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鑒在北時，曾受東海王越之辟；稍後，又受琅邪王睿委署。他與東海王越和琅邪王睿的這種關係雖然並不深固，但對於他的南奔卻有直接影響。郗鑒過江，不負舊誼，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對於昔日舉主江統的後人，亦深相交結，儘力提攜。郗鑒顯達，辟江統子虨為司空掾，又請為司馬；檄統次子惇為兗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與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共薦郗鑒子愔。郗鑒對於居中樞之任的門閥士族，也力圖多方聯係。郗鑒南來，以流民帥而得迅速進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於紀瞻。《晉書》卷六八《紀瞻傳》：“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征之，曰：‘……伏見前輔國將軍都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乾。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曆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台闥，出內王命，必能儘抗直之規，補兗職之缺。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複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座。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紀瞻力薦郗鑒“補袞職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鑒在王敦叛亂迫在眉睫之時站在晉元帝一邊，抗拒王敦。其時戴淵以六州都督擁兵屯駐合肥，與屯駐淮陰的劉隗同為晉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淵自合肥奉詔入衛建康，所率軍隊一觸即潰，戴淵亦被王敦殺害。接著，郗鑒應征自嶧山南來，所率部曲即屯駐於戴淵剛剛撤離的合肥，填補了戴淵留下的空缺，郗鑒本人則拜尚書入官建康。這些當與紀瞻疏薦有直接關係。郗鑒雖有時望，但以流民帥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沒有有力人物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郗鑒孤身入建康事，還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當時軍事要地，與建康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帥入駐。郗鑒先是於“永昌初征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領軍掌宿衛之任，也不是遠來流民帥郗鑒所宜領。所以郗鑒一到建康，就有轉拜尚書之事，而郗鑒不會不懂內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勢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鑒勢力以為外援的要求，遂有對郗鑒假節鎮合肥之授，郗鑒才有了回到他所統流民的駐地合肥的機會。可是，王敦又不願接受這一於己不利的事實，上表以郗鑒回建康為尚書令。由此看來，郗鑒南來後得入東晉上層集團，雖經紀瞻薦引，畢竟還是有此一段若隱若現的曲折過程。其中關鍵之處是，從朝廷說來，郗鑒可為己用，但他畢竟是流民帥，必須小心謹慎對待，有所防範；從都鑒本人說來，他雖然可以在王敦之亂中為朝廷奧援，但不能脫離隨他南來的兗州流民群體，否則他將失去資實，一事無成。紀瞻是南士冠冕，對琅邪王司馬睿立足建康，繼承帝位，出力甚多，影響甚大。朝廷為了應付王敦之亂，以紀瞻為領軍將軍。他於宿衛六軍中威望最高，六軍對他敬憚祗肅。據《北堂書鈔》卷六四引《晉起居注》，晉製：“領軍閒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疾。”其時紀瞻年邁在病，朝廷以之為領軍，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閒養。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請瞻“臥護六軍”。而郗鑒適有都督從駕諸軍事之命，宿衛六軍除已知護軍應詹、左衛庾亮在前應敵之外，其餘部分當在從駕諸軍之中。不過六軍寡弱無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鑒密謀而得入援的流民帥。紀瞻對郗鑒的薦舉，起了立竿見影的作用。郗鑒南來，王敦再叛，政治形勢非常微妙。原來王敦初叛，是在執政王導的默契下進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側，所謂君側，指明是劉隗、刁協、戴淵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晉書》卷九八《王敦傳》載王導遺王含書，有雲“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流，心思外濟。”這是王導明確承認本與王敦同謀。據《晉書》卷六九《周顗傳》，王敦初叛入京，殺周顗、戴淵，都曾谘之於王導。王導後來說：“吾雖不殺伯仁（周顗），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其實由王導而死者，不隻周顗，還有戴淵。後來王敦再叛，以台中軍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導。