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本來是東林黨人，也曾名列《點將錄》，綽號“沒遮攔”。有人評他的毛病是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於顏色，爭權勢，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但在性格上，這隻是缺陷，並非邪惡。那麼，他是怎麼進入《明史》的奸臣傳，成為輿論公敵的呢？一半的原因，是他本人熱衷權勢，行徑往往卑汙；另一半的原因，他的對手左右著輿論，這種輿論籠罩下的史書，自然不會說阮大铖什麼好話。阮大铖與東林黨人交惡，起於一個官位的爭奪。天啟四年，吏科都給事中出缺，東林黨要人左光鬥通知正在家泡病號的阮大铖速速來京遞補。但東林黨的另兩位領袖更屬意於魏大中，與阮大铖相比，魏大中更忠於黨務，人品清正，社會關係單純，不像阮大铖那樣交際過廣，隨便和什麼人都有說有笑。這件事也許可以通過坦白的磋商解決，但阮大铖興衝衝趕到京城時，東林黨當事的人認為哄騙他一下也未嘗不可。便把出缺的實情隱藏，說了些東張西望的話，建議他暫補工科。已知實情的阮大铖藏起心中的惱恨，以假意報虛情，表麵答應左光鬥的建議，暗中實行自己的計劃，交結魏忠賢的外甥，使自己得到了吏科都給事中的要職。幾年裡還有些彆的事情發生。但阮大铖被目為叛徒，後來名列逆案，一連串事故，種根於此。阮大铖是個官迷。他說，寧可終生無子，不可一日無官。他本是出色的詩人和戲曲家，在文字和音樂上有雙重的才能。廢居期間，他寫了兩千首詩，十一部傳奇。有名的《春燈謎》和《燕子箋》，都是這時候的作品。可惜，他卻非想當官不可。阮大铖降清後，有件事情，頗可見出這個人的性格：在行軍路上，他每晚到清將帳中聊大天，一直聊到對方實在支持不住，鼾聲大起，他才作罷。天剛亮他又來了，東拉西扯，強給人家念自己的詩。折騰完一個再換一個，遍曆諸帳，人人不堪其苦，隻好勸他稍歇一歇，也勸不住。——他確實是個不堪寂寞的人。在另一方麵，中國正統的好人主義，擅長乾兩種事，一種是逼娼為良，另一種是逼良為娼。阮大铖與東林交惡，仕途斷絕，好生後悔。此後一直想辦法與東林拉關係，但東林，特彆是後來的複社人物，不給他機會，而且聲討愈力，爭相毀阮以博高名。舉小事看。阮大铖在家裡請周鐘等人吃飯，周鐘的弟弟後至，一語不合，就推翻飯桌，砸壞座椅，而周鐘並不覺得需要為他弟弟的行為說句道歉的話。舉中事看。崇禎十四年，東林再推周延儒出任首輔，需要一大筆活動經費（給司禮太監的賄金），中間阮大铖出了一萬金。東林既肯用他的錢，然後繼續壓製他，阮隻好覺得投效無門了。舉大事看。阮大铖寓在南京寫詩編戲，按說不礙彆人的什麼事。崇禎十一年，來考試的社局中人在南京玩得開心之餘，聽說阮大胡子過得頗逍遙自在，憤恨起來，撰《留都防亂公揭》，以集體的力量來驅逐他。痛打落水狗是又英雄又穩當的事，正是明末人所擅長。雖然仇怨已如此之深，弘光朝間阮大铖複出後，一開始並不是東林的大敵，他的野心原本有限，不過欲得一方麵之專，牛皮閃閃小放一光彩九-九-藏-書-網耳。而東林死力相爭，必欲去阮，勁頭遠在抗清之上，似乎天下興亡，全係一阮之進退。阮大铖固非誌節之士，既然流芳路塞，竟爾遺臭心甘。在他的反噬下，東林黨遭受重創，而弘光之偏安，也由於內部的爭鬥，終至崩潰。明亡後，也有東林人士檢討當年對阮大铖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但這類檢討並非主流，主流仍是“捉壞蛋”運動。主流的觀念是，國之興亡取決於治國者的道德水平，劉宗周說“世道之禍，釀於人心”，隻要把壞蛋都捉出來，天下自然大治。黃宗羲則說“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天生地不共戴天，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觀念，在當時卻順理成章，不受懷疑。東林之集矢於阮大铖，因為團體需要公敵，來把集體凝聚起來；更重要的是，好人主義需要壞人，來做製度性失敗的替罪羊。西諺有雲：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yer。我們的傳統反是。進一步說，失敗有時也是目標。“為了失敗而鬥爭”，這話聽著雖怪，偶爾也是實情。東林黨中後期的一些作為，從某種邏輯上說，望似並不願取得實際的政治成效，倒像是巴不得被鎮壓，以轟轟烈烈地失敗。——並不是說當時真有人這麼想，但人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並不需要心裡明白。如果東林黨全麵接管政治，絲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頹勢，崇禎朝的經曆已可驗證這一點，那麼泛道德主義的破產，當無可逃避。失諸朝而得諸野，唯有政局的失敗，才能維係教義的穩固；王朝的滅亡，掩護了思潮，使之得以長存；何況悲劇給人機會以成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值喜劇隻能扮演醜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