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小雜貨鋪的老板安德烈·捷連科夫。他的鋪子隱蔽在一條貧窮偏僻的街道的儘頭，在堆滿垃圾的溝壑上麵。捷連科夫一隻胳膊殘疾，麵容和善，留著淺色的胡子，有一雙聰慧的眼睛。他家裡有一個全城最好的圖書室，裡麵有不少的禁書和孤本。喀山許多學校的大學生和各種抱有革命情緒的人都要借用這些書。捷連科夫的小鋪子就在一個搭出來的矮房子裡，與銀幣兌換商閹割派教徒的房子相連。小鋪子的門通向大房間，大房間隻靠一扇朝院子開的窗戶送來微弱的亮光。大房間過去是窄小的廚房，廚房後麵，在矮房子與大房間之間的陰暗走廊的拐角處，隱藏著一個包房，那個秘密的圖書室就在這裡。圖書室裡的書一部分是用鋼筆抄錄的，釘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羅夫的《曆史書簡》（拉夫羅夫（1823-1900），民粹派。《曆史書簡》寫於1868-1869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皮薩列夫的一些論文（皮薩列夫（1840-186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批評家。），還有《沙皇即饑餓》（作者是阿·尼·巴赫（1857-1946），俄國生物化學家，參加過民粹派。）《狡猾的圈套》（作者是瓦爾紮爾（1851-1940），俄國工業統計學奠基人。）——所有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壞了。我頭一次到小鋪時，捷連科夫正忙於招待顧客，他朝通向大房間的門對我點點頭，我走進房間，在昏暗中看見屋角裡跪著一個小老頭，模樣很像謝拉菲姆·薩羅夫斯基。他還在虔誠地祈禱。看見這個小老頭，我心裡有一種不舒服的抵觸的感覺。我聽人家說，捷連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觀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應當信上帝的。我覺得這位向上帝祈禱的小老頭在這個房間裡是多餘人。祈禱完了之後，他仔細地撫平自己的頭發和白胡子，端詳著我說：“我是安德烈的父親，而您是誰呢？原來是您？我還以為是個喬裝的大學生哩。”“大學生為什麼要喬裝呢？”我問道。“是呀，為什麼要喬裝呢？”老頭小聲應和道，“其實隨便您怎樣喬裝，上帝都會認出來的。”他走進了廚房，我則在窗口邊坐下來，沉思著，忽然聽到一個聲音：“瞧，他就是這樣子！”廚房門框邊站著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淺色的頭發剪得短短的，蒼白而浮腫的臉上有一雙含笑的藍眼睛，她那模樣兒很像是粗劣彩色畫上的天使。“您乾嗎吃驚呢？難道我是那麼可怕嗎？”她用尖細發顫的聲音說道，手扶著牆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過來，好像她不是走在堅實的地板上，而是在懸空的、搖擺不定的纜索上。這種不會走路的樣子，使她顯得更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顫抖著，好像腳底下紮進了許多針刺似的，牆壁又燙著她那浮腫的手，手指頭則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動彈。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麵前，心裡感到極端狼狽和揪心的憐憫。在這個陰暗的房子裡一切都是異乎尋常的！姑娘在椅子上坐下來時是如此小心謹慎，好像害怕椅子會從她的身下飛走。她天真無邪地告訴我，她開始行走隻有四五天，這之前幾乎有三個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腳都癱瘓了。“這是——神經麻痹症。”她微笑著說。我記得，當時我很想聽到她的病狀有另一種解釋，因為對於這樣一個姑娘，又住在這樣奇怪的房間裡，隻說她是神經麻痹症——這也太簡單了。她的房間裡一切東西都膽怯地緊偎著牆壁，而在聖像前的一角卻過於明亮地點燃著一盞神吊燈，神吊燈的銅鏈子的影子，無端地在大飯桌的白桌布上爬動著。“人家對我談過許多有關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樣的一個人。”她的聲音很尖細，聽來像是小孩子說話。這個姑娘用令人難堪的目光打量著我。在她的藍眼睛裡我看到了一種穿透一切的東西。跟這樣的姑娘我不能、也不會說什麼話，隻有默默地望著牆上掛著的赫爾岑（赫爾岑（1812-1870），俄國作家，政論家，革命活動家。）、達爾文（達爾文（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創始人。）、加裡波第（加裡波第（1807-1882），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民族英雄。）的畫像。一個跟我同樣年紀的小青年從小鋪裡走出來，淡黃色的頭發，一雙放肆的無禮的眼睛，跑進廚房去時，沙啞地喊了一聲：“你怎麼爬出來了呢，瑪麗婭？”