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一方麵軍長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軍上，18天用於夜行軍。途中紅軍隻休息44天，平均走365裡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軍74裡。一共翻越了18座山脈，其中5座終年積雪，渡過了24條河流，經過11個省，占領過大小62個城市，突破了10個地方軍閥的封鎖包圍，通過了6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從瑞金出發到陝北平均每行1公裡，就有4名紅軍戰士死亡，大約每12人中隻有1人到達陝北。長征一開始，多數是夜行軍。為了防止國軍飛機的襲擊，隊伍出發後一連數日曉宿夜行。楊成武在《憶長征》裡有一段很有文學色彩的描寫：“隊伍隱在山影裡，看不到一點行跡。偶爾能聽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麵上的‘悉悉唆唆’的響聲，風從林稍上吹過，發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時那種節奏緩慢的低喧。遠處，瀑布‘嘩嘩’飛濺，四野秋蟲唧唧，時而閃亮一絲光，那是伏在草叢裡的螢火蟲又飛起來了。‘啪啦’一聲，不用問，又是誰跌倒了。”這可是一支長達幾十裡的隊伍，在現在的人看來，這樣的行旅似乎很有浪漫氣息，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人數龐大的隊伍背負著同樣繁重的行李，走走停停，遇到隘路、小橋等等都要減慢速度甚至停下來等待，羈旅沉重，大隊伍走得並不順利。日夜顛倒，有的戰士睡眠不足，甚至走著走著就靠在山道邊睡過去了，而後麵的戰士也機械地跟著打起盹來，把隊伍拉下一大截，直到有清醒的戰士發現了，才又匆忙地追趕大隊伍。“當月亮被雲遮住，部隊就要燃起火把行軍。這種火把通常是一束劈開後又捆紮起來的竹子。有時還用鬆枝，還有盛滿了煤油的竹筒。這時，無論是從山腳下仰視，還是從山崖俯視這條忽隱忽現、逶迤盤旋的火龍，那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行軍並不都是那麼輕鬆美妙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有時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條子，好讓後麵的同誌看清楚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後麵的同誌要將雙手搭在前麵同誌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了，後麵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美國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在自己的著作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樣描述。雖然紅軍還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但因為長征初期部隊還行軍在蘇區的範圍內，心情都還平靜，特彆是夜間行軍倒也並不枯燥。一位紅軍乾部後來曾告訴美國記者史沫萊特：“如果皓月當空，輕風拂麵，夜行軍也是很愜意的事，要是附近沒有敵軍，各個連隊之間還要拉歌呢。”那時紅軍們唱的內容大概是“神聖的自由土地誰人敢侵？紅色政權哪個敢蹂躪？啊！鐵拳等著法西斯底國民黨，我們是紅色的戰士。拚！直到最後一個人！”歌聲在山穀中回蕩，紅軍離蘇區越來越遠了。1934-1935年間的中國，似乎特彆多雨。紅軍沿途都是在大雨泥濘中的山路上艱難前進，經常摔跤。肖鋒在日記裡就寫到，“戰士們摔得像泥鰍似的。”童小鵬則記載：“整天在泥巴裡過活的兩隻腳，洗也洗不乾淨（也沒時間洗），已成了褐黃的顏色。”這種情況在進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貴州省內就更經常碰到了。紅軍出發時每個戰士都帶備了2雙草鞋左右，但長途跋涉，路途上草鞋磨損消耗也很大，很快就有戰士都沒有鞋穿了，隻好赤著腳行軍。針對這種情況，《紅星》報第2期發表了《怎樣解決草鞋問題》的評論，要求把解決部隊中的草鞋提到減少病員和鞏固紅軍戰鬥力的重要位置，保證落實，做到沒有一個戰士打赤腳，並提出了解決草鞋的具體辦法：供給機關有計劃地收買草鞋，儘可能做到發草鞋不發草鞋費；將沒收土豪的爛衣褲分發給戰鬥員和運輸員打草鞋；發動會打草鞋的同誌幫助不會打的同誌打草鞋。長征初期，除了少數的紅軍將領，大多數紅軍戰士都對長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無所知。許多紅軍包括鄧小平在後來回憶時，都說自己的想法就是“跟著前麵的人走就行”。隨著時間推移，戰士們對漫長的行軍養成習慣，在路上日漸成為常態，這時紅軍的軍旅生活也形成了規律 。戴正啟15歲的時候參加長征，先是一個宣傳員，不久就改作了衛生員，作為一名普通戰士，他對紅軍生活的每一步每一個細節都記憶清晰。1984年據他對《紅星照耀中國》作者斯諾這樣回憶：正常情況下，紅軍每天的生活伴隨著清晨哨音一響而開始：一般是早上6點吹哨，但也常常5點或4點吹哨。起床後用15分鐘時間整理行裝 ，歸還從農民那裡借來搭床鋪的木板、門板和稻草，再用15分鐘洗臉、刷牙——當然並非所有的戰士都刷牙、吃早飯（4兩米飯，有時是紅薯）、領乾糧、整隊。有時先頭部隊領完乾糧，米桶就見底了，其他人什麼也領不到了。行軍中平均每人負重約25斤。早晨出發前會通知當天的路程。白天休息兩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鐘，午飯時間20分鐘。沒有午睡。如果遇到敵機空襲，大家就都可以乘機休息一下。趴在路邊，等候哨音再一次吹響 。紅軍還組織一邊行軍一邊識字的活動，以具體的形象來教那些完全是文盲的農民戰士，例如讓站崗的戰士背著寫有“站好崗”幾個字的識字牌。這個被稱之為“看後背”的學文化的辦法是由張聞天（洛甫）為掃除紅軍文盲而發明出來的。很多戰士最先學會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當時在紅一軍團擔任測繪員的顧鬆齡回憶，規定要求每人每天要學會三個字，到晚上點名的時候，誰沒有學會，就得挨批評。一邊走，一邊學習，除了學習文化，還學習政治。