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讀韓愈《祭鱷魚文》，佩服得不得了。“儘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多麼有氣勢啊！難怪鱷魚聽了文章，既慚且感，西避六十裡，從此吃齋持素，變成一隻好鱷魚。後讀胡適《白話文學史》，說鱷魚遠徙六十裡的故事，是韓愈自己編造的。我那時想，胡適也許是在嫉妒。但韓愈確實是個讓人頭暈的人。比如他自稱“日與宦者為敵”，但又寫詩拍大宦官的馬屁，至寫出“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這樣的名句，不得不在中國文學惡心史中占一席之地。他掊擊道家，反對服食，說服食“殺人不可計”，自己卻甘冒奇險，偷偷地服丹餌石，用硫黃喂公雞，每天吃一隻。——公雞何辜？而且如果白居易的話可信，韓愈竟是死於服用硫黃。他一生好言天命，又在與友人書裡說：好人總無出路，不怎麼樣的人倒做上大官；好人總是活得艱難，不好的人誌滿氣得；好人未必長命，不好的人倒可長壽，不知造物者到底居心何在？是老天爺他老人家的價值觀與我們完全不同呢，還是漫無主張，百事不理，任人浮沉呢？在一種內在地矛盾著的價值體係中，有這樣的疑問，是自然的。聰明的辦法是把這心事藏起來，繼續遵從主流，至少是在口頭上。至於矛盾不能不映射到行為上，那也是沒辦法的事。——韓愈《諫佛骨表》的骨氣，讓人敬佩。此事導致潮州之貶，是韓公一生中的大事跡，還促他寫出一生中最好的一首詩，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樣的好句子。但讀詩之後，千萬彆再讀他在同月中寫的《到潮州謝上表》。這種上表乃是通例，並無可議，但寫到韓愈這個份上——他甚至勸唐憲宗封禪泰山——可謂佞之雄者。還有更有趣的，韓愈以排佛遭貶，到潮州不到半月，便求見當地的名僧大顛和尚。看來宋代的理學家攻擊韓愈言行不一，也不是全無理由。曾國藩說韓愈“心有所恥，行不能從”，略近持平之論，其實，想做官，想發財，想出名，有什麼可恥的呢？義利之辨，一直被人為地尖銳化，似不如此不能顯出儒者以及他們的命題的重要。而又有多少人隻顧搬起石頭砸人痛快，全不管自己下麵的腳。所恥的事那麼多，又怎麼遵從呢？後儒起而倡言行合一，又怎麼可能完全做到呢？難不在行，難在言。韓愈確實喜歡做官，不在乎為此低聲下氣，他自己說，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王公大人無以成其誌。——問題來了，問題出在給對利益正常的追求套上義的光環，這一來人們隻好聽信你自己的話。但實際呢？比如韓愈沒當上史官之前，史學講得極好，一當上了，全不是那麼回事，氣得柳宗元大老遠地寄信給他提意見：你的誌跑哪兒去了？朱熹說韓愈一生事業，隻是做官，這是太過分的話。韓愈是個有誌向的人，做官隻是其中之一。看他一生事跡，果然好人，至少道德水準在平均以上。隻不過調子唱得太高，後人拿他宣揚的標準來要求他，自然難以收場——其實拿那些標準來衡量任何人，都難以收場。人常奇怪驕傲一生的嵇康臨死前寫的《家誡》，小心煩碎，簡直不像《與山巨源絕交書》的作者寫的；捧韓愈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蘇軾讀到韓愈的《示兒》，失望地說“所言皆利祿事”。我不知道他們希望嵇康或韓愈怎麼寫，難道對自己的兒子也不能說幾句老實話嗎？韓愈得罪程朱，也和他的高調有關。他杜撰出所謂的道統，堯傳授給舜，舜傳給禹，最後傳到孟子，孟子之下，就是他自己了，可謂百代單傳。宋儒不服氣（如程頤認為直接孟子而複興聖學的是他哥哥程顥），所以要把韓愈從座位上趕開，換上自己的屁股。韓愈吃虧在於原來不是個擅長思維的人，比不得周程輩會鑽牛角尖，在這方麵不成對手。想不明白的是，他為什麼非要以道統自命，這是何苦來呢？王夫之批評韓愈隻是文章寫得好，“琅琅足動庸人之口，技止此耳”。但自古及今，文章能寫得如此之好的，能有幾人？將此作為立身的根本，還不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