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機會真正安頓下來，”莉薩對我說道。她給我們兩人倒了伏特加馬提尼酒，開始帶我參觀起這個地處亞曆山大裡亞心臟地帶的公寓。“我還需要從埃爾帕索（一河流名。）水運一些東西過來，”她繼續說，“大部分是藝術品，也有一些家具。都是些我想自己打包的東西，我可不願信任搬運工。”“我覺得這樣子看上去已經很不錯了。”我停在一組有三幅引人注目的畫前，畫掛在客廳裡，十分顯眼。我邊仔細看著第一幅畫邊想，是戈雅的作品——那是一幅風中景象，一群十七世紀貴族在河岸邊一棵幾乎是光禿禿的樹下跳舞——不過其他兩張畫麵顯得有些神秘。我把心裡的想法告訴了莉薩。“你是對的，”她說，“第一幅是戈雅的作品，叫‘在馬紮納爾（1）岸邊跳舞’。”她走到另一幅畫前，上麵畫著一個很黑的房間，一個年輕男子坐在一個敞開的窗戶邊，盯著自己傷痕累累血跡斑斑的雙腿。“這是巴托羅美·牟利羅的畫，”她說，“他比戈雅要早，他把作品題為‘年輕的乞丐’。原作在盧浮宮，已經保存了三百多年。”她的聲音低沉了一些，“當時周圍很多乞丐，很多像這樣的孩子可以被挑來做模特。我一直疑惑牟利羅哪來的勇氣，真的把他們中的一個展示給那些付錢讓他畫的人。”她朝戈雅的作品一點頭，“我是說，像那裡的人。有人在跳舞，而這個孩子還在設法使自己不挨餓。”我停在了三幅畫的最後一幅前，它比其他兩幅都大，幾乎有三英尺寬，抽象得要命。上麵是一個大大的黑色字母A，一個短短的代數方程式。還有一些不成形狀的潦草塗鴉，它們被一個粗糙的棕色界線包圍著，襯著素雅的淡紫色背景。這肯定不是17世紀的作品，也不是18世紀的。我看了看莉薩。“這幅畫講完了整個故事，”她說，“是20世紀的作品，安東尼·塔皮斯的，名字叫‘致1976的信’。”“我能冒昧地問一下它是什麼意思嗎？”我朝這三幅畫揮了揮手，“你說這裡麵有個故事。”“對我父親來說，確實有個故事，對於我，也是這樣，儘管我沒有像他那樣經曆過。”她搖搖頭，用西班牙語說了些什麼。我看著她，“對不起，我恐怕不——”“富人總是富，窮人總是窮。Siernpre los rico，Siempre los pobres.（西班牙語：“富人總是富，窮人總是窮。”）”“這一幅呢？那個大大的A是什麼意思？”“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個新起點。”她伸手拉我的胳膊，“來吧，我們來添點飲料。”在去廚房時，我們走過餐廳。餐桌準有八英尺長，又黑又重，椅子也一樣。桌後牆上掛著一幅框起來的織錦畫，上麵是中世紀的狩獵場麵。這個房間使我想起了卡斯提爾（位於西班牙的古代王國。）修道院裡的餐廳，我幾乎能聽到人們在就餐前喃喃的祈禱。惟一不相稱的是莉薩擺在我們麵前的餐具。水晶的高腳玻璃酒杯、沉重的銀製器皿、邊上鑲著金色葉片的龐大盤子，銀製的燭台上那綠色的燭芯早已點燃。我敢打賭，連西班牙的修道士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奢華場麵。也許修道院院長見過，但那裡乾普通活的決沒見過。我能說的惟一一句話就是“畦”。她笑了，眼睛在燭光裡顯得更有魔力。我意識到，她的穿著也很符合這裡的裝飾。她穿著白色的寬鬆上衣，扣子扣到脖子處，鑲著褶邊，一枚黃玉領針彆在脖子旁。下身一條藏青色的裙子，緊緊地裹著臀部，褶皺向下張開，垂在她黑色靴子上方一英寸的地方。這裝束既正式又隨意，兩者兼而有之。她那濃密的黑發拂過雙肩，看上去讓我驚歎得說不出話來。我們就這樣站著，有些尷尬，然後她開口了。“我們回到客廳吧，普勒。我拿些零食來，我們可以坐一會兒，在做飯前好好喝一杯。”她拿出一個大銀盤，上麵放著些餐前小吃，我們在客廳裡麵對麵地坐在兩把很相稱的布藝椅子裡，椅子是黑色的，上麵有東方特色的漩渦般盤著的紅色、綠色和黃色的花紋。當我這麼評價時，她對我說：“是很接近東方風格，但這是摩爾風格的。不過看上去這硬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我有點弄不清了，”吃過兩個包著某種加香料的肉的烤麵包圈後，我對她說，“你的西班牙語講得和當地人一樣流利，而你的英語又沒有一點口音，你的姓也沒有一點西班牙裔的味道。”