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論，郗鑒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廢黜王導之謀，主要在於他以徐州刺史據有京口，於建康有舉足輕重之勢。京口成為東晉的重鎮，是一個曆史過程，有多方麵的原因，不隻是出於權宜的考慮，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鎮的形成，發端在郗鑒。徐州地境，《禹貢》謂“海岱及淮”。西漢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體即是這個區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據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後為蔡豹、卞敦、王邃、劉遐，治所則隨軍事形勢而進退，但都在長江以北。郗鑒繼劉遐為徐州刺史，治廣陵（西晉時，徐州督將的軍號皆以東為稱，以其地居洛陽之東也。湣帝建興（313—316年）之初，司馬紹（即後來的東晉明帝）受命鎮廣陵，猶拜東中郎將。其時司馬紹以王導從弟王舒為司馬。建武元年（317年）司馬睿稱晉王，以王子司馬裒鎮廣陵，軍號始不稱東。司馬裒亦以王舒為司馬。是年裒死，王舒代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從此以後，徐州督將軍號遂相沿以北為稱，因而產生了北府之號。《世說新語·排調》“郗司空拜北府”條注引《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此言近實。唯王舒但監青、徐軍事，未嘗為徐州刺史，其時徐刺實為蔡豹，治所亦不在廣陵。）。《郗鑒傳》，蘇峻亂，陷台城，郗鑒自廣陵遣人間道至江州，謂溫嶠曰：“今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溫嶠深以為然。郗鑒首倡“靜鎮京口”之議，本來隻是針對蘇峻自曆陽過江以後，軍隊無後方供應，欲取三吳以為依托的圖謀而發，並未估計到京口此後將成為東晉南朝係建康安危的重鎮。此時，郗鑒處境比較特殊。他以引流民帥平王敦之功，得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究州刺史（後加刺徐州）、假節，並頂明帝遺詔輔政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於對王敦的看法不儘同於王導，在周劄贈官問題上與王導發生過尖銳衝突。而且，郗鑒的流民帥身分，同祖約、蘇峻一樣，所以也難得見信於執政的庾亮，沒有機會居中樞之任。鹹和二年十一月，祖約、蘇峻初起兵，庾亮甚慮全盤皆亂，局麵不可收拾，因此不許各地興兵勤王。《世說新語·容止》注引《晉中興書》：“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製曰：‘妄起兵者誅。”郗鑒於時欲率廣陵之眾赴難，“詔以北寇，不許。”但同時或稍後，虞潭受命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諸郡軍事；張闓宣太後詔於三吳令速起兵；桓彝則興兵於宣城。溫嶠更不顧製書所禁，早在蘇峻濟江之前一月，即鹹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東下，軍於尋陽，聲稱入援建康。隻有郗鑒不同，他小心從事，不敢妄動，必待蘇峻濟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東下之後，在廣陵“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誌”的情況下，才不得不刑白馬，誓三軍，以示效忠東晉，然後，才有上述向溫嶠提出的“靜鎮京口”的建議。而且，他還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揚州八郡軍事後，始自廣陵濟江；而且濟江以後亦不能據京口而守之，必得與陶侃等人會師，以聽調遣。這些情況，說明郗鑒自知在蘇峻之亂中如何自處，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必須謹慎從事，不得稍有專擅，否則將授人以柄。以陶侃為盟主的陶、溫、庾聯軍，於鹹和三年五月順流東下，屯駐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鑒軍所築白石壘，亦移交給庾亮軍駐守。郗鑒則專注東方，王舒的浙東軍，虞潭的浙西軍，俱受郗鑒節度。蘇峻遣將管商、張健等寇掠三吳，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東。這樣，當陶侃聯軍與蘇峻叛軍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時，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吳一帶的東方戰場，因而郗鑒得以逐步實現其“靜鎮京口”以斷蘇峻東路的計劃。東方戰場的形成，與三吳地區在江左的戰略地位有密切關係，而三吳地區的戰略地位，又有其曆史的、地理的原因，須要稍作追敘。西晉滅孫吳以後，三吳是“難安易動”（晉武帝語，見《晉書》卷五二《華譚傳》。）的地方。西晉用東南六州將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吳有事。吳士在洛陽受到歧視，也增加了吳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後，王導助琅邪王司馬睿協調僑舊士族利益，使多數三吳士族逐步進入東晉統治集團，而沒有成為一種長期獨立於僑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勢力。在江左以後出現的紛紜的政治事件中，三吳士族往往分為兩部分，與僑姓士族內部鬥爭的兩造分彆結合。江左的幾次叛亂，情況就是這樣。建興元年（313年）吳興周玘謀反司馬睿，與之同謀的是鎮東祭酒東萊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吳興沈充起兵響應，同郡錢鳳為王敦謀主。王敦在請誅劉隗疏中，訴隗“複依舊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應是江南士族豪強地主的佃客（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一六二至一六三。），因為僑姓士族的佃客是沒有“舊名”可檢的。王敦既為南士爭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錢鳳之輩支持王敦。另一方麵，南士站在東晉朝廷一邊的，人數更多。《晉書》卷七六《虞潭傳》：“王含、錢鳳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會稽餘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孔但亦曾在會稽起兵。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馬氏政權之證。總之，東晉朝廷有事，往往牽動三吳；建康內戰，三吳就會出現東方戰場。