在勃沙特的回憶錄裡，他以傳教士的眼光觀察到紅軍似乎也有宗教般的虔誠行為：“紅軍隻要在某個地方住得久一些，都要設置‘列寧室’，宿營的地方沒有合適房子時，他們就緊張地建造一個。它結構簡單，埋8根立柱，上麵用席和草搭頂，周圍用綠竹枝圍成牆，然後在綠牆上裝飾紙花和紅旗，麵對入口的牆則一定要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然而並非所有紅軍在整個長征路上都能夠保持激揚的狀態。13師師長陳伯均就曾抱怨：“連日山地行軍疲勞已甚，部隊除個彆落伍的有增無減外，就整排、整班甚至整連落伍的均有。”他認為這是一些紅軍乾部缺乏信心的緣故，他們因為隻顧著自己的疲勞而放棄了給戰士們做鼓勵的思想工作。長征路上的負麵情況，除了思想問題，也有經濟問題。也有戰士反映有的連隊司務長好幾個月不份夥食尾子，想吸點煙都沒錢。不過，說到錢，在長征路上，錢有時也並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因為可以買的東西選擇實在太少，除非受傷了要被留在老百姓家休養，就可以每人發8個銀元。在過草地時，紅軍戰士曾少東嫌身上的幾個銀元太重，隨手拋棄，他的戰友幫他揀起來，結果過了草地才發現沒有銀元就買不到糧食。戰友們當然把銀元再還給了曾少東。這讓他在幾十年過後依然記得這個細節。最讓人惋惜的還是技術人員的流失。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李富春簽發了《關於優待技術人員問題的指示》，這是針對紅軍進入四川後，因為山高路險，給養困難，常有技術人員離隊的情況。胡耀邦在遵義受傷被一名專業的軍醫治好後，就感慨“紅軍的政策是爭取技術人員，尤其是爭取報務員、醫務人員和會使重機槍的人。”這正從側麵說明了長征路上紅軍最緊缺的幾樣東西：信息、健康和安全。過了幾天，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又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裡麵這樣寫道：“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如同毛澤東的其他論著一樣，這些通告總是使用最通俗的漢字表達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聽過一遍後也能理解。這些宣傳，為毛澤東以後幾個月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事指揮提供了思想保證。打土豪即是表明紅軍對於剝削階級的武力態度，事實證明打土豪的手段在爭取當地貧苦民眾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貧民的怨愁得到發泄並從此更加的擁護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打土豪同時也是紅軍沿途補充給養的重要手段。如蕭鋒的《長征日記》1935年11月20日就記載：“（在湖南藍山縣城）沒收15家地主財物，籌款3萬多元，籌衣、被1200件，備糧很多，這下紅軍供給又有了本錢。”紅軍每到達一座城市，都會對當地社會階層進行詳細的調查，舉一例子，當蕭鋒的隊伍進入貴州境內的餘慶城時，他在日記裡寫到：“我團和師部進駐城內，由師部民運科統一領導打土豪，該城有800多戶人家，3200多人，城裡有商店45家，其中地主經商的25家 ，另有小商販近百戶，官僚地主8戶。”紅軍打土豪有嚴格的紀律：不亂打，也不私打，而且打土豪所得除了分派給窮人外，全部充公。麵臨戰爭減員以及為了發展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沿路宣傳紅軍的政策的時候，每支紅軍部隊也仍有擴紅的任務，而且這個任務每天都有專門的人在進行。來報名參加紅軍的多數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其中多數是沒吃沒穿的窮人，也有的是為了逃婚，或者為了吃飽飯來到這裡。根據勃沙特的回憶錄裡描寫了一段關於“擴紅”的細節：“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這裡（編者注：連長的房子 ）報名參軍，他們大部分是農村娃子。紅軍要先問他們姓名、年齡，有無疾病和是否抽大煙？然後問：‘為什麼參加紅軍？’回答幾乎異口同聲：‘我們沒吃沒穿。’當紅軍允諾能有吃的，甚至還會有穿的時，這對那些想參加紅軍的人來說就已足夠了。這時那些人馬上會提出一個要求：如果他們欠有彆人的債，參加紅軍後是否 可以就此罷了（勃沙特自注：他們幾乎都存在這一問題）？答複是肯定的。這之後，紅軍將再提問：‘願參加反對地主的戰鬥或提供情報，並為天下窮人謀解放嗎？’對此，那些人表示毫無疑義。”沿途的紅色宣傳也是與國民黨進行鬥爭的另一個戰場。1935年2月27日，紅軍總政治部曾向各部隊專門發布 了一道關於“各部隊立即動員編寫標語，瓦解白軍爭取廣大白軍士兵”的命令。命令下達後，紅軍標語猶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紅軍每到一處不僅乾部帶頭寫、宣傳人員專門寫，一般戰士也要寫。《紅星》報就曾作過這樣的報道：“赤”（紅軍某部代號）直屬隊兩天內共寫對白軍士兵的標語600餘條，團機關到宿營地天黑了，還點了火把寫標語，“山西”兩天內共寫了14800條標語，其中乾部寫10000條……長征沿途的紅軍標語形式多樣，多姿多彩。除總政治部統一下達的標語外還就地取材，編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標語。有簡潔有力的口號式標語，也有琅琅上口的順口溜式標語，還有許多富有浪漫情趣的民謠式、童謠式、說唱式標語。紅軍在路上創作的最大的標語，當屬四川省內通江縣境內的“赤化全川”四個字，單字高5.9 米，寬4.9米，整副字麵積為300平方米，離地麵15米，為摩崖石刻，遠隔數十裡，字跡一目了然。在當地百姓的保護下，該標語至今仍存。在長征中，行軍速度有時就代表著軍事勝利。紅軍以簡陋的裝備，大多數戰士穿的是草鞋，為了搶在敵人前麵，在崎嶇的山道上，卻做到了平均日行70多裡路的行軍速度。而速度太慢則可能被國民黨的部隊追上，就要發生戰鬥，在敵我力量懸殊的前提下紅軍就不免要付出犧牲。紅軍戰士必須以極快的速度行軍。炎熱的5月，紅軍每天在西南地形複雜的山區走60到100公裡的路程，常常走到脫水，這還不包括打仗的時間。在長征初期的湘江附近，紅軍還沒有快速行軍的概念，整整4天才走了144裡路，平均每天36裡，結果貽誤戰機，傷亡重大。隨著毛澤東掌握了戰爭指揮權後，運動戰的思想得到貫徹，紅軍積累了非常多的快速作戰成功個案，例如飛奪瀘定橋戰役中，楊成武屬下的紅軍部隊在1天時間內，除了打仗、架橋外飛速前進趕了240裡路，這應該是紅軍在長征中走得最快的一天。