上引導遺含書，一則說“得征北（王邃，王導從弟）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再則說“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應詹）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與王敦、王含通關節的王導，卻又是明帝所令征討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節。這就是王敦再叛時形勢微妙之所在。王導所統六軍，當即紀瞻“臥護”的宿衛六軍，可知王導還擁有某種勢力可以影響京師形勢。而王導的六軍，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於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之下的。由此可見，郗鑒與王導之間，也存在一種微妙關係。其實郗鑒得以自嶧山南來，王導就曾起過作用。據《紀瞻傳》，我們知道，紀瞻在薦郗鑒疏的末尾贅言：“是以臣寢頓陋巷，思儘聞見，惟開聖懷，垂間臣導，冀有毫厘萬分之一。”這就是說，郗鑒部眾南來和征郗鑒入朝諸事，還需要得到王導的首肯，否則不會被朝廷接納。微妙的關係，尖銳的形勢，需要南來不久的郗鑒確定自己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對琅邪王氏的政治態度。從郗鑒爾後的行事看來，他的政治態度首先是支持東晉，不讚同王敦的無君之心。郗鑒由合肥入朝時，王敦截留之於姑孰，與論中朝人物樂廣、滿奮。郗鑒力言中朝湣懷太子之廢、趙王倫篡立之時，樂廣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柔而有正；而滿奮則是失節之士，不可與樂廣同日而語。這就無異向王敦表明，自己不願黨同於王敦。其次，郗鑒也沒有黨同於戴淵之輩以與琅邪王氏為敵，寧願折衝於士族諸門戶之間，以求政局之穩定。後來他固辭衛將軍軍號，反映了他不願淩駕諸士族的謙退立場。都鑒既不苟同於一方，就免不了在當軸諸士族之間時而與此、時而與彼發生矛盾。王敦亂平後，在應否追贈周劄的問題上，這種矛盾一度表現得很尖銳。義興周氏是有名的“江東之豪”。王敦首逆，周劄都督石頭諸軍事，開門應敦，使晉軍敗績。王敦出於疑忌，又族滅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訟周氏之冤，請加追贈，引起朝廷激烈爭論，其意見備見《晉書》卷五八周劄、卷六七郗鑒諸傳。卞壺以劄開門延敵，不宜追諡。王導認為“劄開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生”，與譙王無忌、周顗、戴淵等死難之臣一樣，合乎人臣之節，應一例追贈，不應厚彼薄此。顯然，王導是袒護王敦的。都鑒議同卞壺，而與王導針鋒相對。他說：“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由於王氏權重，朝廷竟從導議，而卞、郗之議不行。這場尖銳的論戰，說明其時郗鑒、王導關係並不和諧，雖然這還不是當時政局的關鍵所在。東晉政局，成帝即位（太寧三年，325年）後為之一變。成帝衝幼，王導、卞壺、郗鑒、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遺詔輔政。接著，庾後（庾亮妹，成帝太後）臨朝稱製，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決於亮。朝廷立即出現了庾亮與王導的明爭暗鬥，成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鑒處於這一矛盾之間，力求抑製矛盾的發展，起穩定時局的作用。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時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來並不顯著。元帝過江後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韓以張皇權之意。《晉書》卷四九《阮孚傳》：孚“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案元帝為安東將軍，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據《元帝紀》，其時“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韓”並非特意針對琅邪王氏。《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其時已在建武、太興之際，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諫，足見王、庾之間尚得相安。後來王敦有意稱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憂懼去官，旋複參與平亂。儘管如此，庾亮與王導尚無特殊衝突發生。明帝經曆了王敦之亂的劇烈震動，對王氏家族更有戒心，親庾亮、疏王導的意向越來越明顯。《太平禦覽》卷五九三引《語林》：“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雲：‘勿使冶城公（冶城公即王導。王導宅在冶城，吳時鼓鑄之所。據《世說新語·輕詆》注引王隱《晉書·戴洋傳》及《太平禦覽》卷一七零引《晉書》，王導久病，問術士戴洋，戴洋為言雲雲，導乃令移冶於石城。）知’。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日不能見王公。”案裴啟著《語林》，成書時上距明帝才四十來年，所載掌故多可信。即令情節有違，要當為其時人對王、庾關係觀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潛謀獨斷”（《明帝紀》），雖袒庾而不縱庾，庾、王之間還不具備公開進行傾軋的政治氣候。