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毛澤東在完成長征後的延安，講述白求恩來到中國的意義的時候，許多外國人 ，早已在長征的路上成為他的戰友。真正參加長征的外國人僅在紅一方麵軍裡有：李德、畢士悌（又名楊林） 、武亭、洪水。除李德是歐洲人外，其他三人均為亞洲人。李德的國籍是德國，畢士悌和武亭來自朝鮮，洪水 則是越南人。他們四人都在紅軍部隊裡擔任高級軍官的職務。李德在長征初期的地位自不待言，畢士悌長征前是紅一軍團參謀長，是在紅軍官銜最高的外籍將領，武亭則任軍委縱隊第三梯隊司令員兼政委，洪水在長征前是“工農劇社”首任社長。有一個未經考證的說法是，在長征開始時，紅軍部隊裡其實30餘名來自朝鮮的革命者，到達陝北時隻幸存畢士悌和武亭兩人。由於身份比較特殊，武亭在中共黨史和軍事史上的資料出現不多。長征後武亭以朝鮮獨立的名義在中國創辦了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他的聲望很高，在1946年被選舉為北朝鮮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但是他也不幸成為朝鮮的政壇流星，他的故事在後麵還會講到。而從朝鮮人武亭和越南人洪水兩人的發展路程，後來他們回到各自的祖國效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分彆擔任了高職，則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胸懷與遠見，以及與朝鮮和越南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親密的淵源關係。此外還有一位外國俘虜R·A·勃沙特，他是來自歐洲的英國籍基督教傳教士。和他一起被俘虜的還有他的同事阿諾利斯·海曼。由於其他幾位都是東方國家的，勃沙特也隻走了長征的一部分路程，因此李德成為唯一走完二萬五千裡征途的西方人。李德，製定長征計劃和長征初期指揮中央紅軍的“三人團”的成員之一。李德對第五次反“圍剿 ”戰爭的失敗和長征初期中央紅軍遭受的嚴重損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寫入遵義會議的決議，受到嚴厲地批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回憶錄中無一例外地提到這個具有神話般傳奇色彩的人物，李德被冠以“獨立房子”的主人，紅都的“太上皇”，“圖上作業的指揮家”的雅號。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李德為“那個外國智囊”。李德在中國工作7年，其中有6年是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分活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重的痕跡。李德於1900年出生，原名Otto Braun（奧托·布勞恩），曾用名李特羅夫，在中國期間還有個名字叫華夫。 他出生於慕尼黑，於孤兒院長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征召入伍，但未參加戰爭。許多史料披露1932年初李德不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派遣來華對付日本間諜的戰略情報軍官。1933年，李德被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邀請作為軍事顧問派往中央蘇區。之前博古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尤爾特專門發電向莫斯科請示，得到了共產國際批準。1933年秋，李德剛到中央蘇區，博古就拱手將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交給李德。實戰經驗並不豐富的李德在接受這個如此重要的權力時並沒有謙讓。一個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國也未曾有過指揮作戰經驗的德國人，卻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官，這被後來研究曆史的人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時也說明那群探尋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年輕人對信仰的虔誠。李德對紅軍宣布，運動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應發展蘇聯式的正規戰。1934年，他以短促突擊戰術作指導，指揮了曠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最終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接下來，在長征路上，由於李德的錯誤指揮，使紅軍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軍由8萬人減少到3萬人。李德在紅軍的聲望逐漸下跌，就連最溫和的周恩來也不給他好臉色。在遵義會議後，李德徹底失去了他在紅軍的權力。但李德在遵義會議後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仍然心中不服。紅軍再次出發時李德要求跟隨林彪的紅一軍團行動，他本來以為林彪會尊重他，卻沒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據李德回憶，“林彪以一種不耐煩的態度接待了我，我以後在他的司令部度過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對我也幾乎毫不過問。”