她笑了，喝了一口馬提尼酒，然後把玻璃杯放到我倆間的咖啡桌上，“你沒有看過我的個人履曆，是吧？”“我顯然是看得不很仔細，不過我認真考慮過要在今晚來這兒前再看一遍。”“你想……”“占點優勢，這當然了，雖然除了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外，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的。但這是一種優勢，即我了解你，而你卻並不知情。”“我真的那麼有威脅嗎？”“我也不明白。我想我真正想問的是，你是誰？我知道最基本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把握自己的，是怎麼對待作為上司的我的……你出了匡蒂科當聯邦調查局特工才不到一年，可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卻不像是那樣。”“真是位奇女子，你是想這麼說嗎？白天是舉止溫和的新手特工，夜晚則……”她笑了，“你可以明天上午再做填空練習。”我凝視著她，不太肯定自己是否聽真切了。她身體斜靠過來，伸出手臂，越過桌子，來觸摸我。“好吧，普勒，我乖乖的。”她突然起身，“把你的杯子給我，如果我們準備說真話，最好再喝一杯。”我把杯子交給她，她拿著兩個杯子走開了。我能聽見她到了廚房，開了冰箱的門，又關上，還有冰塊的丁當聲，和她哼著熟悉的民謠的聲音。我想著她剛才說的話，想著要對她說真話。我搖搖頭，有一天，這個主意會很不錯，不過大概不是今晚。這時她回來了，坐在椅子上，一條腿交叉著疊在另一條上麵。“我先來，”她說，“我父親從西班牙到這裡來之前的名字叫路易斯·薩恩斯——西班牙內戰時，做一個坦率的知識分子是很危險的事——但是當他到達埃爾帕索後，發現彆人把他完全當墨西哥人對待，即使他也是白皮膚藍眼睛。他的第一個衝動就是離開，徹底地離開得克薩斯，但他的堂兄住在埃爾帕索，而且堂兄是他在美國惟一認識的人。所以，他忍氣吞聲地學英語，使自己不帶一點口音，並改名叫劉易斯·桑茲。他在巴塞羅那時是有執照的公共會計師，那是很受尊敬的職業，可在這裡，他在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之前，隻能做一個簿記員。”她微笑著，“他和一個英國人結了婚，直到他六十歲時，我才出生。那是在他相當成功，足以在房間裡塞滿那些他為改名字不得不放棄的東西之後。他死的那天，身邊擺滿了這些東西。”“你母親呢？”“媽媽年輕得多。爸爸也許得放棄一些西班牙的東西，但是他決不會放棄西班牙人的特點。他和一個比他小了二十五歲的年輕女人結婚，而我從沒有聽媽媽抱怨過這一點。”“我記得在你檔案裡，首先是得克薩斯大學埃爾帕索分校，然後是法學院，接著是在埃爾帕索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我是在奧斯汀讀的法學院，但我真的喜歡埃爾帕索，而且當我真正進入社會時，父親年紀已經很大了。當時埃爾帕索的地區檢查院正在聘用檢查官，所以我回來了，並成為了公訴人。”“你離開那樣的工作一定不容易。你我的生活圈是公訴人和法官的世界，你為什麼轉到我們這行來？”“因為厭倦了。作為新手，我接手的都是一些輕罪，大堆大堆的輕罪案。從頭到尾滿滿一長串的輕罪犯。我覺得自己更像是收垃圾的，而不是一位公訴人。連猴子都能乾我的活。一天，我總算換了次口味，接手了一個真正的案子，和幾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打了交道，我意識到自己要成為他們那樣的人。”“這情況也在我身上發生過，隻不過我是個持證會計，整天坐在桌子後麵等著時鐘走到五點，讓人厭煩透頂。”我搖搖頭。“現在，瞧瞧我，還是整天坐在桌子後麵，盯的不是同一個鐘，但是除此之外，幾乎一模一樣。”“難道你把剛過去的幾天也叫作坐在桌子後麵？”“那當然不是了，不過我沒幾周是像這樣過的，能回到我本該去的大街上。可這就更難使我再回到冗長乏味的工作中了。”“那這次你乾嗎要和那些家夥攪到一起去呢？你本來可以派彆人和我一起去布魯克斯頓的，不必親自和我一同調查。”我瞥了一下她的眼睛。她和我在一起真的很開心嗎？