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長征的紅軍中文化人、知識分子主要分布在紅一方麵軍的乾部團中，其中甚至不少都有過留洋的經曆，因此還會把紅四方麵軍看成是土包子。有幾位紅軍中的文化人分彆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長征：如中央紅軍的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黃鎮沿途創作了24幅寫生畫（如圖），長征勝利後在1938年曾被帶到上海結集出版《西行漫畫》，一版再版。紅一軍團第1師參謀長耿飆隨身帶著照相機和衝洗設備，拍下很多珍貴的照片，並有完整的行軍日記，到保安時曾借給埃德加·斯諾參考，但後來不幸遺失。紅一軍團第1師第3團政治委員蕭鋒也有著名的《蕭鋒日記》，從中央蘇區一直記錄到金門戰役。長征途中還有個嗜書如命的紅軍將領蕭華，物質條件艱苦至極，他寧可扔自己穿的、用的東西，也舍不得將書輕裝掉。長征途中攻打天險臘子口時，擔任師政委的蕭華要身先士卒率部打衝鋒，行動前，他特意囑咐替他挑書的戰友說：“你離我遠點，千萬保護好這些書。即使我犧牲了，不管花多大代價，你也要把它安全挑到陝北，交給黨。”紅軍將領肖勁光能歌善舞，長征途中，他偕 一管洞蕭前行，常於人困馬乏之際吹奏，官兵聽之恍聞仙樂。長征開始後，中央蘇區的文藝、戲劇工作者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留中央蘇區，另一部分隨紅軍主力長征，如李伯釗、胡底、錢壯飛、李克農、危拱之等，分彆編入長征紅軍各部。創立於蘇區的工農劇社分彆組成 “火星”、“紅旗”、“戰號”等小型劇團，在槍林彈雨的反圍剿戰鬥中穿插演出。這些在長征途中的紅軍戲劇內容豐富，有街頭劇、小話劇、活報劇、花燈劇等等。這些作品大多是為了配合軍事行動和適應戰爭流動狀態的要求所即興創作的劇目，短小精乾、構思巧妙，把藝術性和戰鬥性融合起來 。也有描寫長征途中的生活幽默的。例如老知識分子徐特立就編過一個“捉虱舞”，這個舞蹈他在長征路上和到了瓦窯堡、延安，都親自表演過。舞蹈動作很簡單，但他表演起來卻很有趣。表演時他會將羊皮襖反過來穿，羊皮露在外麵，戴個破氈帽，左手—舉，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搖搖扭扭地走出場來。然後兩隻手輪番到羊毛裡搜搜，裝著捏住—隻虱子的樣子，口裡說：“虱子？”放進嘴裡“嗶剝”一聲，又肯定地說：“是虱子！ ”就這樣，手腳不斷地重複這些動作，嘴裡連連地說：“虱子！虱子！”“又一個，又一個！”由於他幽默的長相，幽默的神態，幽默的表演，經常逗得紅軍戰士們大笑。陳芨在長征中任紅31軍宣傳隊宣傳員、宣傳隊分隊隊長，據他回憶，自己經常是從隊前跑到隊尾，再從隊尾跑到隊前，一遍遍地教行軍的戰士唱宣傳隊新編的快板書：“紅軍過了河，”“羊子奔索索，”“猴子摸腦殼，”“矮子挨鞭打，”“劉湘怕活捉，”“請問委員長，”“看你又如何？”除此之外，陳芨在化妝方麵也是個高手，長征中他經常為宣傳隊的戰友當化妝師。當時他用的“化妝品”主要有三種，白色用官粉，紅色是從集市上買來的胭脂，黑色則用老鄉家裡的鍋底灰，其他顏色再想辦法調。演出時也沒有什麼像樣的道具，全是門板、飯碗，還有老鄉的洗臉盆，能用的都用上了。隨著長征接近勝利，戰爭的陰霾逐漸吹散，文藝活動越來越活躍。1935年6月，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在夾金山下的達維會師。聯歡會上，文藝戰士們演唱了由紅一方麵軍宣傳部長陸定一編寫的《兩大主力會師歌》 ，在現場非常激動人心。而早在蘇區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稱號之一李伯釗（其他兩位分彆是劉月華和石聯星，她們沒有參加長征），也在聯歡會上表演了《紅軍舞》等舞蹈。解放後第三年，1951年，李伯釗創作了歌劇《長征》，是第一個將長征搬上舞台，也是建國後首次在文藝舞台上塑造毛澤東形象的人，轟動一時。李伯釗的丈夫是楊尚昆。紅軍表演的歌舞節目多數是來源於革命歌曲、蘇聯紅軍歌曲、根據地民間歌曲、歌謠、小調以及當時流行全國的著名兒童歌曲等，長征期間比較經典的劇目有《烏克蘭舞》、《農民舞》（又名《村女舞》）、《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開》、《送郎當紅軍》等等。歌舞演出也都包含了宣傳的口號，而形式則有快板、口號、唱歌、跳舞、戲劇等，這些文藝活動在嚴酷戰爭環境裡已經不是單純的娛樂，而成為戰鬥或統戰的組成部分。長征中每到達一個駐地便向群眾進行文藝宣傳。如到遵義城以後，在城鄉教群眾唱革命歌曲，演出街頭劇、活報劇，召開軍民聯歡大會，演出節目。如李伯釗就幫助當地進步青年團體“紅軍之友社”排練戲劇、歌舞在街頭演出。