紅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歡迎白軍弟兄拖槍過來當紅軍北上抗日去！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打倒屠殺民眾的王家烈！赤化貴州全省！不打抗日紅軍，嘩變拖槍當紅軍打日本！打倒蔣介石！工農暴動起來組織抗捐軍，實行不交捐不還債！工人增加工錢！反對強迫群眾修碉樓！誰是世界上的創造者，唯有我們勞苦工農！紅軍不拉伕！紅軍公買公賣的！紅軍不拿群眾一點東西！我們是無產階級的軍隊！打倒賣國賊漢奸的國民黨！紅軍絕對保護工農利益！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工人有罷工自由！反對老板打罵工人！武裝起來，行動起來，要打倒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白軍是幫助土豪劣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隊！學湖南打土豪，窮人不打窮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倒國民黨！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共產青年團！紅軍是抗日反帝的生力軍！白軍弟兄聯合起來同紅軍北上抗日！農民組織遊擊隊，奪取地主武裝！反對區鄉公民派款派軍來！勇敢衝鋒，堅決消滅敵人！要創造新蘇區，首先就要打大勝仗消滅敵人！把紅軍運動戰的特點高度發揚起來！加入紅軍消滅賣國賊蔣介石派來幫助王家烈的白軍！紅軍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白軍是幫助帝國主義的！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突圍轉移時並未使用“長征”一詞，當時的說法是“轉移”、“突圍”、“西征”。“長征”一詞，首次出現於1935年5月，當時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聚居地，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上寫道：“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此六字“駢文”，乃是當時總政治部宣傳部擔任宣傳乾事陸定一的手筆。紅軍“長征”的最早說法自此始有。1935年6月，一、四方麵軍會師，紅四方麵軍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自稱“西征軍萬裡長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吳起鎮召開會議，宣告“中央紅軍的長征任務已經完成”。11月，先後以中共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的兩個宣言中宣布：“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為北上抗日，經過兩萬五千裡長征，曆儘艱難險阻，勝利到達中國西北地區”。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完整地論述了長征的意義。“長征”一詞始成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曆史語彙而廣泛流傳開來。2002年10月16日至2003年11月3日，兩個英國年輕人李愛德和馬普安用了384天重走了長征路，並且出了一本書《兩個人的長征》。他們用GPS做了精確測量後提出一個引起爭論的觀點，李愛德和馬普安認為長征並沒有過去說的25000裡那麼長，而是隻走了不到6000公裡。那麼，長征到底有多長？在剛剛結束長征之後的幾個月裡，紅軍內部的文件裡都是不同的表述。1935年6月，一、四方麵軍會師，紅四方麵軍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稱“西征軍萬裡長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決議指出：“一方麵軍的一萬八千裡長征，是中國曆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9月，中央俄界會議上出現中央紅軍經過“兩萬餘裡的長征”之語。這時長征並沒有完全結束。二萬五千裡最早是毛澤東說出來的，並成為最被廣泛流傳的說法。毛澤東1935年10月23日在吳起鎮、11月5日在甘泉縣象鼻子灣的兩次發表講話中說道：根據（紅）一軍團的統計，（長征）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裡，“這確實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的、前所未有的遠征！”“二萬五千裡長征”這個數字引起了中外各界人士的廣泛重視，而中共中央對這種說法也給予充分的肯定 。11月13日，中共中央首先明確地宣布了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裡”的結論；11月28日，又在《抗日救國宣言》 再次明確指出：“……曾經派遣了自己的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裡的長征，曆儘艱難困苦北上抗日。”老紅軍李中權曾經回憶，1937年他在抗大學習時，親自聽毛澤東在大會上講過他對長征長度的計算方法，他是從1934年10月出發到1935年10月結束，以每天走70裡這樣計算出共25550裡，略為二萬五千裡的。按照1937年2月編成的《二萬五千裡》一書附錄《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裡程一覽表》的說明：“（一軍團直屬隊）除休息外，行軍作戰時間，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戰的時間加起來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紅軍行軍70裡，271天應走18900裡。毛澤東在計算裡數時，沒有扣除休息的天數是因為作戰部隊除行軍外還要打仗，打仗要占領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滅敵人，就要不斷奔襲、迂回。