現在伏特加酒在我大腦裡起作用了，我差點站起來，把真話告訴她。“我還非得和你一起工作，”我隻能這樣對她說，“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做主管的弄不好就有下台的危險。我哪能乾坐著讓彆人來決定我的命運。”“真是上了控製癮。難道你不管什麼事情都得那麼緊緊抓在自己手裡嗎，還是僅僅是在特彆調查案件中？”“部分工作吧，我想。如果老是對案子聽之任之，你很難生存下去。”可不是嘛，但今晚可不是談這檔事情的時候。我看了看廚房，“我餓了。我們乾嗎不動手做起來呢？”莉薩攪拌沙拉，並把我從雜貨店買來的法國麵包烤熱，這時外麵的雨又下起來了。我把魚排放在預熱過的烤架上，廚房裡彌漫著香味。我開了一瓶胡椒巷牌紅葡萄酒。十分鐘後，我們準備就座。回到餐廳，蠟燭已經下去了一英寸，但是燭光依然柔美。莉薩走開了一會兒，回來時，房間裡有了音樂，是埃拉·菲茲傑拉德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曲子。我們相對著坐在巨大的西班牙式桌子旁，沒有任何東西擋著我們彼此對視的目光。我們喝著紅葡萄酒，聽著埃拉和路易斯。我舉起了杯子。“Amor y pesetas.（西班牙語，“（為了）愛情和金錢”的意思。）”我重複著這句西班牙語祝酒辭，當年在加州時髦的就是會幾句西班牙語，這句話就是那時候記下來的。“Y tiernpustarlos.”（西班牙語，“是享受它們（即愛情與金錢）的時候了。”）她回應道。從這張美麗的嘴裡出來的西班牙語讓人更覺得動聽。我們吃著，時而閒聊時而沉默，十分愜意。酒很快就喝光了。我想起了自己還帶著一瓶，就告訴了莉薩，但是她搖搖頭，這倒是好事。幾杯馬提尼酒，兩杯半紅葡萄酒，我已經漫溢著溫暖的感情，而且——我能肯定——她也如此。我們繼續聊天，一邊吃光了魚排，等我們吃完櫻桃餡餅時，我們已像親密摯友一般了。過後，我站起身，拿著盤子，繞過桌子，伸手去拿她的，但她接過我手中拿著的盤子，把它放到邊上。“彆管盤子了，”她說，“按我家鄉的規矩，今晚是要跳舞的。”她繞過桌子，抓住我的手，領我進入了客廳。“老天，脫下鞋子，”她命令著，“該死的，你這個樣子可太高了。”我照辦了，埃拉和路易斯那一輪也快要唱完了。我們等著下一張唱片開始，我聽了一會兒，聽出那是琳達·朗斯塔的音樂，納爾遜·裡德爾管弦樂隊伴奏，琳達純淨的聲音令我顫抖。莉薩滑進了我的臂彎，我們開始跳舞。我看著她，看著她的頭發和眼睛，凝視著那對眸子，她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對自己說，放鬆點，普勒，她是你的下屬。這不是你到這裡來的目的。根本沒有理由讓你這樣擁抱她，聞她的頭發。這樣做可沒什麼好結果。這都是謊言。我就這個樣子跳完了第一支歌，可是第二支歌讓我覺得更為難了。哦，墜入愛河的男人，你還能去哪裡？這些話在我https://腦海裡搖擺不定，終於把我打垮了。我抬起放在莉薩背後的手臂，用手將她的臉托到我麵前。我吻著她的嘴唇，她也回吻了我。我們相互用手臂緊緊摟著，步伐再也跟不上音樂了。突然，我們離開了客廳，略停一步正好夠她拿起第二瓶葡萄酒和開瓶器，我則拿起兩個杯子。沒一會兒，我們已經在她的臥室裡了。進去後，她讓房門敞開著。走廊上那一絲燈光足以讓她領著我走向床榻。“坐下。”她低語。我坐在床邊。她把酒瓶擱在床頭櫃上，從我手中抓起杯子，也把它們放在一邊，然後站在我麵前，解開她臀部右邊的紐扣。長長的裙子滑到地板上，我望著她的雙腿，視線沿著它們向上移到她那條白色的比基尼內褲，接著又滑了下去。我能聽到自己的呼吸越變越粗，蓋過了音樂。她伸手到背後，鬆開自己的外衣，聳聳肩膀讓罩衣落下去。她的胸罩如此潔白，使她的肌膚顯出被太陽曬過後的棕褐色，儘管現在正是仲冬時分。“該你了。”她聲音沙啞地說著，把我拉站了起來。她解開我的皮帶，拉開拉鏈。我把腳抬出了褲腿，然後伸手去脫球衣，把它拉下來，扔到角落裡。我正要脫短褲時，她喃喃道，“想和我做愛嗎？”過後，我們並排躺著，雙腿相互纏繞著，呼吸逐漸恢複正常。“太棒了。”她說。“的確很棒。”我也說。這就是我們的交談。片刻之後，她的視線沿著我的身體往下移，一邊微笑著，“天哪，普勒，我麵前是把匕首嗎？”我往身下看，要不是才該死呢。