體、崇尚精神時，她停留在有精神的肉體的邊緣。正如我所說的，她磨平了男人建築物的刺目棱角，賦予它們以意外的豪華與典雅。女人駕馭男人的力量來自這一事實，即她溫柔地提醒他們要適度地實現他們的真正地位；這就是她那幻滅的、悲哀的、譏諷的、給人以愛的智慧的秘密。在女人身上，甚至連輕浮、任性和無知也是令人傾倒的美德，因為它們裝點了既屬於這個世界又不屬於這個世界的這一麵，而男人雖然決定在這裡生活，卻不願意有局限感。同指定的意義和以實用為目的製造的工具相反，她堅持未被觸動過的事物的那種神秘性。她使城市街道、耕地蕩漾著詩的氣息。詩應當去捕捉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事物。女人是一種極有詩意的現實，因為男人從她身上看到了他決心不充當的一切。她是夢的化身，而這夢對於男人既十分熟悉又極其陌生：是他所不希望或沒有去做的，是他所向往而又無法達到的；神秘的他者是徹底內在的，遠離超越的，她將給夢以她的特質。所以奧裡莉亞在夢中看望那瓦爾，在夢中把整個世界送給他：“她在明媚的陽光中開始變大，一點一點地使花園變成了她的形狀，那花壇和樹木變成了她衣服上的玫瑰和彩帶；而她的麵容和雙臂把它們的形狀深深地印在那空中變紅的雲朵上。當她變化時我看不見她了，因為她變大時似乎消失了。‘啊，彆從我身邊飛走！’我大聲呼喊；‘因為自然會和你一同消失。”’既然女人是男人詩作中的主題，可想而知，她就應當是他的靈感：繆斯們（theMuses）就是女人。繆斯介於創造者和他應當吸取的自然之泉之間。女人的精神深埋於自然之中，通過她，他將探到沉寂與多產之夜的深度。繆斯本身什麼也沒有創造。她是一個沉著聰明的西比爾式人物，溫順地為主人服務。甚至在具體的實踐領域，她的忠告也是有用的。男人總是喜歡單獨去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彆人的幫助常令人感到尷尬。但他也認為，女人的意見有另一種價值意義，有一種屬於她自己本能的智慧，同實際近乎一致。當男人可能打聽出他的命運時，他總是尋找她的“直覺”。這種“直覺”甚至被注入到商業和政治：阿斯帕西妞和德·曼特依夫人就是在今天也會有成功的職業。男人欣然交給女人的另一種職責是衡量價值的分量，她是一位有特權的法官。男人夢想他者，不僅是為了占有她，而且是為了得到她的認可。要得到彆的男人——他的同事——的認可，他就必須不斷地保持緊張狀態，所以他希望來自外部的關心，可以賦予他的生命、他的事業以及他本人一種絕對的價值。上帝的關心是神秘的、異己的、令人不安的，即便在信仰時代，也隻有少數神秘主義者渴望它。這一神聖角色常由女人去承擔。她是他者，所以她外在於男人世界，能夠客觀地觀察這個世界。而且她和男人關係密切，所以她不會建立有背於他本性的價值。在每一種特殊場合，唯有她才能夠報告是否存在著勇氣、力量和美，能夠向外部證實它們的一般價值。由於相互在扮演一種觀眾角色，男人們在他們之間的又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中陷得太深了。女人則處於這種衝突之外：她的整個處境使她注定隻能扮演旁觀者的角色。騎士為情婦在馬上比武，詩人在追求女人的讚許。拉斯蒂尼亞克（Rashgnac）在籌劃征服巴黎時，首先打算要有女人，這與其說是為了在肉體上占有她們，不如說是為了享有唯有她們才能給予男人的聲譽。巴爾紮克通過那些年輕主人公，形象地表現出了他自己年輕時的經曆：他是在年長的情婦們的陪伴下，開始教育和塑造自己的，而女人不隻是在他的《山穀中的百合花》裡才充當這種教育者的角色。在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司湯達的以及其他描寫學徒生活的故事中，女人也被指定擔任這種角色。我們前麵已經提到，女人是自然生成的，同時也是非自然生成的：就是說，她是自然的化身，也是社會的化身。如我們在騎士詩歌中，在《十日談》和《阿斯特雷》中所看到的，她概括了一個時代的文明和文化。她推出新的時尚，她主持沙龍，影響並反映輿論。聲望和光榮是女人；而馬拉梅則說：“大眾是一個女人”。年輕男子在女人的陪伴下步入“社會”，步入被稱為“生活”的複雜現實。女人是英雄、冒險家和粗魯的個人主義者注定要得到的特殊獎賞。在古代，我們看到琅耳修斯救出了安德洛墨達（AndIDeda），俄耳浦斯到冥國去找政律狄刻，而特洛伊人為保衛美麗的海倫而戰。