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榮——時為第五軍四十八師戰車防衛炮營四連連長盧慶貽——時為第十軍軍部電台報務員彭忠榮——時為第十軍預備第十師二十九團迫擊炮連連長彭忠誌——時為第十軍預備第十師二十九團少尉參謀伍誌鴻——時為第十軍預備第十師師部少尉文書日軍發起“一號作戰”後，中國軍隊節節挫敗，國內外輿論對此群加指責。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對來自英美盟國的譏評倍感壓力。1944年7月中旬，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認為豫湘戰事頗降低中國信譽，擬令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直接指揮中國全部軍隊（包括中共軍隊）作戰。蔣介石對此深感恥辱和刺激，在整軍會議上“聲色俱厲，數數擊案如山響”，痛心疾首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班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儘。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隊當做一個軍隊，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占我們的國土，以武力來打擊我們、淩辱我們，還要難受！”他慨歎，“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自稱“從事革命以來，從來沒有受過現在這樣的恥辱”，“我今年58歲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楊天石、臧運祜編：《戰略與曆次戰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17頁。）此時，日本政壇發生突變。由於日軍在太平洋上、衡陽城下的失利，加劇了日本國內反對勢力的倒閣風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東條英機（（1884-1948）曾為陸軍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法西斯頭目。1941年10月就任日本第40任首相，日本戰敗後開槍自殺未遂，1948年作為甲級戰犯被遠東軍事法庭處以絞刑。）於7月18日遞交辭呈，小磯國昭（（1880-1950）曾為陸軍大將，因長得像老虎和長期在朝鮮任職，被稱為“朝鮮之虎”。日本第41任首相，1945年4月下台，1948年作為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0年病死於獄中。）新內閣上台。日本人希望在衡陽城挽回頹勢，蔣介石希望在衡陽城重振士氣，這場血戰，注定將更為慘烈。7月20日，第28天。第十軍軍部，電台報務員盧慶貽的耳朵裡，已經開始產生幻聽。盧慶貽說：“我現在耳朵不好，就是由於那個時候太用心聽，那個聲音隻有蚊子聲大。”日軍開始采用心理戰術，用飛機向衡陽城內外撒“歸來證”和勸降傳單。傳單上這麼說：“能征善戰的第十軍諸將士，任務已經達成，這是湖南人固有的頑強性格！可惜你們命運不好，援軍不能前進，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軍，絕不以敵對行為對待！”第十軍官兵把“歸來證”和勸降傳單都燒了，誓與衡陽共存亡。“衡陽保衛戰啊，第一點就是士氣。”時為第五軍四十八師戰車防衛炮營四連連長、調到衡陽支援的楊光榮說，“第二點，我在第十軍裡頭，始終沒氣餒，我始終認為有希望解圍，我們一定要堅守，等著周圍兄弟部隊來解圍。那麼多的部隊呢，是吧？”快一個月了，衡陽守軍早就完成守城任務，援軍還沒有來。衡陽城外圍，槍聲時隱時現，第十軍輜重團二營營長陸敬業仔細辨聽。陸敬業之子陸啟東說：“我父親講，敵人的槍聲和援軍的槍聲很容易分辨，因為日本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槍（於1905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定型生產，因此命名，為二戰時日本步兵的製式步槍，在中國被稱為“三八大蓋”。三八式步槍結構簡單，射擊時後座力小、易於控製，具有高可靠性和高準確度。），他是一槍兩響。中國軍隊用的是中正式步槍（為德國授權的24式毛瑟步槍的中國版，1935年開始生產，殺傷力大，彈道特性好。