然後我們又來了一回。這次過後，我們真的談起話來。她支起枕頭，把它們靠在床頭，我們坐在一起。如果在老電影裡，我們該一起抽煙，不過喝那瓶我們帶進屋來的葡萄酒同樣很不錯。我把葡萄酒倒在她的玻璃杯裡，然後又往自己杯中倒了些。“我還得叫你老板嗎？”她問我。“你以前什麼時候叫過？”“我太大膽了，我想，你可以告我性騷擾。”“你可以辯稱自己當時精神錯亂。”她笑了，一邊吻著我脖子。“你以為我並不是有意把你勾到這裡來的嗎？你以為你隻是走了進來，就把那個可憐的小小的我放倒了嗎？”“唉，那麼我得給你讀讀你的權利了。”“我需要一位律師。”“我是個會計師。”“差不多。”我支起肘，“我走後，你有權好好想念我。你有權給我打電話，讓我到這裡來再做一次。你也有權到我家裡，做同樣的事。如果你來不了，我可以提供往返交通。”我靠得更近了些，“你明白自己的權利嗎？”“明白。”“你要放棄自己的權利嗎？”我們都笑了起來，笑得太厲害了，不得不當心彆讓放在淡黃色床單上的紅葡萄酒灑了。然後我們又做了一次愛，不過時間已晚，我們又醉得厲害。於是，我們儘了力，可做著做著就睡著了。翌日清晨，周六的早晨，我們沒有那麼瘋了。我和她一起在廚房餐桌邊喝咖啡。她的眼神在早晨也有一點遲鈍。她開始說話時，我發現她一直在思考。“安妮博士，”她說，“就是你那位獸醫。我是不是讓自己陷入了麻煩？”“我們同居了一段日子，直到六個月以前。”“我不得不認為你並沒有回答問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我真正想了解的。”“我也不清楚，莉薩。我想，我們隻是耗光了曾有的感情。”莉薩搖搖頭，“也許是你，是你耗完了感情，不過我那天到你家來時看見了她。”她伸過手，碰了碰我的手，“順便說一下，我很高興自己那時來了。你們兩人穿得很少，我不喜歡當時那個情形。”“那你呢？”我問，“你不可能沒結過婚。”“不是沒結婚，隻是離婚了。”她喝了口咖啡，“卡爾是個得克薩斯人。要搬家去華盛頓的念頭使他跑開了。”“孩子呢？”“我有種感覺，沒到結婚幾年的時間，不能有孩子。後來，事實表明這是我的明智決定之一。”“那麼你又是怎麼想這個決定的？怎麼想昨天晚上的事？”她笑了，“那在新的特工守則中找不到的，不過如果你覺得可以接受，我就能接受。”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說道：“你能接受嗎？”我思考著安妮對我說過的關於轉盤的事，關於離開中心軸就沒有了安全的說法。現在我就能感覺自己正全力滑向盤子邊緣。當然，安妮是對的。對於我，生活隻剩下兩處境地：轉盤邊緣，或者是等著回到轉盤邊緣。我看著莉薩。和她一起呆在邊緣肯定是件有趣的事。“我覺得共事不會有問題，如果你問的是這方麵的問題的話。你在我組裡不會呆太久的，在布倫達·湯普森案件結柬後你就會離開。女士，你正在去胡佛大樓的快車道上。用不了多久就該我向你彙報工作了，你就會摟著你的小親親睡覺了。”她咧嘴笑著說：“不過我決不會忘記讓我爬到那裡所依靠的後背，是吧？”她再次摸摸我的手，捏著我的手指，“相信我，我不會忘掉那小精靈。”“也許白天是小人物，不過到了晚上……”她把餐巾紙朝我一扔，“夠了，你該走了。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不用處理布倫達·湯普森的事，但我依然是聯邦調查局特工，手邊一大堆案子。湯普森的案子把我拖得太落後了，不管是不是周末，我都得乾活。”那個老笑話說得不假，說有個家夥做愛做死了，承辦殯葬的人花了一個小時才把死者臉上的笑容給抹平。我坐在自己的隨想曲汽車駕駛座上，得意地朝周圍的司機瞟著，一邊緩緩地駛向辦公室，有那麼一會兒，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又像個完整的男人了。我笑著打開了雪佛蘭車的中波收音機，把按鈕轉向WDC——“每時每刻、新聞評論”頻道——聽著上午慣常的把謀殺和重傷事件作為新聞來播報的情況彙總。當播音員開始播報關於白宮的新聞時，我還在笑著。但聽到布倫達·湯普森的名字時，我不笑了。等聽完報道的內容，我一點都笑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