這樣他們走的路往往不能按單程計算。事實上，先後舉行長征的紅軍部隊共有4支，第一支是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到陝西吳起鎮，行程是二萬五千裡；第二支是紅二十五軍，從河南羅山何家衝到陝西延川永坪鎮，行程近萬裡；第三支是紅四方麵軍，從川 陝蘇區到甘肅會寧，行程一萬餘裡，第四支是紅二、紅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劉家坪到甘肅會寧以東的將台堡， 行程兩萬餘裡。這4支長征隊伍的總行程約六萬五千裡，而“二萬五千裡”隻是其中的中央紅軍基本行程。在四渡赤水的時候，在路上出現了很有趣的、匪夷所思的場景。由於紅軍和國民黨部隊都被調動得暈頭轉向，赤水河地區一片亂糟糟，兩邊的軍隊有時甚至走在同一條路上，戰士們交織在一起，卻並沒有交火，成為長征中國共軍隊最和諧的一幕。時任紅三軍團11團政治部主任王平在回憶錄中描述：“（紅軍裡）有的部隊穿著國民黨軍隊的衣服，在國民黨軍隊中來回穿插，有些掉隊傷員還到國民黨軍隊裡上藥。”“司號員趙國泰是個小機靈鬼，他弄了一頂國民黨軍的帽子戴上，混過敵人耳目，到敵人炊事部門打飯吃。”在四川境內，紅軍走過了最難走的山路。例如翻越大相嶺往天全的那一段，日記一向寫得簡單的童小鵬，用了很多筆墨來形容“蜀道難”，他說這天翻越高四十裡的竹山，上山還好，下山就難極了：見遍山叢林，陰森森的連鳥聲也聽不到。路簡直不能說是路，是在樹的空間中闖出的，極小而難走，紅軍相當於在樹根上跨過 ，高高低低，彎彎轉轉。走到半山天就黑了，完全看不到路，隻好在大雨中蹲著等到天亮才繼續出發。這次他們將一生中要走的懸崖峭壁、荊棘蓬籠集中一次走完了。長征中有幾個特殊的老人，他們是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董必武等，他們都在中央休養連，這些知識分子出身的老紅軍當時也都隻穿一身破舊棉襖，背個破挎包，裝著幾本書、放鹹鹽的破紙煙盒和碗筷；林伯渠 在行軍中手裡總提著個馬燈，以備夜間宿營時用；他們當中謝覺哉最喜歡給紅軍戰士講曆史故事，例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諸葛亮過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戰役”等等，鼓舞士氣。紅軍女戰士危秀英回憶，董必武和藹可親，沉著穩健。長征之初某日黃昏，他們頭戴一束束樹枝作為偽裝，集合在山坡上開會，董必武正在講話。一架國民黨飛機飛過來，扔一炸彈，落於附近大約六米以外的地方，沒有聲響。人皆驚慌而董則走向彈坑看看，又抬頭看看，然後對大家說：“馬克思在捉弄敵人，炸彈沒有爆炸 。”接著，又泰然自若地繼續講話。而在長征中年紀最大的徐特立，這一年已經58歲，他曾經是毛澤東的老師。作為教書先生，穿慣了長袍，長征途中仍不改此穿著。隻是他的長袍經過一年的磨損，補丁又增加了不說，加上頭頂一個縫製粗糙的軍帽，手拄一杆紅纓槍，真有點文不文，武不武，給人以“不倫不類”的感覺。徐特立還發明了拉著馬尾巴走路的辦法，解決了老紅軍和體弱的戰士行軍困難的問題。（黃鎮漫畫，草地宿營）在路上，紅軍的住處質量也是有著天壤之彆，他們住過大軍閥的洋樓，西藏貴族住的豪宅、住過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簷和樹蔭下等等，有條件的紅軍或許能把自己的油布毛毯鋪在地上或蓋在頂上，沒條件的就隻好露天了。在紅軍的回憶中，提及到自己搭建的臨時帳篷比較集中地出現在過草地的時候。“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樹搭塊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擠在一起宿營。”“（紅軍）燃起了火堆，漫山遍野的篝火映照著簡陋的布棚，顯得五光十色，頓時使無人煙的草地充滿了生氣。”這樣的場景讓蕭鋒一天的疲勞消除了大半。紅軍在行進中也做起了評比模範的活動，例如在群眾家借宿後，能否“完全做到上門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掃乾淨；保持廁所清潔，不隨便屙屎，宿營時掘廁所”成為評判標準，紅軍還要求戰士們進出要宣傳，“進入宿營地時，要向群眾做宣傳，出發時要向群眾告彆”，在許多細節去塑造文明之師的形象，以獲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與歡迎。上麵所說到的門板、禾草和地麵都是紅軍跟百姓借宿的臨時睡床。1934年10月16日，中央紅軍開始渡江西的於都河。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西行。1934年11月15日，突破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從廣西興安縣至全州縣間，以極其慘烈的代價渡過湘江。1934年12月上旬，從廣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嶺。1934年12月14日，占領貴州黎平縣，打開通向貴州的門戶。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強渡烏江。1935年1月7日，占領貴州遵義市。1935年1月15--17日，遵義會議。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在貴州土城與川軍郭勳祺等部隊激戰，雙方損失慘重，一渡赤水。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義城。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四渡赤水）。1935年3月29--31日，南渡烏江。1935年4月25日，進入雲南，分三路西進。1935年5月9日，在雲南皎平渡渡過金沙江。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先遣隊自四川石棉縣安順場強行渡過大渡河。1935年5月29日，占領四川瀘定縣瀘定橋。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四川夾金山。1935年6月27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四川夢筆山）。1935年7月2日，翻越第三座大雪山（四川亞克夏雪山）。1935年7月6日，翻越第四座大雪山（四川昌德山）。1935年7月7日，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四川打古山）。