騎士主要講的是營救被俘公主之類的英勇。如果迷人王子不喚醒睡美人，他又能占有什麼呢？國王與牧羊女結婚的神話，讓男人和女人一樣高興。富人需要給予，否則他的無用財富就是抽象的：他身邊必須有一個可給予的人。灰姑娘的神話——它在菲利普·懷利的《毒蛇的後代》中受到誠懇對待——在美國那樣的富裕國家尤其盛行。如果不是用在一個女人身上，男人如何花得掉他們多餘的錢？除了彆人．奧森·韋斯在《公民凱恩》也具體表現了那種帝王式的虛偽慷慨：凱恩決定向一位無名歌手大量饋贈禮物，強迫公眾承認她是一個偉大的歌後，用此給他自己的權力增添光彩。在法國，我們可以列舉出許多公民凱恩式的小人物。另一部影片《危急關頭》的主角，認擁有絕對智慧的印度回國時，覺得用這種智慧需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贖回一個妓女。顯然，男人在夢想自己是一個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時，仍在渴望女人服從；為了喚醒睡美人，睡美人必須昏睡不醒；若有被擄的公主，周圍必有妖魔鬼怪。然而，男人越是喜歡艱巨的事業，給女人以獨立就越會讓他快活。征服比饋贈或解放更令人神往。所以，普通西方男人理想中的女人，是這樣一種女人：她受他支配時是自由的，她不人雲亦雲，但她也屈從他的論點；她機智地進行反抗，卻以認錯而告終。他的自尊心越強，他想冒的險就越危險：征服彭忒西勒亞要比娶順從的灰姑娘更為壯觀。尼采說：一勇士熱愛危險和運動。這就是他愛女人——一切運動中最危險的運動的原因。”喜歡危險和運動的男人，若對征服女人寄予希望，是不願意看到她變成一個勇士的。他心裡所希望的是，這場鬥爭對於他是一場遊戲，而對於女人卻與她的命運相關。不論男人是解放者還是征服者，他的真正勝利都隻能在於這一點：女人坦然地承認他就是她的命運。因此，“有一個女人”這句話有雙重含義：她的客體功能和仲裁者職能是不易區分的。從女人被看成一個人時起，除非征得她同意，否則對她是不能征服的，而隻能說服。睡美人的微笑使迷人王子的努力獲得圓滿成功，被擄公主的快活而感激的眼淚使騎士之勇猛得以證明。另一方麵，她的揣度目光不像男性的揣度目光那麼冷漠嚴峻，它容易受魅力的影響。所以英雄主義和詩歌是誘惑的樣式，但女人在自已被吸引時，也美化了英雄主義和詩歌。從個人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她又成為有特權的主要者；在他看來，她不是舉世公認的價值的尺度，而是他的特長和他的存在（being）的展示。一個男人的同伴在評價他時，所依據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這種評價既是客觀的，也是涉及到公認的標準的。但是，他的有些特性，其中包括他充滿活力的特性，卻隻有女人才會感興趣。唯有在涉及到她時，他才是雄赳赳的、有滋力的。誘人的、溫柔的、殘忍的。若要賦予這些較為神秘的特性以重要的價值，他就絕對需要她的存在。通過她，他將經曆一個奇跡：在他自己看來，他仿佛成了另一個人，而這另一個人又是他最徹底的自我。馬爾羅有一段話極其生動地表現了個人主義者對於他所愛的女人的期望。喬問他自己：“‘我們用自己的耳朵去聽彆人的聲音，用自己的喉嚨去聽自己的聲音。’這很對。但人們也是用他們的喉嚨聽自己生命的聲音——聽彆人生命的聲音的嗎卜…··在彆人看來，我是我扮演的那種人……但唯獨在梅麵前，他才不是他所扮演的那種人；而且，唯獨在他麵前，她才是和原來的她完全不同的人。擁抱時，愛使倆人聯為一體，抵消了孤獨感，不過擁抱並未給男人帶來寬慰。對於瘋子，對於無比殘忍的人，寬慰是最為珍貴的，每個人對於他自己都是一種寬慰，他把它珍藏在心底。自從他母親去世以後，隻有在梅麵前，他才不是喬·吉爾左斯，而是一個親密的夥伴……男人不是我的夥伴，他們在觀察我、評價我；我的夥伴是這樣一種人：她們愛我，不觀察我；她們愛我時不顧一切，不在乎受到貶低，不在乎下賤，不在乎被出賣；她們愛的是我，而不是我曾經或將要扮演的那個人；隻要我愛我自己，她們就會愛我，甚至不惜自殺。”喬的這種態度之所以是有人情味兒的、令人感動的，是因為它暗示著相互性，他要梅愛本來的他，而不是要討得一個奉承的反映。