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連科夫想開一個麵包鋪。記得我們當時十分周詳地估算過，這個鋪子的每一盧布至少可以賺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潤。我的職務是當麵包師的“助手”，作為“自己人”去監督麵包師，防止他偷麵粉、雞蛋、黃油和烤熟的麵包。於是我就從那個又大又臟的地下室搬到了這個窄小的、但比較乾淨的地方。店裡的清潔衛生也由我負責。這已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我麵前隻有一個人，這個人的鬢角已經斑白，留一撮尖尖的胡子，有一張乾枯的熏黑了的臉、一雙烏黑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和一張古怪的嘴，這嘴小得像鱸魚的嘴一般，厚厚的嘴唇嘬得緊緊的，仿佛要跟誰接吻似的，在他那雙眼睛的深處還閃爍著某種嘲諷人的東西。他當然也偷東西，在開始工作的第一個晚上，他就把十個雞蛋、三普特左右的麵粉和一大塊黃油偷偷放到彆的地方去。“你這是乾啥呢？”“這是給一個小姑娘的，”他友善地說，又皺起鼻梁補充了一句，“一個挺好——好看的姑娘。”我試著勸他說，偷東西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是，不知道是因為我嘴笨，還是因為我自己也不夠堅信我所說的道理，我的話沒有起作用。麵包師躺在裝生麵團的櫃子上，兩眼望著窗外的星星，表示驚訝地嘟噥道：“竟然教訓我！初次見麵就要訓人！可我要比你大三倍呢。真可笑……”他眼睛望著星星，問我：“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你以前在哪裡乾活？在謝苗諾夫家嗎？就是原來進行過暴動的那一家嗎？對了，那就是說，我曾在夢裡見過你……”過了幾天之後，我發現這個人很能睡覺，什麼姿勢都能睡著，甚至站著扶著鐵鏟也能睡著。他睡覺時微微揚起眉毛，臉變得怪模怪樣，呈現出一種嘲弄人的奇怪的表情。他最喜歡的話題，是講述有關金銀財寶和做夢的故事。他肯定地說：“我透過大地看到，整個大地就像一張餡餅，裡麵藏滿了財寶：一罐一罐的錢，到處都埋藏著箱子、鐵罐子。我不止一次夢見過熟悉的地方——比如澡堂子，在澡堂子的一個角落裡埋藏著一箱銀餐具。我醒來之後，連夜就去挖掘，挖了一俄尺半深。我一看，原來是一些煤塊和狗骨頭！咳，找到的竟是這種東西！……突然，嘩啦一聲，我把玻璃窗碰碎了！一個婆娘瘋狂地尖叫起來：‘救命呀，有賊！’我當然逃跑了，否則就要被毒打一頓。真可笑！”我經常聽到他說“真可笑”這個詞。不過，伊萬·科茲米奇·盧托寧說這話時，自己並沒有笑出來，隻是略帶笑意地眯著眼睛，皺皺鼻梁，張大鼻孔罷了。他的各種夢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東西，跟現實生活一樣乏味和荒誕。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如此津津樂道地講述他自己的夢，而對生活在他周圍的人和事卻不樂意說一說（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學雜誌上讀到一則消息：盧托寧·科羅維亞科夫曾在奇斯托波爾縣某地發現了地下財寶——一罐阿拉伯錢。——原注）。有一件轟動全城的事：一個富茶商強迫女兒出嫁。剛舉行完婚禮，女兒就自殺了。有好幾千的年輕人結伴而行為她送葬。大學生們在她的墓前發表演說，被警察驅散了。在我們麵包作坊隔壁的一個小店裡，人們都大聲談論著這個悲劇。小店後麵的房間裡擠滿了大學生。憤怒的喊叫聲和尖刻的話語也傳到了我們這裡，傳到了地下室。“這個姑娘，小時候挨的揍不夠。”盧托寧接著又對我講道，“我好像在池塘裡捉了一條鯉魚，突然——警察喊道：‘住手，你怎麼敢？’我無處可逃，隻好鑽進水裡去——於是我就醒了……”盧托寧雖然並不關心現實生活，但他很快也感覺到，麵包鋪有點兒不正常。