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結束時，我必須暫停一下。隨著這一章，我那重重災難之鏈就以最初的環節開始了。我曾在巴黎最顯貴的兩個人家生活過，雖然我不怎樣善於處世，也免不了在那裡結識幾個人。特彆是，在杜賓夫人家裡，我認識了薩克森－哥特邦的儲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我又認識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於編印了一部很好的盧梭文集而知名文壇。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豐特親－蘇－波瓦去住一兩天，因為儲君在那裡有所房子。我們倆都去了。從範塞納監獄經過的時候，我一見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臉上的表情。晚飯時，儲君談起狄德羅被拘禁的事，男爵為了引我說話，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謹慎，我立刻為他辯護起來，其態度之激烈倒顯得我太不謹慎了。這種過分的熱心本是一個不幸的朋友引起來的，所以大家也都諒解，把話題岔到彆的事情上去了。當時在座的還有兩個德國人，都是隨侍儲君的。一個是克魯卜飛爾先生，富有機智，是儲君的私人牧師，後來頂掉了男爵，成了儲君的保傅；另一個是個青年人，叫格裡姆，他暫充儲君的侍讀，等著另找職業，他的服裝寒素就說明他是急需找職業的。就從那天晚上起，克魯卜飛爾和我開始結識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裡姆君的結識，發展得就不這樣迅速：他不怎麼肯露頭角，絕沒有後來時運亨通時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第二天午餐時，大家談起了音樂，他談得很好。我聽說他能用鋼琴伴奏，高興極了。飯後，主人叫拿樂譜來，我們就在儲君的鋼琴上演奏起來，搞了一整天。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這份友誼，對於我，先是那麼甜蜜，後來又是那麼可悲。在這一點上，將來我要大談特談的。一回到巴黎，我就聽到喜訊說狄德羅已經從城堡裡出來了，可以在範塞納監獄的房屋和園子裡活動，隻要不出這個範圍，還準許他接見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裡多麼難過啊！我因為有些要事，無法擺脫，在杜賓夫人家裡羈留了兩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樣，之後，我就飛奔到我的朋友的懷抱中了。真是難以形容的時刻啊！他當時不是單獨一人，達朗貝和聖堂的司庫和他關在一起。可是我一進門，眼裡看到的就隻有他一個人，我一個箭步，一聲大叫，就把臉貼在他的臉上，緊緊把他抱住，隻有眼淚和嗚咽，什麼話也沒有了。我激動和快樂得氣都喘不過來了。他掙脫我的臂膊後，第一個動作就是轉頭向那個教士，對他說：“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樣愛我。”當時我完全沉浸在激動之中，考慮不到這種利用我的激情來作自我表揚的態度，但是從那以後，我有時想到這件事，總覺得如果我處在狄德羅的地位，這絕不會是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念頭。我發現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給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雖然現在這裡已經相當舒適，還可以在園林裡自由散步，而園林連圍牆都沒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促進漢末重實之學到察本之風的轉變。著作另有《法論》、，才不至於儘往愁處想。毫無疑問，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惱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務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過一個下午。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彆熱。從巴黎到範塞納堡足有兩裡約。我手頭不寬裕，不能雇馬車，所以我一人去時就步行，下午兩點鐘出發，快快地走，好早點到達。路邊的樹，依當地的風尚，剪得禿禿的，幾乎沒有一點蔭涼。我常常又熱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動彈不得了。為著走慢一點，我就想了一個辦法，隨身帶一本書。有一天，我帶了一本《法蘭西信使》雜誌，邊走邊讀，忽然看到第戎學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個題目：《科學與藝術的進步是有助於傷風敗俗還是敦風化俗》。一看到這個題目，我登時就看到了另一個宇宙，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雖然我對得到的印象還記得非常真切，但是詳細情形自從我在致德·馬勒賽爾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裡寫出之後，我就完全忘記了。這是我的記憶力的一個奇特之點，值得說明一下。當我依賴它的時候，它就為我效勞，而一旦把內容付之筆墨，它就拋棄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經我寫出，就再也想不起來了。這個特點也體現在音樂裡。在我學習音樂之前，我會背許多歌曲，而當我學會了讀譜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記不得了。我懷疑在我最愛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還能有一支記得完整的。這件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範塞納堡時神情激動得近乎發狂。狄德羅看出來了，我就給他說明了原因，並把我在一棵橡樹底下用鉛筆寫出的一段擬法伯利西烏斯的演說詞讀給他聽。他鼓勵我把我的思想放手發揮下去廣延是兩種根本性質不同的類，心靈（思想）不能決定和影，寫出文章去應征。我照辦了，而且從這一刹那起，我就陷於萬劫不複的境地。此後，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這一刹那的狂妄產生出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議的速度激揚起來，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對真理、對自由、對道德的熱愛窒息掉了；而最足驚人的是這種狂熱在我的心田裡持續達四、五年之久，也許在任何彆人的心裡都不曾那樣激烈過。我寫這篇講演，方式很奇特，後來我在彆的著作裡。也幾乎一直用這種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寫講稿上麵。