到了成帝之時，母後稱製，庾氏坐大，情況就不一樣了。《晉書》卷七三《庾亮傳》史臣曰：“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晉書》卷三二《後妃傳》（下）讚曰：“持尺威帝”。案《困學紀聞》卷一三引殷芸《》：“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對曰：‘黨〔蘇〕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複雲何？’庾後以牙尺打帝頭雲：‘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成帝紀》記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頭。南頓王宗被殺在鹹和元年（326年）十月，時成帝始六歲。雖然庾後於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權勢在握，其鋒芒所及，除排抑宗室（嚴格說來，排抑宗室是庾、王合謀。南頓王宗之死，係庾亮遣右衛將軍趙胤收之。據《晉書》卷五七《趙誘傳》附子胤傳，誘事王敦；胤事王敦、王導，為王導從事中郎，又得為護軍將軍。傳稱“胤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仗之。”）以外，主要是針對盤根錯節的王導。所以成帝即位後，庾、王傾軋就立即公開化了。原來受遺詔撫政的七人當中，卞壺以忠直聞，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首先起來約束以司徒錄尚書事的王導的，就是卞壺。《晉書》卷七零《卞壺傳》雲：“〔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那？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卞壺傳》又雲：“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都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禦史中丞鐘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卞壺以罪加王俘，比上引“豈社稷之臣”的責難又進了一步。案《北堂書鈔》卷五九引《晉中興書》：“卞壺為尚書令，奏王導居官無敬。”《初學記》卷一一、《太平禦覽》卷二零一引《晉中興書》，“居官無敬”均作“專任無敬”。“無敬”，當即晉律所謂“不敬”。《晉書》卷三零《刑法誌》張斐注律上表曰：“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卞壺以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事奏彈王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與晉律以“虧禮廢節”為“無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案卞壼所奏王導“無敬”、“不敬”，罪隻免官，與“大不敬”罪至棄市者本不相同，但程樹德《九朝律考》則將此二科混淆為一。其《漢律考》以涉此二科之例衷輯一處，不加區分；其《晉律考》但有“大不敬”，無“無敬”之例。其實，前於程氏之書的沈家本《漢律摭遺》卷三，已論“不敬”與“大不敬”並非一科，借未用卞壺奏彈王導之事以為例證。）。卞壺兩次罪責王導，此事與廈亮有無關係，史無明證。但是當庾、王矛盾滋生之時卞壺作此表現，無疑是對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導在受到卞壺前一次抨擊之後，仍然不顧嫌疑，私送郗鑒赴徐州之任，使卞壺再得口實。這足以證明庾亮用事以來，王導、郗鑒這兩個家族開始出現了密切關係，而這種密切關係當然是針對庾氏專權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亂後要想維持其家族勢力於不墜，必須在有實力的朝臣中尋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繼續存在，在當時又是約束庾氏專恣、穩定東晉政局的必要條件。郗鑒支持王導，王導聯結郗鑒，其背景就是這樣。家族之間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徑。宦，指仕途的提攜，如明帝時王導為司徒，辟郗鑒子郗曇。婚，指互為婚姻以相固結，如王氏兩代娶郗氏女。《世說新語·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晉書》卷八零《王羲之傳》略同，惟太傅作太尉。案太尉為郗鑒最後官位，死前一年始受。郗鑒未嘗作太傅，大傅蓋郗鑒死後贈官太宰之訛。太尉、太傅（太宰）皆以鑒最高官位稱鑒，史籍此例甚多，非謂郗、王婚事發生在郗鑒臨死前後。）郗鑒選中了王導侄王羲之，嫁女與焉。郗、王二族交好，所以郗氏求婿，首先選定琅邪王氏這一家族，然後於此家族範圍內訪求之。這就是說，婚姻先是求族，然後擇人。郗、王通家，子弟交遊甚密。《郗惜傳》惜在臨海，“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雲雲。王羲之蘭亭修禊中相與賦詩者有郗曇，詩見馮惟訥《詩紀》卷三三。王羲之《雜帖》，有不少與郗氏書柬，備見《法書要錄》。郗曇墓中有許多王羲之書法遺物，見《陳書·始興王伯茂傳》。郗、王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聯姻的事，是在成帝時特定條件下出現的。時過境遷，姻姬關係雖還存在，家族之間卻漸趨疏遠，甚至出現嫌隙。《世說新語·賢媛》：“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謝安、謝萬），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複往。’”