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一個抄樂譜的人是應該從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礙我專心致誌於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點時間大半都耗費在塗錯、刮錯或整頁整頁重抄上麵了。這種討厭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熱烈地追求鄉村。我有好幾次跑到馬爾古西去住幾天，勒·瓦瑟太太認識這地方的助理司鐸，我們就在他家落腳，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裡姆有一次也跟我們一起去了。助理司鐸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雖然不懂音樂，但他的那部分唱詞學得既快當又準確。我們在那裡把時間全耗費在唱我在舍農索寫的那些三重唱上麵。我又根據格裡姆和助理司鐸瞎湊出來的一些唱詞，寫了兩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這毫無雜念的歡樂時刻所寫、所唱過的這些三重唱，我把它們和我的全部樂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許達溫浦小姐拿去當了卷發紙，但它們卻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對位都寫得很好。在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興地看到“姨媽”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興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這樣的短途旅行之後，我很快、很潦草地寫了一首詩贈給助理司鐸，人們將在我的文件裡看到這首詩。在離巴黎更近一點的地方，我還有另外一個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腳點，那就是繆沙爾先生家裡。繆沙爾先生是我的同鄉，我的親戚，又是我的朋友仲長統（180—220）東漢末思想家、哲學家。字公理，山，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風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裡曾度過一些十分寧靜的時刻。繆沙爾先生原是個珠寶商，很通情達理，做買賣掙得了足夠的資財，又把獨生女嫁給票據經紀人的兒子、禦膳房總管瓦爾瑪來特先生以後，就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在晚年擺脫買賣和事務，在生活煩擾與死亡之間安排了一個休息與享受的間歇時期。這位老好的繆沙爾先生真是個實踐的哲學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愜意的房子裡，在親手經營的一個很漂亮的園子裡，無憂無慮地生活著。在挖掘園子的花壇時，他發現了大量貝類化石，以至他那興奮過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裡隻看到貝殼，最後他真以為宇宙都隻是貝殼和貝殼的殘餘，整個地球也隻是含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著這種東西，想著他那些離奇的發現，便越想越興奮，這些思想最後在他腦子裡簡直要形成體係了，也就是說形成瘋病了——如果不是死神來把他從他的朋友們手裡奪走了的話。他的死，對於他的理智是個大幸事，但對於他的朋友們則是個大不幸，因為朋友們都喜愛他，在他家裡小住是最愜意不過的。他死在一種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個瘤，長在胃裡，不斷地增大，使他吃不了東西，而人們卻久久找不出不能吃東西的原因。這個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幾年之後，終於把他餓死了。這個可憐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後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傷心。那時候，看他受苦的那種慘相而直到他最後一息都還不避開他的，隻有勒涅普和我兩個朋友了。他接待我們還是那麼高興，而他自己卻已經病到這樣程度：看到他請我們吃的飯食真是眼饞，可自己連吮幾滴很淡的茶都幾乎不可能，喝了後馬上還得吐出來。但是在這種痛苦的時間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給的許多優秀的朋友在一起度過了多少愉快的時刻啊！在這些朋友之中，第一應推普列伏神父。他為人極親切、純樸，他的心靈使他的作品生氣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氣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現，毫無他給作品塗上的那種憂鬱色彩。還有普羅高普醫生，他是個慣得美人憐的小伊索。還有布朗熱，他是在死後發表的《東方專製主義》一書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繆沙爾的思想體係擴展到整個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間有伏爾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那時隻是個樸實的女人，還沒有假充女才子呢。還有旺洛夫人，她當然不算美，但是嫵媚可人，唱得象天使一般。還有就是瓦爾瑪來特夫人自己，她也會唱。人雖然很瘦，如果她自己不那麼自作多情的話，還是很可愛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繆沙爾先生的全都賓朋，這些賓朋使我相當愉快，如果不是繆沙爾先生帶著他那份貝殼迷跟我傾談，我還會更愉快些。我可以說，在他的研究室裡工作的六個多月當中，我的樂趣不亞於他本人。他早就認為帕西的礦泉水對我的病體有益，勸我住到他家去服用。我為著避開都市的喧囂，最後接受了他的意見，到帕西住了八、九天。這些日子之有益於我，主要是因為住在鄉下，而不是因為服用礦泉水。繆沙爾會拉大提琴，酷愛意大利音樂。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就寢前暢談意大利音樂，特彆是談我們兩人都在意大利看過並且十分喜歡的那種喜歌劇。夜裡，我睡不著，就淨想著怎樣才能讓法國人對這種體裁得出一個概念，因為《拉貢德之愛》根本不是這種歌劇。早晨，我一麵散步，服用礦泉水，一麵就倉卒地做了幾句似詩非詩的歌詞，配上我做詩時想起的歌曲。在花園的高處有一個圓頂小廳，我就在裡麵把詞和曲都草草寫出來了。早茶時，我情不自禁地把這些歌曲拿給繆沙爾和他的管家、十分善良而可愛的迪韋爾努瓦小姐看。我草擬的這三段一個是獨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師的詠歎調《愛情感到不安便增長起來》，三是最後的二重唱《科蘭，我保證永遠……》等等。我絕沒想到這點東西是值得繼續寫下去的，要是沒有他們兩人的喝彩和鼓勵，我都要把我這點破紙扔到火裡，不再去想它了；我寫出的很多東西至少跟這一樣好，卻都被我付之一炬了。但是他們卻極力鼓勵我，全劇六天工夫就寫完了，隻欠幾行詩。全部譜子也有了初稿，到巴黎隻要添點兒宣敘曲和全部中音部就行了；所有這一切，我完成得那麼快，隻三個星期我的全劇各幕各場都謄清了，達到可以上演的程度。所缺的隻是一段幕間歌舞，這是很久以後才寫出來的。由於完成了這部作品，我太興奮了，渴望能聽到它的演奏。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代價關起門來看到它依我的意思演出，就和當年呂利一樣——據說他有一次叫人專為他一個人把《阿爾米德》演了一遍。由於我不可能有這樣的樂趣而隻能與公眾同樂，我就必須使我的作品被歌劇院接受。可惜它屬於一種全新的體裁，聽眾的耳朵毫不習慣，而且，《風流詩神》的失敗使我預料到，如果我把《鄉村卜師》一劇再拿我的名義送去，它還是注定要失敗的。杜克洛解決了我的困難，他負責把作品拿去試演，不讓人家知道作者是誰。為著不暴露我自己，排練時我沒有到場；連指導排練的“小提琴手”都隻在全場歡呼、證明作品絕佳之後，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誰。凡是聽到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滿意，第二天，在所有的社交場中，人們就不談彆的事了。遊樂總管大臣居利先生看過試演後，就要拿這部作品到宮廷去演出。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認為我的劇本一拿到宮廷，就不能象在巴黎那樣由我作主了，所以不肯把劇本交給他。居利恃權強索，杜克洛堅持不肯。兩人的爭執變得十分劇烈，有一天在歌劇院裡，如果不是有人把他們分開的話，他們倆要出去交手了。人家來找我，我就推給杜克洛先生去決定，因此還是得去找他。奧蒙公爵先生出麵了。杜克洛最後認為應該向權力讓步，就把劇本拿出來，準備在楓丹白露演出。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時也是高老路子最遠的部分，就是宣敘曲。我的宣敘曲以嶄新的方式決定抑揚，與唱詞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這種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從慣了的耳朵聽了會起反感。