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也是女人的最大欺騙性，她的最大不忠：就是說，是生命本身的最大欺騙與不忠——生命雖藏在極有滋力的形式下，卻始終受年老和死亡酵素的侵擾。男人對女人的使用，毀壞了她最珍貴的魔力：她背著沉重的母性負擔，失去了性魅力；即便是不育，失去扭力也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一旦女人變得年老體衰和醜陋不堪，她會令人望而生畏。據說她會像植物那樣凋謝和枯萎。的確，男人的衰老也是令人生畏的，但通常，男人並沒有感覺到年老的男人是個肉體，他和這些分離的、陌生的身體的結合是抽象的。男人是在女人身上，在注定屬於他的身體上，真正遇見肉體退化的。維庸（Villon）寫的《做頭盔的美麗女工》，以男人的仇視目光，審視了她身體的退化。年老的女人，醜陋的女人，不僅是無魅力的客體——她們還引起夾雜著恐懼的仇恨。在她們身上，妻子從前的勉力一旦消失，母親令人不安的形象就會重新出現。但是，就連妻子也是個不吉利的獵物。維納斯從大海——新鮮的浪花、金黃色的莊稼——上出現對，得墨忒耳還在活著。當男人通過得自於她的快感占有女人時，他也引起了難以把握的生育力：他所插入的那個器官，也是導致生育的器官。這就是在所有社會當中男人都要受到許多禁忌的保護，以避免遭受女性鐵器官的危害的原因。反之則不然，女人對來自男性的任何東西都不感到恐懼；他那個性器官被認為是世俗的，篤聖的。雖然男性生殖器可以有神的尊嚴，但對它的崇拜沒有任何恐懼因素，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無任何必要受到神秘保護以防受害，它永遠是吉利的。使得注意的是，在許多母係社會，性行為是很自由的。但隻有在女人的童年期，在她的青春初期，也就是在性交與生殖觀念無關時，這種說法才是正確的。馬林諾夫斯基有點驚訝地說，無拘無束地共同睡在“單身房子”裡的年輕人，樂於公開他們的私通；實際情況是，未婚女孩子被看成是不能生育後代的，性行為因此也就被認為僅僅是一種平靜的世俗快樂。相反，一旦女人結了婚，丈夫在公開場合就絕不應對她有任何感情的表示，他不能去觸摸她，而且對他們親密關係的任何涉及都是篤聖的：於是她逐漸分享了母親那令人畏懼的本質，性變成為一種神聖的行為。此後性交便被禁令和防範所包圍。耕耘、播種和收獲時節是不準許性交的。這些時節要避免個人性交所造成的生育力浪費，而這種生育力是五穀豐登因而是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此時不允許重視與生育力有關的魔力。但節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丈夫的雄赳赳體力。這在男人外出捕魚戲狩獵時，尤其在備戰時是必要的。男性本原在和女人性交時被削弱，所以，隻要男人需要完全保存體力，就必須避免性交。問題是，男人對女人的恐懼，是否總是由性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利未記，夢遺被認為是一種玷汙，不過女人與此無關。在我們現代社會，普遍認為手淫是一種危險和罪孽：許多喜歡手淫的孩子和年輕人，在這樣做時感到極其恐懼和苦惱。正是由於社會的乾預，特彆是父母的乾預，單獨獲得的快感才成為一種罪惡。漫不止一個少男本能地對射精感到恐懼：在他看來，從他自己的本體流出的任何東西，不論是血液還是精液，都是令人不安的。泄漏出來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超自然力。然而，即使在主觀上，男人可以在無女人在場的情況下經曆性衝動的體驗，在客觀上他的性行為也還是在暗示著她的存在：如柏拉圖在兩性人神話中所說的，男性機體以女性機體為必需條件。