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底，湖南境內的湘江戰役，是紅軍史上最慘痛的一仗，部隊由8萬多減到3萬。然而這樣的戰亂並沒有讓城市的生活停止下來。就在紅軍奮死突破湘江的同一天，12月1日，上海的《良友》畫報舉辦了一次標準女性的評選。她們當中有儘心儘力孝敬長輩、幫助丈夫事業成功的古典型的賢妻良母，也有受過現代教育、多才多藝、熱愛運動的時髦女性。30歲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此時的丁玲已經以《莎菲女士的日記》走紅文壇。這位進步女性還沒有對紅軍，或者她在其後幾年內，到達的延安，有著任何預感。因為她剛看到，紅軍仍在流浪與被追殺的邊緣。1935年6月27日夜晚，易卜生的名劇《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演，成為本城最大的新聞。第二日《民報 》登出專文，對娜拉的扮演者藍蘋（也就是後來到了延安與毛澤東結婚的江青）的表演大加讚賞。報紙的推波助瀾令市民們狂熱地湧進了戲院。這一年甚至被稱為上海的“娜拉年”。這位其後影響甚至改變了中國的女性，對於毛澤東還沒有任何認識。甚至沒有聽到過他的夫君的名字。至少，在遙遠的關於紅軍與匪的傳言中，摩登的上海人，對於阿拉鄉下們並不會有太多的關注。同一天，1935年6月27日，長途跋涉的毛澤東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們剛結束在四川小金縣城兩河口的會議，決定了紅軍北上陝甘，大批部隊正在做爬雪山的準備。而中央紅軍的先頭部隊則在這一天翻越了長征的第二座雪山——夢筆山。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長征在當時中國人的生活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有一段時期，關於共產黨的紅色軍事力量在中華民國逐漸退出主流話題。由於消息的閉塞，許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長征這回事，隻有極少留意戰事的人或許知道有股“共匪”正在逃竄。大多數時候，紅軍這支漫長的隊伍隻是默默地在人煙稀少的山區裡行進。20世紀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陸續登場，並且在文化上創造了一次繁榮。站在曆史的某個部分看去，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正在三十年代開端。文化奇跡，政治變遷、戰亂、西方常識、英雄、 漢奸、國難，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跡與失敗的聲音如此交替，光榮與夢想，至少在那個時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閃耀。這個奧地利人所宣稱的“……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那些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如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正在閃現。如果把眼光從長征轉移，切換鏡頭做一個時間的蒙太奇，那麼在在紅軍們默默地長征的這段時間裡，中國的其他精英人物又在忙些什麼事情呢？胡適：1935年1月胡適應邀到香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所得35個名譽學位的第一個。接下來他就前往廣西遊曆，此時紅軍正結束遵義會議，向赤水挺進。胡適的身份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在1935-1936年間，他也在奔走忙碌，足跡遍布南京、上海、香港、梧州、南寧、柳州、桂林、陽朔、美國和加拿大等地，四處演講和出席會議。1935年7月還專門走平綏路旅行。梅蘭芳：在莫斯科向列寧幕獻花圈。1935年2月梅蘭芳以國賓身份應邀去蘇聯演出，為期兩個月，以獨特魅力征服了蘇聯觀眾，並與戲劇大師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會麵。接著再赴波蘭、德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等國進行戲劇考察，後經埃及、印度回國。