我閉著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腦子裡翻來覆去，等到我對這段文章感到滿意的時候，我就把它存到腦海裡，直到能落筆寫到紙上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費的時間，使我把這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到拿起筆來寫的時候，我擬好了的文章幾乎一點也想不起來了。於是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請勒·瓦瑟太太來權當秘書。在這以前，我已經把她和她的女兒、她的丈夫都搬到離我較近的地方來住了；就是她，為了讓我節省一個仆人，每天早晨來替我生爐子，做些雜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給她寫。這個辦法，我曾繼續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遺忘。這篇講演寫好後，我拿給狄德羅看，他很滿意，並且指出了幾個應該修改的地方。然而，這篇作品雖然熱情洋溢原本由朱熹季子朱在編定，後又有增補。有《晦庵集》、《晦，氣魄雄偉，卻完全缺乏邏輯與層次。在出自我的手筆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數它最弱於推理，最缺乏勻稱與諧和了。不過，不論你生來有多大才能，寫作藝術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學到手的。我把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裡姆以外，沒有跟任何彆人說過。自從他到弗裡森伯爵家以後，我和他來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鋼琴，這就做了我們聚會的場所，我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跟他圍在鋼琴旁邊度過了，我們從早到晚，或者毋寧說，從晚到早，無休無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誰要在杜賓家裡找不到我，準能在格裡姆家裡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聽戲。我本來有意大利劇院的長期入場券，但是他不喜歡這個劇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錢跟他一起到法蘭西劇院去，這個劇院是他愛得入迷的。最後，有一種如此強烈的吸引力把我跟這個青年人連結起來，使得我跟他難以分離，連那可憐的姨媽我都疏遠了。所謂疏遠，也就是說跟她相處的時候少了些，因為我對她的依戀心情，這一輩子也沒有一時一刻衰減過。我的空閒時間不多，不能兩頭兼顧，這就格外加強了我要跟戴萊絲住到一起來的念頭；我本來早就有這個念頭，隻是她家人口眾多，特彆是沒有錢置備家具，這就使我把這計劃一直擱了下來。這次出現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機會，我就利用上了。弗蘭格耶先生和杜賓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夠開支，主動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個金路易，而且杜賓夫人聽說我要自置家具，又幫了我一點忙。我們把戴萊絲原有的一點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內爾·聖奧諾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館裡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裡的住戶都是些正派人。我們儘力之所能把那裡布置了一下，安靜地、舒適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隱廬為止。戴萊絲的父親是個老好人，十分溫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刑事犯檢察官”。這個綽號犬儒主義見“犬儒學派”。，格裡姆後來又開著玩笑從母親頭上移到女兒頭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說不是不機靈；她甚至還以有上流社會的禮儀與風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詭秘的花言巧語叫我受不了；她教給女兒一些壞招，極力叫她在我麵前裝假，又分彆地奉承我的許多朋友，挑撥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跟我的關係。不過，她倒是個相當好的母親，因為這樣做於她自己是有好處的，她又為女兒掩蓋過失，從中得到利益。這個女人，雖然我對她小心照顧，無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禮物，一心一意隻想使她能疼愛我，但由於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她便成為我的小家庭裡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過；我還是可以說，我在這六、七年之中，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載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萊絲的心是一顆天使的心。我們的感情隨著我們的親密而增加，我們一天比一天更覺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們在一起時的樂趣是可以描寫出來的話，它們會以其簡單樸質而使人發笑的。我們在城外耳鬢廝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時，就闊氣地花上十個或八個蘇；我們當著那大窗口吃簡單的晚餐，麵對麵地坐在兩張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與窗口同寬的大木箱上。這時，窗台就是我們的桌子，我們呼吸著新鮮空氣，觀賞四周景物，看著過往行人，雖然在五層樓上，卻能一麵吃著，一麵恍若置身街道。這種晚餐，隻有半磅大麵包、幾個櫻桃、一小塊奶餅、四品脫葡萄酒，可誰能描寫得出，誰能感覺得到這種晚餐的妙趣呢？友誼啊，信任啊，親密啊，靈魂的溫馨啊！你們所配的作料是多麼美妙呀！有時我們不知不覺地在那兒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媽媽提醒我們，真想不到時間已經那麼晚了。但是這些細節還是撇開不談吧，它們會顯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這樣說、這樣感覺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語所能描寫出來的。差不多與此同時，我還有過一次較粗鄙的享樂，也是我應該引以自責的最後一次那樣的享樂。我曾說，克魯卜飛爾牧師是很可愛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亞於與格裡姆，並且後來處得也同樣親密。