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暴風雪的夜晚，狂風怒吼，疾風像是要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並把它撒落到地下，讓大地蓋滿厚厚的冰雪，似乎地球的末日到了，太陽熄滅，再也不會升起來了。就是在這樣的夜晚，在謝肉節（謝肉節是基督教節日，在四旬齋前的一星期。）當天，我從捷連科夫家回到了麵包作坊。我頂著大風，閉上眼睛，穿過渾濁的翻騰的飛雪，向前邁著步子，突然——我摔倒了，倒在一個橫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的身上。我們兩人互相對罵起來，我用俄語，他卻用法語。“噢，魔鬼……”這一摔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他扶起來，讓他站著。他是個小矮個兒，很輕捷。他推開我，憤怒地叫道：“我的帽子？見你的鬼，給我帽子！我要凍壞了。”我在雪地裡找到他的帽子，拍了拍，戴在他那毛發豎起的頭上。但他把帽子摘下來，抖了抖，用兩種語言罵我，趕我走。“滾蛋！”突然，他猛地朝前走去，消失在暴風雪裡。後來我又看見了他。他不走了，雙手抱著已經滅了燈的路燈杆子，不停地說：“列娜，我要死了……噢，列娜……”顯然，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把他丟在街上，大概會被凍死的。我問他住在什麼地方。“這是哪條街呀？”他哭泣著喊道，“我不知道該往哪裡走。”我一邊摟著他的腰，領著他走，一邊問他的住地。“在布拉克區，”他嘟噥著，全身發抖，“在布拉克區……那邊是澡堂，是家……”他，步履蹣跚，搖搖晃晃，弄得我也走不好路。我聽見他的牙齒在打戰，發出某種聲音：“西丘沙維。”（法語的俄文譯音：“如果你知道。”）他一邊推我，一邊嘟噥道。“你在說什麼？”他停下來，舉起一隻手，聲音清晰地說，我覺得他還說得很自豪：“西丘沙維烏日傑麵。”（法語的俄文譯音：“如果你知道我要把你帶到哪裡去。”）接著他把手指放進嘴裡嗬氣，搖晃著，差一點摔倒了。我蹲下來，把他背起來，朝前走。他把下巴緊貼著我的後腦殼，嘟噥道：“西丘沙維……我可快要凍死了，啊，上帝……”到了布拉克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房子。最後我們終於爬進一間廂房的穿堂裡，這廂房隱藏在院子的深處，淹沒在飛雪的旋風裡。他摸索著房門，小心地敲了一下，並帶著噓聲輕輕地說：“噓！輕一點……”一個穿著紅色睡衣的女人來開門，手裡拿著點燃著的白蠟燭。她默默地站在一邊，給我們讓道，同時不知從哪裡取出一個長把眼鏡，仔細地打量著我。我對她說，這個人的雙手好像凍傷了，必須把他的衣服脫下來，安排他睡到床上去。“是嗎？”她聲音洪亮、清脆地問道。“應把他的雙手放在涼水裡浸泡……”她沒有說話，隻用長把眼鏡朝屋角裡指了一下，屋角的畫架上是一幅畫著河流和樹木的風景畫。我驚訝地瞧了婦女的臉一眼，那臉奇怪得毫無表情。她轉身朝屋角的桌子邊走去，桌子上點燃著一盞帶粉色燈罩的燈，她就在桌邊坐下來，並從桌上拿起一張紙牌“紅桃J”，仔細地觀察起來。“您家裡有伏特加酒嗎？”我高聲問道。她沒有回答我，而是把紙牌攤在桌子上。我領回來的那個人則坐在椅子上，頭垂得很低，凍紅的雙手耷拉在身體兩邊。我把他安放在長沙發上，開始給他脫衣服。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仿佛在夢中一樣。長沙發上麵的牆上掛滿了照片，其中有一個帶白絲絛蝴蝶結的金色花冠，顏色已顯得暗淡，在白絲結的末端印著下麵幾個金字：獻給絕代佳人吉爾塔（吉爾塔是意大利歌劇大師威爾第（1813-1901）的歌劇《弄臣》中的女主人公。）“見你的鬼，輕一點！”當我為這個人按摩雙手時，他呻吟地說。那個女人仍在專心致誌地、不聲不響地玩紙牌。她的臉是尖削的，像鳥嘴一樣，瞪著一雙呆板的大眼睛。瞧，她用兩隻少女般的小手拍打著自己蓬鬆得像假發一樣的灰色頭發，柔和而又響亮地問道：“喬治，你見到米沙了嗎？”喬治推了我一下，趕快坐起來，連忙說：“他不是到基輔去了嗎？……”“是的，是到基輔去了。”這個女人說道，眼睛仍然沒有離開紙牌。我發現，她的聲音單調而又毫無表情。“他很快就會回來的……”“是嗎？”“啊，是的，很快。”“是嗎？”女人重複了一句。