《通鑒》太寧二年（324年）沈充司馬顧颺說沈充，有“並東西軍之力”（《晉書》卷九八《王敦傳》，此作“並東南眾軍之力”，南字誤，點校本《晉書》已出校。）之語，胡注曰：“東軍謂沈充軍（案起自吳興），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案在建康附近）也。”叛軍有東西軍，東晉官軍同樣有東西軍。在這種背景下，蘇峻亂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彆稱為東西軍的東西兩個戰場。東方郡縣，一方麵有人暗降蘇峻，反對東晉朝廷，如《王舒傳》所說“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另一方麵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東晉郡守，興兵討伐蘇峻，抵抗蘇峻東來。《晉書》卷七七《蔡謨傳》：“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峻〕乃以蔡漠為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眾、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吳國義軍之起，主要得力於顧眾、顧颺兄弟。《晉書》卷七六《顧眾傳》：“蘇峻反，王師敗績，眾還吳，潛圖義舉。……前臨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眾遣人喻悊，悊從之。眾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眾已潛閤家兵，待時而奮……’”。同傳臨平人範明“率宗黨五百人”，合顧眾等軍凡四千人，進討蘇峻部將張健。丹陽義兵則為張闓、陶回所聚。《晉書》卷七六《張闓傳》：張闓本孫吳張昭曾孫，世居丹陽，遂為丹陽人。蘇峻據建康，“使闓持節權督東軍”。張闓既與顧眾兄弟組織吳國義兵，又與陶回共督丹陽義兵，並以米穀濟郗鑒軍。《晉書》卷七八《陶回傳》：陶回，丹陽人。蘇峻起兵，“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兵，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並力攻峻，又彆破（峻將）韓晃。”吳興義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儘遣為兵。上引《張闓傳》張闓受蘇峻命“權督東軍”，此東軍大抵指東方諸郡原有的郡兵。《晉書》卷七六《王舒傳》：“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此東軍則指南士所聚義兵。這兩者都是東晉東方戰場的軍隊。由於東方各郡義軍紛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監浙東諸軍事，虞潭監浙西諸軍事，均受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郗鑒節度之命。江左內戰中東方戰場的存在，說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廣泛的政治影響。東晉如能牢固地控製三吳，南士的力量就能為東晉朝廷所用，三吳就能成為東晉的戰略後方，這對於鞏固建康，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鑒都督東南八郡，既是為了抵禦蘇峻的需要，又是為了東晉長期的戰略需要。三吳成為東晉的戰略後方，還有經濟上的原因，這就是建康的糧食供應，建康以下長江兩岸軍隊的給養，都要仰給三吳。《輿地紀勝》卷七“丁卯港”注引《輿地誌》：“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製可，因以為名。”案東晉琅邪王司馬衷鎮廣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開，今鎮江市東南郊運河沿岸有丁卯橋，當是古丁卯埭所在處。廣陵軍糧，賴三吳所產，經運河北出京口運來。蘇峻亂時，江南漕運斷絕，因而據廣陵的郗鑒“城孤糧絕”；而郗鑒過江後軍在京口，得暫仰張闓自丹陽、晉陵就近供給米穀。蘇峻擾三吳得手，糧食較充，故得以米萬斛溯流供給豫州祖約。郗鑒就是根據這些情況，建議於曲阿一帶立壘斷蘇峻三吳糧運。由此可見，三吳米穀，是交戰雙方賴以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參看本書第一四及八六頁。）。江南地方，由今蘇南以迄浙東，今天都是產糧之地。但是在東晉，丹陽、晉陵還很貧瘠，產糧區在此以南的三吳。三吳開發潛力最大的地方，首推會稽，是三吳的腹心所在。據《三國誌·吳誌·鐘離牧傳》，會稽永興（今浙江蕭山）稻田，畝產至三斜之多。《晉書》卷七七《諸葛恢傳》，恢為會稽太守，晉元帝語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會稽有此條件，所以蘇峻叛亂前夕，王導謀樹外援，出弟王舒為會稽內史；而蘇峻兵起，有挾持成帝東奔會稽以為久計的圖謀；亂平以後，建康殘破，三吳之豪也請遷都會稽。由於會稽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在南北對峙形勢中又較安全，所以東晉成、康以後，王、謝、郗、蔡等僑姓士族爭相到此搶置田業，經營山居，卸官後亦遁跡於此，待時而出。《宋書》卷九三《隱逸·王弘之傳》載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複才為時求，弗獲從誌……。”這樣，會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棲遲會稽的門閥士族人物，其動靜出處，在政治上極具影響。會稽郡除有這些作用以外，在軍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據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序》，東晉方鎮，揚本畿甸，荊地分陝，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兗、雍、梁，亦稱雄劇，益、寧、交、廣，斯為邊寄。這些州雖輕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為鎮守，當時所謂“軍州”。軍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為方鎮者，隻有會稽內史一職。吳廷燮說：“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亦方鎮也。”五郡，即是會稽（治今紹興）、臨海（治今臨海）、東陽（治今金華）、永嘉（治今溫州）、新安（治今淳安）。會稽本為郡，成帝鹹和二年（327年）十二月，當蘇峻初起兵時，東晉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司馬裡徙會稽王，在王導出王舒為會稽太守以為外援後不久，一王一馬，反映了東晉對會稽的重視。），會稽乃改郡為國。大概言之，東晉一朝凡是東方有事，則會稽內史以居職者資望深淺重輕，分彆帶都督五郡軍事、監五郡軍事、督五郡軍事銜，無事時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帶。