我同意讓弗蘭格耶和熱利約特去另寫一套宣敘曲判大綱》表明，恩格斯完成了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由革，我自己可不願插手進去。一切都準備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們便建議我到楓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看最後一次的彩排。我跟菲爾小姐、格裡姆，可能還有雷納爾神父，同乘一輛宮廷的車子去了。彩排還算過得去，比我原先預料的要令人滿意些。樂隊人數很多，是由歌劇院的樂隊和國王的樂隊合組而成的。熱利約特演科蘭，菲爾小姐演科萊特，居維烈演卜師，合唱隊就是歌劇院的合唱隊。我沒有說多少話。一切都由熱利約特主持，我不願意把他做過的事再來檢查一遍；而且，儘管我的表情嚴肅，在這一群人中間卻羞得簡直象個小學生一樣。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眾咖啡館去用早餐。那裡人很多，大家都談昨晚的彩排，入場怎樣困難。有一個軍官說他沒費多大事就進去了，把場內情形從頭到尾敘述了一通，並把作者描寫一番，說他做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這段相當長的敘述說得那麼肯定、自然，裡麵卻沒有一句話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這次彩排談得那麼頭頭是道的那位先生，當時根本沒有在場，因為他說他看得那麼清楚的作者現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卻並不認識。在這個滑稽場麵裡，更離奇的是當時它在我心上所產生的效果。那個人有相當的年歲了，絕無狂妄、驕矜的態度和口吻；他的麵貌顯得是個有地位的人，他的聖路易勳章也說明他曾經當過軍官。儘管他那麼不害羞，儘管我心裡不願意，我對他還是很感興趣；他在那兒大撒其謊，我在這兒麵紅耳赤，不敢抬頭看人，真是如坐針氈；我心裡在想，有沒有辦法認為他是弄錯了，而不是存心撒謊呢？最後，我唯恐有人把我認出來，當麵給他難堪，就一聲不響地趕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後低著頭打他麵前走過，儘早跑了出去，這時在場的許多人還正在就他的敘述高談闊論著呢。到了街上我發現自己渾身是汗；我斷定，如果在我出門之前有人認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來的話，單憑我在想到那可憐的人的謊言被戳穿時心裡那份難過的表情，人家就一定會看出我象個犯了罪的人那樣羞慚和局促不安。我現在正處在平生那種最嚴重的關頭之一，很難隻作單純的敘述，因為敘述本身就幾乎不可能不帶上一點或褒或貶的色彩。不過，我還是要嘗試一下，隻說明我是怎樣做的後編入《二程全書·明道先生文集》。，出於什麼動機，不加任何褒獎或譴責之詞。那一天，我穿著跟我平常一樣的便服，滿臉胡須，假發蓬亂。我把這種不合時宜的裝束當作一種勇敢的表現，就這樣走進國王、王後、王室和整個朝廷都即將來臨的那個大廳裡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把我領進的那個包廂裡，這是他自己的包廂。這是一個在舞台側旁的大包廂，麵對著一個較高的小包廂，國王和蓬巴杜爾夫人就坐在那裡。我四周都是貴婦人，隻有我一個男的，我不懷疑人家是有意把我放在那裡好讓大家都看見。燈一亮，我看到我這樣裝束，在那麼多個個打扮得花團錦簇的人們中間，就開始感到不自在了。我不免自問，我坐的是不是我該坐的地方，我的打扮又是不是恰當；我感到不安，但幾分鐘之後，我以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對自己的問題作出了回答：“是的，不錯。”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也許來自騎虎難下者多，來自理直氣壯者少。我自言自語地說：“我坐的是我該坐的地方，因為我是在看我的劇本演出，我是被邀請來的，我也正是為此而寫這個劇本的，而且嚴格說來，誰也不比我自己更有權享受我的勞動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和我平時一樣，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如果我又開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時俗的見解低頭，不久就會事事都要重新受到時俗見解的奴役了。為著永遠保持我的本色，我就不應該在任何地方因為按照我選定的職業來打扮自己而想到羞慚：我的外表是樸素的，不修邊幅，但也並不醃臢肋de；胡子本身也並不臟，因為它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而且按照時代和風尚，胡子有時還是一種裝飾呢。人們會認為我可笑無禮！嗨！那又有什麼關係？我應該學會經得起笑罵，隻要這笑罵不是我應該受到的。”經過這一番自言自語之後，我就勇氣百倍了，以至於，如果有必要的話，我能夠赴湯蹈火。但是，也許是由於國王在座的關係，也許是出於人心的自然趨向，我在以我為對象的那種好奇心之中，所看到的卻隻有殷勤和禮貌。我大為感動了，乃至又為我自己，為我的劇本的成敗不安起來，生怕辜負這樣盛情的期待，因為大家都仿佛一心等著為我喝彩呢。我本來是有思想準備去對付譏嘲的，但是他們這種親熱的態度，我卻沒有料到，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開始演出時我象小孩子一樣直發抖。不久我就有理由放下心來了。就演員而論，演得並不好，但就音樂來說，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場真是純樸動人，從那時起我就聽到那些包廂裡響起了驚奇歎賞的竊竊私議，在這一類劇本的演出中，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呢。這種繼續增高的激動情緒，很快就感染了全場，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這就是從效果本身來提高效果。在一對男女農民對話的那一場，這種效果達到了頂點。國王在場是不許鼓掌的，這就使每句台詞都聽得清清楚楚：劇本和作者都沾了便宜。我聽到四周有許多美若天仙的女人在嘁嘁喳喳，彼此在低聲說：“真美啊。真好聽。沒有一個音符不打動你的心。”我把那麼多可愛的人全都感動了，這種樂趣使我自己也感動得要流出眼淚來；到第一段二重唱時，我的眼淚真忍不住了，同時我注意到哭的人也並不隻是我一個。我有一陣子凝神自思，回想起在特雷托倫先生家裡開音樂會的那一幕。這種回憶大有奴隸把桂冠捧上凱旋者頭上的那種滋味；但是這個回憶轉瞬即逝，我馬上就充分地、一心一意地享受著體味自身光榮的那種樂趣了。然而，我深信，在當時，性的衝動遠遠超過作為作者的虛榮心；毫無疑問，如果在場的都是男人，我就決不會象當時那樣不斷地渾身火熱，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吸儘我令人流出的那些香甜的淚水。我曾見過一些劇本激起了更熱烈的讚賞之情，但是從沒見過這樣普遍、這樣美妙、這樣動人的陶醉攝住了整個劇場的觀眾，特彆是在宮廷裡，又是首場演出。凡是看到這個場麵的人應該都還記得，因為它的效果是空前的。奧蒙公爵先生當晚打發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點鐘左右到離宮去，要我覲見國王。給我送這個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還補充一句說，他認為是要賜給我一份年金“誠”為世界本質，認為“不誠無物”。其學說經孟軻發展，後，國王要親自對我宣布。誰會相信，緊接著這樣輝煌的日子後麵的那一夜，對我竟是焦灼而又尷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覲見，我首先想到此後我需要常常往外跑，當晚看戲時，這種需要已經使我吃了不少苦頭，明天，我在長廊裡或者在國王的房子裡，跟所有那些顯貴在一起，等候國王陛下走過，這種需要將會使我痛苦難當。這個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貴婦們呆在屋裡的主要原因。我隻要一想到這種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難忍，忍不住就得鬨笑話，而我是寧死也不願鬨笑話的。隻有嘗過這種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險的畏懼心情。然後我又想象到了國王麵前，被介紹給國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來，對我說話。在答話的時候就需要準確、鎮定。我這該死的靦腆，連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麵前都會使我手足無措，到了法國國王麵前還會饒過我嗎？會使我在恰當的時候講出恰如其分的話嗎？我很想既不放棄我已經習慣的那種嚴肅的態度和口吻，同時又能表示出我對這樣一位偉大的君主所給的榮寵深知感戴，因此我就應該在堂皇而又恰當的頌詞中蘊藏一點偉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預先準備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須猜準他可能對我說些什麼話，而且，我深信，就是猜準了，一到他麵前，我預先想好的話連一句也是想不起來的。這時候，當著滿朝文武的麵，萬一在我慌亂之中又把我平時那些蠢話露出一句半句，我會成個什麼樣子呢？