李德隻好又回到了中央縱隊。公正地說，李德無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軍事戰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德軍中就暫露頭角。後來 他擔任俄國紅軍指揮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紅軍學院學習過。因為他是德國人，紅軍將士都注意聽他對德國顧問向蔣介石提出的戰略戰術分析。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戰術分析是有幾分道理的。而李德也並非總在做錯誤的判斷，在張國燾搞分裂的關鍵時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絕妙好戲，用自己尚存的領導身份，揭穿了張國燾手下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麵軍參謀長李特煽動分裂的舉動。毛澤東、彭德懷也隨後到了現場，讚賞了李德。到延安後，李德不再被邀請參加中央的任何會議，他以學習漢語來打發時間。他被安排到延安軍事學院工作，與外籍人馬海德做鄰居，兩人經常閒談以消磨時光。生活艱苦，失落、孤獨、寂寞的情緒，使身處異域的李德感到無聊和痛苦，不想再呆在中國，想到蘇聯去。但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這一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限於延安的醫療條件，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李德聽說後，要求同機前往。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訊員送來的紙條，上麵隻有張聞天寫的一句話：“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延安機場，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彆，毛澤東也禮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在蘇聯，李德受到一係列的審查，但他還是比較幸運地沒有遭到嚴重的處分。共產國際監委會與中國協商後對李德的處理結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為：李德僅是顧問，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做出決定，他提出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國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確的主意 ，所以李德可以免予處分。但從此共產國際不會再重用他。此後不久，李德離開了原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紅軍的崗位，並嚴格遵守某些人告誡他的“對中國的經曆和觀察保持沉默”的規定。開始了一段平靜的生活。他恢複了奧托·布勞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蘇聯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參加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從德文譯為俄文、將列寧、斯大林原著從俄文譯為德文的工作。蘇德戰爭爆發後，李德被抽調到戰俘營去從事戰俘管理教育工作。據說李德“以淵博的知識和有說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論據，對被俘德軍的軍官、將領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原來的德國戰俘都很感謝布勞恩為其治好了納粹病”。戰爭結束後，他又回到本單位重新去做文學出版工作，並成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學作品的翻譯家。他將許多著名的蘇聯長篇譯成了德文，如《收獲》、《茹爾賓的一家》、《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後來他還當上了東德作協的第一書記，達到了他一生當中僅次於在中國時的另一個事業巔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就在這個時候，已經63歲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規定，重新“顧問”起國際事務，特彆是中國問題來了，開始大講特講關於中國的事情，尤其是許多世所罕知的屬於中國黨和國家乃至於共產國際機密的事情。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為東德黨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誌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袖以至領導政策宣戰。隨後又對其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作了大量補充修訂，於1973年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裡麵詳細記載了長征，這本書很快在蘇聯等國被譯成多種文字發行，成為了當時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歪曲和攻擊的重要書籍。