此時陳郡謝氏門戶日就興旺，故郗夫人有此語。雖然如此，郗曇女仍嫁王羲之子獻之。《世說新語·德行》：“王子敬（獻之字）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雲：‘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注引《王氏譜》：“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法書要錄》卷一零載《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係為獻之求婚郗氏而寫的王氏“祖宗職諱”，所具王氏婚媾關係甚詳。獻之婚後離異，另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王氏棄舊圖新，攀援帝室，道義上有損，難逃內咎。這也許是王獻之臨死時上章首過（案上章首過為道家禮法，郗、王均道教世家。）的原因。不過，這些都是王導、郗鑒死後幾十年的事情，與王導、郗鑒並無關係。九九藏書網蘇峻之亂，又一次引起東晉政局的劇烈變動。原來，執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堅持征召有平王敦之功的流民帥蘇峻（時為曆陽太守）入朝，為蘇峻所拒，釀成動亂。亂平後京邑丘墟，物議沸騰。庾亮為了平息群情，不得不暫退一步，請求外鎮以求自效。鹹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中樞政柄又入王尋之手。王導修治殘缺，勉力經營。他否定了溫嶠請求遷都豫章、三吳豪傑請求遷都會稽之議，改善了帑藏空竭的困難狀況，政局又趨穩定。鹹和六年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王導，且命導無下拜，王導聲望達於頂點。但是這時王氏分處內外的兄弟群從輩死喪略儘，王氏門戶勢力遠不足以支撐王導當權，何況具有特殊地位的庾亮又近在肘腋之間。然而王導終於得以排除困難，掌握政權，使王氏家族地位曆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導自己“善處興廢”以外，主要是由於郗鑒屯駐京口，以軍事實力支持王導。郗鑒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鎮之後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東晉政局維持了表麵的平靜，沒有再出現類似王敦、蘇峻之亂那樣的內戰，東晉元氣得以緩慢複蘇，這是頗有積極意義的事。庾亮鎮蕪湖的次月，江州刺史溫嶠死。溫嶠原是北方劉琨所屬，奉劉琨之命南來勸進，又預平王敦之亂，為東晉功臣。王敦平後，溫嶠得居江州。溫嶠無王、庾那樣的門戶影響，也無上遊荊州陶侃那樣的軍事實力，隻是處於下遊庾、王與上遊陶侃之間的緩衝地位，起調節上下遊的作用。溫嶠死，朝廷以劉胤繼為江州。劉胤是列名於勸進表的北方流民首領邵續所遣赴建康的使者，在江左諸門閥士族間無所依傍。劉胤為江州，出於溫嶠之意。劉胤在出身、經曆以及與東晉政權關係等方麵，都與溫嶠相近。他受溫嶠薦，代溫嶠為江州，於理，江州仍當緩衝於上下遊勢力之間。但是劉胤“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商旅繼路，以私廢公”，為有司奏免。（《晉書》卷八一《劉胤傳》。《太平禦覽》卷三三引《三十國春秋》謂劉胤以疾被征為右將軍，與此異。劉胤貨殖，溫嶠熟知。《太平禦覽》卷七零四引《語林》：“劉承胤（胤字）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胤好賄，被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焉，與胡父諧賈。”按此當為劉胤為江州以前之事。）其時後將軍郭默應詔為右軍將軍。《晉書》卷六三《郭默傳》謂默“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默詐稱被詔誅胤，傳胤首於京師。王導似存心利用這一形勢控製江州於自己手中，削弱上遊方鎮，所以立刻承認這一既成事實，以郭默為江州刺史（案郭默在北方，原屬劉琨係統，見《晉書》卷六三《李矩傳》。郭默與溫嶠有舊，由他來繼替溫嶠江州刺史一職，符合王敦亂平後幾個家族劃分上遊勢力範圍的原則，這也許是王導允許郭默刺江州的根據。所以《陶侃傳》陶侃致書王導反對此舉時，隻是說“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之不當，而沒有說郭默不具備出刺江州的條件。陶侃殺郭默後吞並江州，破壞了長江流域的平衡局麵。）。荊州陶侃搶先下手，起兵討郭默，斬之，陶侃遂得以兼有荊江二州之地，破壞了平衡局麵。時在鹹和五年（330年）五月。郭默事起突兀，乍看似乎是武將火並，無關大局。但是尋繹史實，發現其中有一些甚可注意的問題。郭默本是北方一塢主，隻身南來，劉遐死後，得領遐部曲，預平蘇峻有功。論經曆和實力，郭默同樣是流民帥，所以蘇峻亂平以後郭默也有何去何從問題。《郭默傳》：“征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北堂書鈔》卷六四、《太平禦覽》卷二三八引《晉中興書》敘此事，稱郭默為“遠人”，郭默自謂為右軍將軍內輔是“更用虛名”。）。郭默以流民帥而遭疑忌，是意料中事；朝廷詔征入輔，實際上是欲奪其兵，與蘇峻當年境況一樣。從郭默事中，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一，郭默事是流民帥問題的餘波。二，郭默事發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遊之間的緩衝地位。相繼居江州的溫嶠、劉胤、郭默，就其身分和曆史背景而言有相似之處。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遊之間的以及下遊庾、王二族之間的矛盾，以圖獲利。