男人在發現自己性彆的同時也發現了女人，即便她不是以有血有肉的成形象的形式出現的。反之，也正是因為女人是性的化身，她才是可怕的。我們決不應把活生生體驗的內在方麵同它的超越方麵分開：“我”所恐懼與渴望的事物，永遠是“我”自己生存的化身；但除非經曆非我，“我”不會發生任何現象。夢遺和勃起所暗示的非我，即使未明確處於女人的形式下，也至少是大自然和生命的表現：個體感到他被一種不屬於他自己的魔力所占有。的確，他對女人的情感矛盾，在他對自己性器官的態度上再現了出來：他為它驕傲，卻又嘲笑它，以它為恥。小男孩和夥伴在一起比賽陰莖時，第一次勃起既讓他無比自豪又令他十分恐懼。成年男人把自己的器官者做超越與權力的象征；它和一塊隨意肌一樣，同時也和一件神奇的禮物一樣，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它是一種自由，充滿了既成的然而又是任意的事實所具有的全部偶然性。在這種矛盾的外表下，他沉湎於它，卻又疑心受騙。他想借以表現他自己的那個器官，並不服從他。它帶著一種遠未被滿足的欲望，突然勃起，有時在睡夢中發泄自身，所以它表現了一種可疑的、反複無常的生命力。男人渴望以精神戰勝生命，以行動戰勝波動性：儘管他的意識同自然有一定的距離，儘管他要改造它，但他在自己的性器官中還是發現自己受到生命、自然以及波動性的困擾。叔本華寫道：“性器官是意誌的真正落腳點，它的另一極是大腦。”他的所謂“意誌”是對生命的依戀，是磨難與死亡，而“大腦”是思想，它在想像生命時脫離了生命。在他看來，性羞恥是我們在愚蠢地迷戀於肉欲之前感到的表處。即使我們不讚成他觀點中的悲觀主義，他對這種對立的觀察也仍是正確的：性與大腦的對立是男人二元性的表現。作為主體，他塑造了世界，因而他處在這個被塑造的世界之外，成為它的統治者。若他把自己看成肉體，看成性，他就不再是一個有獨立意識和完全自由的人：他陷入了這個世界之中，是一個有限的、易腐爛的客體。生殖行為無疑超出了身體的界限，可是它也確定了這種界限。陰莖，這個後代之父，相當於母親的子宮；男人是在女人體內生長的那種微生物的產生者，他本身也是那種微生物的載體。通過賦予生命的播種，被拋棄的是他自己的生命。黑格爾說：“孩子的出生便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約定，是在堅持物種與個體的對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動性否定了主體引以自豪的獨特性。生命與精神的這種較量，使性器官令人厭惡。當男人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動性的象征，看成是占有他人的一種工具時，他對它是洋洋得意的；但是，當他認為男性生殖器完全是一個被動的肉體，他因它而成為黑暗力量的玩物時，他又以它為恥。這種羞恥感很容易以嘲笑為掩飾。彆人的性器官會輕易範起一陣笑聲；勃起常顯得滑稽可笑，因為這好像是隨意的行為，但實際上是非隨意的；單單是人們看到生殖器的出現，就會笑出聲來。馬林諾夫斯基說，對於他生活在中間的野蠻人來說，僅僅提起那“可恥部位”的名稱，就會引起哄堂大笑；所謂拉伯雷式的或“猥褻的”許多笑話，都未超出這種低級文字遊戲的範圍。在某些原始人當中，女人在家神清園的日子裡，有權粗暴地蹂躪任何一個膽敢走近的陌生人。她們群起而攻之，往往把他整個半死。部落裡的男人對此一笑了之；在這種蹂躪中，受害者成為被動的、依附的肉體；他被女人所占有，又通過她們，被她們的丈夫所占有。相反，在正常性交時，男人希望把自己確立為占有者。但是，也正是在這時，他極為確鑿地認識到他肉體處境的含糊性。隻有在他的性行為是占有他者的手段時，他才可以為這一行為倍感自豪——而這種想占有的夢想隻能以破滅告終。在真實的占有中，他者也是這樣被取消了，被消耗和毀掉了：隻有《一千零一夜》中的蘇丹，才有權在黎明將至時讓情婦們離開他的臥榻，砍掉她們每個人的頭顱。