1936年3月，紅四方麵軍長征到達西康甘孜藏族地區，藏民對紅軍有敵對情緒。經過反複宣傳，加上紅軍嚴格的軍紀，才對紅軍的態度有了轉變。4月中旬，紅四方麵軍成立紅場委員會，在紅場上舉行了軍民聯歡會，李伯釗及宣傳隊員們教藏民跳《海軍舞》、《烏克蘭舞》，藏民教宣傳隊員們跳藏族的“鍋莊”、“弦子”。紅軍文藝戰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礎上，編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紅軍與藏民手拉手，肩並肩，以整齊劃一的節奏 和步調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現紅軍與藏民的團結與友誼。1936年6月27日，紅軍的報紙《紅星》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接二連三的晚會》的文章，這樣寫道：紅一方麵軍在懋功舉行乾部同樂會，晚會上，有兩個方麵軍的文藝演出，有“火線”劇社的小同誌的唱歌跳舞，有“火線”劇社與“太陽”縱隊名角表演的“十七個”的名劇，有“猛進”劇社的表演等，整個“會場空氣盛極一時，為反攻以來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紅一方麵軍籃球隊又同四方麵軍駐懋功部隊的籃球隊舉行了友愛的比賽，開始是分開打，以後又混合打。球藝雖不很高，但活躍的精神“處處都顯示出百戰百勝的紅色健兒的大好身手！”紅軍戰士最常見的體育活動是籃球，隻要有條件，紅軍都會搞幾場籃球比賽，譬如在遵義和當地學生也舉行過籃球友誼賽。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紅軍之父朱德的一次當眾跳舞表演。1936年11月，紅四方麵軍的朱德和紅二方麵軍的任弼時到達陝西保安中央所在地，中央機關舉行了歡迎會。在會上輪到朱德出節目時，大家沒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發，大步走進場子中央，將羊皮大衣一脫，翻過來往身上一披，將長袖往腰間一係，悠然自得地跳起了紅軍新編的藏族舞蹈《雅西雅舞》，這引起全場轟動。過雪山草地以及整個長征途中，許多文藝工作者如胡底、錢壯飛犧牲了。紅二方麵軍宣傳隊犧牲很大，其中李雲安才16歲，他行軍途中背上許多樂九*九*藏*書*網器，犧牲時還把月琴和五張唱片緊緊背在背上。經過爬雪山過草地後 ，宣傳隊原來的57人隻剩下11人。長征勝利後，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七律·長征》，其他知識分子也紛紛執筆創作，如林伯渠寫了《初抵吳起鎮》，陸定一、賈拓夫合寫出了《長征歌》，蕭向榮的《長征曲》，黃鎮的《紅二十五軍五個月鬥爭歌》 等詩歌。紅軍到達延安以後，“紅色戲劇”在這個相對平穩的時期裡得到了發揚。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陝北采訪時，觀看過當時新成立的“人民抗日劇社”和紅一軍團“戰士劇社”的演出，他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觀看演劇的情況：“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乾部出發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乾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麼注意他們了。台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製大幕布，上麵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拚音。節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這是一個西方記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的“紅色戲劇”。長征期間的紅軍大學政治教員成仿吾，當時已經是成名作家，他與郭沫若、鬱達夫並稱“創造社”三傑。《雪山草地行軍記》作者楊定華回憶說在長征中見到他完全是士兵的裝扮：破舊的棉軍衣，腰束皮帶，斜挎乾糧袋，手持著一枝手杖。但誰也不知道他是文學家。《十送紅軍》原版全歌詞 江西民歌原作者/佚名一送紅軍下南山，秋風細雨撲麵寒，樹樹梧桐葉落完，紅軍幾時再回山？二送紅軍大路旁，紅漆桌子路邊放，桌上擺著送行酒，祝願紅軍打勝仗。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手，心藏黃蓮臉在笑。