“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謝，”姑娘說，“我在產科學校學習，可現在病了。您乾嗎不說話呢？您感到拘束嗎？”安德烈·捷連科夫走了進來，他把那隻殘疾的手塞進腰裡，用另一隻手默默地撫弄著妹妹的柔軟的頭發，把頭發弄得很亂，然後問我要找什麼樣的工作。後來又來了一位火紅色卷發的姑娘，身材勻稱，有一雙發綠的眼睛，她嚴厲地看了我一眼，便拉著白衣姑娘的手說：“看夠了，瑪麗婭！”她把她帶走了。一個姑娘叫這種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適，太刺耳。我也走了，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可是過了一天，我又坐在了這個房間裡，試圖弄明白，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的生活很奇怪。那個親切、溫和的老頭斯捷潘·伊萬諾維奇，臉色蒼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裡，靜靜地微笑著，翕動著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懇求說：“你們彆來碰我！”他成天像兔子一樣生活在恐懼中，生怕大難臨頭。這一點我非常清楚。一隻手殘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滿了油汙和乾硬得像樹皮一樣的麵粉疙瘩。他在房間裡側著身子走路，負疚地微笑著，就像是一個做錯了事剛被饒恕的孩子。幫他賣貨的弟弟阿列克謝是個又懶又笨的青年。三弟伊萬在師範學院念書，住在學生宿舍裡，隻有假日才回家，他個子矮小，衣服整潔，頭發梳得光亮，像一個衙門裡的老官吏。生病的瑪麗婭住在閣樓上，很少下來，一旦她走了下來，我就覺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條看不見的繩子捆住了似的。捷連科夫一家的家務是由那位與閹割派教徒房東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婦女，一張木偶似的臉，一雙凶狠的像修女一樣嚴厲的眼睛，她的紅頭發的女兒娜斯佳也經常在這裡轉來轉去，每當她用綠色的眼睛看男人時，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會不停地翕動起來。不過，捷連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卻是喀山大學、神學院和獸醫學院的大學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們一心關懷俄國人民，擔心俄國的未來，每當讀到報紙上的某些文章、書本上的某些論斷，聽到城裡和大學裡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們就情緒激昂地當晚從喀山的各條街道跑到捷連科夫的小鋪子裡來，展開狂熱的爭論，或者就在一些角落裡竊竊私語。他們帶著厚厚的書本，用手指戳著書頁的內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論證著自己喜愛的真理。誠然，我不大明白這些爭論。在那些滔滔不絕的話語裡，真理已經像窮人家菜湯裡的油星那樣稀少了。有些大學生使我聯想起伏爾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頭子。不過我也明白，眼下這些大學生，他們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雖然這種真意被他們滔滔不絕的空話衝淡了，但也沒有完全被淹沒。他們想要解決的任務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順利地解決這些任務。我常常感到，在這些大學生的話語中鳴響著一種我沒能說出來的思想，而且我對這些人的喜歡達到了發狂的地步，就像一個囚徒被許諾獲得自由那樣。他們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塊可以做成一件不尋常物品的木料一樣。“一塊天生的好材料！”他們都這樣介紹我，並帶有一種驕傲，好像街上的頑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銅板拿給彆人看似的。我不喜歡人家把我稱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兒子”，我覺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時感到，我的智力發展也受到指導者的壓製，比方，我在書店櫥窗裡看到一本名為《箴言與格言》（此書作者為叔本華（1788-1860），德國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的書，我很想讀讀這本書，便去向神學院一個大學生借閱。“真有你的！”這位腦袋像黑人、卷頭發、厚嘴唇、說話尖刻的未來的大主教譏諷地大聲說道，“老弟，你這是胡鬨。人家給你什麼你就讀什麼，不適合你的，你就彆到處亂抓！”