1935年8月7日--14日，過草地（四川鬆藩草地）1935年8月29-31日，全殲堵擊紅軍北上的胡宗南部第49師，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戶。1935年10月19日，抵達吳起鎮（今陝西吳旗縣），中央紅軍長征結束。1、在軍團與軍團之間，使用無線電台。2、在軍團和下級部隊之間使用有線電話或通訊員人工傳遞。通訊兵往往要背著大捆的電話線在司令部前麵選點架線。3、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共有3架電台，其中有一架是專門偵察敵台。當時紅軍在偵聽和破譯國民黨內部的電訊方麵是相當成功的，往往國民黨自己的部隊還沒接到電文，紅軍卻已得到了。而紅軍的密碼卻經常變化，根據紅軍自己掌握的情報，國民黨軍隊從未截獲過紅軍的電文。國畫大師吳作人創作的爬雪山。紅一方麵軍曾經一共翻越了四座雪山。其中海拔4000多米的夾金山是第一座，讓紅軍戰士記憶深刻。爬雪山的1935年6月正值盛夏季節，紅軍的衣著都還比較單薄，也無法找到更多更厚的衣裳。而翻越這座雪山的時間 必須控製在上午9點到下午3點以前，因為早上和下午夜晚都是非常惡劣的天氣，一般人根本無法忍受。紅軍們計劃準備烈酒、辣椒來禦寒，可是條件所限無法買到。能找的隻是每人一根棍子。6月12日，楊成武在自己的日記裡寫下了登山之前的隆重時刻：“（此時）每人手中拿著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地夾在腋下， 有的興致勃勃地上下揮舞，隨著‘征服夾金山，創造行軍奇跡’的口號聲中，無數根木棍一齊指向天空，像呼地豎起的一片無葉的樹林。”在飛雪彌漫、空氣稀薄的亙古冰山上，來自溫暖南方的紅軍戰士被難以忍受的寒冷和窒息所包圍。越往上走氣溫越低，腳下的路凍得梆梆硬，木棍著地發出“咯咯”的聲音。待走到半山腰，又有新的危險，如果不小心滑下雪岩，在鬆軟的雪中就會越陷越深。在雪山上，不但要抵禦寒冷，還要麵臨因空氣稀薄呼吸困難的痛苦 。紅軍戰士頭暈腿軟，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但是並不敢真的歇下來，因為一旦坐下去就永遠起不來。這是一次以人體向惡劣的大自然環境挑戰，與戰爭的殘酷性相差不了多少。紅軍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在爬雪山中再次發揮作用。事先已經有人編好了爬雪山注意事項的口訣：“夾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項要記牢；裹腳要用布和棕，不緊不鬆好好包。到了山頂莫停留，堅持一下就勝利。病人走不起，幫他背東西，大家互相想辦法，一定幫他過山去。”而先頭打前陣的戰士已經用刺刀在雪上挖好了踏腳孔，後麵的戰士就手拉著手，踏著這些腳印謹慎地前進 。童小鵬描繪了他爬上雪山顛峰的情景：“山上風大很冷，幾乎欲發抖，故樹木不植，僅一些矮草生起也表 出委靡之概。至極頂見北麵一片晰白，乃是去冬積雪。以手持木棍透入，直至將木棍完全淹入才抵地麵，大約有三尺餘深。……此路前麵曾有部隊過，因冷甚，故因病掉隊凍死者十餘人，這確實是有生以來未有之境遇也 。”爬雪山中傷亡人員多為後勤人員，如擔架員和炊事員；當時無法看護病人，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送下山 ，可是誰也沒有力氣這麼做，往往還沒送到低處，就犧牲了。有些是凍死的，有些人根本就喘不過氣來。林彪在夾金山頂上幾次失去知覺，是靠了警衛員的幫助才翻過山去，毛澤東也走得十分吃力，警衛員想過去幫助他 ，可他們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幾乎暈倒，是毛澤東及時把他扶住才沒倒下去。患重病的鄧穎超見路難走，堅決不肯躺擔架，她臉色灰黃地伏在馬上，卻還不忘為身邊的人鼓勁。楊成武回憶說，翻越夾金山頂後舉目四顧，佇見千裡冰雪，銀峰環立；俯視山下隊伍，如灰色長龍，蜿蜒而上，將瓊玉世界劃成兩半。最後，過完雪山，紅軍戰士們包括毛澤東都順著坡滑到山下，但這一次是有驚無險了。如今此處已被當地開發成旅遊景點，名字就叫“紅軍滑雪坡”。後人們或許並不知道這個數字：夾金山上，僅紅一方麵軍就有400多名官兵永遠地留在了冰雪之中。據權威統計，紅軍在長征中傷亡最多的戰役是湘江戰役，而行軍中的減員最集中的就是雪山和草地。僅在1935年7月--1936年8月間，僅亞克夏雪山至黑水途中，紅一、四方麵軍就有近萬名戰士倒下。他們的墳包很快就被雪掩埋了。隨後，在川西北以及滇西北的莽莽雪峰中，這片地理上屬於橫斷山係的區域中，先後有十幾座海拔4000米以上、人煙罕至的雪山極頂印上了紅軍的足跡。這些生命的禁區使得紅軍付出了比日常作戰還要慘重的代價。在今天科技發達，裝備充足、保障到位的情況下，營養狀況良好的現代人去攀登其中的任何一座雪山都堪稱“探險”；而在整整70年以前，這支能夠以簡陋得難以想象的裝備卻征服一座又一座雪山的軍隊，這或許就是信仰的力量所至。“紅軍烈士墓”位於紅原縣與黑水縣交界處的亞克夏山北坡的椏口上，距紅原縣刷經寺鎮約13公裡。亞克夏山海拔4800米，是中國工農紅軍於長征途中連續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中國工農紅軍往返翻越次數最多的一座大雪山，不少紅軍戰士在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1952年，奉命前往黑水剿匪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線部隊輕騎兵師137團進駐椏口，在其營地附近發現了十二具排列整齊的紅軍遺骸，於是收殮遺骸，造墳立碑，敬獻花圈，舉行了一個莊重而簡單的祭奠儀式。1982年，有關部門撥款由紅原縣人民政府重建。亞克夏山紅軍烈士墓是中國海拔最高的紅軍烈士墓。紅軍過草地之艱難，也是後人難以感受到的。1935年8月7日，紅軍左路軍先頭部隊紅25師74團率先進入草地，自此，長征中最為悲壯的死亡行軍開始了。進入草地前，紅軍也是動用了一切手段籌集糧食，甚至還搶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但是，原本就貧瘠的川西北即使窮儘全力也無法滿足10萬紅軍的吃飯要求。於是，中央“每人備足7天糧”的命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糧食不足，使紅軍在過草地時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價。茫茫草地，一望無涯，遍地是水草、沼澤、泥潭，根本沒有路。