缺點是拉動槍機較費力，射擊精度、射程都不如三八式步槍。），或者‘漢陽造’（即漢陽造88式步槍，原型為德國1888式委員會步槍，主要由漢陽兵工廠生產。從軍閥混戰時代，一直到抗戰結束，它在中國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雖然落後於中正式步槍和三八式步槍，但仍不失為結實可靠的步槍。），槍聲從遠而近的時候，聽得出來。”楊光榮回憶：“聽著聽著，機關槍響了，以為是友軍來了，快解圍了。”當時有人說，見到一連援軍進城了，他們頭戴鋼盔，肩扛機槍，鬥誌旺盛。不過，大家沒高興多久，就聽到了一個經查實的消息：是炮兵連沒有炮彈了，補充進前線。大家頓時心涼了半截。軍部有人隨口唱起了京劇《楊家將》唱詞：“不提那援軍則還罷了，提起那援軍令人失望。”當然，也有好消息：此時，經過報紙宣傳，第十軍官兵已成為國人心中的英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之子方略說：“那個時候，我看到桂林的商店櫥窗裡麵都放著我父親的相片啊，大家都說方先覺是民族英雄。”其時，少年方略很難理解，身為民族英雄的父親，為什麼沒有人去救他。其時，第十軍傷亡已超過八成，彈藥幾乎耗儘，陣地後方池塘裡的魚蝦和浮萍早已被饑餓的士兵們吃光了，有人冒死進入敵人射程內去摘南瓜，很快中彈。時為第十軍預備第十師二十九團參謀的彭忠誌回憶：“那時根本沒法講衛生，有什麼吃什麼，吃生的，沒得辦法，不知道怎麼過，但精神上還堅持著，不想死，就是這個心理，好像第十軍沒打過敗仗一樣的，自己打贏了。”7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第九戰區集中湘江以西部隊向進攻衡陽的日軍攻擊，可惜被日軍情報人員破譯，日軍作出相應部署。國軍第六十二軍一度突進至衡陽火車西站，但在日軍第四十師團的反擊下，傷亡甚大，且彈藥告罄，被迫撤退。第七十九軍、第七十四軍主力及第一零零軍的第三一九師也被阻止於日軍第四十師團的堵截線之外。（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6～1347頁。）據《蔣介石的陪都歲月》一書記載，7月27日，蔣介石給方先覺寫親筆信：“守城官兵艱苦與犧牲情形，餘已深知，餘對督促增援部隊之急進，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為迫切。餘必為弟及全體官兵負責，全力增援與接濟，勿念。”此信複製數百份用飛機在衡陽上空投下。城內守軍的彈藥、糧食和醫藥用品也都靠空投接濟，即便在暴雨天，蔣介石也讓空軍派了飛行技術高超的飛行員駕機冒險空投。7月28日，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為第十軍官兵禱告：“願主賜我衡陽戰事順利，當在南嶽峰頂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7月3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衡陽保衛戰已一月有餘，第十軍官兵死傷過十分之八，而衡陽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陽之得失，其有關於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至大。”8月1日，方先覺致電蔣介石說，“一定死守”，“一死為國”。8月2日，第41天。盧慶貽接到兩封給軍長方先覺的電報：一封是蔣介石發來的，上麵說“援軍不日可達城郊”；另一封來自方先覺的弟弟方先守，內容是“黃濤（（1900-1973）廣東鎮平人，陸軍中將。1939年9月任第六十二軍中將軍長，1944年參加長衡會戰、桂柳會戰。1949年8月在香港起義。後任廣東省政協常委。）、王甲本（（1901-1944）雲南省富源縣人，1941年任第七十九軍中將軍長，參加常德會戰、鄂西會戰，1944年9月7日和日軍拚刺刀時犧牲，國民政府追晉為陸軍上將。）兩軍（即第六十二軍、第七十九軍），確已奉令解圍衡陽，現在正破敵阻滯向衡陽靠近，兄可做好裡應外合之準備”。這天，空軍飛機再次向衡陽守軍空投蔣介石手令，告知“各路增援部隊今晨已如期到達二塘、賈裡坡、陸家嶺、七裡山預定之線，餘必令空軍掩護，嚴督猛進”。（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頁。）第十軍官兵望眼欲穿的援軍終於來了。陸啟東說，第十軍此時僅剩的一個整建製的營——特務營營長曹華亭，被緊急召進軍部。“這是一員猛將，他奉命率領一支150人的突擊隊衝出城，到城外的五裡亭，就是離城五裡的地方接應援軍。”突擊隊殺出重圍，到了五裡亭，卻沒有等到援軍。“援軍第六十二軍已經撤退了。”陸啟東說。時為第十軍預備第十師二十九團迫擊炮連連長的彭忠榮回憶：“第六十二軍不能反攻，自己撤了。”