這個教師的粗暴的腔調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後來當然買了這本書，一部分錢是我在碼頭上打工賺來的，另一部分錢是我向安德烈·捷連科夫借的。這是我買的第一本嚴肅的書，這本書我至今還保存著。總而言之，人們對待我是相當嚴厲的。有一回，我讀過《社會科學入門》（此書作者為俄國社會學者貝爾維（1829-1918）。）後，覺得作者誇大了遊牧部落對組織人類生活的作用，而對有進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獵人貶得過低，我把我的懷疑向一位文科大學生講了，這位大學生在其女人似的臉上裝出一副威嚴的樣子，整整一個鐘頭對我講述了“批評權”問題。“為了得到批評權，就必須信奉某種真理；您信奉什麼呢？”他問我。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時也讀書——用書蓋住臉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彆人。他患斑疹傷寒躺在閣樓上也還在叫喊：“道德應當在自身中把自由與強製因素調和起來。調和……和——和……”這是一個柔弱的書生，由於長期吃不飽飯，身體慢慢地垮下來了，加之他固執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讀書，他不知道有任何彆的快樂。當他自以為已經把兩種強有力的社會思想矛盾調和起來時，他那雙可愛的烏黑的眼睛就會像小孩子那樣幸福地笑起來。離彆喀山十年後我又在哈爾科夫碰見了他，這時他已經在凱姆服滿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學學習了。我覺得他依然沉溺於各種矛盾思想的螞蟻堆裡。他眼看就要死於肺結核了，還竭力要把尼采（尼采（1844-1900），德國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和馬克思調和起來。他曾經用冰涼的、黏糊糊的手指抓著我的手，嘴裡咯著血，聲音沙啞地對我說：“矛盾不能統一，就無法活了！”他死在去大學上課路上的電車裡。我見過不少這樣的為理智而獻身的殉難者，他們在我的記憶裡是神聖的。常在捷連科夫家聚會的這些人大約有二十個，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學院的大學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佐藤·潘捷列蒙是西方基督教著名的傳教士。）。偶爾也看見一個寬胸的大個子（他就是本書的重要人物羅馬斯（1859-1920），革命的民粹主義者。），他一臉又寬又濃的大胡子，腦袋剃成韃靼式的光頭，穿一件灰色緊身哥薩克短上衣，紐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個角落裡，叼一根短煙鬥，用一雙靜觀默察的灰眼睛望著大家。他的目光經常停在我的臉上。我覺得這個嚴肅的人在暗暗地掂量著我，於是我有點兒害怕起來，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圍所有的人都在大聲說話，說得又多又堅決。他們說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歡。過了很久之後我才覺察出來，在這些激烈的言辭裡也涵納著某些可憐的虛假思想。這個大胡子勇士為何默不作聲呢？人們叫他“霍霍爾”（“霍霍爾”——革命前俄羅斯人對烏克蘭人的卑稱。），好像除了安德烈·捷連科夫外，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後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從流放地回來，他在雅庫特省過了十年的流放生活。這更加深了我對他的興趣，但卻沒有勇氣去和他認識。我並不是因為羞怯或者膽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種好奇心強、過於焦急的毛病，渴望儘快地知道一切。這種性格害得我一輩子不能嚴肅地致力於某一件事情。當他們談論人民時，我總是驚訝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想法跟他們不一樣。在他們看來，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偉大品格的近乎神聖的統一的載體。我可不知道有這樣的人民，我看見的是木匠、搬運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奧西普、格裡高利，可是他們這裡談論的卻是作為統一體的人民，而把自己置於比他們更低賤的地位，去服從於人民的意誌。我卻覺得，倒是他們這些人才體現著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並表現出渴望按照某種新的博愛精神自由地去建設生活的善良意誌。在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裡的人們中沒有看見過這種博愛，可是在這裡，他們的每一句話裡都鳴響著博愛，每一道目光中都閃耀著博愛。