店鋪裡打理買賣的是兩位不懂業務隻顧看書的姑娘：一位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位是他妹妹的女友。這位女友的腦袋很大，臉頰紅潤，有一雙溫柔可愛的眼睛。經常有大學生到麵包鋪裡來，在店鋪後麵的房間裡待很長時間，時而大喊大叫，時而竊竊私語。老板很少在家，而我這個“助手”，倒好像是麵包鋪的經理。“你是老板的親戚？”盧托寧問我，“也許他想招你做妹夫吧？真可笑，而那些大學生們為何到這裡來閒逛呢？是來看兩位小姐的嗎？嗯，有可能……不過，這兩位小姐並不十分甜美……我想，這些大學生來這裡吃麵包要比看小姐們更來勁……”幾乎每天早晨五六點鐘的時候，一個短腿的姑娘便會出現在臨街的麵包作坊門口，她是由不同體積的半圓球拚湊起來的，很像一個裝滿了西瓜的口袋。她兩隻光腳剛踏在地下室窗前的窪地上，便邊打哈欠邊叫道：“萬尼亞！”她頭上圍著一條花頭巾，下麵露出淺色卷發，卷發就像一個個小圓圈掛在她那紅潤的、繃得像球一樣的臉頰上和低低的腦門上，擦得她那雙半睡不醒的眼睛直發癢，她用小手懶洋洋地把頭發從臉上撥開，那手指就像是嬰兒的手指那樣好玩地張開。真有趣——跟這樣一個小女孩能說什麼呢？我叫醒了麵包師。他對她招呼說：“你來了？”“你瞧嘛。”“睡覺了？”“睡了，怎麼啦？”“你夢見什麼了嗎？”“記不起了……”城裡很安靜，隻是某個地方響起了清道夫掃地的聲音和剛剛睡醒的小麻雀嘰嘰喳喳的叫聲。玻璃窗上現出了暖融融的初升的陽光。我很喜歡這種寧靜的早晨。麵包師從窗口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去撫摸姑娘的腿，姑娘滿不在乎地聽從他的摸索，沒有笑容，隻是眨巴著兩隻綿羊般的眼睛。“彼什科夫，去把甜麵包取出來，烤好了！”我把鐵篦子從烤爐裡抽出來，麵包師從篦子上抓起十多塊扁形白麵包、酥皮點心、梭形麵包，把它們一起扔進姑娘的裙襟裡，姑娘則把這些燙手的麵包從一隻手倒換到另一隻手，用綿羊似的黃色牙齒去咬，燙著了，便哎喲哎喲地叫起來。麵包師則一麵欣賞著，一麵喊道：“快把裙襟放下吧，你這不害臊的東西！”等姑娘走了之後，他便在我麵前吹噓起來：“瞧見了嗎？像一隻小綿羊，滿頭卷發。我呀，小弟弟，我是個純潔正派的人，不跟婆娘們同居，隻跟姑娘們要好，這是我的第三個姑娘！她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聽著他這些揚揚自得的話，我在想：“我也該這樣生活嗎？”我從烤爐裡取出論斤賣的白麵包，撿出十一二個大麵包放在長托盤裡，趕忙送到捷連科夫的店裡去。回來又把白麵包和奶油麵包裝進滿盛兩普特的籃子裡，跑到神學院去，給大學生們供早點。在神學院，我站在食堂的大門口，把麵包賣給大學生，有的賒欠，有的交現錢。我一麵站著賣麵包，一麵聽他們關於托爾斯泰的爭論。有一位神學院的教授——古謝夫，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宿敵。在我的麵包籃子底下有時也放上幾本小冊子，我得秘密地把它們交到某個大學生的手裡；大學生有時也把一些小冊子或紙條偷偷地塞進我的籃子裡。我每星期有一次要跑得更遠——到“瘋人院”去。精神病學家彆赫捷列夫就在這裡講課，並用這裡的病人做實例。有一天，他讓大學生們看一個患自大狂的病人。當這個穿著白色病號服、戴著像襪子一樣的圓筒尖頂帽的高個子病人出現在講堂門口時，我不由得嘿嘿笑了出來，而他在我旁邊走過時，卻停了一會兒，並瞪了我一眼。於是我倒退了一步，就好像他用凶惡的火辣、尖利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在彆赫捷列夫捋著自己胡子鄭重其事地跟病人談話的整整一段時間裡，我都偷偷地用手掌撫摸著我的像是被熱灰燙壞了的臉。病人說話發出沉厚的男低音，他好像提出了什麼要求。從白色病號服的袖口裡可怕地伸出一隻細長的手，手指也很長。我覺得他全身都不自然地伸展著，無限地伸長，就是不移動地方，好像也能伸到我麵前，掐住我的喉嚨。從他那骨瘦如柴的臉上陷進去的黑色眼窩裡，一雙黑眼睛威嚴而又專橫地射出一道刺骨的目光。