據《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一書記載：8月2日，第六十二軍及第一零零軍確已到達三塘、兩母山地區，第七十四軍到達佘田橋、新橋，第七十九軍到達望城坳附近，與日軍第四十師團激戰。第六十二軍在進攻二塘、兩母山時與日軍第二三四聯隊進行了白刃戰，予該聯隊以殲滅性打擊。“但由於第六十二軍等在戰鬥中傷亡亦眾，始終未能殲滅依托工事堅守陣地的日軍殘部，被阻於日軍堵截線之外，未能與衡陽守軍會合。在此期間的外圍各兵團，除第二十四集團軍遵照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積極向湘江以西進攻衡陽的日軍進攻外，湘江以東的第九戰區各軍沒有進行積極有力的進攻。”（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頁。）已突出重圍的曹華亭本可以趁機離開危城衡陽，但他調轉馬頭，率眾人又殺了回去。陸啟東說：“他們衝回來，死傷慘重。既然這150人可以衝出城然後再回來，外邊這麼多友軍衝不進來，是什麼原因呢？”突擊隊殺回城裡已是三天之後，150人僅剩15個。第十軍官兵心裡都在犯嘀咕：150人尚且可以來回一趟，上萬援軍就是不能靠近？楊光榮感歎：“外邊解不了圍，你在裡邊越打越少，死一個少一個，彈藥都沒有，你怎麼能打贏啊？！”悲觀氣氛開始蔓延。盧慶貽又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再守三日，援軍即可進城。”方先覺看過電報，擺擺手，長歎。8月3日，日軍對衡陽城大肆轟炸。蔣介石下令：“著第六十二軍不顧一切犧牲，再迅速奮勇前進，如達到衡陽解圍，官升級，兵有賞。”第六十二軍官兵到底還是沒拿到獎賞。8月4日，第43天。日軍發動第三次總攻。《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記載：重炮五門，野山炮五十門，統計約五個師團之兵力，於八月一日，集結於衡陽外圍，八月四日晨，在橫山司令官之指揮下，開始了第三次總攻擊，預期在一天之內，必下此城。但敵人之守將方先覺將軍，為一號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三個師，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奮戰的精神，實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無效而終。亙四十餘天之激戰中，敵人尚無一卒向我投降，實為中日戰爭以來之珍聞，如非敵人在長期抗戰中已逐步將遊雜部隊整編為正規軍，則必係我軍之兩次挫敗，使敵軍堅定了必勝的信心！（葛先才：《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頁。）近10萬日軍以飛機、大炮向中國守軍的核心陣地和市區狂轟濫炸，從南北西三麵猛攻，留守營部的楊光榮擔心著前沿陣地上的弟兄們。楊光榮回憶：“一個副排長，帶著十幾個傷兵，到後頭了，碰見我。我一看，唉，這不是一連的人嘛，我在一連當過排長呢，那個副排長那時當班長，他叫楊讚。我說，楊讚，你怎麼回來了？他說，連長，陣地失守了。第五軍的規定，陣地失守者必殺啊。殺誰？殺連長。我問，你連長呢？他說，連長失蹤了。我又問，副連長呢？他說，陣亡了。”這個副排長鎮守的是位置極為重要的西禪寺陣地。這個陣地一失守，城區也就洞開。楊光榮二話沒說，跑去向營長請戰。“我說，營長你彆著急，我去。那時我年輕氣傲，體格也好，認為彆人不行，我還行呢，有點豪情壯誌。他說，好，你去，把營部這些衛生兵、炊事兵、軍械兵都帶去，有十七八個吧，把一連撤回來的也帶去。”楊光榮把30多個弟兄分成了3組。天色已晚，月光下，他們悄悄地摸到了西禪寺外。楊光榮回憶：“我帶兩個組在前，一個組作為預備隊在後。我對大家說，帽子都翻過來，夜晚嘛，朦朦朧朧的，看不清。大家都把帽子翻過來戴著。”因為剛占領陣地，日軍正在修補工事，西禪寺外隻有兩人站崗。“我派兩個兵先把日本的哨兵乾掉。兩個兵爬牆進去，日本哨兵看到了，就是一槍，這一槍不要緊啊，四處的槍全響了。”楊光榮說，中國軍隊的突然反攻，殺得對方猝不及防，混戰中，他一把抱住了日軍的一個小隊長。“雙手死死抱著，如果讓他騰出胳膊，你治不了他。”正在搏鬥中，楊光榮一扭頭，看到一個日本兵端起槍向他刺來。“正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我們營部的一個軍械兵，把槍倒過來用槍托砸，他砸得太厲害了，把日本兵的槍砸壞了，我的槍也砸壞了。”軍械兵和日本兵展開肉搏。“日本兵上來一口就把這個軍械兵的左胳膊咬住了，那個疼啊。軍械兵把右手騰出來，掏出手榴彈，木頭柄那種，舉起來一砸，把日本兵腦袋砸開花了。