鹹和二年十一月，以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晉書》卷七六《虞潭傳》。虞潭所督實為包括會稽在內的六郡，作五郡誤。六郡地境除會稽一郡外，與此後五郡所督者不同。），似為會稽內史督五郡軍事職之濫觴。史籍可考的會稽內史帶督五郡軍事銜者，從王舒開始，前後共九人，具如下表，內史而不帶都督軍銜者不在此內。根據上表，參考其它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如下一些問題：　王舒以後四十餘年中，未見置都督會稽五郡軍事，說明至少這四十餘年中，會稽一帶無大動亂，這反映了都鑒經營京口以後東方局勢長期安定的成果。　郗愔、王蘊、王薈出任此職，都另有原因，並非由於會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職，出於桓溫對於他讓出鎮京口的徐兗二州刺史地盤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蘊居其職，出於謝安對於王蘊讓出鎮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盤的安排，反映謝、王矛盾。王薈居其職，出於謝安不允許王薈出就江州刺史以壯桓衝聲勢而采取的一種妥協，反映桓、謝矛盾（上述三種矛盾，本書均另有詳論，分見本書一八六、二一六、二二四各頁。）。郗愔、王蘊、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屬於謙退的人物，他們居此職，都是在其門戶不甚得勢之時執政者采取的權宜措施，並不反映東方局勢有此需要。東方有此需要，是在謝琰任職以鎮壓東方農民起義之時，在王舒以後七十餘年，這七十餘年中，會稽五郡都是比較安定的。　任此職者除東晉末年的劉牢之、何無忌以外，都是門閥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薈）、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蘊）、陳郡謝氏（琰）、會稽孔氏（季恭）以及東晉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僑姓士族。按居其職者的門望說來，與居揚州、荊州、徐州的人物相當（會稽太守、內史，曆來以門望居之，南朝亦然。）。　東晉末年孫恩、盧循義軍在會稽郡境活動時期，此職先由徐州刺史謝談，後由北府主將劉牢之兼充。北府主將成分變化，由門閥士族出任變為次等士族的武將出任，會稽都督亦然。所以何無忌得援例為會稽都督。北府主將兼任會稽都督以後，東方諸郡逐漸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製，會稽都督的權事亦隨之轉輕。盧循退出會稽五郡地界以迄於劉宋建國的這段時間裡，會稽的軍事價值下降，其中當劉裕或其宗族居職京口之時，情況更是如此。《宋書》卷三《武帝紀》（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罷會稽郡府”，吳廷燮認為即是罷置都督會稽軍事一職，甚是。　會稽都督最後任職者為南士孔季恭，亦有緣由。據《晉書》卷八五《何無忌傳》及《宋書》卷五四《孔季恭傳》，劉裕擊盧循時，何無忌曾於元興三年（403年）說劉裕於會稽山陰起兵，以討伐建康的桓玄。劉裕謀於山陰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孫），孔季恭勸劉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時舉義。《金樓子》卷六《雜記》：“孔靜（即靖）居山陰，宋武微時以靜東豪，故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靜虛已接對，仍留帝宿。……賊平，京都以帝為奮威將軍、會稽內史”雲雲。案此事《太平禦覽》卷一二八引《述異記》略同，唯多出孔靜延入劉裕，“結交贈遺，臨彆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身嗣為托。’帝許之”諸語。由此可見劉裕與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劉裕平定建康，功勞頗大。《南史》卷二七《孔靖傳》，謂劉裕本欲於山陰起事，孔靖以路遠止之。劉裕曾率軍屢次出入山陰，得孔季恭贍給甚厚。以後，劉裕出於酬答舊誼，乃以孔季恭居會稽都督之職。不過到了這時，會稽都督已沒有什麼實際作用了。　會稽五郡，在當時人看來確實自成一個區域，不但軍事上如此。《世說新語·仇隙》：王羲之與王述情好不協，“彼此嫌隙大構。後蘭田（述）臨揚州，右軍（羲之）尚在郡（會稽），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王羲之不願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請，說明會稽等郡有可分之勢。此議在東晉雖未成為事實。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會稽五郡為東揚州（大明三年（459年）又改揚州六郡為王畿，改東揚州為揚州，大明八年複孝建元年之舊。見《宋書》卷三五《州郡誌》（一），同書卷六《孝武帝紀》。），實際上實現了王羲之先前之議。會稽、建康之間，必須維持便當的交通，才能適應會稽地位的需要。由會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過錢塘，北上吳郡，西北經晉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陽）至京口，然後溯長江西上而達。京口是這條交通線的樞紐。回顧曆史，當年孫權在江東數遷治所，就是沿著這條交通線移動的。孫氏起自富春，地屬吳郡而東鄰會稽。孫氏自淮上回江東後，本以吳為治所。其時孫權主要是對山越用兵，無暇外顧，設治於吳，是比較安全便當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孫吳勢力擴及長江中遊，僻處湖海之間的吳地，就不再符合需要。為了便於與黃祖作戰，孫權於建安十三年（208年）遷治所於京口（當時稱京城）。赤壁之戰時，孫權就在這裡屯駐。建安十六年，孫權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於秣陵，並改秣陵為建業。《三國誌·吳誌·張紘傳》注引《獻帝春秋》載孫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裡，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小江指秦淮水。為了保衛建業，孫權在建業城西秦淮水入江處修築石頭城；又於巢湖以南修濡須塢，以防來自上遊的侵逼。《義門讀書記》卷二八曰：“城石頭以備陸，作濡須以備水，然後建康勢壯。”以後吳國曾兩度暫遷武昌，但建業始終是吳國的政治中心，這種情況，曆東晉南朝不變。孫權沿此路線離吳會經京口而至建業，從此建業逐步繁榮起來，而吳會至建業的交通路線，也就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居間聯係建業與吳會之地，則是京口。