其結果卻破壞了江州的緩衝地位，使江州成為此後上下遊爭奪的目標。三，陶侃近水樓台，先取江州，製造既成事實，逼迫王導承認，也逼迫庾亮承認（陶侃死後又發生庾、王二族中庾懌、王允之對江州的激烈爭奪，詳見本書第一一九頁。）。自此陶侃居上遊而坐大，不得不既與王導也與庾亮滋生新的矛盾。不過由於王導居中樞地位，與庾亮退避豫州者有所不同，所以陶、庾矛盾一般還超過不了陶、王矛盾，也超過不了庾、王矛盾。下麵，我們試就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以及在這些矛盾中郗鑒所起的作用，進行探索。《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案在鹹康中）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谘鑒，而鑒又不許。”郗鑒兩次不同意藩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是這一階段東晉政局得以相對穩定，內戰未再發生的關鍵所在。王導為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是他一貫作風，晚年更是如此。《世說新語·政事》：“丞相末年略不複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丞相末年”就是指鹹康中，也就是庾、王對峙最為緊張的時候。王導憒憒為政，主要目的是和輯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彆是使庾、王之間相安無事。王導在建康執政，必須有相當的武力留在身邊以為支持，因而不得不羅致武將趙胤、賈寧輩。《晉書》卷五七《趙誘傳》，謂趙胤父趙誘“淮南人也，世以將顯”，父子曆事王敦、王導，為琅邪王氏故舊。《晉書》卷七八《孔愉傳》，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顗）、應思遠（詹）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賈寧事跡見《世說新語·賞譽》“何次道嘗送東人”條注引《晉陽秋》及《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賈為長樂人，初自結於王敦所屬王應、諸葛瑤，後投蘇峻為其謀主，又降王導。看來賈寧也是琅邪王氏故舊，他雖曾與人共勸蘇峻殺王導等諸大臣，但降王導後仍被重用。王導所保全的降將，還有路永、匡術、匡孝等人。溫嶠曾反對王導褒顯降人之事，見《溫嶠傳》。王導欲引用匡孝，《王蒙傳》謂王蒙致箋王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會稽孔愉與從子孔群本與匡術有隙，王導為了保全匡術，令匡術於座勸孔群酒以釋孔氏之嫌。凡此諸事，都說明王導兄弟輩死亡既儘，實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護武人、降將，以供驅使，雖受到士族名士的強烈反對亦在所不顧。這些人客觀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導死後的事（《晉書》卷七三《庾翼傳》，翼於建元元年（343年）七月謀北伐，曾請路永出屯合肥。《晉書》卷八《穆帝紀》水和元年（345年）八月“石季龍將路永屯於壽春。”路永降石氏當即其出屯合肥以後事，時王導已死數年。）。王導雖以武人、降將為爪牙，但是在戰略上所依恃的，卻是以京口為屯兵之所的郗鑒。陶侃、庾亮欲起兵廢黜王導，都要谘之於郗鑒，而郗鑒則具有舉足輕重的否決之權。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鑒之意而勉強行事，勢必形成內戰，當權之輩飽受王敦、蘇峻之禍，是不敢貿然一試的。陶侃、庾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其情況分彆如下：，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案庾亮以鹹和四年（329年）鎮蕪湖，至鹹和九年陶侃死，始並有陶侃的荊、江之地而改鎮武昌。“蕪湖反覆”雲雲，自指庾亮於其舊治與郗鑒往複商酌陶侃欲廢王導之事。庾、郗終於以“時弊國危”為詞，勸阻陶侃；又以“方嶽道勝”相約，即方鎮聯合，以製中樞。當其任的方鎮，當然是指居武昌的荊州刺史陶侃，居蕪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鑒。這次廢王導之謀，是陶侃發動，郗鑒反對，庾亮居中斡旋。此事具體時間，當在鹹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蕪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殺江州刺史劉胤，王導循勢以郭默為江州刺史的時候。據《陶侃傳》，陶侃致書王導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為喻，殺氣騰騰（陶、王交惡，陶對王一貫盛氣相淩，咄咄逼人。《世說新語·方正》：“梅頤（案當作賾）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此可與“魯宰相”語參讀。）。王導仍曲為解釋說：“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化相赴，豈非遵養時晦（“遵養時晦”，晉人習用語，出《詩·周頌·酌》，意謂養其昧以成其惡，然後取之。）以定大事者耶？”陶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陶侃遂自起兵斬郭默，兼領荊、江。陶侃既不惜與中樞相抗而弄兵，估計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師順流下都。下都必經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蕪湖反覆”之事。