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雙眼逐漸渾濁、拄著拐杖、消瘦的農民老頭，曾經是大名鼎鼎的紅軍戰士。他曾經用機槍把國民黨的飛機從天上打了下來，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一時鼓舞軍心。紅軍不再為自己的武器而自卑。為此紅四方麵軍參謀長徐向前特地向全軍通報表彰了他。這個紅軍中第一個用槍打下敵機的人，名叫趙基訓。1912年出生，14歲參加紅軍，1930年在紅一軍一師三團通訊連任班長。1931年在紅四軍十師28團機槍連連長。他的英勇事跡是在長征的前一年完成的，1932年，安徽蘇家鋪戰役，擁有飛機的國民黨軍隊帶著可怕的傲慢在沒有飛機和防空武器的紅軍的頭上超低空飛行，向紅軍掃射、轟炸。紅軍機槍連連長趙基訓舉起一挺機槍瞄準一架敵機扣動扳機，飛機機毀人亡。並在軍史中因被紅軍打下，而作為這支農民軍隊的重要故事進行傳揚 。這個打下飛機的人很快得到了提升，在長征的隊伍中任紅一方麵軍一團團長，抗日軍政大學教導團團長。1937年任八路軍120師360團團長，在雁門關戰役中與日軍作戰時，趙基訓頭部被子彈打了個大洞，經白求恩大夫搶救才轉危為安。周恩來親自動員他這位著名的傷員回鄉養傷。回到新縣老家直到解放後，趙基訓也沒有暴露身份，住著祖上留下來的老土坯房，過著簡樸而清淡的生活，從來沒有向國家提過什麼要求，以普通農民的身份平靜地走完了一生。他的戰友王樹生1955年被授為大將軍銜。這個著名的戰士，隻不過是更多的流散在民間的紅軍之一。除了勝利到達陝北的紅軍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參加過長征的紅軍也應記載入史冊。他們因為各種原因不得不流落到民間，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曲折而苦難的故事。他們昔日的戰友、下級或上級均功成名就，成為將軍、部長、省長，而他們卻仍在鄉村過著清貧的生活。在長征途中，他們也曾經是紅軍戰士，也經曆過一次次的衝鋒殺戮、行軍跋涉。由於戰爭的偶然因素，他們在與敵人遭遇時或被打散，或是受傷；或是因病掉隊，與戰友們失去了聯係。他們行影單隻，萍蹤浪跡，在村頭寨尾、野嶺荒山間東躲西藏，逃過了軍閥和民團的搜捕，僥幸地回到了家鄉或托跡在某一處偏遠的異鄉，隱姓埋名，安頓和生存下來。他們在心底裡牢記著那樣幾條：“永不叛黨。密藏證件。等全國解放，成立了聯合政府，黨和國家把你們接回來養起來。”他們把這些遣散證明書、黨組織的介紹信和殘廢證密藏在米缸裡、牆板的夾壁層裡，牲畜槽下被填埋起來的酒甕裡。然後，他們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種，與那些牽牛的、耕地的、挑擔的、收割的農民並無二致。他們當中，或許本來就是農民，但是隻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長的紅色革命武裝部隊生涯之後，他們已經脫胎換骨，永遠不再是那個普通的農民了。這些紅軍流散人員在紅色中國誕生的前夜，已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解放後，這些“掉隊者”被認定為“紅軍流散人員”，簡稱“紅流”。這些人包括西路紅軍在河西走廊失散人員、正規紅軍失散人員、遊擊隊赤衛隊失散人員和地方革命人員等 。國家及省民政部門曾專門發文規定，“紅流”的範圍是：“凡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及在上述時間參加我黨領導的脫產遊擊隊，其成員因傷、因病、因戰鬥失利離隊失散，經組織動員分散隱蔽或被捕、被俘，在離隊後表現較好，沒有投敵叛變行為者”。如今這些流落民間的昔日紅軍戰士，已經極少有人能知道他們當年的故事，紅色的青春激情，他們中的多數人，後半輩子都是默默地住在荒山野嶺，過著清淡甚至家徒四壁的生活。他們當中曾經有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擔任蘇維埃政府的區委副書記。當年，他打著綁腿，穿著洗得乾乾淨淨的灰布軍裝，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給鄉親們說“擴紅”，說“平債分田”。年輕、精乾、滿腔熱情，姑娘們向他投去傾慕的眼神；他們當中曾經有一位是列寧小學的校長，他手把手地教窮人的孩子們寫“田、土、屋、衣”。每天，學校窗扇後都衝出孩子們的吼唱：“什麼是黑的？土中的烏金，富人的貪心！什麼是紅的？清晨的日，工農的血！什麼是黃的？窮人的臉和身，富人的穀和金！”他們當中曾經有一位是西路軍某部的連長，在甘肅與青海的交界處被馬步芳的部隊堵截，負傷被俘，逃脫後，輾轉於甘肅、寧夏，打長工20餘年，期間幾次想回家鄉，可聽說自己參軍後國民黨殺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他們中曾經有一位是小腳姑娘，參加紅軍時才10來歲，加入了童子團，因為小腳走不動，跟不上部隊，失散後再找到部隊卻發現已經沒有女兵了，於是在當地嫁了人，做農民種莊稼；……1979年國家進行優撫大普查後，對紅流人員給予定期定量補助，最初的生活補助費為每月6元，以後逐年提高。根據民政部門多次對紅軍流落失散人員進行普查登記，目前尚有接近8萬的“紅流”人員（在鄉退伍紅軍老戰士，截止至2004年10月）。近年來國家對紅軍失散人員生活補助表（元/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