《三國誌·吳誌·孫韶傳》孫權由丹陽（郡治建業）引軍經京城歸吳，《孫權傳》孫權由建業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庱亭位置，《元和郡縣圖誌》、《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等書所記大體相同。而《通鑒》東晉鹹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吳興。庱，醜升翻。”今本丁度《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則曰：“庱，醜拯切，亭名，在吳。”））還吳，都是取道於此。由會稽過錢塘，經吳、京口以達建業的交通線，主要是一條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況不儘相同。茲按照浙東運河、江南運河錢塘晉陵段、江南運河晉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岡瀆這五個部分，分述如下。　從會稽郡治山陰西至錢塘，東迄餘姚以接餘姚江，早有運河相聯，即後世所謂浙東運河。浙東地區，《水經·沔水注》謂“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據《吳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國其地，“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同書卷一零，範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蓋指越地今曹娥、浦陽、錢塘，其時或已得貫通出入。《越絕書》卷八“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裡。”這說的是山陰至上虞的運河，大概是浙東運河最古老的一段。這段水道在東漢永和五年（140年）馬臻開鏡湖後入於鏡湖之中，船隻在湖內行駛。又，《嘉泰會稽誌》卷一零引《越州圖經》，謂西晉之未賀循建議修山陰運河，大概是指山陰向西通至錢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還是首鑿，尚難確定。　錢塘以北，繞太湖而達晉陵的運河，即今江南運河的南段和中段。這個地區地平土厚，水網交錯，人工開鑿連通比較容易，估計這段運河出現較早，或在春秋末年。　這是江南運河的北段，它的開鑿，在工程上比江南運河中段南段要複雜得多。晉陵迤北，逐漸進入江南運河河道所經最高點的丘陵地帶，水位有較大落差。運河過此，必須補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暢，因此出現了丹陽的練湖。《太平禦覽》卷六六顧野王《輿地誌》：“練塘，陳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為後湖。”又《元和郡縣圖誌》卷二五潤州丹陽縣：“練湖在縣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裡。晉時陳敏為亂，據有江東，務修耕績，令弟諧遏馬林溪以溉雲陽（案即丹陽），亦謂之練塘，溉田數百頃。”練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陳敏南來目的，本為漕運南方米穀以濟中州，所以疏通運河河道，應當更為所急。開練湖的目的，主要當是蓄水以濟此段運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敘晚於陳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年），司馬衷令開丁卯埭以通運河漕運，接濟廣陵，可證陳敏時此段運河是能夠使用的。唐代運河水澀之時，亦引練湖水以為調劑（據《新唐書》卷五三《食貨誌》，唐代宗初年劉晏主東都至江南等處漕運，他“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陽湖，當指練湖，可知其時練湖兼有輸水濟運和灌溉農田的功能。兩種功能矛盾時，寧禁引溉以利河漕。）。宋代練湖尚能發揮調劑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誌》：大觀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彆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同書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新豐塘即新豐湖，亦在丹陽，東晉初年張閻所開，見《元和郡縣圖誌》卷二五，謂“成灌溉之利”。據《宋書》此條，可知新豐塘亦兼有調劑此段運河水量的功能，與練湖類似。）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此處所言“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以及“湖水一寸，益潛一尺，其來久矣”諸語，更可證明練塘的開鑿對於維持江南運河全線通航的重要性；而練湖的敗圮，又導致此段運河的乾涸，使運河不能全線通航。這種情況曆來如此，並不始於北宋。看來此段運河自從鑿成之後，由於維持通航條件較難，處在時通時塞狀況。《入蜀記》卷一記陸遊自南向北經行此段，謂自練湖過夾岡即是新豐湖，“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此處大概是京口晉陵段運河的最高點，賴練湖、新豐湖調劑補充水量。《入蜀記》“當時”指隋煬帝時，但我認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此段運河首鑿於何時，亦難確斷。《越絕書》卷二：“吳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廣陵”，似乎古吳國之時吳水道即可越晉陵、丹陽而入大江。參以夫差越過大江以辟邗溝的事跡，反證他主持開通晉陵至京口運河，非不可能。不過，要維持此段運河穩定通航，卻不是吳王時代所能解決的問題。丹陽，古雲陽地，相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故鑿山岡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敗其勢，因曰曲阿。此事緣由無從考實。但地理學家認為此中包含著一種曆史的真實，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晉陵、京口間改善水道的要求。因為運河自晉陵、丹陽北行，水位落差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長河道，減緩坡度，正是代替築埭設堰的一種科學方法。由此可見，秦始皇時截雲陽道使之阿曲，當是此段運河通航條件的一次重要改進。孫吳時期，丹陽運河似可通行。《南齊書》卷一四《州郡誌》（上）：“南徐州，鎮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另據《太平禦覽》卷一七零引《吳誌》（今本《三國誌·吳誌》無此條。）