在許多男人身上，這一要求退化了：他們不是準確地揭示自己，而是想通過人們的目光發現自己的光輝形象在被人仰慕。感激、奉若神明。女人常被比做水，除了彆的理由之外，還因為她是一麵鏡子。那耳喀索斯之流的男性，用這麵鏡子仔細端詳自己：他誠心誠意地或虛情假意地偏向她。但不管怎樣，他實際上是要她成為存在於他之外的、他心裡所不能把握的一切，因為這個生存者的本性僅僅是虛無，也是因為他要實現自我就必須通過一個客體看到他自己。既然女人在一種外在於他的、他通過她的肉體可以具有的形式下，是他自己的神化，那麼她就是給他的最高報償。當他緊緊摟住為他所概括了的世界、他把自己的價值與法律強加於其上的那個人時，他是在擁抱這個“怪物”——他本人。在和這個歸他所有的他者結合時，他希望實現他自己。女人是財富和獵物，是運動和危險，也是保姆、向導、法官、調解者和鏡子，所以她是這樣的他者：主體通過她超越他自己而不為其所限，她與他相對立而不予以否定；她也是這樣的他者：她讓自已被占有而仍不失為是他者。所以，她對男人的幸福和勝利是十分重要的，以至可以說，即使她不存在，男人也要把她發明出來。他們的確發明了她，但她的存在也和他們的獨創性相脫節。所以，她不僅是他們夢想的化身，也是這一夢想的幻滅。女人任何一種象征性形象無不引起相反的形象：她是生與死，大自然與人造物，晝與夜。不論我們認為她具有怎樣的外表，總是發現她是這樣變來變去，因為次要者必然會重新成為主要者。在聖母瑪麗亞和比阿特麗絲（Beatrice）的形象中，夏娃和喀耳刻仍然存在。克爾他郭爾在浦萄酒中的真理》中寫道：“通過女人，理想進入生活。所以，要是沒有她，他會如何？許多男人多虧有了某個年輕姑娘才成為天才……但從來沒有哪個人因為有了某個答應和他結婚的年輕姑娘才成為天才……”“通過一種消極關係，女人可以使男人具有豐富的想像力……與女人保持消極關係可以使我們變得無限……一般來說，同女人保持積極關係會使男人變得有限。”這就是說，隻要女人還是一種理念，隻要男人通過她能夠看到他自己的超越，她就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作為一種客觀現實卻是不吉利的，她存在於自身並為自身而存在。克爾供郭爾認為，通過拒絕和未婚妻結婚，他建立了唯一有效的同女人的關係。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即，把女人樹為無限的他者（theinfiher）的神話也會產生它的對立麵。由於女人是一種虛假的無限，一個無真理性的理想，她始終表現為有限與平庸，基於同一理由，她也表現為謬誤。在拉福格筆下她就是這樣出現的。他的整個作品都在發泄他對神秘的怨恨，他不但因為神秘而責備女人，也因此而責備男人。奧菲麗亞、莎樂美實際上隻不過是“小婦人。”哈姆雷特仿佛在想：“奧菲麗亞之所以會愛我，是因為她得到了恩惠，因為我在社會上和道德上比她的女朋友們優越。掌燈時，她也會對舒適安逸發出那些平庸無奇的議論！”女人使男人夢想，可她也想到舒適和晚餐的燉肉。當她隻是一個肉體時，人們對她談及她的靈魂。她的情人盲目地相信自己在追求理想，可實際上他卻是自然的玩物，而他利用這種種神秘的目的在於生殖。女人其實是生命的普通外表，她愚蠢，謹慎，吝嗇，無聊。男人成功地奴役了女人，但他也成功地讓占有失去了吸引力。隨著女人與家庭和社會結為一體，她的魔力不是改變了，而是消失了。她被降到仆人地位，不再是體現自然各種財富的未被征服的獵物。自騎士愛興起以來，婚姻扼殺愛情就是司空見慣的了。過多的蔑視，過多的尊重，過多的日常瑣事，使得妻子不再有性的吸引力。婚禮本來就是用來讓男人防範女人的；她成了他的財產。但是，我們占有的一切，反過來也占有了我們，所以，婚姻對於男人也是一種形式的奴役。他落入自然設下的陷阱：由於他渴望得到一個黃花姑娘，就不得不去維持笨重的主婦或乾癟的醜老太婆的生計。用來裝飾他的生存的精致珠寶，變成了可恨的負擔：冉蒂皮始終是最令男人畏懼的女人典型。如我們所見，她在古希臘和中世紀是許多悲哀的主題。但是，即便是女人年輕，婚姻中也還是有欺騙存在；因為隻要人們認為性愛應當社會化，婚姻總會把它給扼殺掉。事實是，性愛含有瞬息反對時間、個體反對群體的權利要求；它肯定分離，反對溝通，反撥一切法規；它有一種敵視社會的本原。習俗絕不會完全屈從於嚴厲的製度與法律；愛情總是向它們挑戰。在希臘和羅馬，愛情以肉欲形式轉向年輕男人或高級妓女。騎士愛既是肉欲的也是純精神的，它總是指向彆人的妻子。