《中國紀事》出版後還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誌報》上發表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訃告，宣布“奧托·布勞恩同誌於1974年8月15日逝世，終年73歲”。李德在中國7年的歲月裡，曾經結過兩次婚。第一位夫人名叫蕭月華，兩人是在瑞金結婚的，由組織上安排，為了解決李德在華期間的個人生活問題。蕭月華是廣東大埔一個農民的女兒，當時在少共中央文書科擔任文書。兩人語言不同，婚姻生活很不愉快，經常吵架，兩人曾經有過一個小孩。但這段“涉外婚姻”在長征後就解散了。新中國成立後，蕭月華被授予大校軍銜，享受正師級待遇。1983年11月因癌症病逝於廣州。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李麗蓮是1937年底同江青一起從上海投奔延安的舞蹈演員，年輕漂亮，活潑開朗，文化層次高，李德對她十分傾慕。李麗蓮則看中了李德特殊的身份和他在延安還算優越的生活待遇。經過一段接觸，他們相愛了，1938年，李德找到了中央組織部書記陳雲，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便參加黨的生活；另一個是申請同李麗蓮結婚。對這兩個要求，陳雲代表組織同意。由於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有一定的感情基礎，所以還算比較平靜和幸福。但當1939年李德離華返蘇提出帶李麗蓮走時，因為手續未全沒有得到批準。李德隻好和結婚不久的李麗蓮揮淚告彆，獨自遠歸。誰想此一去竟成永彆，兩人再未謀麵。李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並沒有提到蕭月華這個名字，他隻寫及了與李麗蓮的婚姻。其實李德和李麗蓮相處的時間要比與蕭月華的短暫。李德在來華前結過婚，他的妻子名叫奧爾加·貝納裡奧，兩人曾一起被關入莫阿比監獄。朝鮮人武亭，在長征出發時任第一縱隊第三梯隊司令員。黎平會議後，部隊整編，武亭調任紅三軍團炮兵營營長。武亭於1905年出生在朝鮮鹹鏡北道鏡城郡，在漢城長大，真名叫金武亭。1919年，14歲的他參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愛國運動，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點。1923年3月，為了尋求複國的途徑，他渡過鴨綠江來到中國，經東北到了北平。從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1924年他進入北方軍官學校（一說是東北講武堂），學習炮兵專業。由於軍事才能過人，年僅22歲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最早是參加了上海工人暴動，此後輾轉回到內地，成為彭德懷的部下，他和彭當時部隊裡唯一會用炮的兩個人。後來他還到蘇聯學習過炮兵技術，這點尚無更多史料證實。1931年他擔任了紅軍中央軍委炮兵團團長，在紅軍時期，戰功赫赫的武亭升遷很快，最後竟進入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對於一個沒有政治後台的外國人來說，這的確是破格的晉升。長征時，武亭作為中央軍委直屬的炮兵部隊指揮官，是典型的救火隊，不論是在進攻，還是在斷後時，都廣泛地擔任了火力支援任務。不久武亭出任軍委縱隊第三野戰梯隊司令，指揮包括炮兵營、工兵營、運輸第一大隊和附屬醫院在內的技術兵種，後又改任紅三軍團炮兵營長。長征開始時，紅軍還有30餘名朝鮮革命者，但是在到達陝北時，隻剩下了武亭和楊林（即畢士悌）兩個人，而楊林也在1936年強渡黃河的一次戰鬥中犧牲了，因此，武亭成為了唯一的幸存者。武亭的一生中最傳奇卻還是他在長征之後的經曆。就是這個紅軍出身的武亭，曾經在1946年被選舉為北朝鮮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不過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他在北朝鮮的政治舞台上出現而又迅速地消失——就像一顆流星。據武亭回憶：“楊林犧牲後，彭德懷在黨委會上發言：‘太多的外國革命者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犧牲了。如果我們繼續讓他們在中國死去，還會剩下誰來為他們祖國的革命事業戰鬥呢？我們無法為那些已經死去的同誌做些什麼，但是我們不應該再浪費外國同誌的生命了。’”在彭的呼籲下，軍委給武亭下了休息命令。武亭先是在紅軍大學進行戰略學和黨的工作研究。爾後於1938年初出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長。武亭再次由於過度疲勞，健康受到損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複後，他擔負了新的任務，集中了為了尋求對日作戰而來到延安的朝鮮青年，著手朝鮮義勇軍的建軍工作。1941年8月，在山西桐峪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成立了朝鮮義勇隊乾部訓練班，武亭擔任校長，專門培訓從事抗日武裝鬥爭的軍事乾部。接著，又在晉東南抗日根據地成立了朝鮮青年乾部學校和朝鮮武裝宣傳隊。在10月26日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上，武亭的畫像作為外國抗日領袖之一同毛澤東並列。後來，武亭比王震的三五九旅還早進入南泥灣，1941年1月末2月初，作為中央軍委直屬炮兵團團長武亭率領兩個營開進南泥灣。大約用了半年時間，從榛莽叢中開出了一條6米寬的公路，這條路成為運輸物品往抗日前線的要道。