日本兵腦袋被砸開花都不鬆口啊。砸死了日本兵，他過來幫助我，把小隊長解決了。”楊光榮說。拚得難解難分之際，楊光榮留在寺外的那一組人，也翻過牆殺了進來。楊光榮說：“我讓那個副排長帶這個組，一聽見槍響，都翻進牆裡，大聲喊‘殺’。夜晚正清靜的時候，這‘殺’聲瘮人啊！”月光下，曾經香火興旺的西禪寺，變成血腥殺戮的戰場。楊光榮回憶：“我們後麵留著的那一個組翻進牆裡，把日本人弄糊塗了：究竟來的中國軍隊有多少人啊，怎麼一直上啊？他們的決心就動搖了。我們一看他們動搖，拚得更帶勁了，有的犧牲了，有的用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儘了，有的跟日本人在牆角摔打。我先後跟兩三個日本人抱在一起，到最後我們把日本人全解決了，我已經沒力氣了。這樣子，把陣地又收複了。”陣地收複了，精疲力竭的楊光榮獨坐在西禪寺外的一棵大樹下。此時，霧氣漸漸散去，天上一輪皎潔的滿月。楊光榮記得，這一天是農曆六月十六。“那時候月光比較明亮，我就想，哎呀，我都二十三四了，爹娘養我這麼大，一分錢都沒給寄，我就犧牲在這衡陽了，唉。”楊光榮歎道，“想起來也傷心，剛一出來，雄心壯誌，青年為國，結果現在弄的，兵潰衡陽，裡三層外三層圍的，怎麼能出去啊？沒得盼望了，非死在衡陽不可，完了，完了。想著想著，自己就流淚了。”一個多月前，楊光榮是作為援軍來到衡陽的，可現在，卻沒有一支援軍來救他們。兩年前地獄般的緬北野人山，他忍受住了暴雨、饑餓、瘧疾和大麵積死亡，卻無法忍受在晴朗的衡陽無止境的等待。8月5日，第44天。從長沙增援而來的日軍第五十八師團由衡陽西北投入戰鬥，猛攻第一九零師陣地。坐在電台前的盧慶貽已經有些麻木了，一天也沒有一封電報。盧慶貽對於援軍遲遲不來有些想不通：“你七十四軍在常德被日本人圍了，我們第十軍來救你，我們犧牲一個師長，幫你解圍，現在我們在衡陽城裡40多天了，你為什麼打不進呢？”衡陽已是一座愁城，攻城日軍已達10萬，城中守軍能拿起槍的隻剩1000多人。第十軍軍部傳來激烈的爭吵聲。在場者之一、時任第十軍督戰官兼炮兵指揮官的蔡汝霖在回憶錄《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中記下了這樣的片段：方先覺於8月5日下午3點召開了有四個師長、軍參謀長、戰區督戰官等人參加的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會上，第三師師長周慶祥（（1904-1948）山東夏津人。1940年7月任第十軍第三師師長，參加長沙會戰。衡陽保衛戰，被俘後逃脫。1947年10月任整編第三十二師師長。1948年3月，在周村戰役中與解放軍作戰，該師一觸即潰。事後，周慶祥被蔣介石電召去南京，交軍法處會審，以“貽誤戰機罪”被槍決。）主張突圍，認為現在還來得及，再過幾天就不行了。方先覺認為沒有突圍命令，跑了不好辦。有人拿出一本《常德會戰檢討會議錄》，將蔣介石訓斥餘程萬“你如何當人家的長官，能忍心將你負傷的官兵舍棄私自逃出”的一段話念給方先覺聽，方先覺聽完這段話後對幾位師長說：“突圍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們走了，剩下這樣多傷兵怎麼辦？敵人見了傷兵就殺，守常德的餘程萬可以不問傷兵，我方先覺不能，你們忍心丟下傷兵讓敵人去殺，以後活著的哪個再願意做你們的部下？”經過一番議論後，參加會議的人都哭了起來，都感到死到臨頭了。周慶祥之子周立起說：“常德會戰時，大概還有將近300個官兵在那裡，餘程萬就突圍了。”蔡汝霖寫道：方先覺說：“決不突圍，一定死守，你們每個師長隻準留衛士4人，其餘一概上前方作戰。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說就算違抗命令，按私說你們對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彈，也不準再說突圍的話。我方先覺決不私自逃走。必要時，大家都到軍部來，我們死在一處，如要自殺，我先動手。”他最後威嚴地說：“要知道我自殺了，你們縱然逃脫，委座亦不能饒恕你們，你們自己也不能為人。”8月6日夜，日軍第五十八師團一部從城西北角突入城內。在日軍眼中，對手第十軍“畢竟是善戰之師，並未如其他戰區之守軍‘一角之潰而全盤動搖’，且抗拒益形激烈”。（《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葛先才：《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頁。）8月7日，第46天。清晨6時起，日軍集中炮火對守軍進行了約2小時的攻擊後，發起衝鋒。守軍陣地大都被毀，傷亡慘重，但第三師及預備第十師的官兵仍頑強抵抗。