《特裡斯坦》就是一首描寫通好的史詩。1800年前後，女人神話又重新出現。這個時期，通奸成為各種文學作品的主題。某些作家，如亨利·貝恩斯坦，竭力捍衛資產階級製度，拚命把性衝動和愛情重新納人婚姻的軌道。但在波托一裡什的《情人》中也有較多的真實性，這部作品表現了兩種價值秩序的不相容性。通奸也許隻會隨著婚姻本身的消失而消失。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婚姻的目標是讓男人免受他自己的妻子的影響：但其他女人對他卻有著強烈的吸引力，於是他將會轉向她們。女人也有意介乎於此，因為她們在反抗旨在剝奪她們一切武器的事物秩序。為了把女人從大自然當中分離出來，通過禮儀和契約讓她受男人的支配，她被賦予了做人的尊嚴，被賦予了自由。但自由恰恰意味著避免一切征服。若把自由給予本來擁有有害魔力的人，她就會變成危險人物。由於男人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搞折衷，她變得更加危險。他隻有在把女人變成仆人，並使她的超越性受挫時，才可以在男性世界上對她予以承認。給予她的自由隻有消極用途，她情願拋棄這種自由。女人隻有當了俘虜才是自由的；為了重獲她身為自然客體的權力，她放棄了做人的這種特權。她白天昧著良心去扮演順從仆人的角色，夜裡卻變成了一隻貓或席。她重新裸露出她那冰肌玉膚，或者，騎在掃帚柄上，去參加魔鬼舞會。她的確在對自己的丈夫施展夜間的魔力，但向丈夫隱瞞她的身體變形要聰明一些。她情願把陌生人當做獵物，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權利支配她，而她對於他們仍然是草木、泉水、星辰和女巫。所以，她注定是不忠的：這是她的自由所能夠采取的唯一形式。她的不忠甚至表現在她的欲望、想法和意識之外。由於她實際上被看做一個客體，她被供給了任何一個願意占有她的主體。不論是關在閨房裡還是藏在麵紗下，若說她不會引起某人的欲望，都是大可置疑的。而喚起陌生人的欲望就是擊敗她的丈夫和社會。但是，進一步來說，她在這種行為中往往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同謀，她隻有用欺騙和通好才能證明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隸，並揭露男性自負與虛偽。這就是為什麼丈夫的妒忌一觸即發的原因。我們在傳說中看到，一個女人可以無緣無故地受到懷疑，稍有疑點便遭到譴責，如布拉班特的熱內維埃芙和苦絲狄蒙娜。甚至在產生任何懷疑以前，格賴斯爾達就經受了極其嚴峻的考驗。若女人事先並沒有什麼疑點，這個故事就荒謬了。毫無疑問人們要去證明她的不檢點：這是在讓她去證實自己的清白無辜。的確，這是妒忌心無法滿足的原因。我們已經看到，占有不可能絕對實現；即便是不許其他一切人來提水，一個人也不可能占有他用來止渴的泉水：他雖然妒忌，卻完全明白這一點。女人一般是易變的，如水一般流動；人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違抗自然的真理。縱觀整個文學作品，從《一千零一夜》到《十日談》，我們可以看到女人比男人計勝一籌。而且，他做看守不僅僅是出於個人的意願：讓他——以父親、兄弟和丈夫的身份——為女人行為負責的是社會。由於經濟和宗教方麵的原因，她被迫操守貞節，因為每個公民都必須證明他的確是自己父親的兒子。但是，迫使女人準確地適應社會所強加於她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男人的雙重要求使女人注定要表裡不一：他想讓女人屬於他，又想讓她無關於他；他希望她既是仆人又是妖婦。但在公開場合他隻承認第一種要求，第二種要求是不公開的，他把它藏在自己精神與肉體的深處。它與道德和社會背道而馳，是邪惡的，有如他者，有知難以駕馭的大自然，有如“壞女人”。男人並非完全獻身於他所樹立並聲稱要實行的善，他與惡保持著可恥的聯係。但是，不論惑是否敢忘乎所以他表現它本來的麵目，男人都會群起而攻之。在橡膠的夜裡，他求女人去造愛，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又否認自己與這一罪率及美麗的罪人有任何關係。