他們兩個有時也在我家吃飯。這些便餐，雖然太簡單一點，卻被克魯卜飛爾的妙趣橫生、如癲如狂的玩笑和格裡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語腔調搞得熱熱鬨鬨的——格裡姆那時還沒有成為法語純正癖者呢。我們的小飲宴不以口腹之樂為主，但是歡情洋溢足以補償其不足，我們彼此相處甚得，寸步不能相離。克魯卜飛爾在他的寓所裡包了一個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為他無力獨自養活她。有一天晚上，我們進咖啡館，遇到他正從咖啡館出來，要去那姑娘家進晚餐。我們嘲笑他。他報複得非常雅致，邀我們一起去姑娘家吃飯，轉而嘲笑我們。那個小可憐蟲似乎天性相當好，十分溫柔，還不很慣於她那一行，有個老鴇跟她在一起，極力訓練她。閒談和暢飲使我們樂而忘形。那位好克魯卜飛爾請客就要請得徹底，不能半途而廢：我們三人先後同那可憐的小丫頭到隔壁房裡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裡姆一口咬定說他沒有碰她，說他所以和她呆那麼久，是故意叫我們著急，拿我們尋開心的。可是，如果他這次當真沒有碰她的話，也頗不象是由於有所顧忌，因為他在搬進弗裡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這聖·羅什區的一些妓女家裡的。我從這個姑娘住的麻雀路出來，羞慚得和聖－普樂從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裡出來一樣，我寫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萊絲根據某種征象。特彆是根據我那種慌慌張張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麼虧心事，我為了減輕心頭負擔，馬上就一五一十對她明說了。幸虧我這樣做了，因為第二天格裡姆就得意洋洋地跑來對她述說我的罪過，並且添油加醋。從那時起，他總是一有機會就不懷好意地向她提起這段往事：關於這一點，他是特彆不應該的，因為我既然自覺自願地信任他，我就有權期待他不使我對此後悔。而對我的戴萊絲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沒有比這一次感覺更為深切的了。她嫌惡格裡姆的作風甚於抱怨我的薄幸，我隻挨了她一些纏綿而動人的責備，並沒有發現任何憤恨的痕跡。這個絕好的女子，心地有多麼忠厚，頭腦就有多麼簡單，這就夠說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還是值得補寫出來。我曾告訴她說克魯卜飛爾是個牧師兼薩克森－哥特儲君的私人牧師。一個牧師1883）印度印度教改革家。出生於富有的婆羅門家庭，年，對她說來，是那麼獨特的一種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乾的許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來，竟把克魯卜飛爾當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來聽她說教皇曾來看我，我以為她瘋了。我叫她解釋給我聽，然後，我就趕忙跑去把這個故事告訴格裡姆和克魯卜飛爾。我們從此就把克魯卜飛爾稱之為教皇。我們又把麻雀路的那個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貞妮。這樣一來就笑得沒完沒了，笑得氣都喘不過來。有人硬說我曾在一封信中——這是借我自己的口說——說我平生隻笑過兩次，這種人是不曾認識那個時代的我，也不認識少年時代的我的，否則，他們是絕不會想出這種話來的。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經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聽說它在第戎得獎了。這個消息又喚醒了我寫出那篇文章時的全部觀點，並且對這些觀點賦予了新的力量，終於使我的父親、我的祖國、以及普魯塔克在我童年時代灌輸到我心中的那種英雄主義與道德觀念的原始酵母開始發作起來了。從此我就覺得做一個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無視財富與物議而傲然自得，才是最偉大、最美好的。雖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對彆人嗤笑的畏懼，阻止我立即照這些原則行事，阻止我與當時的信條公開決絕，我卻從此下定決心，隻等到種種矛盾刺激我的意誌，自信確能勝利的時候，便毫不遲疑地付諸實踐。當我正對人類的種種義務進行哲學探討的時候，有一件事又來促使我對自己的義務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萊絲第三次懷孕了。由於我對自己太真誠，由於我的內心太高傲，決不願拿我的行動來否定我的原則，我便開始檢討我的孩子們的前途以及我和他們母親的關係。我根據的是自然、正義和理性的法則，是宗教的法則——這個宗教是和它的創造者一樣純粹、神聖和永恒的，而人們卻裝模作樣，說要純化它，實際上把它反而玷汙了。人們用他們自己的公式，把它化為一種說空話的宗教，因為訂立條規而自己卻免除實踐的義務，自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辦到的事都—一規定出來。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固然是估計錯了，我在這樣做時心靈的寧靜卻是再驚人不過的。如果我是那種天生的壞人，聽不到大自然的親切呼聲，內心裡從來沒有萌發過任何真正的正義感和人道感，那麼神遺囑》、《唯物主義曆史觀》等。其著述編為《普列漢諾夫，這種硬心腸倒是極其簡單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腸是那樣熱烈，感情是那樣銳敏；我是那樣易於鐘情，一鐘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強烈的控製，需要舍棄時又感到這麼心碎；我對人類生來就這麼親切，又這麼熱愛偉大、真、美與正義；我這麼痛恨任何類型的邪惡，又這麼不能記仇、害人，甚至連這樣的念頭都沒有過；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邁的、可愛的東西又這麼心腸發軟，受到這麼強烈而甘美的感動——所有這一切竟能在同一個靈魂裡，跟那種肆意踐踏最美好的義務的敗壞道德的行為協調起來嗎？不能，我感覺到不能，我大聲疾呼地說不能，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讓－雅克這一輩子也不曾有一時一刻是一個無情的、無心腸的人，一個失掉天性的父親。我可能是做錯了，卻不可能有這樣硬的心腸。如果我要陳述理由的話，那就說來話長。既然這些理由曾經能誘惑我，它們也就能誘惑很多彆的人，我不願意讓將來可能讀到我這本書的青年人再去讓自己受到同樣錯誤的蒙蔽。我隻想說明一點，那就是我的錯誤在於當我因為無力撫養我的幾個孩子而把他們交出去由國家教育的時候，當我準備讓他們成為工人、農民而不讓他們變成冒險家和財富追求者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做了一個公民和慈父所應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圖共和國的一分子了。