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人是女真的後裔，康熙自然無法喜歡嶽飛。嶽飛在民間的地位難以動搖，康熙不便明貶，隻能陰損。他做過一篇文章議論高宗和議，說就算宋高宗信任嶽飛，言聽計從，難道就一定能戰勝金兵，救還二帝嗎？——“朕實不信也。”嶽家與金人是世仇，按《春秋》之義，九世之仇、甚至百世之仇，也是可以報複的。從情理上說，後代不能總惦記著祖宗的事，大家各過各的，才是辦法。不過愚人不這麼想。雍正年間，湖南人曾靜聽說有一位嶽將軍，上本說皇帝的種種不是，又聽說這個嶽將軍是嶽武穆的後代，由此發生幻想飛躍，於雍正六年，投書嶽鐘琪，勸他造反。這種幻想不是曾靜一個人的。人處窮途末路，容易看見海市蜃樓。清初，遺老們以為民心可用，又看到滿人種種虐政，便以為海內沸騰，不過是幾年間的事。後來又把期限後挪幾十年，年輕些的遺民，仍以為可以活到出頭之日到，臨死還不明白，這麼一種暴政，怎麼可以維持這麼長時間。到了雍乾時候，心眷舊國的人，普天下也沒幾個了，而因為其少，因為其絕望，幻想更加活躍，捕風捉影，是其能事。所有的天災，都像是異變之兆，每一件人禍，想必能集因為果，多麼無稽的傳聞，也成幻想的材料，幻想又是精神的飯食；連對百姓的態度也變了，從哀其不幸，到樂其不幸，當然，說將起來，其辭還是要若有憾焉。據說嶽鐘琪是嶽霖一支的後代，祖籍自然是湯陰，在明代，嶽鐘琪的高祖到臨洮做官，全家遷至甘肅。他的父親嶽升龍在三藩之役中有軍功，一步步做到四川提督，嶽鐘琪後來也隨父入了川籍。曾靜派弟子張熙投書時，嶽鐘琪正做著川陝總督。和嶽飛的關係，既是榮耀，也是麻煩。頭一年，就有個叫盧宗漢的家夥，得了失心瘋，在成都街頭高呼“嶽公爺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類似的謠言，時起時落，不從此始，不至此終，嶽鐘琪身處嫌疑之地，更加小心謹慎，張熙找上他的門，算是找倒黴。雍正用人的特點是不疑不用，不用不疑。嶽鐘琪熟諳邊事，繼年羹堯後出鎮川陝，很多事情都得仰仗他，雍正不得不用，故示以不疑。盧宗漢事後，雍正在另一道“聖諭”裡說，人向我告嶽鐘琪的狀，狀紙不止一箱，甚至有說他是嶽飛之後，欲修宋金之報複，這些話我是一點也不相信的。——雍正一麵表達對嶽鐘琪的完全信任，一麵敲邊鼓，意謂你給我小心點。然後嶽鐘琪上折子訴苦，說自打任川陝總督以來，讒毀日生，有說我驕奢淫逸的，有說我居心險詐的，還哄傳我已遭皇帝譴責，兒子也給抓了起來，實在是受不了，請求皇帝將我現職解去，另委閒差。雍正密密朱批，先是說這些傳言我真的沒聽說過，後來又自相矛盾地在“眾心猜忌，日甚一日”字邊批曰“自此息矣”，最後寫了長長一大段，承認“川陝二省實有許多亂言至朕之耳”，但我是不會聽信的，如此這般，把嶽鐘琪安慰一番，讓他在邊疆安心工作，至於“君臣歡聚，有日尚早”。兩邊的話都說得漂亮，但以雍正的性格，恐怕會以為嶽鐘琪有要脅之意。幾年後雍正把嶽鐘琪下了獄，差點殺掉，或種根於此。嶽鐘琪傳世的詩文不算少。但在這些詩文中，找不到一點痕跡，能說明他心中有什麼矛盾，如在政治前途與家族名譽之間，在忠孝之間，在名實之間。很難想像他沒思考過這些問題，而了無痕跡，或許就是他權衡的結果。雍正死時他正給關在獄中，寫了一首題為《杜鵑》的詩，是他極少見的有怨氣的詩，彆的時候，都是四平八穩，聽說自己給判了死刑，還高高興興地寫道：“君恩今已負，臣罪死應當。”他人心事已難尋，何況古人。古代的價值觀，衝突本多，嶽鐘琪咬住一個“忠”字，可謂化繁為簡，提綱挈領。在嶽鐘琪者，忠字當頭問心無愧，至於彆人如何，皇帝如何，那是他管不了的事情。當然，並不是說他守定忠字便直道而行，他還是很懂經營的，該拍馬時從不手軟。他能成為清朝前期最有兵權的漢人，不是平白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