而女人，本身在床第秘處是罪人，卻唯有在崇拜貞操時才越發熱情。正如在原始人當中男性是世俗的，女性是有宗教神秘魔力的，在近代社會，男人行為不檢點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過失，常常受到寬容。即使男人違犯了社會法律，他也仍舊是社會的一員。他不過是一個印一戲wt討厭的孩子〕，不會給社會秩序帶來多大威脅。一另一方麵，若是女人逃避了社會慣例，她就會重返大自然，再度變成惡魔，在群體之中釋放出無法駕馭的邪惡力量。恐懼始終和對女人放蕩行為的指責混在一起。如果丈夫未能讓妻子保持貞操，他就要分擔她的過失。從社會角度來看，他的不幸是對於他的名譽的一種汙損。有些文明非常苛刻，要他殺死不道德的妻子，以同她的罪過劃清界線。在其他文明，討好的丈夫受到嘲弄和懲罰，人們讓他赤條條地騎著公驢遊街示眾。社會還會在丈夫的住處嚴懲這個有罪的人：她冒犯的不僅僅是他，還有整個集體。這些習俗在迷信的、神秘的西班牙，一個受肉欲威脅的淫蕩國度，以一種特彆嚴厲的形式存在著。卡爾德隆（Cald）。洛爾卡和巴萊·因克蘭在許多劇作裡采用了這一主題。在洛卡爾的《貝爾納達之家》中，村裡人紛紛傳說要懲罰一個被誘好的姑娘，要用燃燒著的煤炭把她燒死在“她造率的地方”。在巴萊·因克蘭的《聖詞》中，通奸的女人仿佛是一個和魔鬼跳舞的女巫；她的過失一被發現，村裡人就群起而撕光她的衣服，把她給淹死。根據許多傳統，有罪的女人都要這樣被判剝光衣服，然後或被亂石砸死，如聖經所記述的，或被活埋和淹死，或被活活燒死。這些酷刑的含義是，在剝奪她的社會尊嚴之後，以這種方式把她還給大自然；她通過自己的罪孽釋放出了邪惡的自然放射物：贖罪以一種神聖的狂歡形式進行，女人們在盤問、毆打和殘殺這個有罪的人時，輪流釋放出源於神聖的然而又是有益的自然的液體，因為這些報複者的行為要和社會慣例保持一致。隨著迷信的減弱，恐懼的消散，這種野蠻的酷刑也消失了。但是在鄉間，無神的吉普賽人仍以懷疑的目光去看待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肆意利用勉力的女人——女冒險者、利用色相勾引和敲詐男人的蕩婦、加規加聯〔妖女人〕，仍屬於令人不安的那一類人。在好萊塢影片中的壞女人身上，殘留著喀耳刻的形象。女人們僅僅由於自己美麗就像女巫一樣被燒死。古代的恐懼，在維護本地風化的虛偽掩飾下，始終出現在生活放蕩的女人麵前。對於想冒險的男人來說，其實正是由於這些危險才讓女人變成了誘人的獵物。他蔑視婚姻權利，不接受社會法律的支持，想在一對一的決鬥中將她征服。他想占有女人，甚至她反抗他也在所不顧。他追求她時所利用的正是她用以擺脫他的自由。但這是枉費心機的。人在自由時不再扮演角色：自由的女人在違反男人意願時往往是如此。甚至睡美人也可能不樂意醒來，也許她根本不認為把她喚醒的人是迷人王子，也許她不會微笑。公民凱恩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所保護的女人被認為是在受壓迫，他的慷慨被揭示為是對權力和專製的一種意願。主人公的妻子在聽他講自己的英雄事跡時心不在焉，詩人所夢想的繆斯在聽他朗誦詩歌時可能在打哈欠。女戰士可能感到厭倦，木願意去打仗；她也可能會得勝。衰落時期的羅馬女人，今天的許多美國女人，都把她們的任性，或她們的支配，強加在男人頭上。灰姑娘究竟在哪裡呢？男人想給予，而此時女人卻要為自己索取。這將是一個自衛問題，而不再是一場遊戲。從女人有自由時起，她隻有一種命運，即為了她自己而去自由地創造。於是兩性關係成了一種鬥爭關係。既然成了同類，女人就仿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如她身為異己的大自然的一部分麵對男人時那樣。貪婪的雌昆蟲（螳螂和蜘蛛）的神話代替了勤勞的蜜蜂或雞媽媽的神話。雌性不再是在撫育小動物，寧可說是在吞食雄性動物，卵子不再是豐富的貯藏室，寧可說是用惰性物質營造的陷阱，精子在裡麵被閹割、被淹沒。子宮，那溫暖、寧靜和安全的避難所，變成了由體液組成的肉質部分，食肉植物，會收縮的黑暗深淵，裡麵住著一條毒蛇，它在不停地消耗著男性的體力。基於同樣的辯證邏輯，性愛對象變成了施展妖術的人，仆人變成了叛徒，灰姑娘變成了吃人的惡魔，而女人全都變成了敵人：這是男人在虛偽地把自己樹為唯一的主要者時所付出的代價。