庾亮與郗鑒箋續謂“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雲雲。案陶侃殺郭默之年，即鹹和五年，成帝正九歲，這是陶侃謀廢王導在鹹和五年的旁證。而所謂“以及成人”的時候，則是庾亮謀廢王導之年，即鹹康四至五年，時成帝十七歲至十八歲。陶侃之謀未遂，郗鑒堅持反對當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謀，不給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蘇峻亂前本不協調，積怨頗深，賴溫嶠彌合其間，始得共平蘇峻。蘇峻亂平後，庾、陶在共抗王導的問題上形成了某種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遊所形成的軍事壓力，既然可以壓王導，自然也可以壓庾亮。而且由於庾亮的豫州毗鄰江、荊，所感壓力比揚州更甚。《陶侃傳》侃“潛有窺箭之誌”，如果此誌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說，庾亮無寧是為了自保，才不得不對陶侃廢黜王導之謀采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庾亮雖對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畢竟“望非世族”，自知東晉門閥政治樊籬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曾請遜位還長沙國，死前又要求歸葬長沙，並移尋陽父母墓於封國之內，以示謙退。但是陶侃死後，庾亮終於蓄意消滅陶氏後人，鹹康五年又殺陶侃子陶稱。《真誥》卷一六《闡幽微第二》原注：庾亮鹹康六年於鎮病亡，“未病時乃獨見陶侃乘輿來讓之，於此得病而亡。”顏之推《還冤記》：“晉時庾亮誅陶稱後，鹹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雲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仆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誥》與《還冤記》中神怪情節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圖彌合並薦庾亮代鎮荊、江之事，當是可信的，可以補充正史。陶侃廢王導之謀，王導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鑒之助以外，還力圖加強自己在建康的實力，以備不虞。這又是王導重用降將的背景。鹹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荊等州，自蕪湖移鎮武昌。庾亮離蕪湖，建康暫釋重負，王導獲得部署力量的機會。鹹康元年（335年）四月，發生了石虎寇曆陽之事。此事疑點甚多，實際內容當是王導利用時機，製造口實，以便進行軍事調遣，加強自己在建康的地位（參看本書第一二零頁。）。《晉書》卷七《成帝記》於石虎入寇下記：“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遣將軍劉仕救曆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驟將軍路永戍牛諸，建武將軍工允之戍蕪湖。”案此諸人，趙胤為王導親信，路永為降將，劉仕亦武將為王導所信者，王允之則為王舒之子、王導之侄。他們各自率軍，同時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奪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紀》續雲：“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陳光其它事跡，尚見於《晉書》卷七七《蔡謨傳》，曰：蔡謨代郗鑒刺徐州鎮京口，“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陳光，《晉書》隻此二見（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汪藻《考異》“祖士少道王右軍”條注引王隱《晉書》及今本《晉書》卷八一《桓宣傳》，卷一零零《祖約傳》有邵陵人陳光，為流民帥，曾降桓宣，又投石勒，其事跡早於郗鑒遣陳光入衛京師數年，不是一人。）。他本為郗鑒部屬，奉派入衛建康，王導不疑而用之，遂成為殿中精銳之師，沒有再回歸郗鑒徐州建製。由此可見，王導利用時機以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得到郗鑒的大力支持。　《庾亮傳》庾亮致郗鑒箋雲：“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疑章句之誤），顧問未嘗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複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趙胤、賈寧、匡孝之輩，已見前。“春秋既盛，宜複子明辟，不稽首歸政”雲雲，指鹹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後王導猶不歸政於成帝。“師傅之尊”，指鹹康四年五月王導為太傅事。“行殊禮”，則成帝一朝多有（成帝幼時見導每拜；成帝給導手詔用“惶恐言”、“頓首言”、“敬白”；中書作詔用“敬問”；成帝幸王導宅，拜王導妻；導元正上殿，帝為之興；鹹和六年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導，等等。參本書第二頁及注。）。排比上述諸事年月，知庾亮所謀廢黜王導之事，當在鹹康四年五月王導為太傅至鹹康五年七月王導死前。庾亮致郗鑒箋，《通鑒》係於鹹康四年六月，是由於此月王導拜丞相，故以王導它事連類及之。