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鑒，高平金鄉人，漢獻帝時禦史大夫郗慮玄孫。郗慮是經學大師鄭玄的弟子。據《晉書》卷六七《郗鑒傳》，郗鑒“博覽經籍”，“以儒雅著”，不改郗慮家風，屬於東漢以來的儒學舊族。在兩晉之際，從時尚考慮，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彆顯達，人物又不預揮麈談玄之流，與王、裴諸族相比較，郗氏在士族階層中並不屬於很高的門第。郗鑒起家，據本傳說：“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又據《晉書》卷五六《江統傳》，東海王越於永嘉元年（307年）為兗州牧，以江統為彆駕，委以州事。江統應東海王越之命，舉郗鑒為賢良。這就是說，郗鑒通過江統，在政治上與東海王越有過一定的關係，但是並不深固。洛陽淪陷後，郗鑒未南渡，與宗族鄉黨千餘家保據嶧山（鄒山），受琅邪王司馬睿委署為兗州刺史，三年眾至數萬。以後，郗鑒被石勒侵逼，始輾轉南移，於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時距洛陽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紀瞻薦郗鑒於晉元帝，元帝征鑒為尚書，入居京都。關於郗鑒南來，《晉書》沒有明言其規模是率部還是舉家。陶弘景《真誥》卷一五《闡幽微第一》注曰：郗鑒“永昌元年率諸流民來渡江東”雲雲。從郗鑒南行先駐合肥，以後頻繁往來於合肥、建康之間的情況看來，郗鑒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來流民大體上是屯駐合肥，未得過江。流民帥所率流民不得過江而至建康，這在當時是通例，不獨郗鑒所部如此。所以《真誥》謂郗鑒“率諸流民來渡江東”，隻不過籠統言之，並不確切。郗鑒以流民帥的身分，置流民於合肥而本人被征入朝。征詔郗鑒，這是東晉元帝表示對他寄予信任的一種姿態，當然也有羈縻而觀察之的意思。郗鑒自不願置其所統部曲於不顧，使自己喪失可恃的實力。所以他本人繼續與所率流民保持聯係，頻繁地往還於合肥、建康之間。郗鑒南來之時，王敦叛亂已經開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轉徙方鎮，並殺戮“南北之望”的戴淵、周顗等人。但是，默許王敦興兵抗拒劉隗、刁協的士族人物，並不支持王敦篡奪東晉政權，太原王嶠、太原溫嶠、陳郡謝鯤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從弟王彬也反對王敦。王敦隻得暫還武昌，遙製朝政。明帝即位後，王敦準備再次起兵，乃移鎮姑孰，屯於湖，有另立東海王衝的圖謀（參本書第二五頁。）。明帝懼王敦之逼，出郗鑒鎮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為外援。王敦不願郗鑒以流民為朝廷犄角，乃表請郗鑒為尚書令，郗鑒隻得又返京都。這時距郗鑒南來剛過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門戶鬥爭的漩渦之中，成為影響東晉政局的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郗鑒重回建康，據本傳說，“遂與帝謀滅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信息。郗鑒滅王敦之謀，內容如何，史籍無征。據下年（太寧二年，324年）明帝討伐王敦時郗鑒的擘劃，參以《晉書》卷七四《桓彝傳》明帝將討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關於桓彝“引參密謀”之事，詳見本書第一六一頁。）之事，可知郗鑒所謀主要是用流民帥的兵力以製王敦。其時門閥士族雖不支持王敦篡奪，也還沒有堅決站在朝廷一邊。朝廷對王敦尚不具備明顯的優勢。所以明帝隻能籌之於較低的士族人物郗鑒、桓彝，而郗、桓籌兵，也隻能求之於門閥士族以外的流民。這是影響明、成兩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細細探索。明帝時，東晉的兵力狀況是十分困難的。