從那時起，我內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訴我過去是想錯了；但是，我的理智卻從沒有給予我同樣的警告，我還時常感謝上蒼保佑了他們，使他們由於這樣的處理而免於遭到他們父親的命運，也免於遭到我萬一被迫遺棄他們時便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命運。如果我把他們撇給了埃皮奈夫人或盧森堡夫人——她們後來或出於友誼，或出於慷慨，或出於其他動機，都曾表示願意撫養他們，他們會不會就幸福些呢？至少，會不會被撫養成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斷定，人家會使他們怨恨他們的父母，也許還會出賣他們的父母：這就萬萬不如讓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為好。因此我的第三個孩子又跟頭兩個一樣，被送到育嬰堂去了，後來的兩個仍然作了同樣的處理：我一共有過五個孩子。這種處理，當時在我看來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沒有公開地誇耀自己，完全是為著顧全母親的麵子。但是，凡是知道我們倆之間的關係的人，我都告訴了，我告訴過狄德羅，告訴過格裡姆，後來我又告訴過埃皮奈夫人，再往後，我還告訴過盧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訴他們的時候，都是毫不免強、坦白直率的，並不是出於無奈。我若想瞞過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為古安小姐為人篤實，嘴很緊，我完全信得過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關係而告知實情的是蒂埃裡醫生，我那可憐的“姨媽”有一次難產，他曾來為她診治。總之，我對我的行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為我從來就不知道有什麼事要瞞過我的朋友，也因為實際上我對這件事看不出一點不對的地方。權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覺得我為我的孩子們選擇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說，我所認為的最好的前途。我過去恨不得，現在還是恨不得自己小時候也受到和他們一樣的教養。當我這樣吐露衷腸的時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腸，但不是抱著同樣無私的目的。我曾把她們——她和她的女兒——介紹給杜賓夫人，杜賓夫人看我的情麵，愛護她們無微不至。母親就把女兒的秘密全都告訴了杜賓夫人。杜賓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沒有告訴杜賓夫人我已經如何不顧自己收入微薄而儘力供養她們，所以杜賓夫人又另外予以供應。這種隆情厚誼，女兒受著母親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間一直瞞著我。隻是到了退隱廬，在好幾砍傾談彆的事情之後，她才把實情吐露出來。我那時並不知道杜賓夫人對我們的事了解得這麼一清二楚，因為她從來沒有向我作過絲毫透露；就是現在，我也還不曉得她的媳婦舍農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樣知道我們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兒媳弗蘭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並且肚子裡留不住話。她第二年就跟我談起了這件事，那時我已經離開她家了，這就迫使我不得不為這個問題給她寫了一封信，稿存函劄集。我在這封信裡所陳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說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決定性的理由倒是來自這一方麵的，我卻沒有說。杜賓夫人的謹慎和舍農索夫人的友誼，我都是信得過的，我同樣也信得過弗蘭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蘭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傳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這個秘密從來隻能被我私下告訴過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實上也隻是我跟他們決裂之後才被泄漏出去的。單憑這一事實來，作品是有待讀者去充實意思的流動結構，而不是現實的，人們就可以對他們作出評價：我不想推卸我所應受的譴責，我願意接受這種譴責，但是不願接受由於他們的邪惡而發出的譴責。我的罪過是大的，但隻是一種錯誤：我忽視了我的義務，然而害人的念頭卻不曾鑽進我的心頭；我對於根本不曾見過的孩子的父愛自然不會強烈。但是，出賣朋友的信任，違背最神聖的許諾，把我們胸中的秘密公開出去，恣意敗壞一個受過我們欺騙而在離開我們的時候依然尊重我們的朋友的名譽，這一切就不是過失，而是靈魂的卑汙和醜惡了。我曾許願寫我的懺悔錄，而不是寫我的辯護書；因此，關於這一點，我就說到這裡為止吧。說真話在我，說公道話在讀者。我向讀者永遠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舍農索先生的結婚使我覺得他母親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個十分可愛的少婦，而在為杜賓先生辦理公文函件的人們之中，她對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羅什舒阿爾子爵夫人的獨生女，而羅什舒阿爾夫人則是弗裡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過他也就成了格裡姆的至友。然而，格裡姆之所以能進女兒的家門，還是我介紹的。但是他們兩人氣味不相投，這段結識無什麼結果。格裡姆從那時起就一心巴結權勢了，他寧願跟母親做朋友，不願跟女兒做朋友，因為母親在上流社會交遊甚廣，而女兒隻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陰謀，也不想攀高結貴。杜賓夫人在舍農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預期的順從，便讓她獨自一人在家裡過著寂寞的日子，而舍農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許也以出身自豪，寧願放棄社交界的樂趣，幾乎獨自一人守在自己屋裡，而不願受她生來就不習慣的那種管束。這種流放式的生活加強了我對她的感情，因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發現她喜愛空想，尋根問底，有時帶點兒詭辯色彩。她的談吐，絕不象是一個剛從女修院辦的學校出來的少婦，對於我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還不到二十歲。她膚色白皙，光澤照人。如果她講究一點姿態的話，身段會是端莊而秀美的。