這種危險使我驚慌、害怕、顫抖，使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不讓自己出這個醜。誠然，那筆可以說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丟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會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鎖。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度；一說姓尹名喜。相傳曾為函穀令尹，曾與西去的老子相，勇氣也完蛋了。從此以後怎麼還能談獨立和淡泊呢？一接受這筆年金，我就隻得阿諛逢迎，或者噤若寒蟬了：而且誰能保證年金準能發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辦啊！又得向多少人懇求啊！為保持這筆年金，會比不要這筆年金添多少麻煩，招來多少不快。因此我覺得放棄這筆年金，就是采取一個合乎我的生活原則的決定，要實際，不要麵子。我把我的決心告訴了格裡姆，他毫不反對。對彆的人，我隻以健康為理由，當天早上就走了。我這一走可轟動了，遭到了普遍的譴責。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眾口一辭，指責我的行動是出於愚蠢的驕傲。這使任何不會這樣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滿足。第二天，熱利約特給我寫了一個便箋，詳細說明了我的劇本的成功，以及國王自己怎樣看入了迷。他告訴我說；“國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國裡最不入調的嗓子，一個勁兒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還說，不出半個月，《鄉村卜師》還要再演一次，這第二次的演出將在全體公眾麵前證實初場的圓滿成功。兩天後，晚上九時左右，我正走進埃皮奈夫人家，準備在那裡吃晚餐，忽然在門口看到一輛馬車迎麵而來。有個人從馬車裡向我拍手，叫我上車。我上去一看，原來是狄德羅。他跟我談起年金的事，顯出十分熱中的樣子，我簡直沒有料到，一個哲學家對這種問題會這樣熱中。他並不認為我不願覲見國王是什麼罪過，但認為我對年金那麼漠不關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對我說，如果單為我自己打算，不關心實利倒也罷了，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打算而不關心實利就不應該，我有責任不放棄用任何可能的正當方法為她們謀求生活費用。由於人家究竟不能說我已經拒絕了這筆年金，所以他堅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給我，我就該提出請求。並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它弄到手。儘管我感謝他的熱心，卻並不欣賞他那些至理名言，我們在這問題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吵，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爭吵。我們發生過的爭吵一直都是這一類的，他硬要我做他認為我應該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為我認為不應該做。我們分手時，時間很晚了。我要領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飯，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愛的人都聯合起來；出於這個願望我在不同的時機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帶到他的門口柏林學派20世紀20—30年代出現於柏林大學的一個邏，而他卻給我們吃了閉門羹，總是不肯見他，而且他談起她的時候總是用鄙夷的語氣。隻是在我跟她，後來又跟他鬨翻了之後，他們兩人才有了交情，他才開始在說起她的時候帶著欽敬的心情。從那時候起，狄德羅和格裡姆就仿佛努力要離間我那兩位“女總督”和我的關係了，他們暗示她們說，她們之所以不能更寬裕點，全是怪我不好，說她們跟著我是永遠不會有什麼好日子的。他們沒法叫她們離開我，答應憑埃皮奈夫人的情麵，給她們找個食鹽分銷站、煙草公賣店之類的工作。他們還想把杜克洛和霍爾巴赫拖進他們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絕跟他們走。這整套把戲，我當時已經感到了一點，但是我隻是在很久以後才弄清楚。我時常抱怨我的朋友們這種盲目而多事的熱忱，象我這樣病魔纏身，他們還要想方設法把我投進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們自以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實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隻能給我帶來不幸。一七五三年的狂歡節，《鄉村卜師》在巴黎演出了。在這以前，我抽空寫了前奏曲和幕間歌舞。這個幕間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樣，應該從頭到尾都是表演的動作，而且是用一個題材貫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場景。但是，當我把這個意見向歌劇院提出的時候，人家連聽都不肯聽，因此，隻好照常例雜綴一些歌唱和舞蹈：這樣一來，這個穿插儘管充滿了許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劇減色，但隻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熱利約特的宣敘曲取消了，恢複了我原來的那首，也就是現在印出的那首。這段宣敘曲，我承認是稍微法國化了一點，也就是說，被演員們拖得冗長了一點，然而它不但沒有使聽眾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絕不在詠歎調之下，聽眾甚至覺得至少寫得和詠歎調一樣好。我把我的劇本題獻給杜克洛，因為他是它的保護人。我並且聲明，這將是我唯一的題獻。但是我後來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題獻，不過，他應該認為他有了這個例外，比沒有這個例外還要光榮。關於這個劇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軼事可說，不過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談，沒有空閒時間在這裡多講了。也許有一天我在補編裡還要談到這些軼事。然而，儘管如此“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③指道。三國魏何晏《無名論》：，有一則軼事我卻不能不提一下，它與整個下文都可能有些關係。我有一天在霍爾巴赫男爵的書房裡參觀他的樂譜。當我瀏覽了各種各樣的樂譜以後，他指著一部鋼琴曲的集子對我說：“這是人家特彆為我寫的，都彆有風味，也適合於歌唱。除了我之外，誰也不知道，將來也永遠不會看到。你應該選一首用在你的幕間歌舞裡去。”我腦子裡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題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當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礙於情麵，就選了一段牧歌，把它壓縮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萊特的女伴們上場時之用。幾個月後，當《鄉村卜師》還上演的時候，我有一天到格裡姆家，發現許多人圍在他的鋼琴旁邊。格裡姆一見我到，便立刻從他的鋼琴那兒站起來。我無意識地對他的語架看了一眼，發現正是霍爾巴赫男爵那個樂曲集，打開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並保證永遠不會離開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後，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裡正舉行演奏會，我又看到那同一本樂曲集攤開在他的鋼琴上。格裡姆也好，任何彆人也好，從來都沒有談到過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乾時日以後有謠言散布出來，說我不是《鄉村卜師》的作者，我也不會在這裡提起這件事情的。因為我從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音樂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樂辭典》，人們最後會說我根本不懂音樂。在演出《鄉村卜師》以前的若乾時候，巴黎來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劇的演員，人家讓他們在歌劇院舞台上演唱，沒有預料到他們會產生什麼影響。雖然他們很拙劣，而樂隊當時也很糟糕，把他們演的劇本糟蹋得不成樣子，然而他們的演出還是使法國的歌劇大為遜色，一直到現在還沒能恢複過來。