中午，報務員盧慶貽發出了方先覺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1933- 1945）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是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幕僚機構，其地位甚至可與清代的軍機處相比。）的電報：“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儘，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儘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鄧野：《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盧慶貽說：“這真是‘最後一電’，等我發了電報以後，就與外頭沒有聯絡了，友軍電台的信號沒有了，重慶台也沒有信號了，第十軍也沒得什麼電報發出了。”很少有人知道，在援軍不至、彈藥耗儘、兵力枯竭之時，還有更可怕的危機潛伏在衡陽城內。周立起說：“當時第十軍內部有霍亂爆發，曾向蔣介石彙報。如果突圍了，那麼，第十軍遺留下來的一些事務，日本人肯定是要抓周圍的老百姓去處理，那麼霍亂就一定會擴散。”這天，一個上千人的中國傷兵營陷落。“傷兵營在衡陽城外一個教堂裡，日本人來了以後，把這些傷兵全用機槍打死了。”盧慶貽說。電台已經停止了工作，摘掉耳機的盧慶貽，耳中是一片雜亂的聲音。一個軍部的副官氣色凝重地走來，告訴他，軍長想要自殺。“這是隨從副官，經常把一些情況告訴我們電台人員，他說方軍長準備死。”《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一書記載道：“8月7日，日軍由演武坪向軍部逼進時，預十師第二十八團團長曾京帶了十幾個人來搶救方先覺，想保方先覺突圍。方說：‘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陣地，趕快回去。’入夜，方先覺對他的幕僚和衛兵說：‘你們已陪我儘到了最大責任，你們各自想辦法尋生路去吧，我就死在這裡。’說完要奪衛兵的槍自殺。以後方幾次想自殺都被阻止了。”據方先覺的副官王洪澤回憶，方先覺拔出手槍準備自殺的時候，他和一個叫李綬光的團長奪下了方先覺的手槍。在場的人都勸慰方先覺，要以全城的傷兵為重。“後來我在家裡親耳聽他講過這件事。”方先覺之子方慶中說，“當時受傷的官兵有將近7000人。像這樣子慘烈的打法，日本人的報複心理會很強烈。”方先覺之子方略認為父親很愛兵：“我們住在長沙的時候，父親經過軍營，有時候正好碰到士兵們蹲著、坐著吃飯。他們一看軍長來了，趕緊把飯碗都放下，起立。後來我父親對手下說，士兵吃飯的時候不要驚動他們，讓他們吃。”這天，中國空軍飛機又投下通信袋，內有蔣介石手令：“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中正。”時為第十軍預備第十師師部少尉文書的伍誌鴻感歎：“當忠臣很難，武將當忠臣更難。”薄暮時，日軍炮兵觀測所報告發現“白旗出現於敵陣地”，日軍第六十八師團報告：午後5時之後，“師團正麵森林高地重慶軍陣地白旗翻飛”。當晚，方先覺派參謀長孫鳴玉（（1914-1967）山東即墨人，抗戰期間先後任第十軍第三師少將副師長、少將參謀長等職。1947年任新編第三十六師少將師長，1949年任第六兵團參謀長，後去台灣。）與日軍聯係停戰事宜。據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饒少偉（（1908-1979）四川資中人，1943年任暫編五十四師少將師長，參加常德會戰、衡陽保衛戰，被俘後逃回重慶。1946年任整編第六十九師副師長，後被俘，在中共指派下從事對國民黨軍的策反工作。1951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回憶：“方指示孫鳴玉擬出七項投降條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軍建製；“（2）要求日軍進城不殺害俘虜；“（3）要求日軍對受傷官兵給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軍立即停火；“（5）要求日軍派飛機送方先覺到南京見汪精衛。“另兩條饒已不能記憶。”（鄧野：《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盧慶貽不認為方先覺是投降：“這是協議停戰，在部隊沒得聯係、沒得彈藥、沒得人員的情況下，不打了，但是我有條件，協議停戰就是有條件的，你不能夠傷害無辜——這些醫務人員、傷兵。”