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之前有好幾個月裡，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蔓延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每個人都有一種感覺：擔心要出事，卻又不知道是什麼事。在紅色首都瑞金，更是看到各種人在辦公樓裡神秘地進進出出，氣氛日益緊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個新型國家，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次預演。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稱呼自此始，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沒有實權的位置；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們都歸中共中央總書記領導。1931年11月7日宣布成立的臨時蘇維埃中央政府有軍事、外交、財政、勞動、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國家政治保衛局等機構，頒布了憲法大綱，有自己的銀行、貨幣、郵票。中央蘇區大體上有300萬人口，其中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10萬多人。而由於還沒設計出來國旗，紅軍的軍旗被暫時用來做替代品。紅色首都瑞金經常開大會的祠堂，葉坪謝家祠堂，也是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舊址。如果沒有說錯，這裡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大會堂。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裡，中國共產黨努力讓工人、農民階級當家作主，圖為瑞金軍民集會慶祝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時候的場景。1931年11月1日，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在坐在長板凳上開會，這是中國工農民主政府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在場的有博古、徐特立、朱德、任弼時、鄧發的，中間站立講話的人就是毛澤東。這個如同農閒期間瓜前李下的場景，實際上他們談的卻是讓人熱血沸騰的革命事業。長征前夕，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對紅軍擁有實際指揮權力，他住在瑞金的一個四周都是池塘的“獨立小屋”裡。本來池塘都保持有四五十隻鴨子，李德差不多一天要吃一隻，負責養鴨子的農民每當池塘裡少了一隻鴨子就會按照慣例趕緊買一隻補上。可是從1934年的9月份開始，附近的老百姓發現池塘裡的鴨子越來越少，最後變成一隻不剩，於是猜測紅軍總部馬上一定會有大的行動。紅軍長征，最早正是李德的建議。不過在當時叫“突圍”、“戰略轉移”。由於蘇區的廣昌等地失守，李德認為紅軍打破國民黨“圍剿”已不可能，於是向博古——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建議紅軍應退出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到彆的地方去。雖然李德實際上並沒有把握能到什麼地方去，但這個建議在博古的支持下亦得到了共產國際複電同意。1934年10月10日，伍修權還記得，他當時是李德的翻譯，他們一起把最後一隻鴨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鴨塊 。然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及其直屬部隊就跟隨大部隊正式轉移。這一天，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雙十節”。當日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社論的主題是討論當前國家麵臨的問題。它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同時社論又希望讀者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是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麵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此一日，48歲的蔣介石，亦在距離紅軍前線的最大城市江西南昌親身督戰。此一日，毛澤東40歲，他身在於都，並被排斥出了核心的領導層，蔣也還沒有把毛當成他最重要的對手。這三個人，秘密決定了紅軍轉移的時間、準備等重大事項，他們組成的“三人團”，是中央紅軍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和李德負責製定政治、軍事方麵的重大事項，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這個三人組合，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均有海外背景。