丁文江：1935年12月地質學家丁文江視察粵漢鐵路沿線的煤礦和學校，登衡山勘測，赴譚家山勘礦，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礦井，因煤氣中毒於1936年1月5日逝世。胡適說他是“最科學化的中國人”。李叔同（弘一法師）：已經出家多年的弘一法師抱著病軀四處宏揚佛法，他主要活動在福建的廈門、泉州 、惠安等地開講《一夢漫言》和《律學要略》，此間仍撰寫了《淨宗問辯》。沈從文：由於《邊城》1934年在《國聞周報》開始連載，此時沈從文已在文壇受到關注。1935年5月19日 他發表反映共產黨人遭屠殺的《新與舊》。第二年初他路過南京，特意到丁玲被軟禁處看望，這一年他還出版了《湘行散記》。顧頡剛：1935年初顧頡剛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曆史組主任；7月，調查河北省古跡，編纂《北平誌》； 第二年5月，當選為禹貢學會理事，不久轉任燕京大學曆史係主任。傅斯年：1934年8月剛離婚的傅斯年與俞大彩在北平結婚。1935年5月，從北平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一起赴安陽視察殷墟最大一次的發掘情形。鄒韜奮：因為《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查封，流亡國外的鄒韜奮在英國、蘇聯、美國進行社會考察，撰寫了30多萬字的國外通訊。1935年8月由美歸國後，他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由於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的愛國運動，這本雜誌發行量達20萬份，打破當時中國雜誌發行紀錄。陶行知：1934年11月，陶行知主編《小先生叢書》。“小先生製”迅速推廣到全國19個省市，這種“即知即傳”的教學方式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期他還參加創立中國新文字研究會，起草中國新文字宣言。徐悲鴻：1934年8月，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國外巡回展覽的徐悲鴻從蘇聯回到中國。1935年春節，徐悲鴻家門口的春聯上聯是“中立不倚”，下聯是“隱居放言”。是年為營救田漢，徐悲鴻四處奔走。此時，徐悲鴻與蔣碧微的關係也不斷惡化。這一年蔣介石曾想請徐悲鴻畫一幅肖像，被徐斷然拒絕。豐子愷：這兩年在杭州租了彆寓，經常往來於滬、杭、石門之間。阮玲玉：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認為是中國無聲片時期表演藝術的高峰。1935年，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公映再次轟動，還在這一年3月8日，她留下“人言可畏”的遺言，服毒自殺。同月14日，上海舉行出殯送葬儀式，沿途送葬者30萬人之多。曹禺：在這兩年時間裡，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獲得《大公報》文藝獎）和《 原野》。梁漱溟：1934年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已經進行到第4年。1935年8月梁漱溟夫人黃靖賢在鄒平因難產逝世。張元濟：1934年68歲的張元濟老來喪偶，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四部叢刊續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等書的出版上。1935-1936年期間，張元濟還在陝西、河南、四川成都、重慶等地做了旅行。黃炎培：黃炎培在這兩年四處奔波旅行。1934年，分彆旅遊浙東、考察贛南，1935年，又去考察魯、豫、陝三省政治和教育；1936年，漫遊四川、飛綏慰問。林徽因、梁思成：1934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應浙江建設廳邀請，到杭州商討六和塔重修計劃，之後又去浙南武義宣平鎮和金華天寧寺做古建築考察。1935-1936年，林徽因寫了不少詩歌和古建築論文，冬天林徽因經常與費氏夫婦到郊外練習騎馬。1936年5月28日，林徽因再和梁思成等人去到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開封及山東曆城、章邱、泰安、濟寧等處作古建築考察。林語堂：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凋”的小品文。