8月8日，第47天。淩晨4點，睡下沒多久的蔣介石默默起床，為衡陽守軍祈禱。淩晨，“方先覺率其第三師師長周慶祥、第一九零師師長容有略（（1906-1982）廣東香山（今珠海南屏）人，1942年任第十軍參謀長，1944年任第十軍第一九零師師長。1948年授陸軍中將，1950年到台灣。）、預備第十師師長葛先才、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饒少偉及副官處處長孫廣寬在城南天主堂與日軍第六十八師團師團長堤三樹男會見，正式繳械投降”。（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頁。）伍誌鴻也不認為方先覺是投降：“現在你就是殺死我，我也不承認方先覺投降了。”時任預備第十師二十八團迫擊炮連連長的白天霖在《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一書中記載：“方於被俘之後向日軍提出三項要求：“（1）保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2）收容傷患予以治療，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3）守城官兵絕不離開衡陽城。”（鄧野：《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曆史研究》2006年第5期。）早晨六七點鐘的時候，盧慶貽被軍部參謀叫出了中央銀行。“我到中央銀行的門口，就看見日本兵進城了，從城門進的城，舉著太陽旗，耀武揚威。”盧慶貽否認掛白旗之說：“我們第十軍剩下的部隊，沒有掛白旗的，沒有這個事。”盧慶貽回憶：“日本人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到教堂裡麵，門口有機槍守著。”此時，城外幾個陣地仍在戰鬥，城內巷戰繼續。一些官兵選擇了突圍，比如楊光榮，戰至隻剩4個兵後，他從湘江突圍出城。一些傷兵自殺殉國。《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一書中有如下段落：衡陽陷落之日（8月8日），由於我官兵義憤填膺，各自為戰，滿城儘是槍聲，處處狙擊敵人，以致引起敵軍憤怒，肆意開屠殺。而手榴彈爆炸之聲，此起彼落，遂成為我官兵集體殉國與敵偕亡之體炮矣！此時仍有7000餘傷患員官兵，於頹壁中痛苦呻吟，或舉槍自殺，或跳井投江，或懸梁而亡；重傷不能行動者，爭求輕傷者或持械官兵補他一槍，以了殘生，其慘狀非筆墨所能形容！當時突圍出來的伍誌鴻說：“就是破釜沉舟，大家用生命救國，死之前都要殺死一個日本人才甘心。我為什麼又活著出來了呢？因為日本人對中國人實在是害怕起來了。”當天，由第四戰區抽調來援的第四十六軍等已進抵距衡陽8公裡的二塘。日軍第十一軍參謀島貫武治在日記中寫道：“上午8時攻克衡陽，力攻40天……是一場竭儘了全力的戰鬥。隻晚了一天，敵機械化兵團就出現了。我方部隊麵對前來解圍的敵軍，多少有些動搖。戰爭的勝負誠然在於最後5分鐘。如固守衡陽之敵誓死決一死戰，或將出現‘因帕爾的結局’。”（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作戰記》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0頁。“因帕爾的結局”是指1944年夏，日軍第十五軍從緬甸進攻印度因帕爾，慘敗而歸，10萬人僅剩下了3萬人。）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以衡陽會戰守軍苦鬥至此曆時四十七晝夜，故於淩晨四時即起默禱能轉危為安。至五時猶得衡陽電訊，距十五分鐘之後中斷，自此即絕不複通矣！旋於十時許接獲空軍偵察報告：‘衡陽城內已不見人跡。’於是乃確知衡陽已陷矣。因自記所感曰：‘悲痛之切實為從來所未有也。’”衡陽保衛戰，中國軍隊傷亡17000餘人，《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中聲稱，日軍傷亡19380人，其中軍官傷亡910人（軍官戰死390人）。（葛先才：《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頁。）不過，1945年8月，曾擔任過第十軍軍長的李玉堂（（1899-1951）山東廣饒人，黃埔軍校一期生，陸軍中將。抗戰期間參與武漢、南昌、長沙、常德等戰役，曾榮獲青天白日勳章。）將軍在湖南接受日軍投降時，曾詢問日方將領，衡陽之戰日軍究竟傷亡多少，日軍將領答道：“48000餘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資料顯示：“日軍死傷超過70000人，其中48000人被擊斃；中國傷亡15000人，其中7400人陣亡。”