我認為庾亮謀廢王導，事體甚大，當有某種機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種行動為之準備，像陶侃發兵誅郭默而有順流以廢王導之謀一樣。而鹹康四年史籍所載，上下遊之間並無特殊情況發生。第二年，即鹹康五年，庾亮突然從梁州魏興撤出其弟庾懌所部，千裡疾行，遠屯江州之半洲，增強了庾氏對建康的順流之勢（參本書第一二二頁。）。這一異常事態，疑與庾亮廢王導之謀有關。所以係庾亮此謀於鹹康五年，似更近實。庾、王矛盾，風傳甚廣。《王導傳》：“於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複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始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世說新語·雅量》“有往來者雲”條記此事，注引《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王導傳》亦有“於是讒間始息”之說。這些斷語，雖不甚符合曆史實際，但庾、王矛盾轉緩則是事實。庾亮廢王導之謀不遂，如《庾亮傳》之說，也是郗鑒起了決定作用。郗鑒以外，還有不讚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內，也有反對意見。征西長史孫盛曾密諫庾亮。《晉書》卷八二《孫盛傳》：“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孫盛所謂王導不肯為“凡人事”，當是庾亮以王導有篡晉之舉為起兵口實，而孫盛為之剖辯，庾亮因而納之。由此推測，庾亮致郗鑒箋謂“彼（王導）罪雖重”之語，除隱寓王導曾助長王敦亂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導在庾亮自蕪湖移鎮武昌後，已經不失時機地加強了建康上遊的防禦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輕舉妄動。庾、王交惡，當時人所共知。王導老謀深算，不事聲張，並圖杜絕“悠悠之口”，這是王導“善處興廢”的一種表現。但是隻靠王導的政治才能並不足以息庾亮之謀。郗鑒擁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導，才使鹹康政局未生大變，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墜。《庾亮傳》史臣曰：“……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庾亮〕與夫台、產、安、桀（呂台、呂產、上官安、上官桀，均西漢外戚之有逆跡者。），亦何以異哉！”鹹康五年七月至鹹康六年一月，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死亡，傾軋始告結束。論述郗鑒、王導關係時，不能不注意郗鑒在護衛王導之外，還有規王導所短的事實。唐寫本《世說新語·規箴》：郗鑒“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當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鬢厲色，上坐便言：‘方當永彆，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溜。王公攝其次曰：‘後麵未期，亦欲儘所懷，願公勿複談。’郗遂大瞠，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它本《世說新語》於此條甚多異字。如“……詣丞相，翹鬢厲色”作“……詣丞相，丞相翹鬢厲色”，重“丞相”二字，義不可通。又如“冰矜（矜）”作“冰衿”，亦誤。但它本亦有可正寫本之處，如“方當永彆”作“方當乖彆”，“辭殊不溜”作“辭殊不流”，均較寫本為長。）王導末年憒憒，頗有亂政，郗鑒厲色進言，必有糾其憒憒之政的具體意見。這正是郗鑒不在其位，旁觀者清以及郗鑒處亂世而有其方的表現，是王導所不能及的。東晉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變，變則乾戈擾攘，台城丘墟。社會的重心在門閥士族，一族強則思壓倒它族，遂成亂階。本非門閥士族的流民帥，亦思憑藉際遇，起兵謀利。螳螂在前，黃雀隨後，勝利者要想穩操政柄，是十分困難的。長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權，勢必在內亂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鑒引流民帥以平王敦，助王導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僅在司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蘇峻亂平後，江左相對安定，無內戰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於淮漢，息斯民於江左，郗鑒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巨大的。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三曰：“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執道經邦，東晉皇權不振，大臣更應如此。郗鑒南來後，最重要的邦國大計，莫過於協調當權諸門閥士族之間的關係，杜絕覬覦，以穩定一個抗胡政權，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鑒在這方麵的作為，與其它門閥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較，可稱述者較多，可指責者較少。王夫之所論，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