曰：“岑昏鑿丹徒至雲陽，而杜野、小辛間，皆斬絕陵襲，功力艱辛（原注：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案岑昏為吳未人，《吳誌·孫皓傳》天紀三年（279年）記岑昏“好興功利，眾所患苦”。這似乎就是指他興鑿此段運河一類的功役（《三國誌·吳誌·孫皓傳》另一處，以及《三國誌·吳誌·張紘傳》注引環濟《吳紀》、《初學記》卷二四引環濟《吳紀》均有岑昏事，《吳紀》亦涉功作。）。據此可知，岑昏“斬絕陵襲”之功，是此段運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運河的常州鎮江段，兩岸岡嶺起伏，河道迂回曲折，與中段、南段迥異，舟行其中，猶可想見當年功役之艱難。大概言之，晉陵京口運河是否首鑿於吳王夫差之時，尚無實證。後經一，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孫吳之末“斬絕陵襲”，疏水勢而導其流；三，東晉初年開練湖，立丁卯埭，以調劑水量，這樣，此段運河就成為頗具規模的航道，曆東晉南朝均得以發揮效益。　會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線的最後一段，是京口、建康間的大江。東晉南朝，大江入海之處，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據《元和郡縣圖誌》闕卷佚文所記，闊達四十餘裡。京口對岸的廣陵，為觀濤之所，濤勢駭人。魏文帝兵臨廣陵而不得渡，歎為天限南北。東晉時廣陵過江猶如泛海。舟行自會稽達京口後，離運河而入大江，溯流百餘裡，始達建康。大江多風險，運河小船入江，難保敗溺；而且繞行京口，亦嫌迂遠。　為了縮短會稽抵達建康的水路行程，為了避開大江之險，產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國誌·吳誌·孫權傳》赤烏八年（245年），“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邪閣”，稱曰破岡瀆。《建康實錄》卷二謂破岡瀆得“通吳會船艦”。《太平禦覽》卷七三引張勃《吳錄》：“句容縣，大皇（孫權）時使陳勳鑿開水道，立十二埭（案當為十四埭，見下），以通吳會諸郡，故舡行不複由京口。”破岡瀆修成並發揮較大效益，無疑當在孫吳時期，但最初的修鑿卻可能要早得多。《通鑒》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條胡注曰：“破嶺，……秦始皇所鑿，即破岡也。”不過其時是否能通船運，尚不可知。破岡瀆主要在今句容縣境。讀之南是茅山山脈北麓；瀆之北，京口與建康之間，有今稱寧鎮山脈濱江而立。破岡瀆就處在這南北兩大山脈之間的丘陵間。丘陵的西部和東部，分彆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東向流入丹陽運河。兩條背道而流的小河源頭之間，就是破岡，亦稱破嶺、破墩（《讀史方輿紀要》卷二零）、破罡（《真誥》卷一一）。破岡瀆即鑿岡為讀，連接兩端小水，使吳會船艦可以不經丹陽、京口入長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陽西行過破岡瀆入秦淮水北上逕達。《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引《輿地誌》，謂破岡瀆“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綱諱忌之，廢破岡瀆，彆開上容瀆。……陳複埋上容，修破岡瀆。至隋平陳，並廢。蓋六朝都建康，吳會轉輸，皆自雲陽逕至都下也。”（案此當出顧野王《輿地誌》。顧野王死於開皇元年（581年），敘事不得至隋平陳之時。“自隋平陳”以下文字當為顧祖禹之言。）破岡瀆處山嶽丘陵地帶，在不長的距離內設十四埭，七上七下，過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牽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難，也難保證經常有水通航。東晉南朝史籍，常有關於破岡瀆的記載。《世說新語·規箴》：“賀司空（循）出，至破岡……。”《真誥》卷一九注：“吾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頓破岡埭。”《宋書》卷四《少帝紀》及卷四三《徐羨之傳》，均謂少帝於華林園開瀆聚土，以像破岡埭，率左右引船唱呼為樂。《宋書》卷九九《元凶劭傳》，劭遣人“決破柏（案此字衍）岡方山埭，以絕東軍”（東軍指自曲阿來者。）。《梁書》卷三三《蕭恢傳》：“三吳多亂，高祖命恢出頓破岡。”齊、梁二代，陵寢都在丹陽，梓宮轉運，謁陵去來，均得循破岡瀆。大體說來，破岡讀的開通，大大便利了吳會與建康之間的人員往來，信息傳遞，使棲遲東土的門閥士族人物能與朝廷保持較便當的聯係，甚至軍隊調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於河道條件的限製和官府特權的阻礙，行旅商貨恐怕難於有此方便。《南齊書》卷二一《竟陵王子良傳》，謂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蕭子良諫曰：“破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並行船舶，優先過埭之利自然歸於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岡瀆解決大宗物資轉輸問題，是不大可能的。吳會糧穀漕運，還須取道京口。所以東晉時一旦京口附近被擾，京師糧穀即告恐慌。這也可以說明，破岡瀆作為交通路線，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隻能起輔助作用。建康、會稽間真正的轉輸樞紐，仍然是京口。前引《吳錄》“故船行不複由京口”及《讀史方輿紀要》“吳會轉輸皆自雲陽逕至都下”之說，都不免是誇張之詞，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京口雖然據有建康與三吳之間的樞紐地位，但是魏晉時期，京口以至晉陵一帶還是非常貧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獸出沒。三國之初，孫權常來此遊獵。《吳誌·孫權傳》建安二三年（218年）“權將如吳，親乘馬獵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張昭傳》昭諫阻孫權獵虎，獵場當即此處。京口東南，太湖西北，孫吳時是毗陵典農校尉的屯田區，可知其地人戶絕少，土田未墾。西晉罷屯田為郡縣，始於其地置毗陵郡，東晉改晉陵郡。晉陵地薄，遠不如吳。《元和郡縣圖誌》卷二五說：“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穢惡。”《太平廣記》卷二九三引《搜神記》，謂京城“甚多草穢”。官吏為了增加墾田民戶，注意興修水利。前述陳敏開練湖，張闓開新豐湖，都在這裡。據《世說新語·規箴》注：時人名新豐塘為富民塘，丹陽葛洪有《富民塘頌》之作。《北堂書鈔》卷七四引《晉中興書》謂新豐塘“方九十四尺”，頗疑塘能“富民”，必不如此之小，可能有誤字（中國書店1989年影印《北堂書鈔》孔廣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謂陳、俞本“方九十”三字作“萬九千”，則頗具規模。）。