喬治半裸著身體從沙發上站起來，兩個箭步跪在女人腳下，用法語對她說了些什麼。“我很安心。”她用俄語回答他。“我迷路了，你知道嗎？暴風雪，可怕的風，我以為我要被凍死了。”喬治急忙地說，並用手撫摸著她放在膝蓋上的手。他大概四十歲，一張紅色的厚嘴唇，臉上長滿胡須，顯出誠惶誠恐的樣子。他使勁地揉搓自己圓腦殼上豬鬃般的灰色頭發，越說越清醒了。“我們明天就到基輔去。”女人說，既不像是發問，也不像是肯定。“對，明天就去，你現在該休息了，你怎麼還沒有睡呢？已經很晚了……”“米沙他今天不回來了嗎？”“啊，不會回來了！那麼大的暴風雪……我們走吧，睡覺去……”他拿起桌上的燈，領著她走進了書架後麵的小門。我獨自在外屋坐了很久，什麼也沒有想，隻聽見他那輕輕的有些嘶啞的聲音。風雪像毛茸茸的爪子抓撓著窗玻璃。在融化了的一窪雪水裡模糊地映照出蠟燭的火焰。屋子裡堆滿了雜物，散發出一股暖洋洋的奇怪的氣味，使人昏昏欲睡。喬治出來了，手裡拿著燈，搖搖晃晃，燈傘撞擊著燈泡子，發出叮當聲。“她睡下啦。”他把燈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間中間，眼睛並不看我地說：“嗯，該說什麼呢？要不是你，我大概已經凍死了……謝謝你！你是做什麼工作的？”他側著耳朵傾聽著隔牆房間裡發出的窸窣聲，全身發顫。“這是您的妻子？”我小聲問道。“是妻子，是一切，是整個生命！”這個人望著地板不大響亮卻十分清楚地說，然後又狠狠地用手搔自己的頭。“喝點茶，要嗎？”他無精打采地朝門口走去，但突然又停住了，因為他剛想起來，他的女用人由於吃魚吃得太多，肚子撐壞了，已送進了醫院。我提出我去燒茶炊，他同意地點點頭。他顯然忘記了他自己還半裸著身子，光著腳板在濕地板上劈劈啪啪地走著，把我領到小廚房裡。在這裡他背靠著火爐，再一次對我說：“要不是你，我已凍死了——謝謝！”突然他全身哆嗦一下，用驚恐的睜得很大的眼睛盯著我。“要是我真的死了，她會怎麼樣？噢，上帝……”他快速地朝黑暗的門洞望了望，小聲地說：“你知道嗎，她是個病人，她有一個兒子，是音樂家，在莫斯科自殺了，而她還一直在等著他回來，已經等了差不多兩年了。”後來，我們在喝茶的時候，他斷斷續續地用異乎尋常的詞語講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地主，而他自己則是一位曆史教員，曾給她兒子當過家庭補習老師，然後就愛上了她，於是她離開她原來的丈夫——德國人，一位男爵，到歌劇院當了演員。他們倆生活得很好，儘管她的第一個丈夫采取種種手段加以破壞。他眯縫著眼睛繼續講著，同時緊張地注視著肮臟廚房的一個陰暗角落，然後又死盯著火爐旁邊地板上一個腐爛了的洞口。他喝茶時，燙著了嘴，皺起眉頭，驚慌地眨巴著圓圓的眼睛。“你是乾什麼工作的呢？”他又一次地問我，“是啊，烤麵包的，工人，奇怪，不大像。這是怎麼回事呢？”他說話時，顯得有點兒不安。他用一種受害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看著我。我簡略地談了談自己的情況。“原來是這樣！”他靜靜地歎了口氣，“原來是這樣……”他忽然活躍起來，問道：“你知道《醜小鴨》（《醜小鴨》是丹麥著名作家安徒生（1805-1875）的一篇童話。）的故事嗎？讀過嗎？”他歪扭著臉，開始激奮地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的尖細而又破碎的聲音說：“這個故事很誘人，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也曾想過：我會不會變成一個天鵝？可是你瞧……我本來可以進神學院的，卻進了大學。我的父親是神父，他跟我斷絕了父子關係。我在巴黎研究了人類不幸的曆史——進化史。我也寫過一些文章，可是這一切又怎麼樣呢？”他忽然站起來，坐在椅子上，仔細地聽聽周圍有什麼情況，然後對我說：“進化——這是人們為了自我安慰而杜撰出來的。生活是無理性的，是無意義的。沒有奴隸製度就沒有進步，沒有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人類就會故步自封。我們想要改善生活，減輕勞動，隻會使生活更困難，使勞動更沉重。工廠、機器不就是為了生產機器，再生產機器嗎？這真是太愚蠢了！工人變得越來越多，可是需要的隻是農民，糧食的生產者。糧食——這就是一切，需要通過勞動向大自然索取的就是糧食。