擁兵強藩除王敦外，還有陶侃、祖約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鎮廣州，未能參預荊、揚事態。祖約在豫州，繼統祖逖軍隊，屯駐壽春，這支軍隊曆來不服王敦。《世說新語·豪爽》：“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逖）尚未鎮壽春，瞠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麵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此段文字，餘氏《箋疏》、徐氏《校箋》句讀均如此。我疑“諷旨”是諷朝廷之旨，故句讀以作“……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輢……”較勝，但未敢遽斷。）尊經閣本汪藻《考異》注曰：“舊雲‘王敦甚憚祖逖’。或雲王有異誌，祖曰：‘我在，伊何敢！’聞乃止。”但是祖氏與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約豫州之師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除了這幾處強藩以外，東晉軍既寡弱，又無糧廩。《晉書》卷二六《食貨誌》：“元帝為晉王（建武元年，317年），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晉書》卷七八《丁潭傳》：“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這些都是王敦之亂稍前的材料。《晉書》卷六七《溫嶠傳》溫嶠上軍國要務七條，“議奏多納之”。其第三條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並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須，待也。它本作雖。周家祿校勘記謂，“雖”下脫“難”字。若爾，此句當讀作“開荒雖難，一年之後即易。”案，兩讀皆可通，作須略勝。）一年之後即易。”《晉書》卷七零《劉超傳》，超入為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超以其為義興太守時的“義隨”為宿衛禁軍。《晉書》卷八八《孔坦傳》，朝廷使吳興內史孔坦募江淮流民（案當指江淮流民之散在吳興郡者。）為軍。這些都是王敦之亂稍後的材料。王敦亂前亂後，朝廷軍力軍食艱難，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亂中，情況應當也是這樣。看來無兵可用，是東晉朝廷麵臨的極大困難，解決的辦法隻有一途，就是儘可能征發流民。流民南來，情況各異，有的是分散行動，有的是由大族率領；有的零星流過長江，有的大股滯留江北。司馬睿南渡後，流民一度零散地湧入東吳，數量不少。《食貨誌》載應詹表曰：“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案指太興二年三吳大饑，死者甚夥之事），皆已反還。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複農官，功勞報償，皆如魏氏故事……。”應詹所謂流民反還江西，當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還者，多成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後東晉頒行給客製度以及征發流民為僮客者為兵，主要就是針對這些留在揚州江南諸郡流民的。揚州上遊，豫州一帶，亦有流民絡繹南行，被東晉政府攔截於江北。《晉書》卷五九《汝南王亮傳》附《西陽王美傳》：司馬差“南渡江，元帝承製，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複還。”司馬美“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羕官，詔不問。”案西陽王羕縱兵劫鈔之事。亦見《晉書》卷六六《陶侃傳》。