四送紅軍過高山，山山包穀金燦燦，包穀本是紅軍種，撒下種子紅了天。五送紅軍澧水河，鴻雁陣陣空中過，鴻雁能捎書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說。六送紅軍兔兒岩，兩隻兔兒哭哀哀，禽獸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開。七送紅軍七裡灣，七裡灣中一片田，涼風陣陣稻穀香，新米上市人走遠。八送紅軍八角山，兩隻八哥吐人言，紅軍哥哥莫走遠，財主回來要倒算。九送紅軍過大江，江水滔滔船兒忙，眼望江水肝腸斷，窮苦百姓淚汪汪。十送紅軍轉回來，武陵山巔搭高台，盼望紅軍打勝仗，盼望親人早回來。《十送紅軍》，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已經成為反映紅軍長征歌曲的代表作。這首民間的山歌以一年輕女子的口吻將對那支浪浪軍隊的懷念之情抒發得如愛情一般令人感動。紅軍自誕生起，因其工農的背景，就與民間歌謠有密切的關係。在紅色知識分子的改造下，各地民歌也自此有了革命的氣質。早在毛澤東主持的《古田會議決議》就有明文規定：“各政治部負責征集並編製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治部編製委員會負督促及調查之責”。搜集民歌作為紅軍教材，其作用紅軍將領們相信“可以激發 起軍隊和人民積極投身參加革命的熱忱。”中央紅軍長征時，彭雪楓率領的中央軍委第一縱隊就是特彆擅長唱紅色歌謠。紅軍內部還設有專業文藝宣傳隊、報刊等，營、連還設有專職宣傳員或“山歌隊”。紅軍山歌隊或在戰場上用歌聲瓦解敵軍，或在生產時用歌聲相互鼓勵，舒緩壓力，或到農村用歌聲感化群眾，贏得支持。紅軍每到一處都要組織群眾教唱革命歌曲 ，其創作十分活躍。這種以歌為槍的戰鬥方式得到了民間極大的回應。20世紀30年代，瞿秋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許多文章中反複肯定曲藝的價值與地位。瞿秋白被認為是中國革命文藝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他看來，因為當時中國大眾中“識字的人極少”，所以“革命的大眾文藝，大半還需要運用舊式的大眾文藝的形式（說書、演義、小唱、故事等等），來表現革命的內容，表現階級的意識。”因此他鼓勵文藝工作者“一批一批地打到那些說書的、唱小曲的、賣胡琴笛子的、擺書攤的裡麵去，在他們中謀一個職業”，占領並改造這些“大眾文藝產生的地方”，而他自己也是帶頭創作曲藝曲本， 如《送郎參軍》、《紅軍打勝仗》、《消滅白狗子》、《十月革命調》等。蘇區紅色歌謠多為即興應製，難免粗糙層次低。但亦有不少經典流傳。如以上的《十送紅軍》、《八月桂花香》等。1936年10月18日紅軍主力一、二、四方麵軍勝利會師中產生的歌曲《慶祝紅軍大會合》。這些作品歌詞生動樸實，大都采用民歌、古曲或其他中外歌曲的曲調填詞而成，朗朗上口，非常易於流傳。其中，還有緊密結合某一戰鬥和軍事行動的戰歌，如《再占遵義歌》、《渡金沙江勝利歌》、《打騎兵歌》等等。瑞典研究者傅正明在《七色斑斕的中國當代詩歌》中認為，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色歌謠，總的來看，“沒有給整個中國文藝史留下具有較高美學價值的作品。曆史是真正的檢查官。文藝史的篇幅有限。曆史檢查官將不斷把那些無價值的所謂紅色歌謠統統從文藝史上刪除抹去，不留一絲痕跡。”也有人研究說紅色歌謠僅僅是國內革命戰爭中的“革命號子”，而且這種歌謠也過於血腥，其除了啟蒙性的革命內容以外，甚至談不上什麼藝術性和創造性。紅色中國曾經有過幾次歌謠盛況，在江西時期的蘇區、延安、文化大革命都爆發過。這似乎與毛澤東的政治性格有關係，他堅持知識是沒有階級之分的，工農甚至應該是知識分子的老師。這些當年的紅色歌舞文化及其繼承者至今仍活躍在電視舞台，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娛樂。也沒有，至少在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出現傅所稱的“曆史檢查官將不斷把那些無價值的所謂紅色歌謠從文藝史刪節去，不留一絲痕跡的情況。”在長征中，《紅星》報是紅軍唯一的官方報紙。遵義會議以前，由鄧小平負責編輯，遵義會議以後，由陸定一負責編輯。《紅星》報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長征專號28期。“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後儘開顏。”毛澤東《七律·長征》書法，作於1962年4月20日。這首詩創作於1935年10月，在紅一方麵軍長征即將勝利結束之際。長征是毛澤東一生詩歌創作的旺盛期。