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有許多定義，其中一個說，人是會笑的動物。這個定義被二十世紀孜孜不倦的科學家動搖了，據他們的研究，另一些靈長類動物也有笑的表情。我則發現，貓也會笑。所以更可靠的說法可能是，人是唯一會“嘲笑”的動物。處在“嘲笑鏈”底層的是“鄉下人”。北京的小學生鮮衣怒馬地下鄉”。高級人士一到西方，又馬上處於不妙境地。不論在清朝，還是在二十一世紀，出國考察的官員成為許多笑話的主角。在中國為文化先鋒者，負笈西洋，第一件事就是發現自己還得重新奮鬥，不僅僅是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還在“格調”上。當然懷抱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不會缺少反擊的法寶，自己人在一起時，少不得嘲笑“老外”的各種不聰明，但聚會一散，各自泄氣，還得去研讀“中產階級入門”。受了這種鳥氣，一個不可低估的補償是，回國時，口氣便可以完全不同了。有一種穩固的嘲笑鏈是反向的，學者會說，那是對階層感的一種調整。不過，嘲笑歸嘲笑，腳下仍要趕緊。不能說人嘲笑什麼，就都渴望什麼，但不少時候確實如此。願意不願意冒做可笑人物的風險，與是否“成功”大有關係。在《儒林外史》裡，匡超人從鄉下上杭州，遇見景蘭江，請教“開的什麼寶店”，為什麼開店還要看書。景蘭江劈頭蓋臉地說：“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才看嗎？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進八股的。”匡超人又是慚愧，又是景仰，連夜便看“詩法入門”。後來聽一位潘三說“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見識”自又長了一層。等到他中了舉，待選內廷教習，再見到景蘭江時，連茶樓也不願去，非要到酒樓上，才說：“不然！不然！我們在裡麵也和衙門一般，公座、朱墨、筆硯，擺得停當，我早上進去，升了公座，那學生送書上來，我隻把那日子用朱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麵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隻請我進去，坐在床沿上，談了一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