永嘉時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宋書》卷九七《蠻傳》豫州蠻條：西陽有五水蠻，“所在並深阻，種落熾盛，曆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裡。”山夷當即此蠻。）。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西陽王羕左右詐為山夷以劫行旅，當即羕統流民以實中州時事。美還台後，流民南至江、荊之路始得通暢。《晉書》卷八一《劉胤傳》：“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裡，流人萬計，布在江州。”這是成帝鹹和時事，明帝時當已有此形勢。東晉揚州近郡，農民興發甚難，征流民為兵，就成為勢在必行之舉。尚在道路轉徒的流民，生計未立，無籍可稽，一般說來，還難於成為征發對象。對於他們，必須先有一個使之著籍的過程。眼下可以征發的，隻能限於已經庇托於大姓、定居營生的流民（使流民著籍而征發為兵，似是此時朝廷聚兵的一個主要途徑。另一個途徑是募兵。成帝鹹和時孔坦為吳興內史，朝廷“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因亂東還的殿中兵也有應募者，見《晉書》卷七八《孔坦傳》。元帝、明帝時當亦有募兵，不過難測數量多少。這種募兵大概不會是已著籍的流民。）。因此，晉元帝時出現了一些處置流民的法令。據《隋書》卷二四《食貨誌》，東晉之初，“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於是而有給客製度的出現。據《南齊書》卷一四《州郡誌》（上）南兗州條，晉元帝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太興四年（321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製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太興四年的給客製度限於流民之失籍者，地域隻是都下及揚州江南諸郡。製度規定流民皆條其名上有司，並規定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於主人戶中，其用意在於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這些流民。《晉書》卷九一《儒林·徐邈傳》，東莞徐澄之與臧琨率子弟並閭裡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遂世為京口人。依情理度之，徐氏、臧氏所率流民居京口者，以社會地位論，既有士有庶；以經濟狀況論，當有地主、僮客與自耕農。但要進一步指實這種區分，估計各自所占的比例，探究這些人所受給客製度的影響，則是困難的事。給客製度本身，還不是東晉直接征發流民為兵。但是流民既已著籍，東晉朝廷征發他們就有了根據，所以出現了同年所頒“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的詔令，見《晉書》卷六《元帝紀》。這是以詔令形式放免為私家僮客的流民而征發之，而其直接目的正是為了加強軍隊以對付王敦。“發僮”，當即《晉書》卷九八《王敦傳》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請誅劉隗疏中所謂“發良人奴，自為惠澤”之事，良人奴不是指良人之奴，而是指流民本為良人如今淪落為奴者；發以為兵，當即“兵家”，其身份同於客。“發客”，當亦是發以為“兵家”，例同《晉書》卷六九《刁協傳》“取將吏客使轉運”及同書卷六四《司馬元顯傳》發“免奴為客者”為兵。晉元帝在同一年之內所行給客製度和發僮客為兵二事，都是針對流民而發，都是為了對付王敦。所以被征發者，其萬人配劉隗鎮淮陰，萬人配戴淵鎮合肥，名曰備胡，但實際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同時，檢校流民也是為了限製南北大族蔭占流民的特權，這又成為王敦起兵的口實，成為南北大族多支持王敦起兵的一個重要原因。發流民之為僮客者為兵，被門閥士族視為一項可一而不可再的弊政。強發之兵也不甘驅使，沒有戰鬥力。所以王敦第一次南下時，劉隗、戴淵之兵還救京師，一戰即潰。