短短1年多時間他寫出了《菩薩蠻·大柏地》、《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3首、《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 《念奴嬌·昆侖》、《沁園春·雪》諸篇詩詞。這些詩詞不僅意境皆佳，更難得的是暗合曆史事件和革命形勢 。毛澤東三十年代書寫的《七律·長征》，毛澤東長征時期寫的字，是一種非常傾斜的字，決非常人所慣的四平八穩，個性化極強。對於《七律·長征》，毛澤東非常偏愛，他一生中書寫過這首詩至少5遍，每次都不一樣，各有風貌。但似乎每一遍都不能使對書法頗為自負的毛澤東自己感到滿意。他還曾對《長征》進行多次修改，例如詩中“金沙水拍”，原作“浪拍”，因與“騰細浪”的“浪”字重複，改作“水”，卻又不得不與“萬水千山”之“水”重複；此句後三字原作“懸岩暖”，後來在正式發表時改作“雲崖暖”。而順數第二句中 “千山”又與倒數第二句“岷山千裡雪”重複。更顯眼的是首句“紅軍”與末句“三軍”，兩個“軍”字放在同一位置。這些字詞上的小問題讓毛澤東一直不能釋懷。在“文化大革命”重演“長征”的大串連運動，持續時間大約半年。高峰期則在1966年10月，正是紅軍長征勝利30周年紀念之際。“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並沒有把大串連與長征聯係起來。當時參加文化革命經驗交流的主要是各地方到北京的上訪人員以及去各地幫助“破四舊”的北京紅衛兵，出行依賴的是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這種串連交流革命經驗的行動後來得到了國家的肯定。1966年9月5日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連活動迅速發展起來，而串連中所需車旅費、生活費全部由國家開支。隨著串連人數的增多，交通日益擁擠不堪。在無法搭乘交通工具的情況下，不少青年學生自動組織了“長征隊”，以步行進行串連。由此大串連與當年紅軍長征的壯舉聯係起來。10月22日，《人民日報》更發表了《 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紅衛兵步行串連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這些由大中學生組成“長征隊”，在行進中均非常具有形式感，有一麵隊旗，上書例如“XX中學延安長征隊”的字樣。裝備則模仿解放軍，一律是黃軍帽黃軍包，肩上背了打著井字繩的棉被，腳上穿著解放鞋，也有的赤足穿草鞋。這是當時年輕人非常時尚流行的裝扮，不過隻有出身好的年輕人才有資格這樣穿著。當時國家對大串聯提出了幾點政治要求：多參觀革命勝地，多訪貧問苦，多拜訪英模人物，多參加社會活動，達到“三個熟悉”，即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在大串連中，部分學生在各地建立了聯絡站，自稱為“點革命之火，傳播革命種子，保衛紅色江山”。這些紅衛兵每到一地便分成若乾小組，衝擊黨政軍機關，乃至農村人民公社，建立派性組織，揪鬥“走資派”， 發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支持一方，反對一方，挑動群眾鬥群眾，並大肆破壞名勝古跡。而另一部分學生則隻是借免費串連的機會探親訪友，遊山玩水。這些學生的長征隊，絕大多數並非是重走紅軍長征，他們的路線和目標地點，還是以與毛澤東密切關係的幾個地方，例如江西湖南兩省的井岡山和韶山衝。由於學生“長征隊”大串連引發的各種負作用，1966年11月，國家發出《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節一律暫停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連，並稱毛澤東支持步行串連，先進行試點，取得經驗，為來年徒步大串連作好準備。12月1日又發出補充通知，重申暫停乘坐交通工具進行串連。12月20日前必須返回原地，從此交通不再實行免費。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連的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全國停止長途步行串連 。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的當年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全國大串連逐漸停止。據說《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作者索爾茲伯裡曾在某個場合隱隱地談道：長征有如一次無望的流竄逃亡，長征的目的性是後來的得勝方加在上麵的。