練湖的功能主要是調劑運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晉成帝鹹康二年（336年）有封錮山澤之禁，贓一丈以上棄市。山澤可封錮，當指荒山野澤未曾開發者而言，京口封錮山澤嚴重，可知是生產很落後的地方。僑居京口的刁氏於刁協死後家道衰敗，鹹康中尚為貧戶（《晉書》卷六九《刁協傳》鹹康中蔡謨與庾冰書，謂“刁氏今貧”。刁氏“固吝山澤”，見同卷《刁逵傳》。），由於貨殖為務，至東晉未年已是田萬頃，奴客數千的巨富。田至萬頃，當是陂田、草田之屬，也就是刁氏本傳中所說“固吝山澤”所得，說明其地荒蕪，而不說明農業發達。到了南朝，任防《述異記》猶謂毗陵多虎。《太平禦覽》卷一七零引《輿地誌》說“丹徒界內土堅緊如蠟。諺曰：‘生東吳，死丹徒。’言吳多產出，可以攝生自奉養，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詩，尚有“南徐白晝虎成陣”句，見《增訂湖山類稿》卷二。就是這荒蕪貧瘠的地方，西晉末年以來，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範陽祖逖率部曲南來，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協，南來後子孫世居京口。穎川庾亮家於暨陽，地屬晉陵。東莞徐澄之與鄉人臧琨，率子弟並閭裡士庶千餘家南渡，世居京口，兩族墳墓分彆在晉陵及丹徒。彭城劉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諸將出京口者，為數甚多。蘭陵蕭道成、蕭衍在武進寓居。零散的流民，也來到了京口。《宋書》卷三五《州郡誌》南徐州條：“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鹹和四年（329年），司空郗鑒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據《晉書》卷六七《郗鑒傳》，郗鑒對京口、晉陵流民“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譚其驤先生《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長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估計南徐州（案即東晉的徐州）的僑舊人口總數為四十二萬人，其中僑寓之民約為二十二萬。按照東晉製度，僮奴不入籍，客雖得“注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為僮為客而未著籍者，當然未計入此二十二萬之內。從人口數字看，徐州是江左僑寓人口最為集中的地方。京口、晉陵的自然條件，如前說既然非常不好，為什麼卻成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兗、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瀆水或泛海南來，自然順道；但是幽、冀、並州流民為什麼也要繞道而來，定居於江南東隅的海渚呢？這個問題，除了晉陵地廣人稀，郗鑒可以對流民“處與田宅”之外，還有出於安全的原因。士族南來，隻要不與吳姓士族利益衝突，也就是說隻要他們願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駐地就有較大的選擇自由。例如閩中之地，他們也能率先進入。《太平禦覽》卷一七零引梁載言《十道誌》：“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元和姓纂》卷五：“晉安，林放之後，晉永嘉渡江，居泉州。”《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引林諝《閩中記》曰：“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但是零散的流民，卻沒有多少自由選擇停駐之處的餘地。他們在胡騎追逼下節節南行，一般隻是想找一個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園。他們資財匱乏，人力寡弱，一旦到達可以暫時棲息的安全地方以後，就無力繼續南行。所以他們集中寄寓的地方，一般限於長江南緣一帶，至少在東晉初午是這樣。以下遊而論，下遊南緣胡騎難於到達的地方，比較理想的是江南的東隅，也就是京口、晉陵一帶。下遊受敵之地，可能是壽春、合肥，也可能是曆陽、建康，但不大可能是遠至東隅的廣陵、京口。特彆是京口，寬四十裡的長江，是它的一道重要屏障。陸遊《入蜀記》卷二有采石江麵狹於瓜洲之言，《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據此，曰：“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江者十之九，從京口渡江者十之一，蓋以（采石）江麵狹於（京口）瓜洲也。”《日知錄》卷三一“江乘”條亦曰：“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義”條，謂“從北朝來，當於瓜步渡江，在今六合縣，不由丹徒。”據陸遊、顧炎武、顧祖禹、王鳴盛等人所論，京口在晉代不當南北之津，自然比較安全，這應當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個重要條件。事實上，終東晉之世，京口曾是幾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騎進攻廣陵、京口之例，卻一次也沒有。京口、晉陵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組成軍隊。京口、晉陵密邇三吳，而三吳的物產可以支援京口之軍。郗鑒利用這支流民軍隊和三吳糧穀，經營京口，使京口成為東晉時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鎮，影響著東晉的朝局。郗鑒以流民帥身分率眾南來，他以後的活動都與流民有關係，力量的基礎始終是流民（郗鑒於王敦亂平後受命出鎮廣陵，其留駐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歸於他，但無確證。除此不論以外，廣陵、京口尚有新來舊到的更多流民。）。一直到他臨終上疏，還是諄諄以流民事為重。關於京口的作用，曆來史家獨重謝安以謝玄據京口創建北府兵之事，這無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這種地位，其所以能夠發揮這種作用，首先是由於前此郗鑒的長期經營。否則，謝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關係和東晉政局的北府兵。京口在郗鑒經營時期，已經發揮頗為顯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製三吳、抵禦海盜、拱衛京師三個方麵。　在琅邪王司馬睿南渡江以迄東晉初年的大約二十年內，朝廷和執政並未認識到京口的重要性，沒有人去特意經營。京口成為重鎮，是從蘇峻之亂時由於控製三吳地區的需要開始的。首倡“靜鎮京口”的郗鑒受命為都督八郡諸軍事，並節度浙東的王舒之軍和浙西的虞潭之軍，顯示出京口具有控製三吳的功能。