博古（秦邦憲）在紅軍長征出發時僅27歲，卻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名義上的領袖，在這一年1月他被選為中共的總書記。博古身材中等，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很有學生活潑氣。他是江蘇無錫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學習了四年，或許是因為表情總是在嚴肅中，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曾經稱他為奇形怪狀的黑麵木偶。“博古主席”在蘇區曾是很有力量的稱呼。戴著紅軍八角帽的周恩來，他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更早則在莫斯科學過軍事，並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和南昌起義中進行了實踐。據說周恩來蓄須明誌是為了抓住蔣介石。他有豐富的軍事經曆，1934年他已經36歲，是“三人團”中最年長者，也是脾性最好的人。周恩來還在法國和德國呆過多年。因此他和李德在溝通上問題也不大。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此時34歲。紅軍長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麵的特長是能言善辯。舉例時可以引用愷撒、塔西陀、拿破侖、弗雷德裡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果斷粗暴。李德從來沒能意識到做一名中國人是什麼滋味。他還經常喝咖啡、抽雪茄（隻要能搞到這些東西的話）。他吃麵包而不吃米飯，儘管有時不得不自己烤製麵包。李德在中國最喜歡的娛樂是打撲克，長征期間的許多長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撲克打發過去的。青年時期的李德參加過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和德國中部的工人起義，1926年被捕，1928年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32年，實際部隊經驗隻為伍長的李德作為共產國際派遣的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來到中國。1934年5月進入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讓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的第五次反圍剿戰鬥就是他指揮的。在蘇聯遙控紅軍長征的王明。紅軍長征出發的第二個月，1934年11月30日，王明在蘇聯莫斯科作《中國現狀與中國革命》報告。之前他的左傾冒險主義使紅軍在蘇區遭受到了嚴重的傷亡。長征結束後的第二年，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這個總是提出錯誤思想的“28個 半布爾什維克”的首席代表，卻因為主張對國民黨隻要團結、不要鬥爭，使他領導地區的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長江局撤銷，王明的書記職務也被免去。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王明主要從事法律方麵的工作，他參與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這或許是他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1956年王明到蘇聯治病，從此拒不回國。上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先後撰寫、發表了《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攻擊毛澤東，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事後劉伯承回憶長征出發，用的是“猝然決定”。而根據新中國成立後的史料披露，中央紅軍確實是將長征的時間提前了。10月7日，紅軍從絕密情報中獲悉了蔣介石將於10月下旬對中央紅軍實施鐵桶計劃。這要歸功於來自國民黨內部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為了送這個關係到紅軍生死的情報，他化裝成一個乞丐 ，敲掉自己的四顆牙，蓬頭垢麵，曆儘艱辛才得以進入蘇區，將從蔣介石廬山會議得來的情報送到周恩來處。獲得情報的人是莫雄，他是一個對中國共產黨友好的老同盟會會員。在這個鐵桶計劃中，國民黨將配備1000輛軍用十輪卡車，快速運送作戰部隊，在瑞金四周構建起30道鐵絲網，30道封鎖線，形成以瑞金為中心、半徑150公裡的包圍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紅軍幾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李德立刻下達在10月10日出發的命令。