雖然如此，當東晉麵臨王敦第二次起兵威脅的時候，東晉可以用來對付王敦的力量還是隻有流民。不過，朝廷絕不能再采取征發流民之為江南諸郡僮客者的老辦法，而是利用麇集在江北和淮域的流民集團，並且不破壞流民集團中原有的統屬關係。這就是太寧二年（324年）郗鑒與明帝密謀用流民帥的力量以對抗王敦的背景。郗鑒本人就是流民帥之一，他知道流民帥有為朝廷所用之可能，由他向明帝作出有關的建議，是比較合適的。屯駐於江淮之間受東晉委署的流民帥，多數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曆史。他們所統的武裝力量長期相隨，多少具有私兵性質。東晉朝廷不得不重視他們，又不敢放心大膽地使用他們。他們是東晉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賴的兵力。一般說來，東晉是按照流民帥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將軍之號，劃分大致的地盤，羈縻於長江之外，拒絕他們過江南來。對於已經到達或者將要到達長江的流民帥，東晉往往以軍事理由促其北返。祖逖率眾南來，行達泗口，琅邪王司馬睿“逆用”之為徐州刺史。後來祖逖率部眾一度過江，居於京口，但是立足未久，又受命以豫州刺史名義，率部北返，活動在淮北地區。蘇峻率部眾由青州泛海入長江，達於廣陵，不久也受命北返彭城作戰，曆官淮陵內史、蘭陵相。蔡豹以清河太守避難南行，司馬睿以為臨淮太守、徐州刺史。蔡豹本傳不謂率眾，但他在祖逖為徐州刺史時任徐州司馬，後來一直在江淮間與徐龕、石虎作戰，亦當是率眾南來不得過江的流民帥。庾敳之甥、褚裒從兄褚翜，曾為流民帥，率邑人自保於豫州界，後來單馬至許昌投奔行台荀藩、荀祖，遂至江東。褚翜雖無部曲或部曲無多，元帝猶出之江外，為淮南內史。在黃河南北抗拒石勒的邵續，曾列名勸進表，其婿劉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但劉遐之軍也隻是活動於下邳、彭城、泗口一帶，最南不過臨淮。一般說來，擁眾南來而止於江淮間的流民帥，或者門戶不高，或者雖有門戶背景但本人不具備名士風流旨趣，與東晉政權及當朝士族是格格不入的。祖逖出於北州舊姓，但據其本傳，逖本人“好俠”，“有豪氣”，史臣謂其“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亦為貪亂者矣。”蔡豹出陳留高門，而其本傳謂豹“有氣乾”，其素質不類士族子弟。蘇峻本傳謂其“本以單家，聚眾乾擾攘之際”，門第與品格均不得入於士流。劉遐、郭默諸將也都出自寒微，習於行陣。隻有郗鑒，門第條件初備，氣質出眾，足以出入門閥政治之中，故得以尚書之職征辟台城。但是郗鑒部屬仍然隻能屯駐合肥，他本人出鎮時也屢居江北，與上述諸人大體相同。名義上附晉的流民帥，曾長期置身於北方多種政治勢力之間，須隨時窺測形勢，以謀自存。他們南來後對於東晉政權若即若離，在政治上保留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甚至於玩忽朝命，跋扈專橫。他們雄據一方，各行其是，無王法亦無軍紀，有的還要靠打家劫舍，攔截行旅以籌給養，連祖逖所部也是這樣。《晉書》卷六二《祖逖傳》：祖逖“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盜竊攻剽，祖逖則分享贓貨。《世說新語·任誕》：“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忽南塘（案在秦淮河南岸）一出。’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抄，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祖逖的行徑，與北方塢主郭默“以漁舟抄東歸行旅”（《晉書》卷六三《郭默傳》）、魏浚“劫掠得穀麥”（同書同卷《魏浚傳》）完全一樣。尊貴如西陽王美，當其統流民於江西之時，也是放縱部屬“斷江劫掠”，與其它流民帥同。郗鑒本人，殺人越貨之事亦在所不免。《真誥》卷八《甄命授第四》：“郗回（案即郗鑒子愔，字方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惋（原注：謂應作怨字）主恒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太元真人答許長史。