衡陽保衛戰是抗戰期間作戰時間最長、敵我傷亡官兵最多、空前慘烈的城市爭奪戰。日本方麵承認，此役“犧牲之大，令人驚駭”，為“中日八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日本帝國陸軍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葛先才：《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頁。）日軍戰史稱：方先覺為“驍勇善戰之虎將”，第十軍“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曾景忠：《方先覺與慘烈的衡陽保衛戰》，《北京日報》2007年9月10日。）重慶《大公報》社論說：“衡陽47天是索得敵軍巨大的代價，衡陽47天是在明恥教戰。”當年8月中旬，被俘的彭忠榮和彭忠誌兄弟，趁著日軍看守不嚴，偷偷逃出了衡陽。被俘的盧慶貽和戰友被逼給日本人收穀子。一天，他跟20多個戰友打死看管他們的日本人，也成功逃脫。第十軍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軍後勤補給緊張、關押鬆懈之機從俘虜營中脫逃，周慶祥、孫鳴玉、饒少偉等將領也在其中。11月18日，在重慶方麵的幫助下，被看管3月有餘的方先覺也逃走了，並於12月11日回到重慶。12月13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向方先覺軍長歡呼》：“苦戰衡陽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覺軍長回來了！……我們情不自禁地要向方軍長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拿衡陽做榜樣，每一個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個個地硬打，一處處地死拚，請問：日寇的命運還有幾個四十七天？”（曾景忠：《方先覺與慘烈的衡陽保衛戰》，《北京日報》2007年9月10日。）1945年2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授予方先覺青天白日勳章。1946年2月，預備第十師師長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陽，與滯留的60多個前第十軍官兵一起，曆時4個多月，在原來的陣地上收集忠骸3000餘具，並建烈士公墓於張家山之巔。葛先才在回憶錄中寫道：現在回想那一段搜尋忠骸的日子，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是一邊流淚一邊工作。這“古戰場”並不“古”；不過一年半之前，這些“古人”都是生龍活虎般的戰鬥夥伴。如今嘛，這“古戰場”已經荒草沒頭，鏽損的槍支、彈殼、炮彈炸彈破片……遍地皆是；慘白色的骸骨東一堆西一堆，橫七豎八，零亂的、隨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顧地棄置在那裡；而草長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過一年半之前，這些骸骨都還是國家的好男兒、父母的愛子、春閨的夢裡人。敵人的槍彈、炮彈、炸彈沒有“碰”上我們，否則，今天又不知道是誰來撿我們的骸骨了！……忠骸搜集完成之日，我們請了一位攝影師攝影存照。我麵對這座高約丈餘忠骸堆成的山丘，直覺其巍峨神聖，壯麗無比！我在心中默默祝禱：“弟兄們，安息吧！你們沒有白死。日本已經投降，國家已經因你們之死而得救，你們是求仁得仁了。”然後我們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安葬。不知怎的，我忽然鼻頭一酸，禁不住悲從中來，淚如雨下。啊，弟兄們！弟兄們！我敬愛的弟兄們！若非我身曆其境，又怎能體會到這“求仁得仁”的背後，竟隱藏了這麼深重的悲愴！（葛先才：《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曆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0頁。）《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發表鄧野的文章《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其中說：“由方先覺所引起的曆史爭議並不在於其功過如何評價，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變節投敵。