李德最初給中央紅軍定下的出發目標是“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在當時是一個最實際的目標。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裡，紅軍的普通將士們，根本不知道部隊要開往何處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於許多紅軍將領都是在出發前才知道這一決定，這個充滿了普魯士軍事色彩的決議，深深地傷害了紅軍，沒有人告訴戰士，他們究竟要去哪裡，去多久，去做什麼，這使紅軍的士氣受到影響。這種方法後來被批評為“軍事神秘主義”。唯一明確的消息，隻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洛甫（張聞天）9月29日在蘇區最大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的一篇社論，在文章中他隱約透露了中央紅軍將采取“新戰略”：為了保衛蘇區、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一些蘇區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密布，我們必須衝破封鎖線，轉移蘇區，保存軍隊主力的有生力量。”在這個緊張的氣氛裡，每天都是傳來“作好準備，明天行動”的命令，紅軍戰士們都默默而焦急地準備著。楊成武率領的紅一方麵軍一軍團第二師四團，用了一個星期來研究部隊戰士補充及裝備的補充問題。他們還按照命令招收了不少新兵。每個乾部戰士都發了一件嶄新的灰色棉上衣，把槍支彈藥、草鞋和糧食裝備好，為了防空襲，背包上還插了一束樹枝當偽裝。就這樣整裝待命了好幾天。紅軍長征雖然是一次被動的而且目標隨時改變的戰略突圍，但卻並不完全是一個倉促的決定，在出發之前，已經有5個月的時間在做準備。1934年5月14日，各地紅軍紛紛接到通知，要求在5至7月招收新紅軍5萬名。幸好當地農民對參加紅軍非常踴躍，到6月底為止，實際完成的人數達62269名，短短時間就超出了原定的任務，在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全蘇區在9月間緊急動員3萬新戰士上前線，這次卻太倉促了，到9月27日止，實際隻完成了18204名。這些新兵後來被分到各師團，進行緊急軍事訓練。這是一次如此巨大的轉移，除了戰備，還有各種物資，最高領導似乎要把這次轉移視為一次大搬家。把整個紅色蘇維埃搬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部隊叫中央教導師，是專門負責轉移期間中央機關的保衛和重要物質的運輸任務的，另外還從農村征調了5千名挑伕組成運輸隊，準備隨軍行動。這幾千名挑伕將要挑起蘇維埃共和國的大量財物——印刷機、紙幣鐫版、造子彈的機器、重新裝填空彈筒的壓床、X光機、滿載文件資料的箱子，紅軍儲備的銀元、金條、大米、藥品、備用的槍炮、收發報機、電話設備、大卷的電話線入等等——這些東西裡大件後來都在湘江和赤水河邊扔掉了，並沒有順利帶到陝北。紅軍在路上要吃的糧食，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6月2日和27日曾有兩次緊急指示，要求無論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萬擔“借穀計劃”。7月22日，又決定發動借穀60萬擔的運動。這些數字如果平攤給8萬紅軍，平均每人都有10擔。地方對紅軍的支持幾乎是全民動員。1934年9月8日《紅色中華》報道：“福建勝利完成了借穀運動，完成75000餘擔。”以福建的長汀、汀東、兆征三個縣為例，當時就完成借穀任務67717擔，比原計劃的59000擔超額完成8000餘擔；為了保證紅軍出發時每人攜帶10天的口糧，把秋收時收獲的糧食首先供應紅軍。這是一次充滿危險的轉移，因此還需裝備大量的武器彈藥。為了滿足需要，蘇區政府臨時擴大生產，並動員人們將留存的或拾到的子彈、彈殼、銅、鐵等金屬作價賣給政府，以做武器生產的原料。這些收購都有數據：從6月到8月的三個月間，共收到銅8.2萬斤，子彈殼1.82萬斤，子彈14萬發。此外，還發動蘇區群眾收集被毯2萬床，棉花8.6萬斤，草鞋20萬雙，米袋10萬條。以上統統運往兵工廠加工，而所有紅軍的各兵工廠和軍服廠都在加班突擊生產。還有藥品，中央外貿總局兩個月內突擊采購了價值10萬元的中西藥品。中央財政部突擊籌款150萬元，還將過去保存的“秘密金庫”的儲備金全部取出，以備軍用。不管是倉促還是準備充足，這都是一次把整個蘇維埃共和國挑在肩上的大搬遷。毛澤東後來嘲諷地形容：“就像大搬家一樣。”而埃德加·斯諾則浪漫地稱之為“整個國家走上征途”。由於分彆處在敵軍的分割、包圍之中，四支紅軍部隊在舉行長征時，起始的時間、地點各不相同，行程亦大相徑庭。第一支是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麵軍），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2萬5千裡，曆時1年，經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11省 。第二支是紅25軍（後編入紅一方麵軍），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行程近萬裡。