原注：郗回父鑒，清儉有忘（誌）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擺拚所致，不爾則在涼府（？）殺賊有濫也。”《真誥》卷十一、十二謂郗鑒為鬼官，《太平廣記》卷二八還有郗鑒為神仙之事。郗鑒為道教徒，本傳無征，但郗愔佞道則是確事。不管怎樣，《真誥》記郗鑒殺人越貨之事及其所作解釋，當有晉、宋史料或口碑為參考，不是妄言。流民帥南來附晉者在東晉門閥政治中無所依傍，一般說來一是力圖站穩腳跟，保全勢力，二是誌在立功，以求發展。東晉對他們的態度，雖視其效忠程度而有所不同（流民帥中效忠而為朝廷信任之例，如褚翜從淮南受戴淵之遣赴王敦之難，遂為京師五校之一。蘇峻之難，翜為侍中在成帝左右，有忠貞之譽。事見《晉書》卷七七《褚翜傳》。），但總的說來是嚴密防製的。祖逖矢誌北伐，義無反顧，對東晉無絲毫不臣之跡，但也不見容於晉室。其時琅邪王司馬睿以子司馬紹（案即後來的晉明帝）、司馬裒先後鎮廣陵，扼製南渡通道，實際上也有節製流民帥使不得南渡之意。王導以從弟王舒為司馬裒的司馬，無異在廣陵安排一支王與馬的聯合勢力。司馬裒旋死，王舒遂鎮廣陵。王舒在廣陵，節製流民帥不使南渡，非常嚴格。《晉書》卷八一《蔡豹傳》，豹退守下邳，徐龕擊其輜重，“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執豹，送至建康斬之。”蔡豹有戰敗之失，罪不至死，蔡豹之死，疑與他的流民帥身分以及企圖南來情節有關。流民帥在北方多少有過戰功，在阻滯石勒南下，保護江左政權方麵起過作用。正因為如此，東晉朝廷更是提防他們，唯恐他們有恃功反噬之心。這正是東晉政權非常虛弱，隻以門戶利益為重的一種表現。流民帥少有內輔京師以備宿衛的機會，與東晉政權互相猜忌，所以他們也都不願脫離自己的部屬和集團，貿然過江，以為朝廷緩急之用。他們最擔心的是被朝廷奪兵。祖逖過江，其兄納、弟約均居官建康，逖本人也曾被征為琅邪王軍谘祭酒，但逖仍居京口，不離部眾。王敦首次進逼京都，元帝曾召居蘭陵相的流民帥蘇峻討伐王敦，蘇峻觀望形勢，遲回不進，也是由於有所顧忌。此當為永昌元年（322年）春間之事，其時郗鑒尚未南來，流民帥與東晉朝廷之間，尚未打通關節。郗鑒與明帝密謀討伐王敦，在太寧元年（323年）八月間。翌年七月，王敦所遣王含、錢鳳之兵臨建康，越十五日即有蘇峻、劉遐等流民帥之兵迅援建康，扭轉了局勢，亂事悉平。由蘇峻受詔入援而“遲回不進”，到蘇峻等火速進衛建康，轉變如此之大，我認為必有郗鑒（可能還有桓彝）折衝於朝廷與流民帥之間所起的作用。但是事密無聞，今天隻能在零散史料中鉤稽探賾，以約略窺其梗概。關於劉遐、蘇峻諸軍入援始末，《晉書》紀傳散載事跡如下：《郗鑒傳》：太寧元年郗鑒自合肥還台，“遂與帝謀滅敦”。傳文既而敘王含、錢鳳攻逼京都，郗鑒固辭衛將軍軍號之事，而不言議召蘇峻、劉遐。《劉遐傳》：遐於太寧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未言有詔見召。《蘇峻傳》：王敦複反，郗鑒議召峻及劉遐入援。《王敦傳》：王導自建康遺王含書曰：“得征北（征北指王導從弟王邃。《元帝紀》永昌元年十月“以下邳內史王遐為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檄旨指同傳所載明帝討王敦之詔，其中調遣兵將一段提到劉遐、蘇峻，但通篇不及郗鑒。看來“不謀同辭”雲雲並非真正“不謀”，隻是王邃、王導不知或佯作不知郗鑒有密謀於其間，故有此語。《明帝紀》：太寧二年六月丁卯，廣設軍號，以王導為大都督，溫嶠、卞敦、應詹、郗鑒、庾亮、卞壺等各有軍務職守，其中郗鑒為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詔征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兗州刺史劉遐、臨淮太守蘇峻、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明帝紀》於軍事調遣交待清楚，隻是無點睛之筆，沒有點出擘劃主要來自郗鑒，以及郗鑒本人固辭軍號之事。記載此事近於全豹的，是《通鑒》。