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苞是東漢末年的遼西太守。就職的第二年，派人把母親和妻兒接到任上來。路過柳城（在今天的朝陽縣），遇上鮮卑人入塞鈔掠，趙苞的母親和妻兒被劫。鮮卑人便把她們當作人質，來進攻郡城。趙苞率兵接戰，鮮卑人把他的母親推到陣前。——這時，趙苞該怎麼辦？在漢代，這個問題的意義與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讀者或許會要聯想到“恐怖主義”或“民族大義”之類，但這兩樣，在那時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親被劫一事。古代，“孝”在價值觀中的地位數一數二，陷父母於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慮的事情。類似的難題經常發生，儘管不都如趙苞的處境那樣極端。君權與父權，忠與孝，家與國，難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國直躬的父親偷彆人的羊，直躬去告發。孔子認為這樣不是正直，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算正直。強調君權的韓非子不同意孔子，他還看到了孝與忠的不可調和，說“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後世則有人說，在家為慈父孝子，在國必為貪官汙吏，——你把公家的東西都搬到家裡來，算不算一種孝順呢？該怎樣協調這些關係？在春秋時代，家是高於國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當逃兵，這樣的行為也能得到原諒，因為，按鮑叔的解釋，管仲不是膽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過昭關，借吳兵以伐父母之邦，來報私仇，當時的人覺得他是正當的，司馬遷還讚揚他“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秦漢以後，天平越來越往君權的方向傾斜。“忠”的概念發生了變化。以前，“忠”的意義廣泛，後來隻指對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誠；以前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包含雙方的義務關係，後來變成單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漢人編了一本《孝經》，在裡麵，什麼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這本書應該叫《忠經》才對。同樣是漢人編的《禮記》，講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這和孝有什麼關係？——這是漢人在設法模糊忠與孝的衝突。但這種衝突畢竟沒辦法給全抹掉。一方麵，君主的統治是仿照父權建立起來的，把父權否認光了，君權何所依傍？另一方麵，個人生活，家庭關係，都是如此強大的事實，怎能視而不見？所以趙苞的處境，依然沒有一種兩全的出路。劉邦說“幸分我一杯羹”，在漢代給吹捧為“不以父命廢王命”。但劉邦是皇帝，趙苞不是，怎麼敢那麼說？宋代的哲學家程頤，給趙苞出了個主意，說他可以先辭掉遼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鮮卑人那裡贖回母親。這個主意在實際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沒有觸到問題的實質。——不妨看另一個更鮮明的命題：假設君王與父親都得了一種重病，而隻有一丸藥，隻能救一人，那麼，該救誰呢？這個問題是曹丕提出來的。程頤肯定知道這個命題，但沒有回答過。忠孝衝突，揪扯了好幾千年。孝，以及與之對應的宗法結構，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權的東西，但當君權越來越強大，“忠”越來越被強調時，與之頡頏的“孝”，也越來越添進些可怕的內容，——割大腿肉來給父母治病，這樣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後世則更有刺心截腸、剔肝摳眼等等，十分恐怖。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極端？也許問題不在於“忠”“孝”這些範疇本身，而在於缺少一種普遍的正義觀，高於具體人際關係的價值。前麵我隻說“家國”、“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說“公私”，就是因為古代幾乎沒有我們今天願意稱之為“公”的結構，家也是私，國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的私有之物（在這個意義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們可以說“古代社會”，但得意識到那種“社會”並無清楚的邊際，也無自己的價值體係。那種社會沒有管理，像個戰場，任由強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類的狹念像野獸一樣不受羈束地馳騁衝突。最後，趙苞選擇了忠。他的母親被殺。下葬後，趙苞也嘔血而死。他實在是沒有彆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