第三支是紅四方麵軍，1935年5月初放棄川陝蘇區，向西策應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由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出發，向岷江地區西進，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麵軍會師，行程1萬餘裡，曆時近1年半，曾三過草地，轉戰川、康、甘3省。第四支是紅二、紅六軍團（後同紅一方麵軍第32軍合編為紅二方麵軍），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至寧夏的興隆鎮、會寧以東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麵軍會師，行程2萬餘裡，曆時11個月，轉戰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寧、陝共10省。）1934年，集結於湖南的國民黨一部出發前的情景。紅軍轉移湘西時，蔣介石任命何鍵為“追剿軍”司令， 指揮薛嶽、周渾元兩部負責“追剿”，又命陳濟棠、白崇禧等部進入粵、湘、桂邊堵截。1935年，追擊紅軍的國民黨部隊穿越湖南城鎮，大批群眾圍觀。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行動調集了顧祝同、陳濟棠、何健等百萬大軍，配置了新購置的空中武力，分北、南、西三路，實行碉堡戰術與經濟封鎖，同時向中央蘇區和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三個地方發起總進攻。1935年，國民黨在臨川至南豐的要道上設立碉堡。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團研究紅軍的戰略戰術，針對紅軍人民戰爭的特性所做的建議，國民黨在作戰區主要要道上廣設碉堡，嚴格管製物資與人員的進出，目的在於切斷紅軍利用農村群眾組織進行補給，並步步為營，逐漸縮小包圍圈，造成紅軍後勤與行動的困難。碉堡常築於汽 車路之兩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巔。用石及磚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連堡及營堡 。平日守軍居於堡內，有步槍、機關槍槍洞，可以向外射擊。出入碉堡隻有一小門，遇有紅軍進攻，守碉兵士即閉門固守，向外射擊。此種碉堡對紅軍軍事行動妨害甚大，故紅軍在衝破國民黨軍的每一道碉堡線都會拆毀它們，而守碉兵士平日擾民甚深，紅軍一到，當地民眾也紛紛群起而拆毀之。對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時間和地點，中共黨史界有多種不同的看法。目前看來最科學的一種說法則是從軍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從隊伍集結開始計算，得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確切時間和地點：1934年10月7日開始，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分彆從江西的興國、石城和福建的長汀撤出防禦陣地向於都河（即貢江）北岸集結。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及其直屬部隊從瑞金的梅坑、田心、九堡等地向集結地開進。至15日，各部隊在於都河北岸集結完畢，並進行了時間不等的休整和人員、糧食、物資、武器、彈藥的補充。10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各軍團和軍委直屬部隊8.7萬餘人渡過於都河，踏上戰略轉移的征程，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通常都認為1934年10月10日是紅軍總部長征的出發時間，但經核實史料，10月10日晚，紅軍主力還在興國、石城、寧都等縣，瑞金、於都境內根本沒有紅軍主力，最早到達集結地的紅一軍團也是在10月11日晚到達於都的段屋、寬田地域。10月10日晚是黨中央、中革軍委所在隊伍中央縱隊、軍委縱隊向集結地於都河北岸開進的時間，而不是長征出發的時間。實際上，長征出發地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第五次反“圍剿”後期，整個中央根據地 （範圍包括於都、瑞金的全部，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會昌的一部分以及贛縣、安遠同於都的交界地區）都是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地。但對於整個紅一方麵軍，總的主要的出發地卻隻有一個，那就是參加長征的中央紅軍總的集中地——於都。紅軍主力在出發前集結在於都河北岸，較之於集結在瑞金附近顯然更有利於隱蔽，不易被敵軍發現。而且，當時紅軍已和粵軍首領陳濟棠秘密談判借道，於都正處在粵軍讓路的位置。1936年編著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中，有一篇《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裡程一覽表》，首頁一開始就是10月16日長征開始，二萬五千裡長征的裡程也是從於都開始計算的。