《通鑒》太寧二年六月丁卯記事，其廣設軍號以及以郗鑒為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據《明帝紀》；郗鑒固辭衛將軍軍號事，據《都鑒傳》：郗鑒請詔征蘇峻、劉遐，據《蘇峻傳》；劉遐、蘇峻軍迅速入援，據《劉遐傳》及《蘇峻傳》；於郗鑒所請詔征蘇、劉以外，還詔征王邃、陶瞻等人以為襯托，據《明帝紀》。《通鑒》敘事翔實可靠，隻是沒有把都鑒請詔征劉遐、蘇峻之事，及郗鑒與明帝謀滅王敦之事聯係起來考察。據我看來，前一事正是後一事的具體內容，因為滅王敦之謀首要的問題在於弄清有什麼武力可以使用。郗鑒請明帝詔征流民帥，有首策之功，所以得以在滅王敦之役中受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之命；但是由於他與明帝相處的曆史不長，他又不能不顧王導、庾亮、溫嶠、卞壺諸人而貿然出就衛將軍之職。郗鑒以流民帥的地位，為晉明帝擘劃用流民帥以滅王敦之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引流民帥入京都，對東晉有危險性，自然為當朝所忌諱。如果不是像都鑒這樣有一定的門戶背景和社會地位、與王敦勢力沒有瓜葛而又持重效忠的人，是不可能作出這種重要策劃的。郗鑒過江不早，與王、馬關係不深，但由於有此功勞，遂得躋身於江左門閥政治之中，而高平郗氏也得以在此後逐步上升為第一流僑姓士族。用流民帥解決朝政中的重大問題，雖收到很大的效果，但畢竟遺留了一些不利於朝廷的影響。蘇峻得曆陽內史職，控建康上遊門戶，驕溢自負，頗有異誌。他拒絕庾亮內征之命，說：“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優詔至，蘇峻仍不從詔，表請“乞補青州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蘇峻來自青州，部屬當多青州人，荒郡之請，表明他決計不脫離部屬而入輔朝廷。他對台使說：“往者國危累卵（案指王敦再叛之事），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案指庾亮）耳。”於是而有蘇峻、祖約的叛亂。至於劉遐，他在追逐王含時“頗放兵虜掠”，恣縱不羈。劉遐旋死，朝廷以其部曲給與單馬南奔的郭默，劉遐親戚故舊不樂他屬，遂以叛晉。郭默領劉遐部曲後報效東晉，助平蘇峻之亂，被征為右軍將軍。但是郭默以家世氣質論畢竟也是流民帥之流，如果沒有更為特殊的原因，也難在東晉門閥政治中安身立命。《晉書》卷六三《郭默傳》郭默謂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郭默也在平蘇峻、祖約之後被陶侃擒斬。於是，由郗鑒策劃而一度進入東晉政治領域的幾個重要的流民帥，都被消滅了。蘇峻其人其事，在東晉民間似乎還留有一些影響。《六朝事跡編類》“蔣帝廟”條謂“蘇峻之難，鐘山神同蔣侯為助，且曰：‘蘇峻為逆，當共誅鋤之。’後果斬峻。”但蘇峻敗死以後，建康民間曾立其像，稱蘇侯神。今本《搜神記》卷五、《北堂書鈔》卷一四五和《太平禦覽》卷九三六引《續搜神記》，都有蘇侯神事。《通典》卷五五《淫祠興廢》，謂東晉不典之祠非一，穆帝升平中何謹請汰廢淫祠，不果行。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蘇侯神當在禁中；孝武帝孝建初又修葺所禁神廟，並加蘇侯為驃騎大將軍。據《宋書》卷九九《元凶劭傳》，劉劭殺父自立後被圍困於建康，曾迎祀蘇峻像於宮內。南朝諸史載蘇侯神祠事不少，地點及於建康之上遊（如《南史》卷三二《張衝傳》）和下遊（如《南齊書》卷二八《崔祖思傳》）。蘇峻為晉叛臣而得於晉天子輦下立像受祀，其故難明。或者，蘇峻以流民帥入援，馳騁建康城下，自南塘大破錢鳳兵，奠立了滅王敦勝利基礎，晉人念其功而遺其過歟？姑誌於此，以備參考（本書撰寫既竟，得見川勝義雄《六朝貴族製社會的研究》（日本岩波書店1982年版），書中也注意到晉明帝聽從郗鑒建議，召蘇峻、劉遐援京師，依靠這些“北來兵團”平定了王敦之亂，並消滅了助王敦叛亂的吳興豪族沈氏、錢氏勢力這一事實（見該書第二二八至二三二頁《北來流入兵團和王敦之亂》一節），但並未細究原委。川勝先生為日本研究六朝史富有成績的學者之一，不幸於1984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