法國和意大利的兩種音樂，在同一天，同一個舞台上演奏，這就把法國人的耳門打開了：在聽了意大利音樂那活潑而強烈的曲調之後，沒有一個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們本國音樂的那種拖拉勁兒了；那些滑稽劇演員一演完，聽眾就走光了。人們迫不得已，隻好改變次序，讓滑稽演員最後演出。那時正演《厄格勒》、《皮格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腳。隻有《鄉村卜師》還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婦》）演出之後還有人聽。當我寫我那個短劇的時候，我腦子裡是充滿了那一類曲子的，而我也是從這一類曲子當中得到了啟發。但是我萬萬想不到有人會把我們的短劇跟那一類曲子一個一個地核對。如果我是個剽竊手的話，那我該有多少剽竊行為被揭露出來，人家又該要費多少心機去揭露這些剽竊行為啊！然而，並無其事：他們費儘心機也沒有在我的音樂裡找到任何彆種音樂的最微小的痕跡。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謂原本比起來，都是嶄新的，正如我所創造的音樂的性質是嶄新的一樣。準要是讓蒙東維爾或拉莫也來經受一下這樣的考驗的話，恐怕他們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那些滑稽劇演員為意大利音樂贏得了一批十分熱烈的擁護者。整個巴黎分成兩派，比爭論國家大事或宗教問題都要激烈。一派權力大些，人數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貴婦人，他們支持法國音樂；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內行，一些有才華、有天才的人。這一支人馬在歌劇院裡聚集在王後的包廂底下。另一派則充斥整個池座和正廳，但中心是在國王的包廂底下。當時那些著名的派係名稱，什麼“國王之角”和“王後之角”，就是從這裡出來的。爭論越來越熱烈，就產生了許多小冊子。“國王之角”想開玩笑，卻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諷；他們想說理，又被《論法國音樂的信》打垮了。這兩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裡姆寫的，後一篇是我寫的，是這場論爭後唯一存留下來的兩部作品：其餘的都已經煙消雲散了。但是，《小先知者》——人們很久都認為是我寫的，儘管我予以否認——被當作遊戲文章看待，沒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論法國音樂的信》卻引得人家認真起來了，法國人一致起來反對我實體表現出來的不同的屬性。，認為法國音樂受了侮辱。這個小冊子所產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後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筆去描寫的。那時正是議院和教會大鬨糾紛的時候。議院剛被解散，群情憤激達到了頂點：武裝起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小冊子一出來，登時一切爭論都給忘記了，大家都隻想到法國音樂的危機，所謂起義，矛頭就是對著我的。這場圍攻的聲勢是如此之大，全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忘懷。當時在宮廷裡，問題隻是在把我關進巴士底獄呢還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這樣小題大做實在可笑的話，禦旨都要發下來了。日後人們聽說我這個小冊子也許曾在全國範圍內阻止了一場革命，一定以為是癡人說夢。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全巴黎現在都還能證明，因為這件離奇的軼事距今才不過十五年多一點。我的自由雖然沒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卻沒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脅。歌劇院的樂隊堂而皇之地策劃要在我走出劇院的時候把我暗殺掉。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我，我到歌劇院去得反而更勤些，隻是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對我有厚誼的火槍手隊軍官安斯萊先生每逢我散戲出門時瞞著我派人保鏢，這樣才使那陰謀未能得逞。歌劇院那時剛改歸市當局管轄，巴黎市長的第一項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場券，並且做得極其無恥，竟在我入場時公開拒絕我，以致我不得不買一張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頭的難堪。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特彆令人憤慨，因為我把我的劇本讓予他們的時候，唯一的代價就是永久免費入場的權利。雖然這種免費入場是一切作者應有的權利，而且我還有雙重資格取得這種權利，但是我還是當著杜克洛先生的麵正式提了出來。誠然，沒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劇院出納員就送給我五十個金路易作為酬金，可是，不但這五十個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應得的款數，而且這筆款子與入場權毫無關係，因為這個入場權是正式規定的，同酬金毫不相乾。他們這種做法可謂集罪惡與粗暴之大成，以致社會公眾儘管當時對我的敵意正達高潮，仍然為之震驚；昨天辱罵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廳裡大叫大嚷，說這樣剝奪一個作家的入場權，實在可恥，說這個作家完全有權享受這種權利，甚至還可以要求雙份權利。意大利的諺語說得真不惜，Ogn’unam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彆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在這種情況下，我隻有一個辦法。既然對方取消了原來約定的代價，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為此寫信給達讓森先生，他那時正主管歌劇院那一部門，我在信裡附了一份備忘錄，列舉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但是始終不得答複，也無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樣。這個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懷，我對他的品質和才能始終是不大佩服的，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對他的欽佩。就這樣，他們把我的劇本扣留在歌劇院而把我讓予的代價強行剝奪了。弱者對強者如此，就叫做盜竊；強者對弱者如此，不過是把他人的財產據為已有而已。至於這部作品的經濟收益，雖然我隻收到它在彆人手裡可能產生的四分之一，數目仍然相當可觀，夠我生活幾年，並且補充我抄繕工作的不足者主要代表有米海洛夫斯基等。哲學基礎是實證主義、新康，因為抄繕工作一直是進行得不夠好的。我得到了國王的一百個金路易，又從美景宮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爾夫人的五十個金路易——在這次演出中，蓬巴杜爾夫人親自飾科蘭一角，——再加上歌劇院的五十個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劇本的五百法郎。這個短劇，一共隻費了我五、六個星期的工夫，儘管我運氣不好，做事又笨拙，還是使我掙到了差不多和後來《愛彌兒》使我掙得的同樣多的錢，而《愛彌兒》卻費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勞動。不過我為這劇本給我造成的寬裕的經濟條件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因為它給我招來了無窮的煩惱：它是許多在很久以後才爆發出來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從這個劇本取得成功以後，我再也看不到格裡姆、狄德羅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文人從前的那種懇摯坦率，那種一見我就表現出來的興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麵，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談。人們分成一小群、一個堆的，彼此竊竊私語，我一人呆在那裡不知跟誰說話才好。這種令人難堪的摒棄，我長久以來都豁達對之；由於霍爾巴赫夫人和藹可親，始終很好地接待我，隻要她丈夫的那種粗魯的態度還能忍受得了，我就忍著。但是有一天，他竟毫無道理、毫無借口、粗暴萬分地攻擊我。當時狄德羅和馬爾讓西都在場，狄德羅一聲也沒有吭，馬爾讓西後來時常對我說，他真佩服我當時回答的那種溫和態度和克製工夫。霍爾巴赫的這種失態等於下逐客令，我終於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回去了。