武亭的傳奇形象具有廣泛的號召力，原來在國民黨控製下的朝鮮義勇隊有89%的成員從洛陽、重慶等地輾轉來到太行山。1942年7月，作為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和義勇軍司令的武亭辭去了炮兵團長的職務，成立了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並專心訓練和指揮這支還很弱小的隊伍，相信終有一天會率領他們光複自己的祖國。1945年8月11日，八路軍的朱德總司令簽署命令，著武亭等率領朝鮮義勇軍迅速北上，配合蘇聯紅軍光複朝鮮。但是日本三天後就宣布投降，使得這支軍隊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國的榮譽。1945年12月一個寒冷的日子，武亭等人乘坐一列老式的蒸汽機車回到了平壤。但他們遭到了蘇聯人的限製行動。他們對平壤的政治氛圍一無所知、他們沒有未來的計劃，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軍隊，在自己的國家裡，他們就象一群過客，隻能等待蘇聯人的安排。武亭是朝鮮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蘇聯人看來，他是個討厭的家夥。蘇聯對武亭和他的義勇軍非常冷淡，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他不熟悉，而他卻又享有很高的聲望，蘇聯人比較熱衷於由文人而不是軍人來擔任朝鮮的領導職務，即使非要選個軍人不可，他們也寧願選比較熟悉的金日成 。在武亭回國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鮮五道行政局選舉中，武亭被選為第二號領導人——行政局副委員長（第一號領導人是民族主義者曹晚植），武亭擔任這個職務直到1946年4月。1948年2月，朝鮮人民軍成立，武亭正式擔任炮兵總司令，中將軍銜。同年9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武亭被任命為民族保衛省副相（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仍兼任人民軍炮兵司令。朝鮮戰爭爆發後，武亭的軍事表現被認為是很不好，被批評為具有“個人主義”傾向，後來他被命令保衛平壤，但他手下隻有兩個不足萬人的預備師團，武亭不甘心被圍殲或當俘虜，他在政府北撤後隻做了比較輕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但是輕易放棄首都的行為無疑將嚴重打擊他的聲望，他最終被調職了。1950年12月，武亭因為“戰爭中的嚴重錯誤”受了處分。也許就是因為政治上和戰場上的雙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後來的悲劇性結局。一天，武亭帶著一位受傷的軍官來到醫務所，他是武亭在八路軍時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醫生立即來照顧他的朋友，那位倒黴的軍醫刻板地告訴武亭：傷員很多，他的朋友必須排隊等候。這一“傲慢”的態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槍當即把醫生打死。這一罪行是嚴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揮權，後來又被開除軍職。不久以後，他在長征時期的舊疾胃潰瘍劇烈發作，正在朝鮮指揮中國誌願軍的彭德懷立即把他送到東北最好的醫院，但是已經無力回天了。武亭最後的願望就是能夠死在他的故土——朝鮮，於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鮮，不久以後，在一間普通的軍人醫院裡去世。他死後，朝鮮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在走完長征全程的外國人中，洪水身兼兩個唯一：他既是唯一的經曆了中國人民軍隊從建軍到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全過程，又直接參與新中國建設的外國人，還是在1955年中國首次授予軍銜時唯一獲得將軍軍銜 （少將）的外國人。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生於1908年，出身背景為越南河內的地主家庭。15歲洪水以河內師範學生到法國考察，在那認識越南後來的領袖胡誌明，並成為親密戰友。1924年他追隨胡誌明來到中國廣州，成為黃埔軍校四期學生，畢業後留校工作，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洪水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見證了工農紅軍的建立。隨後洪水跟隨毛澤東的指揮，親曆了第一次反“圍剿”等戰鬥，曾任紅12軍第102團政治委員等職務。1932年，洪水調入蘇區擔任紅軍學校的宣傳科科長。這年秋天，多才多藝的洪水與李伯釗、趙品三等創辦了紅軍曆史上的第一個劇社“工農劇社”，洪水任社長。長征前夕洪水被左傾領導人批評，被認為是高級特務，開除了黨籍。在朱德和劉伯承保護下，洪水被編入紅軍乾部團直屬隊，除了作戰之外他還負責長征途中的宣傳鼓動工作。表演節目、寫標語成為洪水在長征中做得最多的事情。在遵義他終於被恢複了黨籍。在四渡赤水中洪水因為作戰勇敢獲得了獎勵。以後洪水的發展順利，在延安和晉察冀八路軍軍區都從事宣傳的工作，並和毛澤東、朱德都建立較好的朋友關係。1945年他被調回越南胡誌明身邊參加抗法戰爭，任越南第四、第五戰區司令員，1948年他被授予越南當時最高的軍銜——少將。1950年10月，洪水回到中國。1956年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時間不多，就提出了歸國的要求，當年10月，因病醫治無效在越南去世。