人需要的東西越少，他就越幸福，而希望得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也許這不是他的原話，但這些驚人的思想我卻是第一次聽到，而且是那麼尖銳，那麼露骨！由於過於興奮，這個人尖叫了一聲，膽怯地把目光停留在朝內室敞開的門上，看了一會兒，聽見沒有聲音，才又怒氣衝衝地小聲說：“要知道，每個人所需要的並不多：一塊麵包和一個女人……”他用神秘的低語，用我聽不懂的詞語和未曾讀過的詩句談起了女人，於是他突然變得有點兒像小偷巴什金了。“貝亞特裡奇（貝亞特裡奇是意大利作家但丁（1265-1327）所愛的女人。作家在《神曲》裡寫過她。）、菲婭美達（菲婭美達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所愛的女人，是那不列斯王的公主。）、勞拉（勞拉是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1304-1374）所愛的女人，詩人為她寫過十四行詩。）、妮儂（妮儂是17世紀法國貴族美女，與當時法國著名作家莫裡哀、伏爾泰等有親密交往。）。”他小聲地念出了幾個我不熟悉的名字，並講述了某些國王和詩人們的戀愛故事，朗讀了法國詩歌，還用他那裸露到肘部的瘦胳膊打著拍子。“愛情和饑餓統治著世界。”（“愛情和饑餓統治著世界”是德國詩人席勒（1759-1805）的《世界的智慧》中的詩句。）我聽到了他那狂熱的絮語，想起了這些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冊子《沙皇即饑餓》的書名下麵的題詞。這使我感到這些話具有特彆重要的意義。“人們尋求的是忘卻和安慰，而不是知識！”這種思想使我非常震驚。早晨我從廚房出來時，牆上的小鐘才指著六點零幾分。我在灰暗的晨霧裡踏著積雪，聽著暴風雪的吼聲，想起了那個受儘了折磨的人的暴怒的尖叫聲。我感到他的話像什麼東西哽在我的喉嚨裡，憋得很難受。我不想回麵包作坊裡去了，不想看見什麼人，於是披著一身白雪，沿著韃靼區的街道閒逛起來，一直到天亮，直到雪浪中開始出現居民身影的時候。從此之後我再沒有碰見這個教師，也不想碰見他。不過我還是不斷地聽到人們說生活沒有意義和勞動沒有益處的話。說這些話的人有些是不識字的雲遊派教徒，有些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些是“托爾斯泰主義者”和具有極高文化水平的人，還有一些修士、司祭、神學士、製造炸藥的化學家，研究新活力論的生物學家等也說這些話。不過這些思想已不像當初那樣使我感到震驚了。瞧，就在兩年前，即在我聽過曆史教師首次談話的三十多年後，我突然又從一個我熟識的老工人那裡聽到幾乎用同樣的語調說出的同樣的思想。有一天，我在這個老工人那裡跟他隨便“談心”。他苦笑著自諷為“政治上的老油條”。他用那種大概隻有俄國人才有的無畏的直率口吻對我說：“親愛的阿列克謝·馬克西姆奇，我什麼也不需要，什麼學院啦，科學啦，飛機啦——這一切都是多餘的！我隻需要一個幽靜的角落和一個女人，為的是，我想吻她的時候就吻她，而她則用靈魂和肉體的忠實來回報我——這就夠了。您是在按知識分子的方式考慮問題，您已經不是我們的人了，您是中了毒的人了，對於您來說，思想高於活人，您在按猶太人的方式想事：人是為了星期六而生的？”“猶太人卻不是這麼想的……”“鬼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一個無知的民族。”他回答道，把煙頭丟進河裡，並看著煙頭落下水去。我們坐在涅瓦河岸邊一條花崗石的長凳上。這是一個秋天的月色明媚的夜晚，我們兩人白天都過著無謂的緊張的生活，本想做點好事，有益的事，卻事與願違，白費力氣，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了。“您和我們在一起，但您不是我們的人。這就是我要說的，”他靜靜地若有所思地說，“知識分子就是不喜歡過安靜日子，他們早就在結黨造反。他們像耶穌一樣，是幻想家，為了上天堂，就造起反來。這些知識分子也一樣，為了烏托邦而造反。一旦幻想家造起反來，所有其他的廢物、壞蛋和流氓也跟隨他們起來造反，因為他們都心懷不滿，他們看到生活中沒有他們的地位。工人為了革命而暴動，他們是要爭得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的合理分配。