雖然如此，我每談到他和他那一家人，總還是懷著尊敬的態度，而他一談起我來，卻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視的字眼，開口閉口都是“那個小學究”，不用任何彆的稱呼，然而，他又說不出我對他或對他所關心的任何人有過任何對不起的地方。就這樣，他終於證實了我當初的那些預言和擔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會原諒我寫書的，並且會原諒我寫出極好的書，因為這種光榮並非他們所不能有的，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一出歌劇，更不能原諒我這出歌劇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走上這樣的道路，更不能指望這樣的光榮。隻有一個杜克洛超脫於這種妒忌之上，他甚至對我更加友愛，並且把我引進季諾小姐家裡，在那兒，正跟霍爾巴赫先生家裡相反，我受到了尊重、優禮和愛戴。正當歌劇院演《鄉村卜師》的時候，法蘭西喜劇院也在談它的作者，不過結果稍差一點。由於七、八年來我都沒有能使我的《納爾西斯》在意大利劇院演出，我也就討厭這個劇院了，覺得那些演員用法語演劇並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劇本拿給法國演員演，而不再給他們演。我把我這個願望對演員拉努說了，我跟拉努本來就認識，並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出色的人物，又是個作家。《納爾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負責使它作為無名氏的作品演出，並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場券，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是喜歡法蘭西劇院超過那另外兩個劇院的。劇本被鼓掌通過了，並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員們和很多其他的人並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誰。古桑和格蘭瓦爾兩位小姐飾多情女郎的角色；雖然，據我看，全劇的精神沒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說絕對演得不好。不過，我對觀眾的寬厚是很驚訝的，並且也很感動，他們竟有耐性安安靜靜地從頭聽到尾，甚至還容許它第二次演出，沒有絲毫不耐煩的表現。在我這方麵，初演時就感到那麼厭煩，以致無法堅持到底。我一出劇院就鑽進普羅高普咖啡館，在那裡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幾個人，他們大概也是和我一樣，厭煩得坐不下去了。我在那裡公開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誠的認錯），謙卑地、或者說自豪地承認了我是那個劇本的作者，並且說出了大家心裡想說的話。寫了一個垮了台的壞劇本而且還公開承認自己是作者，這一行徑博得了大家的讚賞，而我也並不覺得怎樣難堪。我這種坦白承認的勇氣還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種補償。我現在仍然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直說出來的驕傲，實在多於不說出來的無謂的羞慚。這個劇本，演出雖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夠讀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來了。前麵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這篇序裡，開始闡述我的許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時為止所曾闡述的要多一些。不久我就有機會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作品裡把這些原理徹底地發揮出來了。我記得，就是在這個一七五三年，第戎學院發表了以《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為題的征文章程。這個大題目使我產生了強烈的印象，很驚訝這個學院居然敢把這樣一個問題提出來。但是，它既然有這樣的勇氣提，我也就有這樣的勇氣寫，於是我就動手寫了。為著自由自在地思考這個重大的題目，我到聖－日爾曼去作了一次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萊絲和我們的女主人（她是個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個女友。我把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愜意的旅行之一。天氣十分晴明，這兩位善良的女人負責照顧一切，掌管開銷；戴萊絲和她們一起玩；我呢個完整的世界觀，是一個哲學體係”，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不需要操一點心，到吃飯的時候就跟她們無拘無束地尋點樂趣。每天其餘的時間，我就鑽到樹林深處，在那裡尋找並且找到了原始時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寫了原始時代的曆史。我掃儘人們所說的種種謊言，放膽把他們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把時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諸事物的進展都原原本本地敘述出來；然後，我拿人為的人和自然的人對比，向他們指出，人的苦難的真正根源就在於人的所謂進化。我的靈魂被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揚起來了，直升騰至神明的境界；從那裡我看到我的同類正盲目地循著他們充滿成見、謬誤、不幸和罪惡的路途前進，我以他們不能聽到的微弱聲音對他們疾呼：“你們這些愚頑者啊，你們總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們的一切痛苦都是來啟你們自身的呀！”《論不平等》就是這些默想的結果。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羅的口味，並且他為這部作品所提的意見對於我也最為有益，但是這部作品在全歐洲卻隻有很少的讀者能讀懂，而在能讀懂的讀者之中又沒有一個願意談論它。它是為著應征而寫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裡預先就已經料定它不會得獎，因為我深知各學院之設置獎金絕不是為著征求這種貨色的。這次旅行和這次寫作對我的氣質和健康都有好處。我因苦於尿閉症而完全聽任醫生擺布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們沒有減輕我的痛楚，反而耗儘了我的精力，毀壞了我的體質。從聖－日爾曼回來後，我的體質增強了一些作為認識活動中心的主體概念。斷言有意識的自覺活動著的，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這種辦法去做，決心不管是痊愈還是死亡，反正不找醫生不吃藥，永遠跟醫藥絕緣。這樣，我就開始過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門，就安安靜靜地呆著，一有氣力走動，就走動一下。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在一起，這種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鬥角，他們那些可恥的爭吵，寫的書那麼缺少真誠，在社交界中又是那麼一副專斷的神氣，凡此種種，對我來說，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們的交往中，我也太難發現篤實敦厚的氣氛、開誠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態度。所以，我恨透了這種喧囂的生活，開始熱切地盼望能到鄉間居住；即使我的職業不容許我長期鄉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點空閒時間在鄉間度過。有好幾個月，我吃過午飯的第一件事，就是獨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題材，直到夜裡才回家。當時我和果弗古爾來往極其密切，他為了職務關係，不得不到日內瓦去跑一趟，勸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體不夠好，少不了女總督的照顧，因而決定她也同往，讓她母親看家。一切都安排停當，我們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啟程了。我應該記下這次旅行，因為這是我活了四十二歲第一次經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與生俱來一直毫無保留地對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們包了一輛馬車，不換馬，每天隻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時常下車步行。