但是，和其他外表一樣，這種充滿敵意的外表也不是女人的最後麵目。相反，在女人世界中引入了善惡對立說。畢達哥拉斯把善的本原比做男人，把惡的本原比做女人。男人想通過占有女人克服惡的本原；他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正如基督教通過引入“贖罪”和‘欺世”這些觀念，賦予“罰太地獄”這個詞以完整的意義那樣，壞女人的形象也是在同聖潔女人的形象對比時才顯得格外突出。“關於女人的爭論”從中世紀延續至今。在爭論的過程中，某些男人隻想承認他們所夢想的是死後升入天堂的女人，而另一些人則隻想承認他們夢想的是破滅的、被逐出教門的女人。但是實際上，如果說男人可以在女人身上發現一切，那是因為她具有這兩種麵目。她以活生生的肉體形式，代表了賦予生命以意義的一切價值與反價值（thevaluesandanti－values）。十分清楚，善與惡在這裡以有奉獻精神的母親與不忠的情婦的形式處於相互對立之中。在《蘭達爾王，我的兒子》這首古老的英國民歌中，年輕的騎士被清如下了毒，後來回家時死在母親的懷抱裡。裡什潘（ffi）的《圈套》也采用了這個主題，但總的看來，它更為悲涼、粗俗。天使般的米卡伊拉同邪惡的卡爾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母親，忠實的未婚妻，有耐性的妻子——都在準備撫慰“蕩婦”和女巫給男人心靈造成的創傷。在這明顯固定的兩極之間，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大群模棱兩可的人物。她們可憐而又可恨，有罪而又受害，風騷而又軟弱，如天使又似魔鬼。女人就是這樣提供了極其多樣的行為和傳感，以刺激男人，豐富他的生活。男人為女人有這種複雜性而感到高興：一個美麗動人的女仆足以令他神魂顛倒——而且，無需付出太高的代價。她是天使還是魔鬼？反複無常使她變成了斯芬克司，談到這裡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巴黎一家最有名的妓院，是在司芬克斯的保佑下並以它為標誌經營的。在女性的全盛時代，在女性緊身胸衣。保爾·布爾熱（PaulBoung）、亨利·巴塔耶及法國的康康舞風靡一時的時候，斯芬克斯這個主題也極為盛行：“你是誰，你來自何方，奇怪的斯芬克司？”在女性神秘性這個問題上，夢想和爭論一直沒有結束。長期以來，男人之所以不許女人放棄長裙、村裙、麵紗、長手套和高跟鞋，的確是為了保持這種神秘性：對於他者差彆的任何強調，都會讓她變得更加令人滿意，因為男人想占有的正是這樣的他者。我們發現，阿蘭·富尼埃在責備英國女人的握手方式和男人一樣坦率的同時，又為法國女人的端莊而含蓄感到激動。如果女人要像遙遠的公主那樣受人仰慕，她就必須是神秘的、不為人所知的。沒有理由認為富尼埃在生活中對女人特彆恭敬，但他卻把童年和青年時的全部驚歎，對失去的樂土的全部懷戀，都傾注到他所塑造的一個女人身上，這個女人的最重要美德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的那幅伊馮娜·德·加萊畫像就是用銀白色和金黃色描繪的。但是，男人甚至喜歡女人的缺點，隻要這些缺點能引起神秘感。有一位男人對一位知識女性權威地說：“女人應當任性。”任性是難以預料的，它讓女人猶如水中漣漪一般優美；虛假用迷人的映像使她格外生色；風騷乃至墮落為她帶來了濃鬱的芳香。她欺欺騙騙並躲躲閃閃，她令人難以捉摸並兩麵三刀——正因為如此，她才極大地迎合了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瑪雅，有無數個假象。把司芬克斯描繪成年輕女人是一種常見的做法；處女性是最令男人激動的秘密之——他們越是放蕩，就越是如此。少女的純潔為各種放縱帶來了希望，無人知曉她的單純暗藏著怎樣的墮落。她雖然接近動植物，但對於社會形式來說卻已經是可以修正的，她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她羞怯的女性氣質不會引起任何恐懼，隻會引起稍稍的不安。我們認為，她是女性神秘的有特權的代表者之一。然而，當“真正的少女”消失時，對她的狂熱崇拜也變得過時。