但這種帶有目的性的長征故事向來是英雄主義的絕好材料，於是入歌入詩，不絕於戲。到了20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舉國上下又浩浩蕩蕩地開始了一次新長征。這次是與搖滾發生了關係。1989年2月，一個敏感的年份，28歲的崔健推出了他正式意義上的第一張唱片《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也是中國搖滾樂史上的首張專集，“紅星”再次照耀中國。這支以長征地名、領袖人物、歎詞數字鏗鏗鏘鏘拚出的歌詞，將曆史使命感化解開來，贏得了所有愛革命與不愛革命的年輕人的熱烈反應。這張轉輯讓崔健從此奠定了在中國搖滾史上的地位。演唱/創作：崔健一、二、三、四聽說過，沒見過，兩萬五千裡有的說，沒的做，怎知不容易埋著頭，向前走，尋找我自己走過來，走過去，沒有根據地想什麼，做什麼，是步槍和小米道理多，總是說，是大炮轟炸機汗也流，淚也落，心中不服氣藏一藏，躲一躲，心說彆著急噢，一、二、三、四、五、六、七問問天，問問地，還有多少裡求求風，求求雨，快離我遠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東西人也多，嘴也多，講不清道理怎樣說，怎樣做，才真正是自己怎樣歌，怎樣唱，這心中才得意一邊走，一邊想，雪山和草地一邊走，一邊唱，領袖毛主席噢，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潘鶴在1956年創作的雕塑《艱苦歲月》，一幅紅軍長征的經典藝術作品，展示在中國軍事博物館內。一老一少兩紅軍相偎依，衣服襤褸的老紅軍吹著笛子，小紅軍的眼神天真，長征的艱苦與浪漫高度濃縮其中，這個 造型曾經打動了許多前來參觀的中國人。然而，這個作品其實卻是個曆史的誤會。2006年7月潘鶴在接受報紙的采訪時，透露了這個作品的原型最早並非來自紅軍長征，而是來源於解放前在海南島五指山上的遊擊戰士。1960年北京成立軍事博物館的時候，《艱苦歲月》卻放在“長征”部分內，潘鶴起初還提出抗議，後來才了解到當時這個作品的原型被打成了地方主義者，而本來歌頌此人、歌頌海南島的作品就放到代表革命主流的“長征”那裡去了。這個被認為是刻畫紅軍戰士的作品流傳甚廣，也作為插圖出現在中學語文課本裡，到如今，看來這個曆史的誤會似乎已經不需要再去更正了。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曆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儘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裡，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曆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隻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乾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麵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在紅軍史上，“會師”是非常頻繁出現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詞。會師意味著紅軍的力量四麵八方，神出鬼沒 ，最後能勝利地以小聚多，革命的勢力越來越蓬勃。從最早期的井岡山朱毛會師起，到長征途中6次大大小小的會師，紅軍還不能算完整的一支部隊，因為在南方還有打遊擊的紅軍。這就是紅軍最有特色的地方，星星之火，為了同一個目標，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來了——這些話語甚至到了新中國也一直高度流行。會師還是革命勝利前奏的最重要的儀式，以至於文革期間也有人把林彪替代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因為站在最上麵握手的那個人必然是領袖人物，這個握手寒暄的場麵在電影裡塑造得激動人心，它與地下黨員“接頭”的場景，一起在伴隨共和國長大的那批少年夥伴們集體遊戲裡反複模擬演練。在長征期間，最重要的會師，應該有兩次，第一次自然是懋功會師，由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麵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麵軍，這兩支最主要的紅軍終於經過千山萬水彙合到了一起，之前它們都經曆了無數場艱苦卓絕的戰鬥。