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的曾靜案，是頂奇特的事件。曾靜是湖南永興的一個村夫子，忽然異想天開，派學生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嶽鐘琪，勸他造反。曾靜一生僻處鄉裡，去州城應試，見到呂留良評選時文的批語，便驚為聖學，從此佩服到五體投地。他有過一種奇談怪論，以為皇帝隻該“吾學中儒者”來做，而不該讓“世路上的英雄”來做。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朱子做。明以後的皇帝呢？便該呂留良做了。如今都讓豪強占去了，“甚者老奸巨滑，即諺所謂光棍也”。看這番議論，可知這個人是有些痰氣的。皇帝他倒不想做，他想做的是謀主，好比李通之於劉秀，劉文靜之於李淵。他大概是那種經常幻想的人，以他的身份，居然去勸總督造反，沒點毛病是不行的。曾靜對學生好，兩個學生也把老師敬如天人。張熙向嶽鐘琪介紹曾靜深有韜略，能號召六七省的人，隻要由他來籌劃，不愁大事不濟。——若論孤陋寡聞到可笑的程度，這對師徒倒是絕配。曾靜的供詞裡提到他的叔嶽，曾誇侄女婿有“濟世之德，宰相之量”。鄉老兒這類見識，哪裡當得了真？但曾靜偏把這類話都記在心裡，獨自一人時玩味不已。從曾靜案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輿論的流傳路線。有關雍正的種種新聞，可確知的一種，是從過路的犯官那裡傳到曾靜耳中，不知其詳的，也當與此相類，和其他政治消息一樣，以馬匹的速度，從首都向全國擴散。另一個重要的傳播途徑是讀書人，他們經常往來於會城和鄉裡之間，經常聚會，若到大比之年，這些聚會的規模還很大。嶽鐘琪其人，曾靜是一點點聽說的。先是聽本地一個生員說“西邊有個嶽公，甚愛百姓，得民心”，此時連這位嶽公的名字還不知道。後來又聽說陝西有個總督，皇帝疑心他，“屢次招他進京，要削奪他的兵權，殺戮他”，這個總督就上本章，說皇帝的種種不是。這已經是沒影兒的事了。接下來聽一個醫生——這個醫生是從茶陵的一位風水先生那裡聽說的——說，這個人的名字原來叫嶽鐘琪。至於嶽鐘琪是嶽爺爺後裔的傳說，也無疑大有助於曾靜的幻想。——這類事，隻有這類人才會認真對待。他自然無從知道雍正很早就欣賞嶽鐘琪，曾評價為“一百冊畫也不值一個嶽鐘琪”，也不知道嶽鐘琪奉承皇帝極為小心，無微不至。如雍正最喜歡看八字，嶽鐘琪便經常進呈部下的八字，來湊雍正的趣，雍正也一本正經地推算，某某運好命旺，“將來可至提督之位，但恐壽不能高”雲。嶽鐘琪手握重兵而甚得寵信優渥，不是隨隨便便而來的。除了“將二爺的妃嬪收了”之類有關雍正的傳聞，曾靜還聽說泰山崩了四十裡，還聽說孔廟被了火災。他眼見洞庭水患，災民怨諮，又聽說雍正鑄錢不成，勉強鑄就也字跡模糊，所謂“雍正錢，窮半年”，誰若身上有個雍正錢，都要扔到溝壑裡。種種彙到一起，成了異象。曾靜當真以為將有大事發生，唯恐錯過機會。曾靜供詞，每說自己錯解經義，為讀書所誤。一半是辯解，一半也是實情。他的夷夏觀是從書本子上來的，他的幻想是書本子誘發出來的。隻是他地方偏僻，家裡又窮，能讀到的書太少，連四書五經、《朱子語類》之類大路書，都要到外省去買。所以一見呂留良的《題如此江山圖》，便如醍醐灌頂一般。不讀書倒也罷了，讀得太少，來不及從中領會人心曲折，世事消長，恰成呆子。直到被捕後押解入京，一路經由湖北、河南、直隸，他才出了一次遠門，眼之所見，儘是聖世隆景，耳之所聞，莫非聖德仁聲，果然“化行俗美，太平有道”，“從前滿腹疑團，始得一洗落空”。——總算長了見識了。至於“世路上的英雄”嶽鐘琪，用和張熙盟誓的辦法來騙出這個鄉下青年的真話，雖是秉承雍正的旨意，畢竟是件可恥的事。雍正像教主那樣賜予了道德的解釋，幫他卸除良心的負擔，以及聲名之累。即使如此，雖是嶽鐘琪的一件大功勞，給他做行略的人，還是儘量不提及此案，至多一筆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