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袁了凡的名氣一天比一天小。那之前，在帝國最偏僻的村莊，如果全村隻有兩本書，其中一定有一本是他的《了凡四訓》（另一本是曆書）。他的善名大，不是因為他做過什麼了不起的善事，是因為他發起了一場道德運動，把三教的善惡觀揉到一起，輸給下層社會。袁了凡是浙江嘉善地方的人，生活在十六世紀的明朝。某年，他在北京慈雲寺遇到個算命先生，預測他來年可以考中生員，以後可以拔貢做知縣，活到五十三歲，壽終正寢，一生無子。本來袁了凡已棄學從醫，聽了他的話，再次下場，果然便考中。還有些細節，也一一應驗如符。他從此相信那就是他的命運，隻是一想到無子，未免怏怏。古典的命運觀，是孔孟的態度，以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德是自我修養，不指望回報，至於世間諸般好處，則如朱熹所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另有一種報應哲學，即如《易傳》裡講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直接繼承它的是道教，按《抱樸子》內篇的說法，做了壞事，會被司過之神減壽，大壞事減三百日，小壞事減三日，反過來，行善三百，便可晉升地仙，行善一千二百，可為天仙；隻是這三百或一千二百善必須連續，中間如果做了一件壞事，則前麵的善款全被沒收，重新計數。——幸好如此之難，不然，中國早就遍地神仙，沒人做工了。佛教本有業說，進入中國後，與本地觀念融合，積累功德是重要的修行。我們今天熟見的念珠，通常不過一百多粒；而早期曾流行用小豆來計算宣誦佛號的次數，要數出幾十石豆子，才算為功。袁了凡本是儒學中人。後來發生的事，改變了他的觀念。他在棲霞山遇到一位雲穀和尚，教給他命運可以改變的哲學。他按雲穀的法子修行功德，第二年便中舉，打破了算命先生的預言。後來又中進士，又生兒子，袁了凡遂徹底改弦，去推廣現世現報的新道德體係。這種體係最大的特點，第一是將行善的好處（以及行惡的壞處）世俗化，不必建立在成仙成佛的指望上。第二點更重要：你在道德銀行裡的儲存，是種活期存款，自己能隨時花用，不必非得由子孫或自己的來世享用。本來以袁了凡的社會地位，不配領導一種運動，但他對道德體係的改造，太合人們的需要，想不成功也難。袁了凡還是功過格的推廣者。功過格的正式出現，本是早在十二、十三世紀的事，但隻流傳在修道之士中間，和普通人關係不大。從袁了凡開始，功過格在全社會通行。最簡單的功過格，是自己做個賬本子，分列日月，每日下列功過兩行，睡前記賬，月底結賬。不會寫字的，可用現成的曆本子，功畫圈，過畫叉。比如我今天吃了早飯，記小功一，又寫了篇文章，記大過一次雲。年複一年，功過相減，如果攢下的功很多，就可以滿心歡喜地等待好事發生了。正式出版的功過格要複雜得多，特彆是附有多如牛毛的道德誡條，讓你知道哪些是功，哪些是過（一個例子是，你不讀《太上感應篇》，就不見得知道向北吐口水是過失），以及詳細的解釋和案例。不同的行為，有不同的功值或過值，比如教人健康術，值功五，如果這種傳授是收費的，就隻有一功。我們為什麼要做好人，要做好事？——道德動機是全部道德問題的根本。如以今天的觀點看，儒家提倡內在的道德衝動，似乎更高明些。但這種原理訴求於自我，且在此岸循環，則隻對追求精神圓滿的人有效。道釋二家雖較儒學立義玄遠，對普通人來說，畢竟幽茫難征。袁了凡推廣的思想，使道德脫離了義務，成為一種獎罰體係，容易理解，也容易推行。它主張的功可以抵過，也讓許多人頗覺從容。中國的道德體係，本以誡條為核心，自晚明起，漸漸向功利主義轉化，袁了凡首倡其功。魯迅曾抱怨有人施恩如放債——當然如此。在新的體係裡，行善是有所圖，不行惡是有所畏。當然，新的體係並沒有全麵代替舊傳統，不過它確實在中國人的道德生活中起著大作用。它也幫助維護古老的價值觀，——儘管以背離傳統的新功利論為內核，它的價值表本身仍是傳統的。問題隻是，一旦人們發現善惡難報，銀行倒閉，這個體係——誡條體係也受其連累——也就崩潰在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