二十來個大學生仔細地觀察著這個戴圓筒尖頂帽的瘋子，有些在笑，大多數人則顯得凝神、悲傷，他們的眼睛同這個瘋子的火辣辣的眼睛相比，就顯得太平常了。瘋子是可怕的，他身上有某種威嚴的東西——真的有。在大學生們的像魚一般的沉默中，教授的聲音顯得特彆清晰。他提的每一個問題都引起那低沉嗓音的嚴厲嗬斥。這種低沉的聲音就像是從地板下麵，從僵硬的白牆底下冒出來的，病人身體的動作則像大主教似的緩慢而莊重。晚上，我寫了一首關於瘋子的詩，把瘋子稱為“王中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顧問”。這個瘋子的形影久久地縈繞在我的心裡，使我無法正常生活。我每天從晚上六點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中午，午後睡覺。隻有在工作的空隙中，即當揉完一團麵，而後一團麵又尚未發酵時，或者是剛剛把麵包放進爐子裡烘烤時，才讀點書。隨著我對烤麵包技術的慢慢掌握，麵包師就工作得越來越少了，他親切而又驚訝地“教導”我說：“你很能乾，再過一兩年，你就是麵包師了。真可笑。不過你太年輕，人家不會聽你的話，不會尊重你……”他不讚成我埋頭書本。“你彆看書了，睡覺去吧。”他關心地勸我說，但從不問我讀的是什麼書。他腦子裡整天夢想和幻想的就是那些財寶和那個圓鼓鼓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經常在夜晚來，這時他就把她帶到堆滿麵粉的前廳去，如果天氣太冷，他就皺著鼻梁對我說：“你出去半小時吧！”我邊走邊想道：“這種戀愛完全不像書本裡描寫的那樣……”在店鋪後麵的小房間裡住著老板的妹妹。我常替她燒茶炊，但儘量少去看她，因為見到她我有點兒不自然。她那孩子般的眼睛老是用不能容忍的目光望著我，在最初幾次見麵時，我就懷疑這雙眼睛的深處含有笑意，我覺得這是一種嘲笑人的微笑。我力氣很大，但動作十分笨拙。麵包師看見我能翻動並搬運五普特重的麵粉袋，便遺憾地對我說：“你的力氣能抵得上三個人，但論靈巧，你卻沒有！你雖然個子高，卻仍舊是笨牛一頭……”儘管我讀了不少書，也喜歡讀詩，而且開始自己寫詩——用“自己的話”來寫，但我覺得，這些話很粗俗，很尖刻，不過，我認為隻有用這些話才能表達出我最深刻的思想混亂。有時為了抗拒某些與我格格不入的東西和使我生氣的事情，我便故意把話說得很粗野。一位當過我老師的數學係大學生批評我說：“鬼知道你是怎麼說的，那不是話，而是秤砣！……”總之，我自己也不喜歡自己。這對一個半大的孩子來說是常有的情況，總覺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我的臉像卡爾梅克人（卡爾梅克人是俄羅斯境內的蒙古族人。），顴骨突出，說話時，嗓門也不聽使喚。老板的妹妹則行動快捷、靈活，像一隻空中的飛燕。我似乎覺得，她的輕盈的動作跟她渾圓、柔軟的身體並不相稱，在她的姿勢和步態中有某種虛偽和做作的東西。她說話聲音洪亮歡快，常常放聲大笑。聽到她這種響亮的笑聲，我就想：她是要我忘記我第一次見到她時的樣子。我卻不願意忘掉這個，我很珍惜不平常的事物，我需要知道可能發生的和今天存在的不平常的事物。她有時問我：“您在讀什麼書？”我很簡單地回答她，並想反問她：“您乾嗎要知道這個？”有一回，麵包師一邊撫愛著那位短腿姑娘，一麵用陶醉的聲調對我說：“你出去一會兒吧！喂，你最好到老板妹妹那兒去，乾嗎要錯過機會呢？要知道，大學生們……”我當時對他說，如果他再說些類似的話，我就用秤砣砸爛他的腦袋。後來我出去了，走到放麵粉袋的前廳裡。從關得不嚴實的門縫裡我聽見了盧托寧的聲音：“我乾嗎要生他的氣呢？他整天啃書本——就像瘋子一樣生活……”前廳裡，老鼠在吱吱亂叫亂鬨，麵包作坊裡則是那姑娘的哼哼聲、呻吟聲。我來到院子裡，這裡無聲無息地下著毛毛雨，卻依然很悶熱，空氣中飽和著焦灼的氣味——什麼地方的森林著火了。這已經是後半夜了。