畢士悌立下了許多戰功。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在新中國應該也能踏入將軍的行列。畢士悌的朝鮮名字為金勳，來到中國後曾名楊林。1901年他生於朝鮮平安北道。1919年參與漢城反日起義後流亡中國，1924年雲南講武堂畢業後到廣州黃埔軍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到葉挺獨立團任三營營長，參加過南昌起義。1927年畢士悌赴蘇聯，入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1930年到東北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1932年赴上海開會後調中央蘇區工作，作為周恩來後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負責訓練和補充新兵，擔任勞動與戰爭動員委員會參謀長，及紅一方麵軍補充師師長。1934年春，考慮到畢士悌曾三次進過國內外軍校，便調他到紅軍大學主管教務，此時他改名畢士悌。長征時，紅軍大學改為乾部團，畢士悌擔任團參謀長。四渡赤水時紅軍減員太大，全由乾部組成、原準備儘量保護的這支特殊隊伍也參加了戰鬥，畢士悌又同普通戰士一樣親自在火線拚殺。1935年4月末，中央決定從滇北搶渡金沙江，畢士悌等親自帶前衛連一晝夜強行軍180裡，在守渡口的敵軍鼾睡時如神兵天降般到達，不費一槍不損一人便占領了渡口並繳到船隻。為保護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個排迅速北上通安鎮，以傷亡12人的代價便擊潰敵一個團，俘敵數百。1935年秋到陝北後，調任紅十五軍團七十五師參謀長，1936年2月，紅軍東渡黃河時他率一個營作為先鋒首先登岸，腹部被碉堡中射來的子彈打穿，搶救無效。1934年10月初，英國籍傳教士R·A·勃沙特等人在貴州黃平縣舊州被轉戰中的紅軍第六軍團遇見，當時紅軍對傳教的外國人印象都不好，認為勃沙特是“間諜”，把其他人都放了，隻扣留了他和同伴羅達·海曼二人 。原因是紅軍的行動需要保密。勃沙特，當時他的中文名叫薄複禮，跟隨紅六軍團一起在湖南、貴州、雲南等省境內走了大約9600公裡，在外宿營達300多處。他為紅軍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幫助帶領隊伍的蕭克翻譯了一張法文版的貴州地圖。在隨軍16個月的時間之後，勃沙特於1936年4月被釋放，他回到了昆明。幾個月後勃沙特撰寫了有關這段經曆的回憶錄《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同年12月在英國倫敦哈德爾和斯托頓公司 （London Hodderand Stoughton）出版。這本書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還要早一年出版發行， 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工農紅軍的著作。他在書中“自序”中寫道：“許多報道，因抓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紅軍稱為‘匪徒’或‘強盜’。實際上，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著其原理”。勃沙特，1897年出生於瑞士，長征期間他38歲，已經來到中國12年。被紅軍釋放後，他的大部分時間仍活動在中國，在昆明和貴州，隻在中間回歐洲休養了兩年多。1939年勃沙特再次來到中國，在貴州省盤縣傳教，同時也為老百姓看病和辦學。他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藥書，常愛不釋手地學習。在盤縣他持續地呆了10多年的時間。從中可看出勃沙特是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他隻是一個虔誠布道的宗教職業人士而已。新中國成立後，勃沙特還到過台灣，繼續他的傳教活動。直到20世紀50年代應召回到英國。1966年從教會退休後一直閒居在曼徹斯特的郊區。1985年11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作者索爾茲伯裡輾轉找到勃沙特並采訪了他。在書裡，索爾茲伯裡將勃沙特稱為“長征隊伍裡的局外人”。1987年底，中國駐英大使館的官員也特意前去拜訪了已經年屆9旬的勃沙特，並帶去了當年俘虜勃沙特的紅軍將領蕭克的信箋。蕭克將軍在長征途中和勃沙特有過交談，建立了友誼，此前也幾次尋找這個曾經幫過他的外國傳教士。事實上，在長征途中還有其他的幾個被俘虜的外國傳教士。根據勃沙特的回憶以及索爾茲伯裡的記述：“在博薩哈特（注，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勃沙特被翻譯成此名）被俘的同時，中國內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1936年1月，勃沙特的同事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裡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勃沙特說28歲的凱爾納才到中國兩年，他的身體不結實，適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有時，他們倆有馬或騾子騎，但大部分時間是步行。最後凱爾納在勃沙特獲釋10天後在長征途中去世。紅軍沒收了一個有錢地主的一口製作考究的棺材，雇傭腳夫把裝有凱爾納的棺材抬到山坡上安葬，誰知卻成為了土匪和野獸的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