她的頭發金黃帶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憐的媽媽青春時期的頭發，因而攪得我心緒十分不寧。但是，我給我自己製訂的、並且決心不惜任何犧牲予以遵守的那些嚴格的行為準則，保證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誘惑。整整一個夏季，我每天跟她麵對麵坐三、四個鐘頭，一本正經地教她做算術，拿我那些無窮無儘的數目字去討她的厭煩，沒有對她說過一句風流活，也沒有向她送過一個秋波。要是再過五、六年的話，我就沒有那麼聰明，或者說，也就沒有那麼傻氣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輩子隻能有一次真正用愛情去戀愛。不是她，而是另外一個人將占有我的心靈的最初的同時也是最後的歎息。自從我在杜賓夫人家裡生活以來，我始終是滿足於我的現狀的，沒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願望。她和弗蘭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於他們的主動。這一年，弗蘭格耶先生因為一天比一天對我好修行方法，而非哲學觀點。大量印度古籍提到作為修行方法，就想讓我再寬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財務總管，他的出納員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發了財，想退休了。弗蘭格耶先生就請我頂這個缺；為了勝任起見，我有幾個星期都經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學些必要的知識。但是也許因為我缺乏擔任這種職位的才能，也許因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個繼承人——不儘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識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亂了的賬目總是不能很好地鑽到我的頭腦裡來。然而，我儘管未能得其精微，還能略知梗概，足夠把這一行乾得順順當當的、我甚至開始履行職務了。我既管登記，又管庫存；我收支現款，簽收票據；雖然我對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興趣，可是年齡的成熟開始叫我老實了，我決計克服我的憎惡，用全副精力來乾這一行。不幸當我已開始走上軌道的時候，弗蘭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間，他的金庫就由我一人負責了，當時庫裡的現款其實也不過二萬五千到三萬法郎。這項信托給我的操勞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覺到我絕不是做出納員的材料，我毫不懷疑我在他公出時感到的那種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來後我患的那場大病。我在我這部書的第一部裡已經說過，我生下來就是半死不活的。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幼年幾乎不斷地患尿閉症；我的蘇森姑姑負責照護我，她為保全我的生命而受的辛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她到底成功了，我的健壯的體質終於占了上風，在少年時期，我的健康完全穩定下來，以至於除了我敘述過的那次虛弱病以及稍微受熱就感到小便頻頻使我常感不便外，我一直到三十歲都差不多沒有再發過我那初期的殘疾。這殘疾的第一次的複發是在我到達威尼斯的時候。旅行的勞累和那陣酷熱使我患了便灼和腰痛，直到入冬才好。我接觸了帕多瓦姑娘之後，以為沒有命了，結果卻並不曾有任何不適之處。我對我那徐麗埃妲是縈懷多於身體的戕害的，經過一度疲困之後，身體反倒比以前更好了。隻是在狄德羅被捕以後，我在當時那種酷熱天氣下常跑範塞納堡，結果受了熱，才得了強烈的腎絞痛。打這場病以後，我就一直沒有能恢複我初期的健康了。在我現在談的這個時期，也許由於為那個該死的金庫搞些討厭的工作，稍微累了一點，我的身體又垮了下來，比以前垮得還要厲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個星期，慘不堪言。杜賓夫人請名醫莫朗來給我診治，他雖然手術靈敏而又精細，卻使我受到難以置信的痛楚，並且始終不能用探條確診我的病根。他勸我找達朗看，達朗的探條軟些，果然插進患處了；但是莫朗向杜賓夫人報告我的病情時，說我至多隻能活六個月。這種話，傳到我耳朵裡來，就促使我對當時的處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餘不多了，為了我本來隻感到憎惡的一個職務而受著拘束，犧牲掉這點餘生的寧靜和樂趣，該是多麼愚蠢呀。而且，我已經抱定的那些嚴格的生活原則，和一個太不適合於這些原則的職位，怎麼能調和起來呢？做一個財務總管的出納員而來宣揚淡泊和安貧，這能說得過去嗎？這些想法隨著高燒在我的腦子裡醞釀起來，盤根錯節，從此再也不能從我腦子裡排遣掉；在病後休養時期，我就把我在高燒中所采取的這些決定又冷靜地肯定下來。我永遠拋棄任何發財和上進的計劃。我既決定在獨立和貧窮中度過我的餘生，我就竭儘我靈魂的全力去掙斷時論的枷鎖，勇敢地做著我所認為善的一切，毫不顧忌彆人的毀譽。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礙以及為戰勝障礙而所要作出的那種努力，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總算儘量做到了，並且超過了我自己原來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擺脫輿論的束縛一樣擺脫了友誼的束縛，我一定就把我這個計劃實現了——這個計劃也許是塵世上人所能設想的最偉大的計劃，至少也是最有益於道德的計劃；然而，我一麵蔑視那庸俗的一群所謂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謬的評說，一麵卻又聽憑我那些所謂朋友們的擺布，讓他們把我象小孩子一樣牽著走，而這些所謂的朋友們看我獨自走在一條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來了，他們表麵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實際上卻努力使我成為笑柄。他們首先極力貶低我，以便最後達到敗壞我的名譽的目的。引起他們對我忌妒的，還不是我在文壇上的成名，而是我在這裡開始的那種個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寫作藝術上出點鋒頭，也許他們還能原諒，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在行為上樹立一個似乎使他們寢食不安的榜樣。我生來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氣平易而又溫和，很容易產生友誼。在我默默無聞的時候，凡是認識我的人一直都愛我，我沒有一個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個朋友也沒有了。