在索爾茲伯裡的著作中，對這次會師描述了幾個頗有意思的鏡頭：“大雨傾盆而下，毛在路邊的油布帳篷下等待著。下午五時左右，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駿馬，在十來名騎兵的護衛下，踏著泥路，濺著泥水過來 了……一切慶祝的表麵排場都有了——旗幟、標語，大碗熱氣騰騰的雞和肉，大堆的飯和菜，大鍋的湯和大罐的酒，還有當地釀造的類似貴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康立澤當時是紅四方麵軍第30軍268團的戰士。他回憶為了迎接這次會師，戰友們紛紛騰房、打掃衛生，刷貼歡迎中央紅軍的標語，不少人拿出自己的布襪、手巾、瓷碗、草鞋等，準備作為慰問品贈給即將會師的戰友。上級還規定了具體的任務：給每個連隊、每個排、每個班、每個戰士都發了一堆羊毛。羊毛上有很多羊屎， 要洗乾淨、撕開，撕開後學撚線。規定每名戰士要織兩套毛衣；一套過草地時自己用，另一套捐給紅二、六軍團。這種“純粹的友誼”在經過長征的苦難之後更顯得珍貴。不過，在索爾茲伯裡的筆下，紅軍的領導層在這次會師歡樂的表皮下麵，還“流淌著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敵意、猜疑。”“雙方都對對方部隊的人數提出了疑問。張國燾一度曾走到周恩來麵前說：‘你們有多少人？’周天生是個外交家，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張說：‘我們有十萬。’周回答說：‘我們有三萬。’周的誇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雙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開。……有位紅軍戰士由於見到紅四方麵軍的馬長得膘肥體壯，忍不住誇了幾句。毛斥責道：‘彆羨慕那些馬！’”後來的發展證明這次會師並不完美，張國燾走向了分裂，他選擇了南下。毛澤東繼續北上。而這時的紅軍已經交融在一切，例如本來和毛在一起的朱德就被分到了張的部隊裡了。長征第二次最重要的會師則是會寧會師，這次紅軍三大主力終於得到了最後的統一。1936年10月10日清晨，這天特彆具有象征性，因為這天既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而兩年前也是這一天中央紅軍總部撤出了瑞金，開始長征。在相關的文獻中，這樣描繪了這個在紅軍史上具有裡程碑式的日子：“會寧城內人頭攢動，彩旗飄舞，這座偏僻的小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熱鬨過。放眼城中，幾乎成了紅軍的海洋，大夥隻要見了麵，無論認識與否，都激動地擁抱在一起，久久不肯鬆開。”儘管會寧一帶自然條件惡劣，當地人的生活異常清苦，可先期到達會寧城的紅一方麵軍還是想方設法做好接應準備，為了讓紅二、紅四方麵軍能吃上一頓飽飯，他們除向老百姓購買部分糧食外，還主動將自己的每日三餐減為兩餐；此外，他們還儘量節約使用窖裡的水源，許多戰士還自發幫助紅軍被服廠連夜趕製草鞋、毛衣 、襪子和手套。朱德也在這個晚上在會寧城文廟的歡慶會上，當眾為紅軍戰士表演了一個藏族舞蹈。但在毛澤東眼裡，會師隻是一個休止符，並不意味著永遠安寧，雖然紅軍會師的地方叫“會寧”。他指出 “長征一結束，新局麵就開始了。”用中共黨史和軍事史的總結來說就是：“會師標誌著紅軍戰略退卻的終結和戰略轉移的完成，為向民族革命戰爭實施戰略轉變作了準備。”紅軍會師後，抗日救國就成為了下一個新的任務。1.懋功會師：紅一方麵軍轉戰於貴州、四川、雲南邊界地區，經四渡赤水戰役和搶渡金沙江後，於1935年6月18日到達四川懋功，同先期到達這裡的紅四方麵軍會合。2.吳起鎮會師：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繼續北上，走過難以通行的棧道，攻克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脫離了雪山草地地區，於1935年10月19日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與陝北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3.永坪會師：經湖北北部、河南西部長征，創立鄂豫陝遊擊根據地的紅二十五軍為配合紅軍主力北上行動，挺進甘肅。1935年9月進入陝北革命根據地，同陝北紅軍在永坪會師。兩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4.