《吾國與吾民》一書在美受賽珍珠協助出版，一舉成名，自此享譽歐美文壇。1936年9月與人合辦《西風》，以“譯述西洋雜誌菁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為發刊宗旨。馮友蘭：1934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下卷，暑假後赴英講學，與維特根斯坦訪談。1935年馮友蘭滿40歲，這一年他主要訪問法國、瑞士、德國、蘇聯，在布拉格出席國際哲學會議第8次會議，作“哲學在當代中國”講演 。回國後介紹蘇聯見聞，10、11月間遭國民黨當局逮捕，押往保定行營，後獲釋。竺可楨：1934年與翁文灝等發起成立中國地理學會，1935年派人設立拉薩測候所。1936年起任浙江大學校長 。一年後由於日軍迫近杭州，竺可楨率領浙大西遷5000裡，其行進方向，與前不久紅軍長征路線大體相同，途中將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共36000餘冊，轉輾運到貴陽。這支大學隊伍後人因而也有稱其為“文軍長征 ”。齊白石：1934年72歲的齊白石老年得子，取名為良年。1935年攜眷還鄉，散財鄉裡，以濟荒年，5月份齊白石因屋前鐵柵跌傷腿骨，幾個月才治愈。1936年3月應友之邀，與妻、子往成都住了半年，9月才回到北平。錢鐘書、楊絳：1934年秋尚在清華大學研究院外文係讀書的楊絳寫了一篇作業，即短篇《潞潞，不用愁 ！》，描寫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戀愛心理，受到朱自清賞識，並推薦給《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此時錢鐘書正在光華大學教書，1935年春他參加了教育部第三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考試，以絕對優勢名列榜首。同年，錢鐘書與楊絳在無錫七尺場錢府舉行正式婚禮。巴金：30歲的巴金1934年11月赴日本橫濱寫作，並於第二年3月起移居東京，8月回到中國，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格克曼的《獄中記》，1936年開始創作《春》，並認識了他後來的妻子蕭珊。吳清源：1934年剛滿20歲的吳清源升到六段，並作為“日滿華圍棋友好訪問團”的一員從日本回到中國，被安排在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麵前下了一盤棋。俞平伯：1934年夏俞平伯邀約嘉興曲師陳延甫來京為拍曲撅笛，是年夏在清華園蘊釀結集曲社，9月還與夫人在江浙同鄉會迎新大會上偕唱昆曲助興。1935年初“清華穀音社”成立，俞任社長，自1935年春至1936年夏穀音社共公開清唱曲集5次。費孝通：1935年費孝通翻譯《社會變遷》一書。到北平清河軍營對那裡的士兵進行人體測量。8月赴廣西大瑤山做特種民族研究的課題。12月16日在轉移調查地點途中，誤踏捕虎陷阱，身負重傷，新婚妻子王同惠覓援求救途中失足落入山澗，溺水遇難。陳獨秀：國民黨以“危害國民”罪，判處13年徒刑，至1935年為止，陳獨秀已在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度過了3年。傅抱石：自從大受好評的首次個展《傅抱石中國畫展覽》在東京銀座鬆板屋舉行後，篆刻《離騷》又奪得全日本篆刻大賽冠軍，在日本留學的傅抱石可謂春風得意。張愛玲：在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就讀的張愛玲1936年秋在女校的小型刊物《國光》發表了處女作《牛》，其文名很快在校園裡傳布開來。聞一多：1935年初，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與俞平伯等遷入清華新南院，這是30棟新蓋的西式磚房，每人一棟，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電話、熱水一應俱全。何香凝：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條裙子寄給蔣介石，附上一詩《為中日戰爭贈蔣介石及中國軍人的女服有感而詠》：“枉自稱男兒，甘受敵人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願往沙場死，將我巾幗裳 ，換你征衣去。”錢穆：任教北京大學曆史係，並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係年》。黃仁宇：此時正在天津南開大學就讀。田漢：1935年春田漢被國民黨逮捕，是年秋經營救保釋。