1934年10月16日晚上，中央紅軍主力夜渡於都河的時候，於都縣城的居民，包括周圍的老百姓，都自動趕來送行。於都河兩岸，站滿了送行的老百姓，這是真正的骨肉分離，10萬人的紅軍，大多數均來自贛南。時為紅軍前二醫務所衛生班長的鐘明回憶說，“人太多了，我們當夜抵達，排到淩晨才過河。一長溜一長溜的隊伍，全都不認識。”在夜幕下，605米寬的於都河麵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橋，擠擠挨挨的人影一個接一個往前走，靜得悄無聲息。這是一次嚴格保密的軍事行動，老百姓們不知道部隊要到哪裡，隻知道自己的親人要出發到遠方打仗去了。因為是夜晚渡河，行軍部隊都打著火把，送行的人也打著火把，依依不舍地唱著《十送紅軍》。《十送紅軍》，這是一首當時廣為流行的江西民歌，後人都以為它是專門為紅軍長征撰寫出來的，而實際上它歌唱的是1929年底毛澤東和朱德率領下的紅四軍在第三次圍剿中撤離井岡山時的情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軍委、紅軍總部撤出瑞金的標準時間是1934年10月10日的傍晚5點。當時離開瑞金的地點有五個：馬道口、梅坑、田心、洋溪、九堡。儘管是整個蘇區核心機構的轉移，但出發的時候並沒有辦法講究形式，非常低調。第一個行軍方向的箭頭 是在“馬道口”用白石灰畫下的；其他幾個出發的地點當時都沒有吹號，隻有“梅坑”出發時吹過三次號：第一次是“準備”；第二次是“集合”；第三次是“出發”。名單由博古負責；中央各部門走留人員名單，由各部門黨政負責人決定後報“三人團”或者中央書記處審批。但博古等人在確定中央高級乾部的去留名單時，帶有很強烈的宗派傾向。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將一些和自己意見不一致的，認為有“右傾”錯誤的人給留了下來。起初他們連毛澤東也不想帶走，在周恩來的力爭下才沒有實現。因為工作需要而留下來的人員主要有：項英，梁柏台，劉伯堅等人；有些是因為患病或負傷而留下來的：如陳毅，陳正人等。當時受命留下來的陳丕顯後來回憶，留下來的人隻有十分之一能幸存。瞿秋白，這個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者之一、理論家、著名的文化人，當時正擔任蘇區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長及《紅色中華》報社長兼主編，已患有嚴重肺病，曾請求隨軍，他受到其他領導人的排擠，沒有得到批準。瞿秋白於是把戰馬送給了年歲已高的徐特立，把自己的長衫送給了馮雪峰。5個月後他在長汀梅徑嶺被捕，終被殺害。毛澤東比中央遲出發了兩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澤東和他的警衛從瑞金附近的於都出發。他為長征準備的行李是一袋書、一把破傘、兩條毯子、一件舊外套、一塊舊油布。他被安排與洛甫（張聞天）、王稼祥等人，與第二野戰縱隊隨行。毛澤東此時正身患瘧疾，出發時身體還處在半恢複狀態，麵帶菜色，精力很差，情緒也很低沉。這是一次靜悄悄的行動。這是一支蜿蜒而行、前後長達六十英裡的龐大而雜亂的隊伍。國民黨當局並不具體掌握這次戰略轉移，在1934年的中華民國裡，也許隻有江西瑞金的相關民眾知道這個行動，外部社會上基本無從知曉。當時整個世界對中國時局的了解也是恍若隔世。例如在美國報紙《紐約時報》1934年10月整整一個月的新聞中，就沒有一則中國新聞，沒有一處提到蔣介石，更沒有一處說到紅軍。直到11月9日，《紐約時報》才在一篇不起眼的報道中說，有四萬共產黨軍隊撤離了被封鎖數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時正在西行途中。“他們沿著粵漢鐵路兩邊的湖南邊界行進，在一個一百英裡長、十二英裡寬的地區大肆搶劫。”全文僅4行，登在第6版。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長征已經開始。這時期（指第五次“圍剿”），我們鑄成了兩個大錯。第一是在1933年“閩變”時，未曾與蔡廷鍇的軍隊密切聯合；第二是采取了單純防禦的錯誤，放棄以前用計誘敵的策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想與占優勢的軍隊作陣地戰，在這方麵，無論在技術上或精神上，紅軍都非所長。因了這些錯誤和結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數量上、技術上遠勝於紅軍的軍隊，紅軍不得不於1934年企圖改變它在江西的生存條件，因為它很快地惡化起來了，而當時民族政治的情勢也影響了我們到西北活動的決議。在日本侵略滿洲和上海之後，蘇維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戰了。自然，這種宣戰，在當時是不能發生效力的。……在1933年，蘇維埃政府就宣布它情願根據三個條件和任何軍隊合作，這三個條件是：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保障群眾結社、集會、言論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武裝人民對日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