當他們獲得全部政權後，您想，他們還會讚成建立一個國家嗎？根本不會！到那個時候，他們將四分五裂，各奔東西，冒著風險去營造自己的安樂窩了……”“您還說到機器，是嗎？機器會把我們脖子上的繩索勒得更緊，把我們捆綁得更結實。不，人必須從多餘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人想要的是安靜，工廠和機器不會給人以安靜。一個人需要的東西並不多。我隻需要一間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裡——又是自來水，又是下水道，又是電氣設備。試想一想，如果沒有這一切，生活將會是多麼輕鬆！我們這裡有許多多餘的東西——而這一切都是知識分子鬨出來的。因此我要說，知識分子乃是害群之馬。”我曾經說過，沒有任何人會像我們俄國人那樣堅決而徹底地否定生活的意義。“俄國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談者冷笑了一下說，“隻是您彆生氣，我敢肯定，我們有千百萬人都是這樣想的，隻不過他們不會說出來……生活要安排得簡單一些，這樣就會讓人們覺得更舒適些……”我很了解這個人的精神發展史，他從來不是“托爾斯泰主義者”，也沒有流露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同他交談過之後，我不由得想，難道千百萬俄羅斯人真的隻是因為心中抱著減輕勞動的希望，才甘願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難嗎？花最少的勞動——獲得最大的享受。這句話就跟一切不能實現的幻想一樣，像一切烏托邦一樣，倒是十分誘人的、吸引人的。於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易卜生（1828-1906），挪威劇作家兼詩人。此詩引自其《給我的朋友，革命宣傳家》一詩。）的一首詩：“我是保守分子嗎？噢，不是！”“我就是我，終生都沒有變——”“我不喜歡撥弄一個一個的棋子，”“我要把整盤棋攪亂。”“我隻記得一次革命——”“它比一切革命都更明智，”“它本來可以摧毀一切——”“我指的當然是全世界的大洪水（“大洪水”，參見《舊約·創世記》第六至九章的故事。）。”“可是，那回魔鬼還是受了騙！”“您知道，挪亞當上了獨裁者。”“啊，要是這事您能做得更誠實，”“我不會拒絕幫助您——”“您去引來大洪水，”“我則樂意在方舟下麵放魚雷！”捷連科夫的雜貨鋪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質幫助的人和“事業”卻越來越多。“得想點辦法才行。”安德烈憂慮地捋著自己的胡子說，負疚地笑了笑，深深地歎了口氣。我覺得，這個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終生為人民服苦役的人，雖然心甘情願地承受著這種懲罰，有時卻也感到很吃力。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種話問他：“您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顯然，他沒有明白我的問話。他在回答“為什麼”這個問題時，隻是文縐縐地、含含糊糊地講一講人民的苦難生活，講一講教育和知識的必要性。“什麼，人們想得到知識，尋求知識？”“怎麼不想呢！當然想！您不是也想嗎？”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識，可是我又記起了曆史教師的話：“人們尋求的是忘卻、安慰，而不是知識。”對十七歲左右的人講這類尖銳的思想，是不適宜的，多說幾次之後，這些思想就會失去銳氣，而聽的人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我越來越發現，人們都喜歡聽有趣的故事，那是因為，聽故事能使他們暫時忘記眼前的沉重而又習以為常的生活。故事裡“虛構的東西”越多，他們就越是愛聽。那些充滿美麗“虛構”的書，就是最有趣的書。簡言之，我如墮五裡雲霧，無所適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