女人在男人的摟抱中苟且偷生，也正因為如此，她才想擺脫他。他剛鬆開雙臂，那獵物對於他就又變成了陌生者。她躺在那兒，又新又完整，準備同樣短暫地讓新的情人占有。男性的一個夢想是，給女人“打上烙印”，從而讓她永遠屬於他。但是連最自負的男人也很清楚，除了回憶他什麼也不會給她留下，而與真實的現存感覺相比，最熱烈的回憶也是索然無味的。整個文學都在詳述這種挫折。女人成了攻擊的目標，人們說她水性楊花，是叛徒，因為她的身體竟然可以一般地獻給男人，而不是特定地獻給一個男人。然而，她的背叛的確是背信棄義的：她實際上把情人變成了她的獵物。隻有身體才能夠與另一個身體接觸；男性隻有讓自己成為肉體，才可以做他所渴望的肉體的主人。把夏娃賜給亞當，是為了讓他通過她實現超越，可她卻把他拖入內在性之夜。在令人眩暈的快感中，他的情婦又把他關在黑暗子宮的非透明體中；而這個非透明體是母親為兒子建造的，是他想逃之夭夭的。他般占有她，結果卻發現被占有的竟是他自己！怪味、汗水、疲憊厭倦——大量書籍描述了一個用意識製成的肉體所具有的這種＊鬱的激情。欲望誠然掩飾了厭惡，但它在滿足時也暴露了貪心。有人曾說：“性交後人這種動物是悲哀的。”還有人說：“肉欲可悲。”可是男人在情人懷抱中甚至連最後的滿足也未得到過。欲望在他身上很快就又萌發，這種欲望不僅僅是針對一般女人的，也是針對特定女人的。於是她握有一種特彆令人不安的權力。男人感到自己身體的性要求隻是一種與饑渴相似的一般要求，一種無特定對象的要求，所以，把他和這特定的女性身體緊聯在一起的結合，是他者造成的。這種結合不但和不潔的受孕腹部一樣神秘，而且在腹部有它的根基，它是一種被動的力量，它是魔力。許許多多的都把女人描繪成女巫、女妖，以美色和咒語迷惑男人。這種陳詞濫調是遠古廣為流傳的神話的反映。女人被奉獻給了魔力。阿蘭（Ain）說，魔力是萬物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一種行為若不是來自於主動者，而是來自於被動者，它就是有魔力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男人才始終把女人看成既定事物的內在性。即使地引起了收獲和生育，這也不是出自她本意的行動。她不是主體，不具備超越性和創造力，而是滿載液體的客體。在崇拜這些神秘事物的社會，女人因具有這種魔力而和宗教聯係在一起，被尊為祭司。但是，一旦男人努力讓社會戰勝自然，讓理性戰勝生命，讓意誌戰勝事物墮性的既定本性，女人便被看成了女巫。十分清楚，祭司與巫師的區彆在於：前者是根據眾神和法律的旨意，以群體全體成員的名義，為了公益，去控製並指揮他所駕馭的力量的；而巫師則拋開了社會，背離了眾神和法律的旨意，隻依他自己的嗜好去加以操縱。於是，女人不可能被完全並入男人的世界。身為他者，她同他們是對立的。很自然，她利用自己的力量，並不是為了讓超越這一勇敢的壯舉貫穿於男人的社會並擴展到未來，而是為了通過分離和對立把男性施入分離的孤獨，拖入內在性的黑暗之中。女人是海妖，她用美妙的歌聲引誘水手觸礁毀滅；她是喀爾刻（Ci。e），把情人變成了野獸；她是水妖，把漁夫吸入潭底。被她的扭力所迷住的男人，失去了意誌力、事業和未來；他不再是一個公民，而僅僅是一個被欲望奴役的、被割斷與社會聯係的、受製於那一刻的、在折磨與快感之間被動地搖擺不定的肉體。邪惡的女巫以情欲去對抗責任，以現時去反對未來。她留住遠離家門的遊客，用酒把他灌醉，使他忘懷一切。要想占有他者，男人就必須始終是他自己。但是由於不可能的占有所導致的挫折，他想成為他無法與之結合的那個他者。於是他被異化了，他迷失了，他喝了春藥，在他自己麵前成了陌生人，墜入飛逝的、致人以死命的水潭之深處。母親在賦予兒子生命時，也讓他麵臨死亡的厄運。被愛的女人誘惑她的情人放棄生命，沉湎於最後一次共寢。將愛與死聯為一體的結合，在特裡斯坦（TristLlll）的傳說裡有詳儘的描述，但確實有較大的真實性。