人民崇拜者的這些話，像陽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頭。那些描寫黑暗的農村生活和農民殉道者的樸素的文學作品，對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隻有對人的最強烈最熾熱的愛，才能從這種愛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發現和領會生活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已不再考慮自己，而開始更多地關心彆人了。安德烈·捷連科夫信任地對我說，他的小鋪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幫助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人們身上。他在這些人中間打轉轉，就像一個虔誠的助祭為大主教服務一樣，不掩飾自己對這群讀書人的聰明才智表示的喜悅心情，幸福地微笑著，把那隻殘疾的手掖在腰裡，用另一隻手整個地捋著自己柔軟的胡子問我：“你覺得好嗎？對，就是好！”而當獸醫拉夫羅夫（他有一種跟雞叫似的怪嗓子）陰陽怪氣地反對這些民粹派時，捷連科夫便吃驚地閉上眼睛，低聲地說：“真是搗亂鬼。”他對待民粹派的態度跟我一樣，但是那些大學生對待他，卻好像老爺對待雇工一樣，粗暴且不客氣，不過他自己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經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來過夜。我們先是打掃房間，然後在地板上鋪一塊毛氈，接著便躺下來，在黑暗中，在勉強有點亮光的神燈下，友好地、低聲地交談許久許久。他像一個聖徒那樣懷著暗自的喜悅對我說：“將來聚集起幾百個這樣的好人，他們將占據俄國各種重要職位，立即就可以改變整個生活。”他比我年長十歲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歡紅頭發的娜斯佳姑娘。在人們麵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乾巴巴地跟她說話，並儘量不看她那生氣的眼睛，但卻用愛慕的眼神目送著她走過去的身影，而當他同她單獨說話時，卻顯得很狼狽，羞怯地微笑著，老是捋自己的胡子。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個角落裡聽這些唇槍舌劍。由於專注和緊張，她那孩子氣的臉可笑地緊繃著，眼睛睜得很大，每當聽到特彆激烈的話時，她就會大聲地籲一口氣，就像是一瓢涼水潑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邊則有一個紅頭發的醫學院的學生像一隻大公雞似的走來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聲音跟她說話，動情地皺著眉頭。看到這一切，我覺得很有趣。可是秋天到了。對於我來說，沒有一個固定的工作，生活是過不下去的。由於我迷戀於周圍出現的一切事情，所以乾活的時間越來越少了，隻得依靠彆人的麵包過日子，但是這種麵包還真不好咽啊！我必須找個過冬的“地方”。於是我就在瓦西裡·謝苗諾夫的麵包坊裡找到了一份工作。關於我生活中的這一段時期我在短篇《老板》《科諾瓦洛夫》《二十六個和一個》裡都做過描寫。這是一個很艱苦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一個很有教益的時期。不僅肉體上艱苦，精神上更加艱苦。我來到麵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後，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見麵和交談的那些人中間築起了一道“忘記的高牆”。他們中誰也沒有到麵包坊裡來看過我，我也因為每天十四小時的工作，無法去看捷連科夫。在節假日，我不是睡覺，就是同麵包坊的夥伴們一塊待著。有些人從一開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醜，另一些人則像孩子對會講有趣故事的人那樣，帶一種天真的愛慕。鬼才知道，我給這些人講了些什麼故事，不過我講的一切當然都是能引發他們向往另一種更輕鬆更有意義的生活的故事。這方麵我常常是成功的，因為我看見，在他們的浮腫的臉上出現了人類的悲傷，眼睛裡則冒著屈辱和憤怒的火花。我心裡感到過節一樣的快活，並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誠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軟弱無力，缺乏知識，甚至連最簡單的生活問題也不能解答。這時我覺得我被拋進了黑暗的地窖裡，那裡人們像蛆蟲一樣盲目地爬動，隻想忘掉現實生活，跑到小酒館裡，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懷抱裡去消愁解悶。