周作人：1935年，50歲的周作人發表《五十自壽詩》，引發了30年代左翼青年對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批判。鬱達夫：1934年12月開始在《人間世》陸續發表自傳。1935年7月，在杭州官場弄般若堂邊購地興建“風雨茅廬”。郭沫若：正在日本流亡，研究中國古代曆史和古文字學。李四光：1935年李四光赴英國倫敦、劍橋、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學主講《中國地質學》。同年，他撰寫了《揚子江流域第四紀冰川期》。李惠堂：1934年，李惠堂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足球賽場上，李惠堂以點球戰勝了日本隊，榮獲 了“亞洲球王”稱號。1936年初李惠堂再任隊長兼運動員參加在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宋慶齡：1936年春，促成美國人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的陝北之行。5-6月間，與沈均儒、鄒韜奮等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冰心：1935年懷胎十月的冰心產下長女宗遠（吳冰）。同年還在北新書局出版短篇集《冬兒姑娘》。聶耳：在日本生活了3個月的聶耳，1935年7月17日下午在藤澤市鵠沼海濱遊泳時不幸遇難。1935年4月9日“中央社貴陽九日路透電據被俘共匪稱，朱德即共匪中三大領袖之一，已於三日前陣亡，查朱為黔省匪軍總司令，近曾擬襲擊貴陽，但今已事敗身亡矣，向東竄走擬與湘省賀龍部下聯絡之共匪，已被國軍截斷退路。 ”1935年4月16日朱德陣亡漸證實“……據匪兵私談，我們朱先生死了，既是匪魁朱德。又據探報朱匪係在茅台作戰受傷，此次在豬頭山作戰斃命。”1935年4月19日“匪首朱德陣亡一事，茲複查有貴陽屬水田壩鄉間土民王正詳因赴新場被匪捉去抬屍，確聞共匪雲，朱先生此次在豬頭口作戰陣亡。當時有坐轎子之匪，見著朱先生死後，同時大哭，經多匪官相勸始止。”有研究表明，在“第一個公開如實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範長江還沒發表關於長征的報道以前，《大公報 》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發表了關於紅軍的報道。在這24天發表的有關紅軍的報紙報道中，有這樣幾種內容：1、關於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動態的。如7月2日報道：四川軍閥劉文輝因防守大渡河未先事體置，“致匪越險竄入，擾害數縣”，蔣委員長特嚴加申斥，予劉文輝“記大過一次。”又報：“徐向前日前在茂縣曾受傷，現已痊愈，徐部一部分潛渡岷江西岸，謀與朱德部會合。”如7月20日報道：“共匪因所占地域物質缺乏，氣候奇冷，回竄不易，故擬竄往甘青，以冀實現打通國際路線之迷夢。據報匪已退出懋功，向草地集合。”如7月x日報道：“懋功之匪已越過六千公尺之巴郎山向北進行，理番之匪亦節節北退，似進窺甘青交界之洮州、岷縣、西固等處，……。”類似報道還有許多，不再贅述。2、關於陝北紅軍狀況的。如7月7日報道：“共匪劉子丹輩乘機蠱盛，多方煽動，利誘威脅，成群結夥，燒殺劫掠，蠻乾橫施，從此陝北陷入萬劫不複之境，無數生靈遭受流亡顛沛之苦矣雲雲。”又7月23日國內新聞版頭條大字報道：“陝北赤匪愈嚴重化，全陝北23個縣幾儘赤化。其中完全赤化8個縣，半赤化10餘個縣。全陝北赤化人民70餘萬，編為赤衛軍者20萬，赤軍者2萬。張學良已飛赴西安，與於學忠、楊虎城、邵力子等會商剿匪軍事。”3、關於紅二方麵軍狀況的。如7月4日報道：“肖克、賀龍兩匪潰竄拜施椒園芭蕉鋪一帶，連日經我軍迎頭夾擊，斃匪甚多，奪獲槍支800餘杆，……。”4、關於留守蘇區紅軍狀況的。如7月7日報道：“共匪張鼎丞部竄擾平和縣，焚屋數百座。後又竄大坪等鄉，大肆擄勒，保安八團陳岜部已馳往兜剿。”7月24日報道：“贛閩赤匪亦近清。當時留守蘇區的我黨高級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不幸在長汀被俘，後被槍殺。”大公報7月5日還配發瞿秋白照片發表了千字通訊《瞿秋白畢命記》，作者的立場似乎同情瞿秋白，文筆相當生動感人。5、關於紅25軍長征動態的。如7月6日報道：“陝南各縣自徐匪海東由豫竄入後，往複蹂躪，洗劫一空，… …。”6、關於紅軍“投城”狀況的。7月4日，報道了兩起福建紅軍“投誠”事件。