由於生自於肉體，男人在做愛時也實現為肉體，而這肉體注定要走入墳墓。這更證實了女人同死亡的聯係。收獲女神是使五穀豐登的生育力的反麵。但她似乎也是一個可怕的新娘，在她甜美虛假的肉體下麵，露出了她的骷髏。所以，男人最喜歡也最討厭在女人（情婦或母親）身上固定而又形象地呈現出她的動物性命運。生命對於他的生存誠然是必需的，但也判決了他的有限與死刑。男人從他出生那一天起就開始走向死亡：這是在母親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真理。他在生育中支持物種反對他自己：他在妻子的擁抱中懂得了這一點。由於興奮和快感，甚至在此之前，他就忘掉了他唯一的自我。雖然他權力辨彆母親與妻子，還是通過她們隻證實了這樣一件事：他終有一死。他希望尊重他的母親，愛他的情婦，可他也懷著憎惡與恐懼的心情對她們進行反抗。在強調肉體戲劇的這一方麵或那一方麵時，男人可能有多種態度。若男人不認為生命是難一的，若他對自己的特定命運不甚關心，若他不怕死，他便會欣然接受他的動物性。穆斯林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因為社會的封建結構不允許呼籲國家反對家庭；因為宗教——它表現了該文明的好戰理想——直接把男人獻給死神，剝奪了女人的魔力。既然男人可以隨時置身於穆罕默德的天堂的驕奢淫逸的放蕩生活，他還有什麼可懼怕的呢？在這種情況下，男人可以平靜地享用女人，既不需要防範他自己，也不需要防範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表明女人是安慰和快樂的源泉，如同水果、蜜餞、芳甜可口的蛋糕和香油。我們今天在地中海沿岸的人們當中也發現了這種對感官的樂善好施：由於熱衷於即時，不向往於不朽，法國南部的男人（他透過明朗的天空和清徹的大海，發現了在討人喜歡的外表之下的大自然），會以美食家的情趣去愛女人。他依照傳統對她們所進行的藐視，足以阻止他把她們看做人：他幾乎把她們身體所帶來的愉快和按灘、海浪所帶來的愉快當成了一回事；他對肉體一點兒也不感到恐懼，不論是她們的還是他自己的。維多裡尼在他的《在西西裡島上》一書裡說，他7歲發現女人裸體時，沒有大驚小怪。希臘和羅馬的理性主義思想支持這種安然的態度。希臘的樂觀主義哲學超過了畢達哥拉斯的善惡對立說。劣等者從屬於優越者，因而對他是有用的。這些和諧思想未對任何肉體表示出敵意。不論是麵向理念的天堂，還是麵向城邦或國家，把自己視為精神（Nas）或公民的個人都認為，他已經超越了自己的動物本性：不論他沉湎於快樂，還是奉行禁欲主義，結合於男性社會的女人都隻有較次要的重要性。當然，理性主義並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性衝動體驗在這些文明中仍有其矛盾性：禮儀、神話和文學都證實了這一點。但女性的誘惑力和危險僅以弱化形式表現出來。基督教重新賦予女人令人畏懼的威望：對異性的恐懼是男人因良心不安而痛苦的表現之一。基督徒的本身是分裂的；身體與靈魂，生命與精神完全處於分離狀態；原罪使身體成為靈魂的敵人，與肉體有關的一切都是邪惡的。隻有被基督免罪並被引向天國，人才可以得救。但他天生隻是一個墮落者。他的出生不僅使他注定要死去，而且注定要被罰太地獄。神的恩典使天堂可以為他開放，但在他的種種形式的自然存在中都有禍根存在。邪惡是一種絕對的現實，肉體則是罪孽。當然，由於女人永遠是他者，人們並不認為男女彼此互為肉體：對於基督徒來說，肉體是懷有敵意的他者，它隻能是女人。從她身上，基督徒看到了世俗的誘惑，肉體與魔鬼的化身。神父們全都堅持認為，是她把亞當引向了罪孽。我們必須再次援引德爾圖良的話：“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門，你說服了連魔鬼都不敢直接攻擊的他。由於你，上帝之子才不得不死。