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為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和我們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這話，在緒論中，業已說過了。中國自有信史以來，環境可說未曾大變。北方的遊牧民族，憑恃武力，侵入我國的疆域之內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較落後，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它還不得不棄其生活方式而從我，所以經過若乾年之後，即為我們所同化。當其未被同化之時，因其人數甚少，其暴橫和掠奪，也是有一個限度的，而且為時不能甚久。所以我們未曾認為是極大的問題，而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以應之。至於外國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非無有。其中最親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則是古希臘文明，播布於東方的，從中國陸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後，即有輸入。其後大食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層建築，生活的基礎不變，說一種宗教，對於全社會真會有什麼大影響，是不確的。所以佛教輸入中國之後，並未能使中國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變化，以適應我們的生活了。讀第五十四章所述可見。其餘的文明，無論其為物質的、精神的，對社會上所生的影響，更其“其細已甚”。所以中國雖然不斷和外界接觸，而其所受的外來的影響甚微。至近代歐西的文明，乃能改變生活的基礎，而使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徹底起一個變化，我們應付的困難，就從此開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這個大變化上。西人的東來，有海、陸兩路。而海路又分兩路：一、自大西洋向東行，於公元1516年繞過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國。二、自大西洋向西行，於1492年發現美洲，1519年環繞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勢力的是西、葡，後來英、荷繼起，勢力反嫌疑，遂伏下了幾十年教案之根。至於通商，在當時從政治上看起來，並沒有維持的必要。既有畏惡外人的心理，就禁絕了，也未為不可的。但這是從推理上立說，事實上，一件事情的措置，總是受有實力的人的意見支配的。當時的通商，雖於國計民生無大關係，而在官和商，則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對於外人，不肯不剝削，就伏下了後來五口通商的禍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過是通商傳教的關係，至陸路則自始即有政治關係。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亞的民族，這是幾千年以來，曆史上持續不變的形勢。但到近代歐洲的勢力向外發展時，其情形也就變了。15世紀末葉，俄人脫離蒙古的羈絆而自立。其時可薩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薩克），為之東略。於是西伯利亞的廣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達鄂霍次克海，騷擾且及於黑龍江。清初因國內未平，無暇顧及外攘，至三藩既平，聖祖乃對外用兵。其結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條約》，訂定西以額爾古訥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師。此約中國得地極廣，然俄人認為係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鹹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當《尼布楚條約》簽訂時，中、俄的邊界問題，還隻限於東北方麵。其後外蒙古歸降中國（前此外蒙古對清，雖曾通商，實僅羈縻而已），於是俄、蒙的界務，亦成為中、俄的界務。乃有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規定額爾古訥河以西的邊界，至沙賓達巴哈為止。自此以西，仍屬未定之界。至1755、1759兩年，中國次第平定準部、回部，西北和俄國接界處尤多，其界線問題，亦延至鹹豐時方才解決。近代歐人的到廣東來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時，業經三百餘年了。此即所謂鹹豐戊午、庚申之役。此兩次的英、法條約，係將五口通商以後外人所得的權利，作一個總結束的。領事裁判，關稅協定，內地通商及遊曆、傳教，外國派遣使臣，都在此兩約中規定。美國的《天津條約》，雖在平和中交換，然因各約都有最惠國條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權利，美國亦不煩一兵而得享之。至於俄國，則自19世紀以還，漸以實力經營東方。至1850年頃，黑龍江北之地，實際殆已儘為所據。至1858年，遂迫脅黑龍江將軍奕山，訂立《璦琿條約》，儘割黑龍江以北，而將烏蘇裡江以東之地，作為兩國共管。1860年，又藉口調停英、法戰事，再立《北京條約》，並割烏蘇裡江以東。而西北邊界，應當如何分劃，亦在此約中規定了一個大概。先是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方麵，已許俄國通商，至是再開喀什噶爾，而海口通商及傳教之權，亦與各國一律。而且規定俄人得由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進京。京城和恰克圖間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於是蒙古、新疆的門戶，亦洞開了。總而言之：自1838年林則徐被派到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國訂立《北京條約》為止，中國初期與外國交涉的問題，告一結束。其所涉及的，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內地通商、遊曆、傳教，（三）稅則，（四）審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陸路通商，及（七）邊界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