他們每月在領工資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這個幸福的日子到來一周之前，他們就在談論這件樂事了，嫖娼之後他們也許久都在談論這種甜蜜的感受，厚顏無恥地吹噓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邊說邊嫌惡地吐唾沫。可是真奇怪！聽到所有這些話時，我都覺得悲傷和羞恥。我知道，在妓院裡花一個盧布可以買一個妓女陪你過上一夜。我的夥伴們對這種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過於放縱無度，肆無忌憚，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做作的。對兩性關係我極其好奇，所以我對這個問題的觀察也特彆敏銳。當時我還沒有受用過女人的撫愛，這使我處於極不愉快的境地。妓女們和夥伴們都狠狠地奚落我。後來他們就不約我去妓院了，並公開對我說：“老弟，你就彆跟著我們了。”“為什麼？”“不為什麼，跟你在一起不舒服。”我緊緊地抓住這句話，感到這句話對我很重要，但他們並沒有說得很明白。“瞧你，跟你說了——彆去！跟你一起真沒勁……”隻有阿爾焦姆冷笑著對我說：“跟你就像跟牧師或跟神父在一起似的。”妓女們開始時笑我太拘謹，後來便生氣地問道：“你嫌棄我們吧？”四十歲的“姑娘”捷列紮·包魯哈是一個胖胖的漂亮的波蘭女人，是這裡的領班婆，她用像良種母狗那樣的聰明的眼睛瞅著我說：“姑娘們，放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了——對吧！這麼壯實的青年，肯定有未婚妻，肯定有！”她是一個女酒鬼，喜歡狂飲。喝醉時，醜惡至極，可是清醒時，她對待人的深思熟慮的態度，對人的行為意義的冷靜探索，又令我感到驚奇。“最令人不能理解的人就是那些神學院的大學生，”她對我們的夥伴說，“他們是這樣地玩弄姑娘的：首先吩咐姑娘們在地板上抹上肥皂，然後讓一個脫光衣服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腳都放在四隻瓷盤上。大學生按住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遠。一個姑娘做完了再換第二個。瞧，他們這是在乾什麼？”“你扯謊！”我說。“哎呀，這可不是扯謊！”捷列紮沒有生氣，而是平靜地說道。不過在這種平靜裡有一種令人壓抑的東西。“這是你捏造的！”“本姑娘怎麼會捏造這種事情呢？難道我瘋了嗎？”她瞪圓眼睛問道。大家都貪婪地、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我們的爭論。捷列紮依然用冷漠的語調講述著嫖客們玩的鬼把戲。她隻想弄明白一點：這是為什麼？聽眾都厭惡地吐唾沫，狠狠地罵大學生。我看得出來，捷列紮有意在激發人們對我們所喜歡的大學生的仇恨，於是我就說，大學生是愛人民、希望人民好的。“你說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雅街上那所普通大學的大學生吧！而我說的卻是神學院的大學生，從阿爾斯科耶波列來的！這些神學院的大學生，全都是孤兒，而孤兒長大後一定是小偷，或者就是胡作非為的壞蛋；他們長大後一定是壞人；他們無牽無掛，無情無義，這些孤兒！”“領班婆”的心平氣和的講述和妓女們對大學生、對官吏，以及一般的對那些“聖潔的嫖客”的深深的怨恨，在我的夥伴們的心裡引起的不僅是憎惡和氣憤，而且還有喜悅，他們說：“這麼說來，這些受過教育的人比我們還壞！”聽到這種話，我感到非常難受和痛苦。我發現，這些人彙集到這昏暗、狹小的房間裡來，就像是全城的垃圾彙集到這個大坑裡來一樣，這些垃圾會在煙霧騰騰的火光中滾沸起來，然後充滿仇恨和怨氣，重又流散到城市裡去。據我的觀察，他們是出自本能，是由於生活的煩悶無聊而走進這個深坑的，他們用荒唐的詞句編造那些動人心弦的歌曲，頌揚愛情的恐懼和痛苦，講述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的醜聞和逸事，嘲笑和敵視那些不理解的事物。我還認為，這些妓院也像一所大學，我的夥伴們從這所大學裡獲得了毒性極大的知識。我看到，那些“供人取樂的姑娘”怎樣地在肮臟的地板上爬動，懶洋洋地拖著沙沙響的步子；怎樣地在手風琴的令人厭煩的嗚嗚聲中，或者在破鋼琴的惱人的顫音裡難受地扭動著鬆弛的身體。看著她們，我心裡產生一種模糊不清卻又非常不安的思緒。周圍的一切都令人煩悶。一種想一走了之又無可奈何的處境使我的心情變得糟透了。在麵包作坊裡，隻要我說到有些人大公無私，說他們在為人民尋求自由幸福的道路時，就會遭到反駁：“可是，妓女們談到他們時並不是這樣說的呀！”於是他們便毫不留情地、凶狠地嘲笑我。不過我也是一條好鬥的小狗，我感覺自己並不比那些老狗愚蠢，而是更勇敢些。我也發怒了，並且開始明白，思考生活並不比生活本身輕鬆。我心裡對這些一起工作的、固執而又難纏的夥伴們也有一種突發的憎恨，尤其使我憤恨的是他們的忍辱和順從，他們竟甘心受醉鬼老板的半瘋狂狀態的挖苦嘲弄。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日子裡，好像命運在有意作難，偏偏又碰到一種新奇的思想，儘管這種思想本質上是與我敵對的，卻仍舊攪得我心煩意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