你要永遠舉哀，永遠衣衫襤褸。”所有的基督教文學都在極力宣揚男人對女人所能產生出的憎惡。德爾圖良把她規定為“handpeumsngdoa”〔建在陰溝上的神殿］。聖·奧古斯丁則驚恐萬狀地讓人去注意性器官與排泄器官的令人厭惡的混合：“IndrfN我們生於屎尿之間。”基督教對女性身體是如此反感，以至它雖然決意讓它的上帝死於恥辱，卻不準他受到降生的玷汙：東派教會的以弗所公會議和西派教會的拉特蘭公會議都聲稱基督是處女所生。早期的教父們——奧利金（ch）、德爾圖良和哲羅姆，都認為聖母瑪麗亞和其他女人一樣，也是在血汙中臨產的。但聖·阿姆布羅斯和聖·奧古斯丁的見解卻很流行。聖母瑪麗亞的身體是封閉著的。中世紀以來，一直認為擁有身體這一事實對於女人是一種恥辱。甚至連科學也被這種憎惡長久地麻痹了。林親在論述自然的論文中，回避了對女人性器官的“可惡的”研究。法國醫生勞倫斯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引起非議的問題：“非常有理性和判斷力的、我們稱之為男人的這種有靈性的動物，怎麼會被女人那個讓體液玷汙的、可恥地位於軀體最下部的、汙穢不堪的陰部所吸引？”今天，有許多其他影響在乾擾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而且這種情況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表現。但是，尤其在清教徒世界，對肉體的憎惡依然存在。例如，在福克納（h周見mer）的《八月的白晝》中就有這種表現。主人公的最初性冒險造成了極大的創傷。關於年輕男人第一次性交後感到渾身不舒服以至於惡心的描寫，在文學中屢見不鮮。如果說這種反應在實際生活中很少見，那麼對此描寫得如此頻繁就不是偶然的。特彆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受清教主義的影響很深，女人在大多數青少年和許多男人那裡引起或多或少被公開承認的恐懼。這種心情在法國相當強烈。米歇爾·萊裡在《人的時代》裡寫道：“現在我傾向於把女性器官看成某種不潔的東西或傷口，因此它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隻是同出血的、分泌粘液的和易受感染的東西一樣危險。”對於性病的看法表達了這種恐懼。女人引起恐懼不是因為她傳播了疾病。實際上，這些疾病之所以顯得令人厭惡是因為它們來自於女人：有人曾告訴我說，年輕人認為，性交過於頻繁能夠引起淋病。認為由於性交，男人會失去肌肉力和清醒的頭腦，他的磷會給耗儘，感覺會變得遲鈍，這也是一種普遍的信念。的確，手淫也含有這些危險。由於道德上的原因，社會甚至認為它比正常的性功能更為有害。合法的婚姻和對於生育的願望，可以對性衝動所帶來的惡果起一種防範作用。但我已說過，他者同各種性行為都有牽連，而他者以女人麵目出現隨處可見。借助於她，男人極其明確地意識到他自己肉體的被動性。女人是吸血鬼，她吆他喝他；她的器官貪婪地以他的器官為食。有些精神分析學家試圖為這種想像提供科學依據，認為女人從性交得到的全部快感，可能都是來自於她象征性地閹割了他並占有他的陰莖這種情況。但是，似乎對這些理論本身就應當做精神分析，發明這些理論的醫生們很可能在忙於形象地表現他們祖先的恐懼。產生這些恐懼的原因在於這一事實：相異性，他性完全力所不及地留在他者那裡。在父權社會，女人仍有許多在原始社會所擁有的令人不安的魔力。這就是為什麼她不但未被交給大自然，反而被禁忌所包圍，給她舉行潔身利，讓她負責管理祭司的原因。男人發誓不接近處於原始裸體狀態的她，但通過禮儀和聖禮，卻可以讓她離開大地和肉體，把她變成一個人的造物。因而她所施展的魔力受到引導以後，就會變得和避雷針及發電廠出現以後的閃電一樣。甚至將她的魔力用於一般利益也成為可能；這裡我們看到了男人那種猶豫的新發展，而這種猶豫也是男人同他的女人的關係的特征。