人和馬必須踏著草甸走，從一個草甸跨到另一 個草甸跳躍前進。或者拄著棍子探深淺，幾個人攙扶著走。這樣，一天下來，精疲力竭。過草地最怕沒踩著草甸陷進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拚命往上掙紮，會越陷越深，來不及搶救就會被汙泥吞噬。當年的紅軍，往往是一個人陷進去後，另一個人伸手去拉，用力過猛也會被帶著陷進去。後來有了經驗才知道，要慢慢移動身子才能上得來，或者將綁腿帶纏在被陷進同誌的腰間才能拉得上來。經驗總是因為死亡的實驗而變得非常正確。特裡爾在他的毛澤東傳記中描述：“陷入的沼澤、藏民的敵視、驕橫和對毛澤東一係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失去了上千名戰士。”藏族首領對漢人深懷敵意，她威脅說，誰要幫助紅軍，就活活煮死誰。途中的泥水不僅不能飲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腳泡過，還會紅腫甚至潰爛；還怕下雨：草甸本來就難走，天下著雨，腳底下更軟、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進泥沼裡去。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淺好過一點，有的河寬流急很難過，如果遇著下雨更難了。身體虛弱，挨凍受餓，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幾乎每過一條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戰士倒下。黃克誠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有一次，部隊正在淌水過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漲，激流滾滾，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衝走吞沒。就這樣，數不清的紅軍戰士陳屍草地。不少紅軍戰士在進草地之前來不及磨麵，帶的是青稞麥。隻能一顆顆咬著吃，帶的少，就一顆顆數著麥粒吃，儘量節省多吃一兩天。咬青稞麥既吃不飽，還難於消化。一般戰士準備的乾糧，兩三天就吃完了。這時候 ，草地才過一半。中國人數代熟知的吃草根、煮皮帶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曆史的部分。一開始先頭部隊還有野菜、樹皮充饑，到了後續部隊，則連野菜、樹皮都吃不上，更辛苦。沒有能吃的野菜，就將身上的皮帶、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脫下來，還有馬鞍子，煮著吃。有的戰士餓得實在沒吃的，就將彆人屙的屎裡沒有消化的青稞麥，或者自己屙出來的，一粒一粒挑出來，洗了再用茶缸煮著吃。喝也是同樣艱苦，有的戰士，人尿、馬尿都喝過。饑餓和疾病威脅著每一個人的生命。死亡越來越多，後邊的人無須向導，順著絡繹不絕的屍體，就可以準確地找到行軍路線。草地天氣，一日三變，溫差極大。為了禦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門：有穿著厚衣的，但更多還是穿著單衣或夾衣；有裹著毯子的，也有的披著各種獸皮；有頭戴草帽鬥笠的和頂著油布、打著雨傘的；有腳穿皮鞋或獸皮靴子的，仍然穿著草鞋甚至赤腳的也不少。在草地的幾天裡，腳是濕的，衣服是濕的，到了宿營地，地是濕的，柴草是濕的，身上幾乎沒有乾過，幾乎能凍死人。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過草地那些日子，天氣是風一陣雨一陣，身上是乾一陣濕一陣，肚裡是飽一頓饑一頓，走路是深一腳淺一腳。軟遝遝，水漬漬，大部分人挺過來了，不少人卻倒下去了。”草地淨是泥濘漬水，一般很難夜宿。在草地裡以露宿為多，但得注意睡著後不要跌倒或滾到深水泥沼裡去，那就沒命了。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往往會看到草地上長眠著一些戰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著背休息的戰友。在這片死亡之海，紅軍部隊以班、排、連甚至營成建製地犧牲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紅1軍團有一個班，整整齊齊地兩人一組，背靠著背，懷裡抱著槍支，像熟睡了的樣子就再也沒有醒過來。特彆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後兩天，像這樣靜靜地長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據史料記載，大約有1萬多名紅軍戰士長眠於此，而原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麵軍就因為與一方麵軍分分合合 ，數次翻越雪山走過草地，以至於8萬精兵折損近半。他們的敵人在沿途的風光與山色中。司令部：125人，15匹牲口，有青稞不到500斤，肉乾50斤。警衛連：120多人，有青稞450斤，肉乾78斤。炮兵營：125人，10匹牲口，青稞600斤。直屬隊：共1300多人，各單位籌備的糧食，夠用7天。但鹽巴很少，羊、牛肉乾沒有鹽，味道很差。過草地時，決定頭牲口帶糧60斤，大人帶糧25斤，小孩帶糧15斤。廖承誌在長征途中畫的畫。1933年廖承誌參加四方麵軍之前曾在上海擔任海員工會的秘書。據說1934年，有人注意到，他的黨員登記表上麵寫著，他的父親是國民黨代表，他的母親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於是被錯控為國民黨潛伏特務，雙手被綁在身後，強迫行軍。紅軍出發長征是一次軍事與政治的戰略轉移。但最終落腳點選擇在哪裡，在哪裡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卻並非一開始就明確的。長征的落腳點乃是在行進中不斷選擇。對於紅軍如何選擇落腳點的重要問題，在中共黨史和軍事史的論著中亦無明確論述，並沒有被給予應有的重視和關注，因而給後人一種印象，仿佛長征一開始就是為了轉移到陝北，或者遵義會議後就確定要到陝北。其實這種理解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事實上在長征途中，根據敵我情況的變化，紅軍不斷改變落腳點的原定設想和計劃，對此，沿途報道長征的《紅星》報上均有記錄。