麵包房對麵屋子的窗戶還敞著，從這些房間裡透出暗暗的燈光，有人在哼唱：“聖瓦爾拉米（聖瓦爾拉米是一位基督教的聖徒。），”“頭上閃現出光輪，”“從天上俯視她們，”“是那麼笑容可掬……”我想象著瑪麗婭·捷連科娃也躺在我的雙膝上，就像短腿姑娘躺在麵包師的雙膝上那樣，可是我從心底裡感覺到，這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整夜，通宵，”“他又喝酒又哼唱，”“而且呀——啊喲！”“還乾了那種勾當……”歌聲裡特彆突出了這個深沉的低音的“啊喲！”我兩手支在膝蓋上，彎著身子朝窗口望去，透過鉤花的窗簾，我看見一個方方正正的地下室，一盞小燈罩著藍色燈罩，照亮了灰色的牆壁。在牆壁前麵，麵對窗口坐著一位姑娘，她在寫信。瞧，她抬起頭來，用紅筆杆捋了一下垂到鬢角上的一綹頭發，兩隻眼睛眯縫著，臉帶笑容，然後慢慢地把信折起來，裝進信封裡，用舌頭在信封邊上舔了舔，封上，便把信扔在桌子上。她用比我的小指還要小的食指惡狠狠地點了點信，卻又重新把信撿起來，皺著眉頭把它拆開，讀了讀，又把它裝進另一個信封裡，粘好，並伏在桌上寫上地址，然後拿著信像搖晃白旗一樣在空中晃了幾下，旋轉身子，拍著雙手，朝放床鋪的屋角裡走去，隨後又從那裡出來，脫掉短衫，露出圓圓的像肉蛋似的肩膀。她從桌上拿起燈，又隱沒在屋角裡。當你看到她獨自一個人在活動時，你會覺得她是一個瘋子。我一邊在院子裡踱步一邊想：多麼奇怪，這個姑娘竟獨自一人在小屋裡生活。這時一個紅頭發的大學生來找她，並用壓低的像耳語一般的聲音跟她說話。她整個身體縮成一團，顯得更小了。她膽怯地望著他，把雙手藏在背後或桌子下麵。我不喜歡這個紅頭發的大學生，非常不喜歡。短腿姑娘一麵包紮頭巾一麵搖搖晃晃地走出來，對我說：“你進麵包作坊去吧……”麵包師一邊從櫃子裡掏麵團，一邊對我講述他的情婦是多麼令人舒服、痛快和百玩不厭。我卻在想：“這樣下去，我該怎麼辦？”我似乎覺得，在我身邊的某個角落，一場災難在等待著我。麵包店的生意很好。捷連科夫在計劃開另外一個更大的麵包作坊，並決定再雇一個幫手。這很好，因為我的工作太多了，累得我暈頭轉向。“在新的作坊裡你就要升為幫工頭了，”麵包師對我許諾說，“我去跟老板說，你的工資該提到每月十個盧布。”我明白，我升為幫工頭對他是有利的，因為他不喜歡乾活，而我卻很樂意乾活。疲勞對我有好處，它能消除我的心神不寧，抑製我強烈的性本能的衝動。不過，這樣一來，書也讀不成了。“很好，你把書本扔了——就讓老鼠去啃它們吧！”麵包師說，“難道你就不做夢嗎？也許你也做夢，隻是不肯說出來罷了！真可笑。要知道，把夢說出來是最平安的，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他對我很親切，甚至有幾分尊敬。也許他以為我是老板的親信，所以有點兒怕我。不過，這一切都沒有影響他乾淨利落地偷麵包。我的外祖母死了。我是在她出葬七周後才在表兄的來信裡知道的。他在這封簡短的沒有用標點符號的信裡說，外祖母上教堂門口乞討時，摔了一跤，摔斷了一條腿，到第八天便得了壞疽病去世了。晚些時候，我還聽說，我兩個表兄弟和一個表姐及他們的孩子們，雖然這些人都年輕、健康，卻一直拖累著我外婆，靠她去乞討來的施舍過日子，外婆病了後，他們也不想辦法請醫生看一看。信中寫道：她埋葬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墳場我們大家都去送葬我們和乞丐們他們是愛她的都哭了你外祖父也哭了他把我們趕走一個人留在墳地裡我們從灌木叢裡看著他哭他也快要死了我沒有哭，隻記得當時好像有一股冰冷的風向我襲來。這天夜裡，我坐在院子裡的劈柴堆上，內心裡產生了一種非常強烈的願望——向什麼人講一講外祖母的事，講一講她是一個多麼善良、聰明的人，她是所有人的母親。這個沉重的願望長期留在我的心靈中。然而卻沒有人要聽我講，於是這個願望便永遠沒有實現而慢慢消失了。許多年之後，當我讀到契訶夫那篇描寫馬車夫的非常真實的短篇（指契訶夫的短篇《苦惱》。）時，我又記起了這些日子。契訶夫的描寫馬車夫對馬訴說了自己兒子的死。遺憾的是，在那些極端痛苦的日子裡，我身邊既沒有馬，也沒有狗，而且我也沒有想到要去與老鼠分享痛苦——當時在麵包作坊裡有許多老鼠，我跟它們和睦友好地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