另一方麵，妓女的形象在《瑪雅》一劇中扮演的這種形象，在法國舞台上獲得了極大成功，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重要性。這種可塑性最強的女性典型，給描述墮落與美德的偉大劇目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對於謹小慎微的清教徒來說，妓女是邪惡、羞恥、疾病和該進地獄的化身，她引起恐懼和憎恨。她不屬於任何一個男人，但卻委身於每一個男人，以這種交易謀生。這樣，她便重獲了以前隻有放縱無度的大母神才能享有的令人畏懼的獨立，並且是尚未被男性社會神化的、仍具有害人魔力的女性氣質的化身。在這種性行為中男性不可能認為她是屬於他的；他僅僅把自己交給了肉體這個惡魔。這是一種特彆令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感到憤恨的羞辱和玷汙，他們認為這個肉體或多或少是可惡的。另一方麵，若男人不害怕這個肉體，他將享受到通過妓女給予的、慷慨坦率的肯定，將通過她感受到未曾被道德淡化的、濃縮著的女性氣質。他將在她的身上重新發現那些有魔力的美德，這些美德以前曾讓女人和星辰及大海結成姐妹。有一個叫亨利·米勒的人，在和妓女同床共枕時感覺到，他可以觸探到生命、死亡和宇宙深處發出的聲音；他在插入陰道那潮濕的幽深處時，遇到了上帝。既然她屬於賤民，處於道貌岸然的道德世界的邊緣，那我們也可以把‘血止仲樹”〔妓女〕看成是所有正式美德對她都不起作用的人。她的低下地位使她同真正的聖徒相關聯，因為曾被蹂躪的人會變得高貴起來。瑪麗·馬格達萊娜（MeqMedene）是基督的寵兒；罪孽比虛偽的美德更容易打開天堂的大門。陽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拉斯果爾尼科夫，跪在索尼敗的腳下，犧牲了引他犯罪的那種男性的傲慢自尊；由於謀殺，他使每個男人都有的那種分離意願變得更加強烈了：一個謙卑的、屈服於一切人又被一切人所拋棄的妓女，能夠極其友善地接受他的退位聲明。機正似體做女〕這個詞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鳴。因為許多男人夢想墮入歧途，但這並不是那麼簡單。人們不可能輕易獲得積極表現出來的惡，連窮凶極惡的人也害怕作惡多端。女人可以讓人們進行惡魔崇拜而又不會冒多大風險，因為撒旦會不邀而至。她處於男性世界的邊緣，與她有關的法令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但她也是一個人，所以通過她可以偷偷地反抗人的法律。從纓塞到喬治·巴塔耶，真正的極其銷魂的放蕩，都是和妓女一起所進行的那種放蕩。德·薩德侯爵（theMmpisdeSad）和薩謝一馬索克讓他們自己對女人的無法消除的欲望得以滿足。他的追隨者，以及大多數有“惡習”要滿足的男人，一般都轉向妓女。在一切女人當中，妓女對男性最順從，可是也較能擺脫他。正因為如此，她們有非常豐富的內涵。然而，任何一種類型的女性——處女、母親、妻子、姐妹、女仆、情婦、十分賢淑的女人以及和藹可親的婢妾，都可以把男人的欲望概括為見異思遷。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學，應當揭示個人對多麵神話中的這一麵或那一麵特彆感興趣的原因。但是，一切情緒、魔念和精神變態中都含有這種神話。許多神經症的根源，都在於對被禁事物的瘋狂迷戀，而這種事物隻有在禁忌以前已被確立起來時才可以出現。來自外部的壓力不足以解釋它的出現。實際上，社會禁令不僅僅是慣例，除了彆的，它們還有每個人都自我感受到的發展含義。例如，考察一下“戀母情結”還是很有意思的。人們往往認為，它產生的原因在於本能趨向同社會法規之間的鬥爭，其實它首先是一種主體本身當中的內在衝突。嬰兒對母親乳房的依戀，最初是直接地、一般地、內在地表現出來的對生命的依戀。斷乳引起的抵製，是遺棄引起的抵製的始點，一旦個體作為一個分離於整體的人出現，他就被判處在這一點上。隻有從那時起，並且隻有在他較為個體化、較為獨立時，才可以把“性”這個術語，用在他對此後與他的肉體相分離的母親肉體的愛戀上。因而，由於他者的存在，他的肉欲是定向的，它朝著一個與他相異的客體超越。但是，孩子對他自己是主體認識得越迅速、越堅決，同他自主性相對立的那種肉體紐帶，就越會對他加以折磨。