從以上《大公報》1935年7月份的報道內容看，不僅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的，而且還有紅二方麵軍和紅二十五軍的，並還有留守蘇區紅軍的，可以說，所有紅軍各個方麵的動態、現狀和趨向，《大公報》都給予了及時的報道，尤其是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的去向，《大公報》更是特彆關注，一有新動靜，立馬作出回應，對於當時來說，國共兩黨在軍事方麵的此消彼長，確實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在大肆調動兵馬對紅軍的圍剿戰爭同時，1934年2月中旬，蔣介石還在江西省城南昌親自發動了“新生活運動”。有人分析說這次運動主要目標就是為了抵禦共產黨的思想意識的吸引力。蔣介石在一次群眾集會的發言中說：“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的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維 ”（禮義廉恥）、“八一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麵。“新生活運動”亦提倡簡樸風俗。有激進分子熱烈響應，遂組織“摩登破壞團”，標榜“愛國”傳統，以“排洋興華”、“提倡國貨”為行動指針，到處手執利剪，對過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動刀”。最初以杭州、北平活動為頻繁，後逐漸蔓延到南京。然而即使是大知識分子胡適對新生活運動的反應卻是無動於衷的，但也沒什麼特彆仇恨。他隻是很溫和地評論說，這場運動很難指望能達到政府的期望；告訴人民係好上裝的扣子，刷子，勿在公共場所吐痰，這都不錯，但是真正的進步不應與這種使中國人培養起最低限度人的樣子的努力混淆起來。相反，國家的拯救與民族的複興，完全取決於最高水平的知識與技術。政府必須明白什麼是它能做的，什麼是它不能做的。這個新生活運動曆時15年，到1949年以國民黨失敗撤退到台灣後無疾而終。圖為著名畫家陳逸飛創作的魯迅給紅軍寫信的油畫，名為“祝賀長征勝利”。魯迅手裡捏著一封寫給毛澤東的信。這是一個虛構的場景，取材於魯迅給紅軍發賀電的事情。魯迅與長征的這段秘密關係，後來在宣傳魯迅的時候成為津津樂道的一段典故，不過也有人質疑其真實性。到底如何隻有當事人和經手人知曉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35年年底，魯迅的朋友史沫萊特，當時她在上海的公開身份是德國的《法蘭克福彙報》的特派記者，來到魯迅家，秘密地告訴魯迅一個消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病榻上的魯迅於是在第二天與來訪的茅盾商議聯名發一份電報給紅軍，祝賀這一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勝利。最後這份電報據說是由史沫特萊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發到陝北，聯名發電報的茅盾在回憶中說確有此事，但自己並未見到過魯迅起草的電報原文。遙相呼應，毛澤東後來也把魯迅視為文化旗手。他曾這樣評價魯迅 ，“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魯迅與紅軍的淵源甚深。1932年，紅軍將領陳賡因傷到上海治療。和魯迅作過一次長時間的促膝相談。魯迅從陳賡處了解了紅軍和延安的故事，陳賡給魯迅畫了幅紅軍作戰形勢草圖甚至被魯迅收藏起來。據傳魯迅曾計劃寫一部《鐵流》式的反映紅軍英勇鬥爭的長篇，由於當時種種條件的限製而未實現。紅軍抗日先遺隊總司令方誌敏被俘入獄後，魯迅冒著生命危險替他保存、轉送了他在獄中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獄中紀實》、《可愛的中國》等文章。1935年秋末，魯迅曾作舊體詩《亥年殘秋偶作》：“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鬥正闌乾。”此時正值毛澤東領導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之時。解放後有研究得出結論，該詩前半部分明寫國民黨軍官在日軍威脅下紛紛南逃，結尾暗寫紅軍長征勝利，北上抗日。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病去世。魯迅和茅盾發給紅軍的祝賀電報內文：“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