從以下的整理來看，紅軍曾經共有6次選擇結束時的目的地的機會。1、湘西到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1934年11月25日，《紅星》報在《以堅決勇敢的戰鬥，消滅當前的敵人》的社論中指出紅軍“推動了贛西湘南千裡地區中廣大群眾的鬥爭，調動與打擊了蔣介石及湘粵桂之敵，保衛了中央蘇區，配合了紅四方麵軍和二、六軍團反攻中的偉大勝利”。2、遵義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新蘇區。1935年1月15日，《紅星》報在《用我們的鐵拳消滅蔣介石主力爭取反攻的全部勝利！》的社論中寫到“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新蘇區根據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3、雲南貴州四川三省邊界1935年2月10日，《紅星》報發表了《為創造雲貴川邊新蘇區而鬥爭》的社論指出：“在我們未到達遵義以前，我們提出了創造川黔邊新蘇區的任務……但是四川敵人卻又動員了較大的兵力來對付我們，使得我們暫時不能順利的向川南前進。為了不致受川敵的牽製而限製了自己的機動，我們轉到了雲南邊，最後才確定了我們赤化的目標是在雲貴川邊首先是在雲貴邊來創造我們新的蘇區根據地。”4、貴州北部1935年3月4日，《紅星》報在《準備繼續作戰，消滅周縱隊和四川軍閥》的社論中傳達了建立黔北新蘇區的決定，號召全體紅軍繼續打勝仗，以“鞏固遵義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蘇區的基礎”，為“赤化貴州而戰”。5、川西北1935年4月10日，《紅星》報在《一切為著創造新蘇區》的社論中提出“目前我們有著順利的客觀條件來創造雲貴川新蘇區。”5月22日《紅星》報發表《迅速渡過大渡河，創造川西北新蘇區》的社論，傳達了搶渡大渡河，創造川西北新蘇區的戰略決策。6月15日《紅星》報在報道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夾金山會合的社論《偉大的會合》中又提出新的任務是“赤化全川”。6、四川陝西甘肅三省1935年7月10日，《紅星》報在《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的社論中指出“我們當前的任務就不是為著到達一定的地區而進行長途的行軍了，我們現在是下定決心，用進攻的戰鬥爭取與敵人決戰的勝利，創造川陝甘新蘇區。”還有一個計劃中的落腳點不曾被《紅星》報所知。在俄界會議上，毛澤東曾發言認為應打到蘇聯邊界去。當時紅軍大受挫折，張國燾分裂出走，隻剩紅一方麵軍主力一、三軍團，為了保存實力，當時毛澤東的觀點是“以遊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係，得到國際的指示和幫助，整頓休養兵力，然後再求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1936年2月，長征途中，王震與苗族人的合影。一開始，苗族人對紅軍都很害怕，紛紛從家裡逃到山裡，躲藏起來。紅軍長征期間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裡經過的。代表貧苦階級的紅軍和地處偏僻生活艱難的少數民族之間，卻並非想象中的那麼容易溝通。能不能順利通過情況複雜的各少數民族地區，就成了長征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因此紅軍在長征途中極為重視民族政策，“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些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句子在當時卻是新鮮的口號。1934年11月底，紅軍進入湘桂黔邊境苗、瑤等族地區時，紅軍總政治部頒布了《關於我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係，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要求紅軍經過苗民地區“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的牛，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層和群眾的支持，使紅軍得以順利通過。1935年初，紅軍進入黔西北、滇東北及四川涼山彝族聚居區。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懼心理，紅軍針對彝族的情況印發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貧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風俗 ，不動一絲一粟。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也就是這份通告首次提到了“長征”兩字。 朱德總司令發布的這個《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闡述紅軍借道北上的意圖，嚴令部隊秋毫無犯，並且“沒有命令，誰也不準開槍”。在流傳下來的關於紅軍與少數民族關係描繪的基調都是和諧的，但事實上當時的情況則是非常緊張的，有些數量較少的先頭小部隊、掉隊的紅軍在路過彝族區域時，甚至被脫光了衣服。這樣的情況也同樣出現在國民黨的部隊裡。不過，紅軍最終采用了智慧的政策，劉伯承與彝族的頭人結拜為兄弟，並提供武器給對方，以借道的方式，紅軍主力用了7天7夜安全通過。接下來紅軍就以令人驚歎的速度和方式強渡天險大渡河，攻克瀘定橋。紅軍參謀長劉伯承與彝族果基家支頭人小葉丹在彝海邊殺雞共飲血酒結盟為兄弟的故事，史稱“彝海會盟 ”，這個地方在距冕寧縣城28公裡之外的群山之中，是一個海拔2280米、森林環抱的高山湖泊，名為“餘家海子”，現在當地立有紀念碑，中國的各界領導人包括胡耀邦、江澤民都有題詞。不過由於這裡路途遙遠，來這裡的遊客並不多；就是專門走紅色旅遊線路的團隊，很多也把大涼山視為畏途。紅色革命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在這一張照片裡表現得淋漓儘致。然而，真實的曆史，卻遠沒有這麼簡單，這麼純粹，其背後蘊藏著曆史多元性和複雜性的故事，也並不那 麼輕鬆。