我們剛走了一半路程，戴萊絲就表示她極其厭惡獨自跟果弗古爾留在車裡。每當我不顧她的懇求，還是要下車的時候，她也就下車步行。我把她這樣任性的脾氣罵了很久，甚至於堅決反對她下車，直到最後，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對我說明了。當我聽說我這位年已六十有餘，老態龍鐘，有腳氣病，又因追歡尋樂而斷傷了身體的朋友果弗古爾先生，竟然從我們出發的時候起就想敗壞一個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輕，而且還是屬於他的朋友的女人，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好象是從雲端掉下來一樣。而他這種行為，用的手段又極其卑鄙，極其無恥，甚至於要把自己的錢包送給她，還拿了一本淫書給她讀，拿他隨身帶著的那些淫畫給她看，企圖借此挑動她。戴萊絲氣憤極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醜書從車窗裡扔了出去；我還聽說，啟程的第一天，一陣劇烈的偏頭痛使我沒有吃晚飯就去睡了，他就利用這兩人相對的一段時間去勾引她，動手動腳，簡直象個色情狂，象隻騷公羊，絕不象個受我信賴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麼驚人啊！這對我又是一件多麼未曾料到的傷心事啊！到那時為止，我一直以為友誼是與構成友誼的魅力的全部可愛而高貴的情感分不開的，現在我卻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把友誼和輕蔑結合起來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賴和尊敬，從我所愛的並且還以為被愛的一個人身上收回來了！那個老無賴還在我麵前瞞著他那卑鄙齷齪的行為呢。為了不叫戴萊絲為難，我也不得不在他麵前瞞著我對他的鄙視，把他一定不會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靈深處隱藏起來。你，友誼的甜美而神聖的幻象啊！果弗古爾第一個把你的紗幕在我的眼前揭開了。從那時起又有多少殘酷無情的手阻止這個紗幕重新合上啊！到了裡昂，我就跟果弗古爾分了手，另走薩瓦那條路，因為我不忍心再從離媽媽那麼近的地方走過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況多麼慘啊，天哪！這是怎樣的墮落！她初期的那種美德怎麼就蕩然無存了？她是當年彭維爾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動人的華倫夫人嗎？我的心多麼難過啊！我看她沒有什麼彆的辦法了獻是在唯心主義統治德國達數十年之久後，恢複了唯物主義，隻有遷地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裡再三敦促她來跟我安安靜靜地一同生活，我願意和戴萊絲儘畢生之力使她能享點幸福，這次我又熱烈地重複這種請求，但是終歸無效。她死釘住她的年金，不聽我的話，而她那份年金，雖然照付不誤，她自己卻長久以來花不到一文錢了。我還是把我的錢分了一小部分給她，如果我不是絕對深知我分給她的錢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話，我本應該而且也一定會多分一點給她的。在我居住日內瓦時期，她到沙伯萊作了一次旅行，並且到格蘭日運河來看我。她沒有錢完成她的旅程，當時我身上又沒有那麼多錢，一小時後我叫戴萊絲拿去送給她。可憐的媽媽啊！讓我把她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現再大書一筆吧。她剩下的最後一件首飾就隻有一個小戒指了，她把它從自己的手指上脫下來戴到戴萊絲的手指上，戴萊絲立即就又把它脫下來，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時灑著熱淚親吻著那隻高貴的手。啊！這時正是我償債的適當時刻啊！我應該拋棄一切而跟她走，相依為命，直到她最後一息，同甘共苦，不問她遭遇如何。我卻沒有這樣做。由於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對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對她能有點好處。我為她嗟歎，卻沒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內疚之中，這個內疚是最強烈、最抱恨終身的。為此，我就理該受到從那時起不斷降到我頭上來的那些嚴厲的懲罰：願這些懲罰能把我的忘恩負義之罪全部抵償掉吧！這種忘恩負義是表現在我的行為上的，但是它卻如此深地刺傷了我的心，足見我這顆心從來也不是一個誌恩負義者的心。在離開巴黎以前，我已經把《論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獻詞草擬好了。我把這篇獻詞在尚貝裡寫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寫於尚貝裡，因為我想，為著避免一切挑剔，還是寧可不注明寫於法蘭西或寫於日內瓦為好。一到日內瓦，我就沉浸於驅使我回到日內瓦的那種共和主義的激情之中。這種激情又因我在那裡所受到的歡迎而更加高漲。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愛護，滿腔沸騰著愛國熱忱；但因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種宗教，從而被剝奪了公民權，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慚。於是我決心公開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樣的福音節，而教條內容之所以不同又隻是由於各人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強加解釋，那麼，在每一個國家裡，隻有統治者有權確定教義和這不可理解的教條，因此，公民的義務就是承認這個教條，遵從法律所規定的教義。我和百科全書派的人們往來，遠沒有動搖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於我對論爭與派係的天然憎惡而更加堅定了。我對人與宇宙的研究，到處都給我指出那主宰著人與宇宙的終極原因與智慧。幾年以來，我致力於研讀《聖經》，特彆是福音書，早就使我鄙視最不配了解耶穌基督的人們所給予耶穌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釋。總之，哲學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擺脫了人們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認為對於一個有理性的人來說，沒有兩種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認為，凡是與形式和紀律有關的一切，在每一個國度裡都屬於法律的範圍。由於這個原理——這麼合情合理的、這麼富有社會性的、這麼和平的、卻又曾給我招來那麼殘酷迫害的原理——當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既要做公民，我就應該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國既定的教義。我決定這樣做了；我隻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務會議席前去受訊問。然而聖教法令對這一點卻是有明文規定的，不過人們居然願意為我通融辦理。他們指定了一個五、六人組成的委員會來個彆地聽我發表改宗聲明。不幸得很，佩爾得利奧牧師——他對人親切而又和藹，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對我說，大家以能聽到我在這個小集會中致詞為快。這種期待叫我害怕極了，以致我用了三個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準備好的短小的演說詞，但到要宣讀的時候，慌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在這個會議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學生，審查委員們替我說話，我呆呆地回答著“是”或“不是”。然後，我就被納入教團，公民權恢複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載入了保安稅冊，這種保安稅隻有公民兼市民才繳納的，我還參加了國民議會的一飲非常全體會議，從執行委員繆沙爾那裡接受誓言。對國民議會和教務會議這次對我表示的那種種感情，以及全體官員、牧師和公民的那種種懇摯而客氣的態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麵受到那位不離左右的好朋友德呂克的催促，另一麵又特彆受到我自己內心傾向的驅使，就一心隻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瑣事處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給他們些贍養費，然後再帶著戴萊絲回到日內瓦來，安度餘生。這樣一決定，我就把正經事都暫時停了下來，以便跟我的朋友們一直玩到啟程的時候。在所有這些遊樂當中，最使我開心的是我和德呂克老頭、他的兒媳、他的兩個兒子以及我的戴萊絲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環湖遊覽。