對此，台灣的相關著述基本否認，而大陸方麵則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筆者所見，雙方的基本論據大都是衡陽之役參加者後來的證詞，由於大陸和台灣政治環境不同，證詞自然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據、各持其論的狀態。然而，因雙方都沒有提出原始證據，彼此的立論依據均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鄧野認為方先覺投敵是事實，“該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蔣介石當年的裁決所造成”。蔣“斷然否決方之投敵”，是政治需要。“任何戰役，愈是具有戰略意義便愈是具有政治意義，其政治的牽扯麵愈是廣泛，衡陽戰役正是如此。是役展開之後不久，不可避免地與一係列政治問題牽扯起來。”文章稱，“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關於方先覺投敵問題的長篇專題報道，引證日軍發表的方先覺多篇降敵談話，將方投敵問題坐實之後，文章調轉筆鋒指出：‘此等叛國逆賊，居然在重慶大受歡迎，被譽為中國軍人之模範，蔣介石對他們則慰勉有嘉。’”丁民的文章《我們如何正確評價“抗日衡陽保衛戰”》則認為，方先覺應該屬於被俘，而非投降，他是為保住第十軍的7000名傷員的性命，而主動放棄突圍逃生的機會，選擇了與大家同生死。彭厚文的文章《人物追析：試析衡陽保衛戰中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說：“對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不能簡單地扣之以‘貪生怕死’、‘叛國投敵’的大帽子。而應該看到：在衡陽保衛戰的大部分時間裡，方先覺的表現是值得肯定的，衡陽保衛戰能堅持47天之久，與身為守軍主將的方先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方先覺是在衡陽保衛戰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投降的，這一戰役失敗的責任不能由他來承擔；方先覺的投降，除了主觀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誌不堅定等原因外，還有重要的客觀原因，衡陽城外救援不力的國民黨援軍、最先主張投降的師長周慶祥等人，對他的投降應承擔相當的責任。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方先覺的投降，還有在日軍破城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保全殘餘官兵生命的考慮。從人道立場出發，這樣的考慮是無可厚非的。他投降日軍後，並沒有死心塌地地賣身投靠，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成功地逃回了重慶。這樣，我們就會發現，方先覺的投降，並不必然地與‘貪生怕死’、‘叛國投敵’聯係在一起。當然，方先覺的投降日軍，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倫理道德是不相容的，與抗日戰爭中舉國倡導的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也是不相容的。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為一起連他自己也羞於承認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負麵意義正在這裡。”謝儒弟的《蔣介石的陪都歲月》一書中記載：“難怪他（方先覺）後來會不無傷感地對人說起：‘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那次在舉槍自決時沒有把自己打死。’連蔣介石也為他的不幸感到委屈和遺憾，所以在某次國民參政會上，有參政員故意詢問：‘在衡陽保衛戰中，方先覺算不算投降？’蔣介石聞言大怒，卻又不願對此作出任何解釋。方先覺的悲劇不為國人所理解，倒是當年作為敵國的日本人民，竟在方去世後到他的墓地去敬獻花圈，為的不是他‘投降’了日本，反倒是他敢以幾千人的疲憊之師與20萬圍城日軍拚死惡戰到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