他愛她，在這種意義上，她是屬於他的；就她仍然是他者而言，他又懼怕她。但是，正是由於她是可怕的他者，他才想更徹底地占有她——這就是他賦予她以做人的尊嚴，承認她是他的夥伴的原因。女性魔力在父權家庭被徹底馴化了。女人給予了社會一個機會，使宇宙力可以合並於她。迪梅齊爾（forl）在他的《密多羅一伐樓拿》（Misra．Varouna）一書中指出，在印度和羅馬，男性權力有兩種表現方式：第一種以伐樓拿和羅穆路斯（ROInlus）。乾闊婆（Gantw）和牧神祭司團為代表；這種權力是侵略、強奸、混亂和蠻橫的暴力；這時女人仿佛是一個要被強奸躁路的人。被強奸的薩賓女人顯然是不育的，她們受到鞭打，由於常遭受到暴力而要求遭到更多的暴力。但第二種卻與此相反，密特拉則、努瑪（Numa）、婆羅門教徒和祭司在城市代表著法律和秩序：這時女人通過婚姻受到丈夫的約束（精心策劃的禮儀是這種婚姻的特點），並且和他一起勞動，確保他能夠支配種種自然力，而男人認為這些自然力也屬於女性力量。在羅馬，朱比特的祭司在妻子死去時要辭職。埃及也是如此；伊西斯失去聖母的至高權力以後，依舊是慷慨的、和藹的、仁慈的、善良的，依舊是俄賽裡斯的極其美麗動人的妻子。但若女人要這樣成為男人的夥伴，與他互補，是他的“老婆”，就必須給她一個有意識的自我，一個靈魂。男人不可能緊緊依靠一個不具備人的本質的人。如我們已提到的，摩奴法典答應合法妻子同丈夫一樣升入天堂。男性越是個體化，越是要求他的個體性權利，他就越會確定無疑地承認他的夥伴是一個個體，是一個自由的人。東方人不關心他自己的命運，滿足於讓女性充當他的享樂工具。但西方人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意識到他自己的唯一性（unqp因社踞），就可能會受到另一個既陌生又馴服的自由人的注意。希臘人根本不認為閨房女人是他所需要的同類，所以他把愛送給他的男伴們，據說這些男伴的肉體和他的肉體一樣是有意識的，自由的。或者他把愛送給高級妓女，她們的智力、教養與智慧幾乎和他不相上下。但是，隻要環境允許，仍是妻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男人的要求。羅馬公民承認主婦是一個人：通過科涅利亞（al），通過阿利亞，他都有與他相對應的人。荒謬的是，竟是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宣布了男女平等。對於女人，基督教所憎惡的是她的肉體。如果女人放棄了肉體，她就會成為上帝的造物，為救世主所饒恕，變得和男人無異：她在男人旁邊，在被保證有升入天堂之樂的人們中間，有她自己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幾乎如天使一般是無性的，而且由於得到恩典，都在抗拒人間的誘惑。若女人同意否定自己的動物性，她——由於自己實際上是罪孽的化身——也會和那些已經戰勝罪率的上帝的選民一樣，是勝利的最輝煌的化身。可以為人們贖罪的救世主當然是位男性。但人類在拯救自己的靈魂時必須進行合作，因而他必須以最屈辱、最不正當的形式證明他有順從的良好意願。基督是上帝，然而是一個女人即聖母瑪麗亞，在統治著全人類。不過，隻有邊遠教派恢複了女人的特權和偉大女神的魔力——教會則表現了父權文明，並為其服務。而在這種文明中，讓女人仍舊附屬於男人是適宜的，正當的。正是由於做了男人的馴服仆人，女人才同樣會成為一個聖徒。於是在中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有利於男人的、極其完美的女人形象：基督之母的麵部被光輪環繞。她是罪人夏娃的反麵，她踩死了腳下的蛇；她是救世的調解者，而夏娃卻是該罰入地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