我們用七天時間作了這一次環遊，天氣是再好也不過的。我對湖那一邊引起我驚歎的許多風景都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幾年之後，我就在《新愛洛伊絲》裡把這些景色描寫了下來。我在日內瓦結識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經說過的德呂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師凡爾納——我在巴黎就已經認識他了，當時對他的估價比他後來的表現要高些；有佩爾得利奧先生——當時是鄉村牧師，今天是文學教授神，通過理性（哲學）的批判來改變不合理的現實世界。提，和他交遊使人如乘春風，這是使我永遠懷念的，雖然他後來認為與我絕交就顯得是個漂亮角色；有雅拉貝爾先生——當時是物理學教授，後來當國民議會議員兼執行委員，我曾把我的《論不平等》的文章讀給他聽，不過沒有讀獻詞，他似乎非常歎賞；有呂蘭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經常通信，早先他甚至還托我為日內瓦圖書館買書；有凡爾宗教授——我對他，曾以種種事實表示我的依戀與信賴之忱，這些事實原該使他感動的，如果一個神學家能被事實感動的話，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樣，我一作這種表示之後，他就轉過臉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爾的助理和繼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頂掉果弗古爾。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頂掉了；有馬爾賽·德·麥齊埃爾——他原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以後又表示願做我的朋友，當年一度為祖國增光，後來做了戲劇作家，並且想當二百人議會的議員，因而就改變了思想作風，死後成為笑柄。但是在所有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於他多才多藝，思想激烈，確實是個前途無量的青年。雖然他對我常常有點模棱兩可，雖然他跟我的許多最險惡的仇人都有聯係，我還是一直愛他，並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將做我死後的辯護人，並為他的朋友複仇。在這些往還酬酢之中，我繼續保持獨自散步的愛好和習一慣，我常在湖岸作相當遠的漫步，在這些漫步當中，我那勞動慣了的腦子總是沒有閒的時候。我琢磨著我已經訂好的《政治製度論》一書的綱要——不久我就要談到這部書；我又思考一部《瓦萊地方誌》和一篇散文悲劇的大綱——這篇悲劇的主題是盧克麗霞，雖然我是在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國戲劇中出現的時候大著膽子再讓她在舞台上出現，我仍然存著希望，壓垮那些敢於嘲笑我的人們。我同時又拿塔西陀來試手，把他的曆史第一卷譯了出來，譯文現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我在日內瓦住了四個月之後，於十月間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經過裡昂，省得又碰見果弗古爾。因為我預定的計劃是開春再回日內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複了我的生活習慣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閱我的《論不平等》的校樣。這部稿子是我委托書商雷伊在荷蘭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內瓦剛認識的新交。由於這部作品是獻給共和國的，而這篇獻詞又可能不中國民議會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獻詞在日內瓦產生的效果怎樣，然後再回日內瓦去。這效果果然於我不利；這篇獻詞本是最純潔的愛國熱忱驅使我寫出來的，卻給我在國民議會中招來了許多敵人，在市民中招來了許多忌妒者。舒埃先生當時是首席執行委員，他給我寫了一封很客氣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輯裡，甲劄第三號。從私人方麵——其中有德呂克和雅拉貝爾，我得到了若乾獎飾之詞；如此而已。我就沒有看到一個日內瓦人感謝我在這部作品裡表現出來的由衷的熱忱。這種冷漠的態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憤憤不平。還記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賓夫人家吃飯，同席的有共和國代辦克羅姆蘭，還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當眾說，國民議會應該為這本書對我有所饋贈，並予以公開褒獎，否則它就有失體麵。克羅姆蘭是個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險惡，他不敢在我麵前作任何答複，便做了一個可怕的鬼臉，逗得杜賓夫人笑了起來。這部作品為我掙得的唯一好處，除了滿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稱號，這個稱號是由我的許多朋友，接著又由公眾贈給我的。後來我又失掉了這個稱號，隻是因為我太配享有這個稱號了。然而，如果沒有對我的內心產生更大影響的某些動機的話，單是這個失敗是不會阻止我去執行退隱日內瓦的計劃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萊特府第原來缺少的那一翼側的房子添建起來，為此花了很大一筆錢。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這些工程開廣泛的總的聯係去進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變的東西。，我們順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約四分之一裡約的樣子，直走到花園的那個大蓄水池旁。這兒跟蒙莫朗西森林緊挨著，還有一片漂亮的菜園及一所破爛不堪的小房子，稱之為退隱廬。這個幽靜而十分可愛的地點，我在去日內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見時就注意到了，我曾在興奮之中不知不覺地冒出過這樣一句話：“啊！夫人，多麼美妙的住所啊！這才是為我天造地設的一個退隱地點呢。”埃皮奈夫人當時對我這句話沒有顯得怎樣在意。但是這次重來，我非常驚訝地看到，舊房子沒有了，換了一所幾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間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來埃皮奈夫人不聲不響地叫人做了這件事，並且花錢不多，隻從府第工程抽出一點材料和幾個工人而已。舊地重遊，她看到我如此驚訝，便對我說：“我的狗熊啊，這就是你的退隱地點；你自己選了它，現在是友誼把它獻給你。我希望這份友誼能使你放棄你要離開我的那個殘酷無情的念頭。”我不相信我這一輩子曾經曆過比這更強烈、更愉快的感動：我的眼淚沾滿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雖然當時我沒有完全被征服，卻已經極端動搖了。埃皮奈夫人不願功敗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儘了方法，托儘了人，來爭取我，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還慫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來支持她，所以最後她勝利了，使我改變了決心。我放棄了返居祖國的計劃，決定並答應來退隱廬住下。她一麵等房子乾燥，一麵忙著準備家具，等到一切齊全，開春就可以遷入了。還有件事，也大有助於促使我下這個決心，那就是伏爾泰在日內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這個人會在日內瓦鬨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會在我的祖國碰到巴黎的那種氣氛、風尚和習俗，我又要不斷地論戰；而且在行動方麵，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膽小怕事的壞公民，彆無他途。伏爾泰關於我的後一部作品寫給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複信裡婉轉說明我的種種隱憂；那封信產生的結果把我的隱憂都證實了。從此，我認為日內瓦無可救藥了，而我也確實沒有想錯。如果我自覺有此能力的話，也許我應該去頂住那場狂風暴雨。但是我隻是單獨一人，又羞澀，又極不善詞令，而要去對付一個目空一切、富敵王侯、既有大人先生們為他撐腰、又有口若懸河的辯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經成為女人和青年們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麼來呢？我擔心冒險犯難，徒勞無益，因而我聽從了我的和平的天性，聽從了我對安寧的愛好。這種對安寧的愛好，當年使我走錯了路，今天在這同一問題上還是使我走錯了路。