這種功能一直維持下去，東晉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將取得了更大的權勢，京口對於三吳的控製也就更為明顯。三吳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是由來自京口的軍隊壓平的。這種種情況，已在或將在它處論及，這裡從略。韓雍抄寇事，在鹹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紀》：是月晉將趙胤、匡術“攻石勒馬頭塢（今安徽懷遠南），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載記》：“晉將軍趙胤攻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韓雍救馬頭不及而轉南寇抄，當為循淮入海而下；“俘獲五千人”，當指韓雍所俘南人而非東晉所俘北人。這說明晉陵一帶雖然得免於北寇陸上侵襲，比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時則又首當其衝。所以郗鑒城京口以禦海寇，是那時加強防務所必需的軍事措施，否則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擾建康，對東晉的威脅就更大了。此後海寇很少，應當說京口防禦加強是重要原因。京口重鎮，據《晉書》卷七七《蔡謨傳》說，其所統“東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蔡謨為郗鑒後任，他鎮京口時軍事設施如此，當沿襲郗鑒規模。《南齊書》卷一四《州郡誌》南徐州條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為壘，望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於建康，比之於孟津之於洛陽，孟津為洛陽門戶鎖鑰，京口亦為建康門戶鎖鑰。司馬氏出自河內而於洛陽成其帝業，劉、蕭則起自京口、晉陵而稱帝於建康。因帝鄉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內一樣。京口拱衛建康，主要是具有戰略意義。從戰術上說來，建康自有石頭、白石等門戶，特彆是石頭城。孫吳遷都建業之日，就立石頭以屯軍。周劄開石頭之門，王敦遂得以製建康；蘇峻取得台城，必倚石頭方能固守。這都是戰術形勢使然。至於京口，形成重鎮以後，其戰略價值表現在：一，起威懾作用，減少甚或阻止建康變局的出現。陶侃、庾亮憚郗鑒而不敢貿然興師廢黜王導，就是證明。二，儘管朝局已變，京口還有可能扭轉局麵，劉裕自京口驅逐桓玄，就是證明。由於東晉建康處在長江上遊的軍事壓力之下，荊豫諸州動輒擁兵犯禁，京口作為建康東門重鎮，更得以顯示其重要性。我們可以把京口在孫吳時期和東晉時期發揮的作用，略作比較。孫吳設京下督，宗室孫韶、孫越以及顧承等均曾為之。京下督所司，除連接建康與三吳以外，據《吳誌·孫韶傳》，主要是觀察江北動靜，防備魏軍。所以京下督雖然密邇京師，從其職能看來隻能算是吳之外鎮，對吳國京畿政局並不起直接影響。其時上遊荊州一直在孫吳的穩定控製之中，不存在順流問鼎之虞。東晉則不然。東晉荊揚相持的政治格局業已形成，京口重鎮的職能主要不是對外而是對內，起著防備上遊以穩定建康的作用，因而獲得“內鎮優重”的特殊地位。日後東晉政局的變遷曆程，反覆證明著這一點。即令是在謝玄創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戰前後時期，京口也隻是兼有外鎮作用，其主要職能還不是外鎮。如果進一步考察京口在吳、東晉時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們將發現，京口的“內鎮優重”地位，正是東晉門閥政治的產物。荊、豫與揚、徐的關係，所反映的是各個士族門戶之間的關係，這是門閥政治的地域表現，或者說是以門閥為背景的地緣政治。孫吳時期，門閥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顧、陸、朱、張，已經具有特殊的社會政治地位。而且其時荊州上遊又由陸氏人物世代據守達數十年之久，這一點，東晉時期盤據上遊的士族還無法與之比擬。但是孫吳時的建業並不依賴京口以與上遊抗衡。所以我們在用東晉門閥政治解釋京口作用的時候，還要看到東晉主弱臣強的狀況，看到東晉司馬家與士族“共天下”的現象，而這些在孫吳的曆史上卻看不到。孫吳時上遊與下遊重鎮，同處在皇權控製之下，而東晉則不然。孫吳時的士族是皇權下的士族，東晉的士族則是與皇權並立的士族。這同樣是我們考察京口在吳、東晉時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時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郗鑒死於成帝鹹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導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頭之死全在這半年之內，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所構成的政治暗流，至此應當不複存在。但是作為家族，王、庾、郗都還在繼續發展。三個家族的後人中雖然未再出現象王導、庾亮、郗鑒那樣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來政局的影響，還若隱若現地存在著並且繼續起著作用。郗鑒死前上疏遜位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案，此年上遊庾亮作態，聲稱欲開複中原，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郗鑒遜位疏中所陳，就是指此。庾亮聲言北伐之時，必有請郗鑒移鎮北上以為形援之事，故郗鑒疏中諄諄以京口之眾不可北渡為言。郗鑒還以其所刺徐、兗二州，分彆薦太常蔡謨及兄子晉陵內史郗邁以自代，一處京口，一處廣陵。其薦郗邁曰：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雲雲。《世說新語·德行》注引《晉中興書》，述及郗邁仕履，不言蒞兗州刺史之任，疑邁雖得鑒薦而朝廷未授。郗鑒薦邁而以門戶為言，在當時門閥政治下是習見之事。《晉書》卷七四《桓衝傳》：“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雲雲，郗鑒遺表樹置者就是郗邁。為“流亡所宗”的郗邁，以江南的晉陵內史被薦為江北的兗州刺史，事雖未成，亦見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應之勢。郗鑒不請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彆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兗二州，可能是基於愔傳所說，愔“衝退”、“簡默”，“無處世意”，難以居繁劇之故。其時郗愔年少無資望，可以為佐史，不可以為長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間，郗愔猶“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為言，辭吳郡太守之授。郗鑒薦蔡謨為徐州鎮京口，主要因其篤慎之故。