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事了，謝謝。”一會兒後，二郎終於從眩暈中醒轉站了起來。隻是，他暫時提不起精神開口。他們——二郎、巡查與書生——驚恐地站在離屍體頗有一段距離的一個角落裡，彼此望著對方蒼白痙攣的麵孔。婆子和女傭光是瞥了一眼屍體的下半身就已經魂飛魄散了，留在走廊上不敢進來。“太慘了，這實在太慘了。”半晌，巡查扭開臉，聲音沙啞地喃喃自語，仿佛正說什麼不願讓彆人聽到的秘密似的。無怪乎大夥兒會被嚇得魂飛魄散。福田的屍體實在詭異，這顯然不是一般的命案。眾人第一次見識了無頭屍，原來肩九九藏書網上空無一物、僅剩軀乾的屍體竟是如此恐怖。一個沒有生命又渾身浴血的龐然大物軟綿綿地橫躺在地上。也就是說，凶殘的歹徒斬下並帶走了福田的頭顱。那副情景簡直是芳年（原名為月岡芳年（1839—1892），江戶末期至明治時代的浮世繪畫家。憑借《英名二十八眾句》等血淋淋的畫作（無慘繪）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畫家。明治維新後，更活躍在報紙插畫界。亂步對芳年的畫作十分欣賞，曾搜集了不少芳年的淒慘畫作品。）淒慘畫的翻版，令人恐懼得牙根打戰。芳年的畫在淒慘嚇人之中又蘊涵著一股濃情冶豔的美感，可眼前的可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實場景。從肩膀的橫斷麵上汩汩淌出血糊，一屋子難以名狀的血腥氣味，令人恐懼地牙齒咯咯磕碰著，全身上下汗毛倒豎，毛孔擴張，冰般的寒風直鑽進體內。但是，凶手究竟為什麼要帶走頭部呢？若凶手是強盜還能理解，即使是挾怨報複，殺掉對方也就能了結了。沒想到歹徒竟像舊時的義士，殺了人之後還砍下頭顱小心翼翼地帶走。以現代觀點來看，手段可謂極其怪誕。不，不，這宗命案的異常絕不僅於此，還有更加古怪的地方。撒在屍體上嬌嫩的野菊花、用橫笛吹奏而出的悲涼的送葬曲樂，連最細微的地方都顯得那麼典雅浪漫，平添了一股無以名狀的詭異。然而，不可思議的不止這些，還有更離奇的，光“不可思議”這四個字根本不足以形容，按理說人世間絕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對於先前每早送達密閉臥室中的預告信，眾人內心有種說不出的恐懼與納悶。眼下，不隻是一張紙，而是一個頭部憑空消失在密閉的房間裡。不，不單頭顱，殺害福田的凶手是怎麼潛入室內、又是怎麼離開的，除了魔術師的特技外，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釋。當然，這不是巡查或玉村二郎、書生等的推理能力能夠解答的。他們被鮮血淋漓的屍體嚇得魂不附體，甚至一時無法全盤理解時下狀況是多麼令人匪夷所思。所幸由於職業使然，巡查總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繼續茫然失措，他強忍著惡心，毅然走近屍體，儘責地查看了慘不忍睹的切口斷麵。脖子是被利刃——大概是鋸子——用不及專業外科醫師但也不失利落的手九*九*藏*書*網法割斷的。而理應是頭部位置的地毯上，血漿流了一地，已經快凝固了。接著，巡查又慎重地查找了床底下和家具後方。這次的搜索真是離奇又令人不安，巡查一開始認為分離的頭部或許藏在什麼看不見的角落裡，可惜讓他渾身不自在的查找仍然徒勞無功。另外，除了那散落得很規則的野菊花，室內找不出任何有關凶手的線索。訓練有素的巡查很清楚這種情況下該如何應變處理。他雖不像勒科克警探（在埃米爾·加博裡奧（Emile Gaboriau，1832—1873）的《勒滬菊命案》（L'Affaire Lerouge）及《偵探勒科克》（Monsieur Lecoq）中登場的法國名偵探。在《偵探勒科克——河畔悲劇》開頭，勒科克想到一個“用兩封信加一封電報，就可以從倫敦弄到五六百法郎的巧妙至極的辦法，最神奇的是絕不會引人懷疑。”之後他辭掉天文學家助手的工作，轉職為刑警。此外，作者筆下的他“約二十五六歲，有著一張光潔又年輕的麵孔。他野心勃勃，臉色雖有些蒼白，嘴唇卻如最豔麗的紅顏料般鮮紅，漆黑濃密的頭發垂覆額前。他個子不高，體格精悍勻稱，動作機敏，看得出有無限的精力”。《偵探勒科克》描寫了其活躍的年輕時代，和上司意見相左的他主張對現場進行無微不至的勘察，總是親自去現場。）那般野心勃勃，倒也恪守規定，將眾人請出臥室，關上破爛不堪的房門，儘其所能保全現場。儘管已經是深夜，仍打電話給警視廳，緊急彙報了事情的經過。一接獲緊急通報，警視廳便火速聯絡在家中待命的專案負責人波越警部。約一小時後，警部率領兩名刑警趕到現場。這段期間，巡查也沒閒著，檢查了玄關和後門的門鎖，尋找屋外是否留下腳印，並訊問用人等，有條不紊地做了他該做的每一件事，卻毫無收獲。庭院地麵乾爽，沒找到腳印，玄關和後門的門鎖也毫無異狀。當然，下人也都是一問三不知。波越警部抵達時，轄區警署人員和被害者的兄長玉村已隨同長男一郎趕到了，還有平日交情還不錯的鄰居，住宅裡一下子聚集了很多人。來人雖多，但整個宅子裡鴉雀無聲，他們好比走進一個啞巴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