因此他避開母親的撫摸；而她的權威，她對他的權利，有時還有她的出現，都會讓他產生一種羞恥感。意識到她是一個肉體尤其令人感到尷尬和厭惡，所以地避免想到她的身體。在他的父親或繼父或請人所引起的恐懼感中，與其說有一種嫉妒的巨大悲痛，不如說有一種恥辱感。他一想到母親是一個肉體的人，就會聯想到他自己的出生，而這是他極力想否認的經曆，或至少想賦予它以偉大宇宙觀象的尊嚴。他覺得他母親應當是大自然的概括，而大自然包圍了一切人，不歸任何人所有。他對母親成為某個男人的獵物之所以表示憤恨，並不像人們通常堅持的那樣，是因為他想自己占有她，而是因為他希望她能超脫一切占有；她不應當有妻子或情婦的那些可鄙特征。不過，在他青春期出現男性特征時，則完全可能發生母親的身體讓他產生性衝動的情況。但這是因為她使他想到了一般的女性。看到大腿或乳房時引起的這種欲望，在年輕男人認識到這個肉體是他母親的肉體時，往往就消失了。性倒錯的例子很多，因為，青春期既然是一個紊亂期，也就是一個性倒錯期，於是厭惡引起篤聖，而誘惑則產生於被禁的事物。但不應當認為兒子最初就十分想和母親性交，是外部禁令的乾涉專橫地阻止了他。相反，產生欲望恰恰是因為在個體本人的心目中確立了禁令。這種禁令是最常見的一般反應。但是，禁令在這裡仍不是來自壓製本能欲望的社會法規。相反，尊重是對最初厭惡的升華；年輕男人不願意把他母親看成是肉體的；他要美化她，使她和社會上的讓他崇拜的神聖女人的純潔形象相一致。於是，他致力於強化與下一代幸福有關的母親的理想形象。但這一形象之所以十分有力，僅僅是因為它為一種內在的、個彆的辯證法所致。既然每一個女人都有女人的因而母親的一般本質，那麼毫無疑問，男人對母親的態度，將在他和妻子或情婦的關係中引起反響一一一一xru這並不像人們通常想像的那麼簡單。在肉體上對母親感到明確性欲的青少年，完全可能隻是在渴望一般女人。倘若如此，不論什麼女人都可以滿足他的熱情衝動，因為他不是亂倫懷舊的犧牲品。反之，在純精神上對母親表示尊重的年輕男人，可能每時每刻都在希望女人能享有母親那種純潔。性，因而通常也是女人，在正常與反常這兩種行為中的重要性，無疑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其他客體被女性化這種情況有時也可能會發生。既然女人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男人虛構的，那麼他也就能夠在男性身體上把她給虛構出來：在雞好時某種性的界線依然存在。但通常，女人是被追求者，這在女性化的人們中間是無可置疑的。正是通過她，通過最好的她和最壞的她所具備的品質，身為一個年輕學徒的男人才聽說了幸福與痛苦，惡習與美德，淫欲與克製，奉獻與專橫——他作為一個學徒學會了認識他自己。女人是運動和冒險，但也是一場考驗。她是勝利的喜悅，也是戰勝殘留著的受挫感的更具有苦澀味的喜悅；她是毀滅的眩暈，是對地獄和死亡的迷戀。整個有意義的世界，隻有通過女人才能夠存在，她是男人的行為與情感的本體，所有能喚起他們自由的主動性的價值的化身。可以理解，即便是以最殘忍的失望來懲罰，男人也不會願意放棄包容他所有夢想的夢想。因而，這就是女人具有雙重欺騙外表的原因：她是男人夢想的一切，也是他不能獲得的一切。她是仁慈的大自然與男人之間的理想調解者，也是尚未征服的大自然的誘惑，和一切善相對立。從善到惡，她是所有道德價值的化身，也是反對這些價值的化身。她是行動的主體，也是行動的任何一種障礙，是男人對世界的把握，也是他的挫折。所以，她是男人對自己的生存以及對他所能夠賦予這一生存的任何表現的全部反映的起源與根源。可是，她也極力讓他離開自我，陷入默默無聞與死亡。她是仆人和夥伴，但他也期望她是他的觀眾與評論者，能夠證實他對存在（being）的感覺。然而，她卻以淡漠乃至愚弄和嘲笑來反對他。他把他的向往與恐懼、他的愛與恨全都投射到她身上。如果說對於她特彆說點什麼是十分困難的話，那是因為男人想通過她尋找完整的自我，因為她是全部（An。就是說，在次要者這個意義上，她是全部，即她完全是他者。而作為他者，她又與她自己是有區彆的，與人們所期望的她是有區彆的。她既是全部，又不完全是這樣；她是永恒的欺騙，是那種既不能順利獲得，又不能完全協調和全體生存者關係的生存的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