郗鑒疏中流露，鑒死前最大的憂慮，是庾亮以北伐為名逼京口之眾北渡以削異己。所謂“若當北渡，必啟寇心”雲雲，就是郗鑒婉轉拒絕庾亮要求，以圖保全自己實力之詞。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蔡謨鹹康五年（339年）春間之議與郗鑒全同。甚至當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後中原大亂，朝廷鹹以為當太平複舊之時，蔡謨猶獨謂“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他的意思是說，競言北伐者並無資實，行將疲民以逞，甚或借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張以保全晉室、暫安江左為重，寇不來我亦不往，以待局勢的變化。東晉一朝持這種見解的臣僚前後甚多，王羲之、孫綽輩是其著者，他們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處北伐之任者確實往往心存不測，而往往又是力不從心，難得逞其誌向，徒滋江左紛擾。士族專兵，皇權不振，政治格局如此，無人可以挽回。直到劉裕當權後門閥士族統統喪失了兵權，情況才得以改變。郗氏部曲義故在京口、晉陵者，郗鑒以田宅處之，他們與郗氏關係密切，自不待言。郗鑒死後朝廷想綏撫他們，必然要借重郗鑒子侄。所以郗鑒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與京口關係密切的會稽五郡。郗氏住宅、塋塚在京口（《至順鎮江誌》卷一二“墓”：“晉郗鑒、郗愔墓在郡城東。”《南史》卷六五《陳始興王伯茂傳》：陳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又，《太平禦覽》卷一八零引《京口記》：“糖頹山……山南隔路得郗鑒故宅五十餘畝。”），其家業亦有在會稽的始寧、章安等地者（《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載其《山居賦》，注謂郗氏、蔡氏、陳氏、謝氏與曇濟道人，各自擁有始寧五奧之一。《晉書》卷六七《郗愔傳》：愔“築室章安，有終焉之誌”，是章安亦有郗氏宅業。始寧，今浙江嵊縣北；章安，今浙江黃岩南。）。郗氏家族在這一帶的潛在勢力，曆久不衰。茲將郗鑒以來至桓溫得勢時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職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兗州，而且例帶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例鎮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鎮江北者，例如荀羨曾遷治淮陰，又遷下邳；郗曇、範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們勢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溫為琅邪內史本治金城，遷徐州刺史後移鎮京口。《晉書》卷八三《袁喬傳》有“桓溫鎮京口”語，即此時事。但是桓溫不久以後即遷荊州之任，在京口時間很短，並無影響。郗鑒初鎮京口在成帝鹹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擠出京口在廢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勢力支配京口、晉陵地區，前後曆時四十三年之久。觀上表可知，徐州方鎮人選雖然改易頻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難於在京口紮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義如何，總是在京口擁有實權，其支配地位隱約可見。存心覬覦而又終於擅權的人是桓溫。當桓溫已大權在握、左右政局的時候，執政司馬裡還力圖掌握京口以保護建康，把京口交給不附桓溫亦不為桓溫所容的範汪、庾希。桓溫素稱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對策。第一步，以出軍失期為名免範汪為庶人，接著又以沒郡免庾希徐州職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於晉陵之暨陽，在京口亦有府第（《晉書》卷八五《劉毅傳》、《宋書》卷五二《庾悅傳》。由於庾氏在京口有潛在勢力，所以鹹安二年庾希、庾邈得於京口起兵反對桓溫。），其家族在這一帶的潛在勢力，是難於鏟除儘淨的。所以桓溫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順地以郗愔鎮京口，用來取代庾氏。《晉書》卷六七《郗愔傳》：愔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惜與徐、究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郗愔本以“衝退”著稱，與桓溫無爭，但終非桓溫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沒過多久，桓溫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於太和四年（369年）北伐過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溫並領，結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時期，也完成了桓氏對東晉上下遊諸藩鎮的全麵控製。桓氏奪取京口，事甚曲折，當另論述。郗氏京口勢力雖已不存，但由郗鑒開始經營的京口重鎮，在東晉的建康政局中繼續起著關鍵作用。以後，謝玄在京口，組成了關係淝水之戰勝敗的北府兵；王恭據京口，與荊州殷仲堪等聯兵反對執政；劉牢之據京口，鎮壓東方農民起義軍；劉裕據京口，繼續鎮壓農民起義軍，又平定桓玄之亂，最後竟以京口方鎮轉移晉柞。劉裕深知京口對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勢以後，對京口采取了嚴密的控製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異姓。《宋書》卷二《武帝紀》載，義熙十二年（416年）三月，晉安帝以宋王劉裕世子劉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劉裕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複皇祚（案指逐桓玄、複晉祚之事），遂建勳烈，外夷勍亂，內清奸宄，皆邦人州黨竭誠儘力之效。”義熙十四年，劉裕複以弟劉道憐鎮京口。據《宋書》卷七八《劉延孫傳》，劉裕遺詔，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後，終劉宋之世，此詔成為定製。這樣，京口在門閥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漸淡漠不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