這是個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邊儘是自稱為朋友的人，他們利用這個名義給予他們的權利來把我拖到萬劫不複的地步。我這部回憶錄的後麵部分將揭露這一可憎的陰謀，我在這裡隻說明這個陰謀的起源；人們不久就會看到這個陰謀怎樣結下第一個圈套的。我想獨立生活，就必須有個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替人抄樂譜，按頁數計酬。如果有什麼更可靠的工作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我也會做的；但是這種技能既適合我的愛好創辦了《萊茵時報》。主張德國哲學應成為“行動的哲學”。提，又唯一能使我不屈從於人而逐日獲得麵包，我就認定了這個工作。我認為我從此不必再憂慮前途了，我把虛榮心也壓下去了，於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納員一變而為樂譜抄繕人。我認為這項選擇給我帶來的好處很多，就毫無後悔之意，將來隻有迫不得已時才丟開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還是要重理舊業的。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這個決心更易於實現了。文章一得獎，狄德羅就負責叫人把它印了出來。我還臥病在床的時候，他就寫了短函，報告我文章出版的情況和它所產生的效果。短函裡說：“真是直衝九霄；這樣的成功還沒有前例呢。”這種社會大眾的賞識絕不是鑽營得來，而且又是對一個無名作者，這就使我對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對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時為止，儘管內心裡有所感覺，總還是有些懷疑。我立刻看出，利用這個成功，對於我正準備執行的那個獨立生活的計劃，將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個在文壇上有點名聲的抄繕人，工作大概是不會缺乏的。我的決心一旦下定，就寫一封短函給弗蘭格耶先生，通知他這件事，謝謝他和杜賓夫人的種種盛情，並且要求他們多多幫忙。弗蘭格耶一點也不明白我這封信的意思，以為我還在夢囈呢，便趕快跑到我家裡來。但是他發現我太堅定了，無法挽回，就跑去告訴杜賓夫人，告訴所有的人，說我瘋了。他說他的，我做我的。我從服飾上開始實現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鍍金的飾物和白色的襪子，戴上一個圓假發，取下佩劍，把表賣掉，我心裡異常高興地說；“謝天謝地；我以後不需要知道鐘點了。”弗蘭格耶先生很客氣，等了很久沒有把他的金庫交給彆人。最後，他看我已經堅定不移，才把它交給達裡巴爾先生了，達裡巴爾先生以前是小舍農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誌》一書而在植物學界知名。不管我那蔚為大觀的改革是如何嚴峻，起初我還沒有把它推廣到我的內衣上來。我的內衣很漂亮，數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時的行裝的剩餘，我對它特彆愛好。由於講究乾淨組織集團法國薩特的用語。集團形成的第三種形態。有，我曾把它變成了一種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許多錢。後來有人給我幫了一個大忙，使我擺脫了這種物質欲的束縛。聖誕節的前夕，當我的兩位女總督在做晚禱，我也在聽聖詩音樂會的時候，有人把閣樓的門撬開了，把裡麵剛洗過晾著的我們的全部內衣偷個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襯衫，都是上等細麻紗的，是我內衣櫃裡的精華。鄰居中有人曾看見一個人從公寓裡出去，帶了幾個大包，據他們描述的模樣，戴萊絲和我都懷疑是她的哥哥，他是眾所周知的大壞蛋。母親憤憤地否定這個懷疑，但是不管她怎樣說，證實這懷疑的跡象太多了，所以這種懷疑一直存在我們心裡。我不敢作嚴密的調查，因為怕發現的事實超過我所願意知道的程度。這個哥哥從此不再到我家來了，最後完全失蹤了。我怨戴萊絲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這樣一個複雜的家庭，於是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懇切地勸她趕快擺脫這麼一個危險的家庭。這件事把我愛漂亮內衣的癖好醫好了，從此以後，我隻容很普通的內衣，這就跟我裝束的其餘部分比較協調了。這樣一來，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後我隻想到如何使這種改革鞏固起來，持續下去；我極力把彆人對我的非議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時怕人指責的顧慮拋到腦後。由於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決心也出了名，這給我招來許多主顧；因而我一開始營業就相當成功。然而，有好幾個原因使我不能達到在彆的情況下可能達到的那麼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體不好，我剛害過的那場病還有些後遺症，一直沒能讓我恢複到原來那樣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賴的醫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後找過莫朗、達朗、愛爾維修斯、馬魯安、蒂埃裡，他們都很有學問，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給我治病，卻並不能減輕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體力。我越是遵循他們的教導，我就越黃、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們嚇壞了，我根據他們的藥效來衡量我的病況，使我看到未死之前隻有一連串的痛楚，又是尿閉，又是砂淋，又是結石。凡是能給彆人減輕病痛的辦法，如湯藥，沐浴，放血等，都隻能加劇我的病痛。我發現隻有達朗的探條有點效力，能夠暫時減輕一下痛苦，我認為沒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錢買了大量探條存著，以備萬一達朗去世，我也終身有探條可用。在八九年當中，我經常用這種探條，連同存在手邊的一齊計算，我買探條的錢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顯然，這樣耗錢、這樣痛苦、這樣難受的治療，是不會讓我專心致誌去工作的，不會讓一個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勁頭去謀求他逐日的麵包的。文學方麵的工作又構成了另一種分心，對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於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藝衛道士就不約而同地撲到我身上來了。