當年紅軍戰士陳靖在重走長征路後曾撰文說：“如果說彝民生來就和紅軍有骨肉之情，紅軍一到，作為奴隸社會的頭人小葉丹就曉明大義，那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天方夜譚。”（《解放軍報》1987年9月12日）而中共冕寧縣委黨史辦公室的文章《紅軍長征過彝區探討》也承認：“紅軍以‘統戰政策’‘收編’的這支‘遊擊隊’，就當時紅軍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隸製度特點而論，這僅是一個封號而已。”據史料說，前頭的一、三軍團過境後，五軍團的部隊就常常被彝民們攔住，要錢，要東西。其中也有小葉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還打著劉伯承送的那麵旗，給了他們仍然不太平，五軍團掉隊人員就常常就遭到被搶、被扒光衣服的情況。從某個角度來說，“歃血”在當時彝族社會中是相當可靠的，但在關係到槍支問題上，“歃血”卻並非絕對可靠 。因為對經常冤家械鬥、對外擄掠的奴隸主來說，槍是最重要的。這些後事因為涉及到敏感的“民族政策”並不為人知。中央紅軍長征路上經過了10個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區：分彆是苗族、瑤族、侗族、布依族、壯族、彝族、羌族、回族、裕固族、藏族在長征中曆時的13個月371天裡，其中經曆各民族區域的時間天數和所在百分比為：漢族區域為246天，占66.3%；藏族區域92天，占24.8%；苗族區域21天，占5.66%；彝族區域5天，占1.35%；回族區域4天，占1.08%；瑤族區域2天，占0.54%；侗族區域1天，占0.27%。（原載1937年2月編成於延安的《紅軍長征記》）單家集在甘肅省的靜寧縣西南，是一個較大且富有的市鎮，約有四百以上居民，悉是回民。一九三五年十月一開頭，就在部隊中進行著廣泛深入的爭取回民的宣傳解釋工作，最主要的是號召全體紅色戰士，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全體紅色戰士們互相勸勉說：“在回民前麵不要說豬嗬！”“不要住清真寺嗬！”“我們明天到的單家集就是回民地區。”五號的那一天，東方光露出魚肚的白色……打帝打打帝，起床號頻吹著，我立時爬起。雖有剌骨的寒風， 地麵有狗牙式的冰霜，大家也不感覺寒冷。未幾就出發了。我等數人，受領向單家集群眾進行宣傳調查的任務，先行出發。刹那間便走了二三十裡路 ，進入了純粹回民的地區。夾道群眾笑嘻嘻的提壺送水，迎麵而來，向我們慰問說：“同誌們，今日走那裡來 ，辛苦了，喝開水。”“你們是幫助窮漢謀利益的，喝點開水不要錢。”“今年七月間［注：指農曆］紅二十五軍經過這裡，同你們一樣好。”“我們是小教。”（即回教）我等一麵走，一麵談。“這一帶回民群眾，對紅軍的認識很好，受了紅二十五軍經過此地紀律嚴明的洗禮。遵守紀律，是爭取群眾的一個重要前提。”—— 一個同誌這樣的說。一步又一步前進三十裡了，遠遠看見正前方房屋比櫛，煙氣接天，人山人海的群眾，老的、少的、男的、 女的，簞食壺漿的，提茶荷水的，擁擠成群。我們越走越近，越走越起勁，看見群眾的熱烈越興奮，數裡路的開闊地，俄頃就走到。我叫了一聲：“穆斯林（稱呼回回的）吃了飯吧？你們這裡是單家集吧？”群眾破口大笑答道：“是的。”“我同你們來講講話。”觀眾蜂湧而來，注目傾聽。我們說到借宿營地一事，眾答：“前幾天就知道了，紅軍曾經過敝地，我們自己灑掃恭候！”說道向他們采買糧食菜蔬的時候，鹹稱儘有儘賣。說到漢奸賣國賊馬洪［鴻］賓等對他們的欺騙壓迫，更是怒憤衝冠，巴不得紅軍把這些家夥一手生擒活捉，斬草除根。我受一個年近耳順的回民，邀入他的家中九-九-藏-書-網。他家大小鵠立熟視，長者請我上炕，幼者捧水上來，真是如兄如弟的親熱、和藹。看著他們衣食住地的清潔，確為普通居民中罕見。沒有麵垢不盥，衣垢不洗的人。食物異常乾淨。用具條理有章。賣了兩個饅頭給我吃，津津乎有味。大部隊來了，滿街塞巷的群眾，霹靂啪啦的炮竹聲，“同誌們辛苦了”的慰問聲，“為回民謀利益，爭取回民的解放……”的回答聲，連成一片。頓時間空氣緊張，熱鬨喧天。為紅軍行入回民地區的熱烈的第一遭， 使最富階級友愛的紅色戰士們，分外興高采烈，喜躍歡呼，連一個“聾古”（即聾子）的運輸員，都發笑不已 ，挑起擔子走跑步。觀眾見之，莫不敬愛，稱讚紅軍之和藹友愛。我們的朱主任（瑞）特請來了兩員“穆斯林”，身穿青衣衫，年近半百，嘴蓄著胡須，頭留尿牛鬆，體格粗壯，精神魁偉，能說漢語，更熟回文，態度敦睦，禮節隆重。與我朱主任談的是共產黨紅軍對回民的政治主張，以及回民的風俗習慣。因天將黃昏，這兩員穆斯林，堅要回去，照常念經。不肯在部餐宿，遂歡送而返。雖近一小時之久，其結果卻甚圓滿。轉瞬間，過了一晚，部隊繼續北進。紅色戰士們，照老例將借來的東西物件（如木板等）均如數奉還，地也打掃清潔，進行熱烈的道謝。大家又親愛的分彆了。*作者：翰文，全名謝翰文（1908－1942），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次年10月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學校宣傳科科長。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同誌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誌的地方開始轉移起，接著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今年三月，川陝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為遊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麵中的這一方麵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麵（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麵）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麵（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麵）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麵（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麵）說來是勝利 了，在另一個方麵（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麵）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