甘孜會師：原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活動的紅二軍團，和原在湘贛革命根據地活動的紅六軍團，在黔東印江木黃會合後，進行湘西攻勢，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1935年11月紅二、紅六軍團進行長征，轉戰湖南、雲南廣大地區，於1936年7月初到達西康甘孜（今屬四川）同紅四方麵軍會師。甘孜會師後，紅二、紅六軍團改編為紅二方麵軍。5.將台堡勝利會師：1936年7月，紅二、紅四方麵軍從甘孜北上，經過連續行軍作戰，指揮部到達靜寧以北將台堡，與紅一方麵軍會合。6.會寧會師：1936年10月9日到達紅四方麵軍指揮部會寧縣城，與紅一、二方麵軍會合。至此，三大主力紅軍在西北勝利會師。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委任了正副總指揮，下轄三個師，每師轄兩個旅，每旅轄兩個團。每師定員為15000人。國民黨隻給紅軍三個師的編製，而且是最小的丙種師，千方百計限製紅軍數量。紅軍改編後，編製級彆大大降低，由原來的三個方麵軍改為三個師，大多數紅軍乾部不得不降級使用，許多高級將領“官降三級”，方麵軍總指揮當師長，軍團長當旅長，軍長當團長。許多連、排級乾部重新當起了戰士。而按照國民黨軍隊的編製，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製度，並將政治部改為政訓處，從而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此次改編，在紅軍將士中引起很大震動。許多人對“紅軍改名”和“穿國民黨軍服”、“戴國民黨帽徽”意見最大。不能容忍紅軍的紅五星換成“白軍”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在建國後出版的許多將帥回憶錄中，都提到了那次“換帽子”，足見此事對紅軍將士的影響之大。賀龍在誓師大會上的發言代表了當時中共領導層的思路，他這樣說：“現在國難當頭，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願帶頭穿國民政府發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國民黨部隊統一番號。這樣，看起來我們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紅的，永遠是紅的！”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再按全國陸海空軍戰鬥序列，將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部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朱德改任總司令，彭德懷改任副總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懷發布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的通令。但此後仍沿用八路軍的番號。紅軍改編後，115師、120師、129師分彆在涇陽縣雲陽鎮、富平縣莊裡鎮、涇陽縣石橋鎮舉行抗日誓師大會，之後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紅軍光榮地進軍和勝利地到達陝西，第一是因為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第二是因為蘇維埃人民基本組織的偉大的技巧、英勇堅決和幾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熱忱。中國的共產黨在以前、現在和將來將永遠忠誠於馬列主義，並對每一個機會主義者作鬥爭。這種決心解釋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後勝利的必然。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組織中的人才的特彆精乾、英勇和忠誠。許多許多的優秀同誌，許多獻身於革命的人，在一個宗旨下工作，同時也造成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那些未來的，將要達到它的最後勝利。現在，我們正企圖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戰線，召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工作。要想和日本帝國主義搏鬥及拯救自己的國家，這種戰線是必需的。今後我的工作和目標與黨的紅軍的工作及目標相同，必須向這種方向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