我一看，那麼多的若斯先生連問題都沒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師的派頭來下斷語，我就拿起筆來，狠狠地教訓了他們幾個，使得沒有人敢支持他們。有個什麼戈蒂埃先生，南錫人，是第一個倒在我的筆下的。在我寫給格裡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結結實實地教訓了一番。第二個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卻沒有肯跟我較量下去。承他那麼看得起我，我在答複他時不得不換個筆調，我采取了一種更加莊重的筆調，但同樣強硬有力；我一方麵不對作者失敬，另一方麵卻又充分駁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個耶穌會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裡插過手。我就憑我的判斷，辨彆出哪些是國王的手筆，哪些是僧侶的手筆；我毫不留情地抨擊所有耶穌會派的語句，順便還抓住了一個顛倒時代的錯誤，這個錯誤，我深信隻有那神父才搞得出來的。這篇文章，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象我彆的文章那樣出名，但直到現在為止，在它那一類型中是篇獨一無二的作品。我抓住這個送上門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使公眾知道，一個平頭百姓也能捍衛真理，乃至和一個君主抗衡。同時也很難選擇一種筆調，能比我為答複他而采取的筆調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總算很幸運，遇到這樣一個對手，我心裡對他充滿著欽敬之忱，又能把這欽敬之忱向他表達出來而不失之於諂佞；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卻又始終不失身份。我的朋友們為我驚慌起來，以為我巴士底獄是坐定了。這種畏懼，我連片刻都不曾有過。我完全做對了。那位善良的國王看到我的答複之後說：“我領教了，再也不惹他了。”從那時候起，我就受到他種種不同的欽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幾次我將來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國和歐洲平平安安地流傳，沒有誰再從中尋找可指摘之處了。不多時以後，我又有了另外一個文敵，是我沒有料想到的，就是裡昂的那位博爾德先生。十年前他曾對我很表好感，幫過我好幾次忙。我並沒有忘記他理學、自然神論、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部分。在資產，但是由於懶，就把他疏忽了；我沒有把我的所有作品送給他，因為沒有現成的機會，這就是我的不是了；於是他就攻擊我，不過還算客氣，我也答複得同樣客氣。隨後他又進一步駁我，這就使我寫出了最後一篇答複，他對這篇答複沒有再說第二句話，可是他成了我最凶惡的敵人，抓住我倒黴的時候寫了些惡毒的謗書來攻擊我，而且為了加害於我，還特地跑了一趟倫敦。這場筆戰使我忙得不可開交，浪費了許多抄樂譜的時間，於真理的闡揚既無多大補益，於我的錢囊更沒有帶來進項，當時我的書商叫比索，他付給我那些小冊子的報酬總是很少，常常一點都不給。就拿我第一篇文章為例吧，我就沒有得到一文錢：狄德羅是白送給他的。他為我的小冊子給我的那點錢也需要等候很久，一個蘇一個蘇地向他要。這時候，我抄樂譜的工作不行了。我同時乾著兩個行業：這正是兩敗俱傷的辦法。這兩種行業還在另一方麵互相矛盾著，因為它們逼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時髦人物。我選定的職業又刺激著人們的好奇心，人們總是想認識一下這個怪人：他不求任何人，隻想生活得自由自在，樂其所樂，彆的什麼也不管。這樣一來，我的計劃全被破壞了。我的房間裡總有客人，他們以種種不同的借口來侵占我的時間。女士們耍出種種手腕邀我做她們的座上客。我越粗聲厲氣地對人，人家就越發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絕掉呀。要拒絕就得招來無數的仇人，要敷衍就得聽人家擺布。不管我怎樣應付，一天裡沒有一個鐘頭時間是屬於我的。於是我感覺到，想過清貧而獨立的生活，並不總是象自己所想象的那麼容易。我願意靠我的手藝生活，公眾卻不願意。人們千方百計來彌補他們使我受到的時間損失。不久，我簡直要和傀儡戲裡的滑稽小醜一樣學提供一般的理論基矗在古代，各國哲學家中都有關於法，幾個錢看一次了。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更屈辱人、更殘酷無情的奴役生活了。我對此沒有彆的辦法，隻有拒絕一切大大小小的饋贈。對誰也不例外。這一切做法反而招來許多送禮的人，他們要有戰勝我的拒絕的光榮，不管我願意不願意，都要強迫我去領情。如果向他要的話，有的人連一個埃居也不會給我，現在卻不斷來麻煩我，向我送這樣，送那樣，一看所有的禮物都被我退回了，為著報複，便罵我的拒絕是傲慢，是擺架子。很顯然，我所抱定的決心，我所要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的。女兒呢，她雖然不計私利，卻擋不住聽從母9９ｌｉb?親的指導；於是，就象果弗古爾先生稱呼她們的那樣，這兩位“女總督”拒絕饋贈就不老是象我那麼堅決了。雖然她們有許多事情瞞住了我，我還是看出了一些苗頭，這足使我判斷出我知道的還不是全部，因此我心裡難過極了，倒不單是因為怕人家罵我串通作假（這是不難預料的），主要地還是因為我在家裡不能當家作主，連自己也不能自主。我請求，我苦勸，我發脾氣，都歸無效。媽媽說我是個一輩子改不了的嘮叨鬼，是個暴性子；她跟我的朋友們談起來，便老是喊喊喳喳、竊竊私議。在我的小家庭裡，對我來說，什麼都是個謎，什麼都是秘密；為了免得天天跟她們鬨風波，家裡有什麼事，我連打聽也不敢打聽了。要想擺脫所有這許多紛擾，就得有絕大的堅決意誌，而我又辦不到。我隻會嚷嚷，卻沒有行動：她們就讓我乾嚷嚷，她們依然我行我素。這些層出不窮的糾纏，這種天天找上頭來的麻煩，終於使我感到呆在家裡、住在巴黎是索然無味的了。當我的病痛容許我出門的時候，當我不是讓熟人抱著東奔西跑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出去散步，我想著我那龐大的思想體係，並且利用我經常帶在衣袋裡的白紙本子和鉛筆，把想的東西寫出一點來。這就說明，我自己選定的職業所產生的意外煩惱怎樣又由於排愁遣悶的需要。把我完全打回到文學這條路上來了；這也就說明，我怎樣把驅使我寫作的這份惱怒鬱悶之氣帶到了我所有的初期作品裡。另一件事又助長了我這種惱怒鬱悶之氣。我既沒有社交界的派頭，又不善於做出這副派頭，也不慣於受這種派頭的約束，而我偏又不由分說地被拖到社交場中，於是我就想了一個辦法的。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係統總結和多，采取一種我所特有的派頭，免得我學一般的社交派頭。我那種愚蠢而掃興的羞澀怎麼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澀既出於害怕失禮，我就決心去踐踏禮俗，使我的膽子壯起來。害羞使我憤世嫉俗，我不懂得禮節，就裝作蔑視禮節。這種與我的新的生活原則相符合的粗魯的態度在我的靈魂裡成了一種高尚的東西，化為無所畏懼的德性。而且我敢說，正因為它有這樣莊嚴的基礎，所以我這種粗魯的態度，本來是極端違背本性的一種努力做作，竟能維持得出人意外地好和長久。