如果我退隱到日內瓦，我能為我自己免掉許多大災大難；可是我懷疑，即使以我這全部熾烈的愛國熱忱，我又能為祖國做出什麼偉大而又有益的事來呢。特龍香也差不多就是在這時候到日內瓦定居的，不久後到巴黎來闖江湖，賺了大批錢帶走了。他一到，就跟讓古爾騎士一起來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請他個彆診治，但是就診的人太多，不容易擠進去。她找我設法。我就促特龍香去看她。他們倆就是這樣，在我的介紹之下，開始有了交誼，後來他們關係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頭。我的命運一直就是這樣的；我一把彼此不相關的兩個朋友聯係起來，他們就準聯合起來反對我。不過，雖然特龍香一家在他們從那時就參預的那套使祖國淪於被奴役地位的陰謀之中，個個都把我恨之入骨，這醫生卻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對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內瓦後還寫信給我，建議我到日內瓦去任圖書館榮譽館長之職呢。但是我的決心已經下定了，這番盛意沒有使我動搖。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又一次拜訪了霍爾巴赫先生，因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爾巴赫夫人跟弗蘭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內瓦時去世的。狄德羅把霍爾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訴我的時候，說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動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懷念這位和藹可親的女人，為此寫了一封信給霍爾巴赫。這件喪事使我把他一切對不起人的作為都忘得一乾二淨了；當我從日內瓦回來的時候故得此名。，當他跟格裡姆和其他幾個朋友周遊法國，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時候，我就去看他；後來還繼續去看他，直到我遷居退隱廬為止。在他那個小圈子裡，人們一知道埃皮奈夫人——這時霍爾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來往——正在為我準備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頭上來了。他們揚言我需要人家捧場，需要都市的娛樂，連半個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裡有數，讓他們說去，還是我行我素。霍爾巴赫先生免不了對我還是有點好處的，他給勒·瓦瑟老頭找到了一個可以安置的地方；老頭那時有八十多歲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個很大的累贅，一個勁兒請我把他打發走。他被送到一個慈善機關去了。差不多一到那裡，衰老之年和離家之痛就把他送進了墳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們都不怎麼懷念他，但是戴萊絲疼愛老父，一直就抱恨終天，後悔不該讓老人以風蝕之年，遠離她而了此殘生。差不多與此同時，有個客人來拜訪我。雖然他是我的一個舊相識，這次來訪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說我的朋友汪杜爾，他有一天早晨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突然來了。另外還有一個人跟他一起。我覺得他變得多麼厲害啊！早年的風韻完全沒有了，我隻見他一副下流樣子，使我無法跟他放懷暢敘。也許是我的眼光變了，也許是酒色使他變得遲鈍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來是出於青春的光輝，而現在青春時期早已逝去了。我幾乎是無動於衷地接待了他，我們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後，我們往日交遊的舊情又強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時代的回憶。我的青春是那麼溫馨地、那麼誠篤地獻給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現在這位女人的變化之大也不亞於他啊。還有那幸福時代的許多小故事，在托訥度過的那浪漫的一日，當時我是那麼天真、那麼酣暢地處在那兩個嫵媚可人的少女之間，她們對我的唯一恩賜就是讓我吻了一下她們的手。但是，儘管如此，她們卻給我留下了那麼強烈、那麼動人、那麼持久的悵惘；當年我是感到了一顆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蕩力量的，現在我相信它們是一去不複返了。所有那許多纏綿的回憶使我為已逝的青春、為永彆了的青春狂熱，灑下了眼淚。唉！我對這種狂熱的不幸重來又該酒下多少眼淚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會給我帶來這麼多的痛苦！在我離開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隱前的那個冬天，我還有過一件十分稱心的痛快事，我領略到了它的全部純潔意味。南錫學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幾部戲劇知名，這時又在呂內維爾當著波蘭國王的麵演了一出劇。他在這個劇本裡寫了一個竟敢執筆和國王較量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博得國王的青睞。斯塔尼斯拉夫為人豪邁，不歡喜諷刺，一看有人竟敢這樣在他麵前評說時人，非常憤慨。特萊桑伯爵先生奉這位國王之命，寫信給達朗貝和我，通知我說，國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學士院。我回信懇求特萊桑先生在波蘭國王麵前關說，為巴利索開恩。恩是開了，但特萊桑先生以國王名義通知我時，又補充說，這件事將在學士院的檔案上登記下來。我又複信說。這樣一來，不是開恩，倒反使一個懲罰傳於永世了。最後，由於我再三懇請，總算獲得了圓滿的結果：檔案上將不作任何記載，對這種事將不留下任何公開的痕跡。在辦理這件事情的過程中，不論是國王也好，是特萊桑也好，都對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頗感欣幸。我在這件事裡感覺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們對一個人的尊敬，會在這個人的心靈裡產生出一種比虛榮心所產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貴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裡已經錄下了特萊桑先生的信和我的複函，原稿存甲劄，第九、十及十一號。我完全知道，萬一我這些回憶錄將來得見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跡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傳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傳之未來的事還多著呢。我念念不忘地寫這部懺悔錄的偉大目標和把一切都全盤托出的這樣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心萊”。，將不容許我為某些細小的顧忌而意存規避，否則就會使我離開我的目標了。在我所處的這種離奇、獨特的環境中，我太應該對真理負責了，不能對彆人再有所憐恤。要徹底認識我，就應該從我的一切方麵來認識我，不管是好的方麵還是壞的方麵。我的懺悔必然和許多彆人的懺悔聯係在一起；凡是與我有關的事，我都以同樣的坦率做這兩種懺悔，雖然我想對彆人多加照顧，但是我不認為我應該對任何彆人比對我自己要照顧得多些。我要永遠公平、真實，儘可能說彆人的好處，隻在與我有關的範圍內說彆人的壞處，並且非不得已時不說。在我被置於這樣一種境況時，誰還有權利對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寫懺悔錄絕不是為著在我未死之前發表的，也不是在有關的人們未死之前發表的。如果我的命運和這部書的命運都能由我作主的話，這部書應該在我和他們死後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許多強有力的壓迫者由於對真理的畏懼而作了種種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跡掃除淨儘，這就使我為保留這些痕跡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確的權利和最嚴格的公理所容許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後應該湮沒無聞，那麼我就寧願不牽累彆人，而毫無怨言地把一場不公平的、轉瞬即逝的奇恥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還要存留下去，那麼，我就應該努力使擁有這個名字的不幸者的麵貌和這個名字一同流傳下去——但應該是按真實情況，而不是按許多不公正的敵人處心積慮要描繪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