然而，儘管我的外表和幾句妙語使我在社會上享有憤世嫉俗之名，我在私生活中卻毫無疑義地老是唱不好這個角色；我的知交和相識把我這隻野性難馴的熊牽著鼻子跑，就跟牽一隻羔羊一樣，而且我的挖苦話也都是一些聽起來刺耳卻又是普遍的真理，我從來就不會對任何人說出一句得罪他的話。《鄉村卜師》這部歌劇使我更加成為風頭人物了。不久，巴黎就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深受歡迎。這個劇本在我的一生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的故事是同我當時的交遊聯係著的。為了使讀者了解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得詳細談一談。我當時認識人相當多，但是隻有兩個好朋友，他們是狄德羅和格裡姆。我有一個願望，就是要把我所愛的人都聚到一起。我既跟他們兩人那麼要好，他們倆也必然很快就互相要好了。我使他們倆建立了聯係，他們倆彼此相投，便互相交結得比跟我還要密切。狄德羅認識的人數不勝數，但是格裡姆，既是外籍，又是新到，需要多認識些人。我但願能為他多多介紹。我已經給他介紹了狄德羅，又給他介紹了果弗古爾。我又把他引進舍農索夫人家裡、埃皮奈夫人家裡、霍爾巴赫男爵家裡——我跟霍爾巴赫男爵幾乎是不得已才結識上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這倒是極其簡單的。但是他的朋友從來沒有一個成了我的朋友，這個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當他住在弗裡森伯爵家裡的時候，他常請我們在伯爵家裡吃飯，但是我從來沒有受到弗裡森伯爵的任何友誼和照拂的表示。伯爵的親戚旭姆堡伯爵跟格裡姆非常親密，但他對我也跟弗裡森伯爵對我一樣。其餘的人，不論男女，凡是格裡姆通過兩位伯爵的關係結識上的，對我也都是如此。隻有雷納爾神父，我要把他算作例外，他雖然是格裡姆的朋友，卻也是我的朋友。並且當我手頭拮據的時候曾解囊相助，慷慨非常。不過，我認識雷納爾神父早在格裡姆認識他之前。某次他曾對我有過一個非常體貼又非常殷勤的表示，事情雖然不大，但是我始終不忘，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對他深有好感了。這位雷納爾神父確實是個熱心的朋友。關於這一點，差不多就在我說的這個時期，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這件事就是跟這位格裡姆有關的，當時他正與格裡姆過往甚密。格裡姆跟菲爾小姐來住了若乾時日之後，突然起念要神魂顛倒地愛她“文學”中的“莊子”。②著作。見“著作”中的“莊子”。，要把卡於薩克頂掉。而那位美人兒又偏要顯示堅貞，謝絕了這位新來的追求者。於是這位追求者就把事情看成悲劇。想要殉情。他突然害起誰也沒有聽說過的一種怪病。他在連續不斷的昏睡中度過了幾天幾夜，眼睛睜得大大的，脈搏正常，但是不說話、不吃、不動，有時似乎也聽見人家說話，可從來也不搭腔，連個示意動作也沒有。而且他既不煩躁，也無痛苦，也不發燒，躺在那兒就象死了一般。雷納爾神父和我輪班看護他。神父健壯些，身體好些，值夜班，我值白班，從來也不會兩個人都不在他跟前；一個不到，另一個就不走。弗裡森伯爵慌了，就把塞納克請來。塞納克把他仔細檢查了一番，說什麼事兒也沒有，連藥方也沒有開。我為我的朋友著急，這就使我細心觀察醫生的神情，我看他出門時還麵帶笑容呢。然而病人還是一連好幾天一動也不動，湯湯水水什麼都不進，隻吃幾個蜜餞櫻桃，他咽得倒還順利，是我一個一個送到他舌頭上的。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恢複了他往常那樣的生活，卻從來沒有跟我，據我所知，也沒有跟雷納爾神父，也沒有跟任何人，再談起過那次離奇的昏睡病，也沒有提到過生病期間我們對他的照顧。這件事免不了引起人言嘖嘖；如果一個歌劇女演員的薄情竟能使一個男子絕望而死，那才真是個新鮮的故事呢。這段美妙的癡情使格裡姆成了風頭人物了；不久，他就被認為是愛情、友情、一切感情的奇跡。這種輿論使他在上流社會裡大受歡迎，到處吃香，由此也就使他疏遠了我。在他心目中，我這個朋友從來就是勉強充數的。我看他是要完全脫離我了，心裡很難過，因為他那麼大張旗鼓地表示出來的熱烈感情正是我不聲不響地對他表示的。我很樂意看到他在社會上取得成功，但是我不願意他因此而把朋友忘掉。我有一天對他說：“格裡姆，你把我疏遠了，我原諒你。將來當你在那轟轟烈烈的成功所給你的最初的陶醉過了之後，感覺到空虛的時候，我希望你回到我這裡來，你隨時都能找到我。至於目前，你就彆感到不好意思，一切悉聽尊便；我等著你，”他說我說得對，就照我的話做了，並且做得那麼自在，以至除了跟共同的朋友在一起之外，我就見不到他的人影兒了。在他跟埃皮奈夫人過往密切之前，我們兩個人主要是在霍爾巴赫男爵家裡見麵。這位男爵是個暴發戶的兒子，家有巨產，揮霍得很慷慨，在家裡招待些文人才士，而以他自己的學問和知識，也不愧置身於文人才士之林。他很久以來就跟狄德羅交結，而在我成名之前就曾托狄德羅介紹，要和我結識。一種天然的嫌惡之情長期阻止我接受他的盛意，有一天他問我是什麼緣故，我對他說：“你太富了。”他依然堅持要和我交朋友，最後還是成功了。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終是抵抗不了人家的親切，而我沒有一次屈服於彆人的親切而自己不吃虧的。另有一個相識，在我一有資格攀附時就成了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見他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是在會弗萊特的埃皮奈夫人家裡。他和埃皮奈夫人相處得很好。我們不過同過一次席，他當天就走了同“經驗的”相對。指先於經驗並為構成經驗的必要條件的，但是飯後我們談了一會。埃皮奈夫人早就跟他談到我，並且談到我的歌劇《風流詩神》。杜克洛自己太多才了，不會不愛有才的人。他對我早就頗有好感，並且邀我去看他。儘管我對他也早已傾慕，再加上這次見麵，但是我的羞澀和疏懶一直使我沒去看他，我認為單憑他垂青而自己沒有一點表現，是沒有資格跟他攀交的。後來我有了初次的成功，他的獎飾之詞又傳到我的耳中，我受到了鼓勵，就去看他，他也來看我。這樣我們彼此之間就開始有了交誼，這種交誼使我始終覺得他為人可親可愛，並且由於這種交誼，我才除了我自己內心所提供的證據之外，知道正直與節操有時是能與文學修養結合在一起的。還有許多交往，沒有那麼持久，我在這裡就不提了。這些交往都是我初期的成功所帶來的結果，等到好奇心一滿足，交往也就完結。我本來是個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今天見過我，明天就沒有什麼新鮮可看了。然而，卻有一位夫人這時要和我結識，友情比所有彆的女人都維持得長久些：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馬耳他大使弗魯萊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就是駐威尼斯大使蒙太居先生的前任，我從威尼斯回來時曾去看過他一次。克雷基夫人寫了一封信給我，我就去看她了，她對我很友好。我有時在她家吃飯，在那裡認識了好幾個文人，其中有梭朗先生，他是《斯巴達克斯》和《巴爾恩維爾特》的作者，此後卻成了我的極凶惡的敵人，而我就想不出有什麼彆的原因，除非是因為他的父親曾很卑鄙地迫害了一個人，而我恰恰就跟這個人同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