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絕對肯定的是，這位警長不是典型形象。從他辦公室那高消費階層的陳設到架在他桌上的煙鬥，從牆上戴維·霍克尼（生於1937年的美國當代大眾藝術家。）的複製品到輕柔的古典音樂——我能確定那是海頓的——愛德華·布羅德斯基和他的長相毫不相符。他或許是粗壯如牛的人，但是我願意打賭沒人會把這個名字用在他身上。他那張巨大的辦公桌是優質的黑色楓木做的，而灰白色的地毯看上去則像是羊毛質地的。桌後是他的“榮譽牆”，上麵是鏡框框起來的文件和照片，都是他在這些年裡積累起來的。其中吸引我注意力的一個鏡框則含蓄地表明著他生硬的舉止。那是一個木框，背景是深藍色的，上麵清晰地凸現著金色的洛杉磯警察局徽章，還有一對鍍鉻的手銬。一塊金黃色的小牌固定在框架底部，上麵標著年代：1966-1996。我回想了片刻近幾年來發生在洛杉磯聯邦調查局和洛杉磯警署之間的衝突，一直推溯到胡佛本人。從黑色大麗花案（一年輕白人女子。真名肖特，因常穿黑色服裝而得名。1947年1月15日，22歲的肖特於好萊塢附近被人謀殺並殘忍地分屍。此案一直未破，成為美國曆史上著名無頭案之一。）一直到1984年奧運會，從羅德尼·金毆打案件到臭名昭著的蘭帕茲分局（羅德尼·金是1991年洛山磯警察暴行的受害者；蘭帕茲分局是位於洛杉磯市區西部的一處警察分局。1999年時被揭發出有警察偷盜了數額巨大的緝獲毒品。）腐敗案。這樣的案件，調查局和帕克中心一樣不願意接手，卻又不得不進行調查。老天，怪不得布羅德斯基不喜歡我們。警長繞過桌子，走到一張高背皮椅子旁坐了下來，朝著前麵顏色相稱的黑色皮椅子示意著，於是我們也坐下了。他盯著我們看了一會兒。“你們到布魯克斯頓來有什麼事？”我差一點提到他身後牆上的那個徽章和手銬，不過還是決定不這麼做。都是些睡著的狗（英語中有諺語：“狗在睡覺，彆去打攪。”意思是彆自找麻煩。），沒必要把事情攪得更加糟糕。“我們正在調查總統最近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選，即布倫達·湯普森。她告訴我們說1972年她在布魯克斯頓住了幾個月。我想在你們的檔案科查對一下她的名字。”“你本來打個電話就行了。當然，你們一路開車到這裡不會就為了核對一下記錄吧？”我看著他，暗自和自己爭論起來。真是舊習難改——他的態度就證實了這種陳詞濫調——不過我也許可以走捷徑。事實上，也許是不得不這麼做。無論布倫達·湯普森在布魯克斯頓乾了什麼，沒有布羅德斯基的幫助，我們是沒有機會發現真相的。我對他說：“事實上，還有彆的事。”“我就猜到是這麼回事。”“警長，是收養記錄。能讓我們看一下嗎？”這並非新線索，但卻是一個考驗我們新關係的好途徑。“你有法院指令嗎？”“沒有，但有一份棄權聲明書，是從湯普森法官本人那裡拿來的。”“她就是那個母親嗎？”混賬。這可不是個好開端。現在我礙說些我一直努力回避的話。“我擔心我不能再透露得更多了，警長。我沒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但是我真的不能告訴您了。”他咧嘴笑了，笑容裡沒有一絲的友好。“事情變得越多……”他沒把話說完。沒有必要。“沒有法院指令，”他繼續說道，一邊將身子前傾，把粗壯的手臂支在桌子上，“這可是個問題。收養記錄是我們經手的記錄裡最受保護的，沒有法院指令，你連封麵都彆想看。”他將目光移開了一會兒，然後又看著我們。“我想，你們還希望看一下墮胎記錄。”我搖搖頭，“我們正在討論的是1972年……羅伊案的前一年，在此之前不可能有這樣的記錄。”“不看看你怎麼能確定。”我點點頭，但沒說什麼。我看看手表，然後望著警長。“你能指一下怎麼去縣辦事員辦公室嗎？”他指著上麵說：“就在樓上，正好是我們的頭頂上。”我們準備上樓，但是他的聲音製止了我們。“你們打算在這裡呆多久？”“很難說。我們還有其他一些公事要辦，但是我們會在今天結束前來和你核實一下。”他聳聳肩，“那就隨你們的便了。如果需要幫助，就打我電話好了。”這可是你說的，我這樣想著，不過這也是我們進門後他所說的最友好的話了。“會的，警長，多謝了。”我們站起身，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他沒有費神再領我們回到接待處，不過我們也不需要這樣的幫助。在通向二樓的樓梯間裡，莉薩對我說：“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指的是他這種態度。”“莉薩，他是退役警察，是從洛杉磯警察局退下來的。”“當然，我也看到了徽章和手銬。可是天哪……”“搭檔，你得習慣它。”我走上樓梯，“一會兒你就不會在意了。”樓上科布縣辦事員辦公室裡的客戶服務台剛被油漆過，那味道甚至比警長那裡的都濃烈。一個穿著白襯衫、打著黑色斜紋領帶的年輕男子起身走過來招呼我們。我翻開證件，他點點頭。“我們要核實一個死亡記錄，”我對他說，“名字是薩拉·肯德爾，死於1972年，是1972年6月。”他往放在肘邊的一個便箋簿上潦草地寫了幾個字說道：“稍等。”說著就抓起便箋簿，匆匆走到一個橡木文件櫃那裡，拉出一個狹窄的抽屜，抽出一張小小的白色卡片，帶回了服務台。“薩拉·肯德爾，是的，就在這裡。”他看著卡片，皺了皺眉頭，然後又看看便箋簿，“不過，請等一下，”他說，“你是說1972年？”“1972年6月……也許是6月下旬。”他把卡片遞了過來，我接過卡片，仔細看看那退了色的打印字體，然後對1991年這個年份點點頭，莉薩在電話中被告知的信息得到了確認，這使我十分滿意。不能太信任通過電話得來的消息。現在這信息就可以進入我們的報告了。“我要一份複印件，”我對他說，“需要鑒定並蓋章確認。”“當然。”他走開了，然後回來說，“這得需要幾分鐘，還有其他什麼想查的嗎？”我點點頭，“請給我看一下婚姻記錄，1971年和1972年的。”辦事員走到另一個橡木文件櫃前，這個櫃子離他的辦公桌更近了些，他打開中間的抽屜，拖出一卷微縮膠片，遞給我們。“你們得用器來看這些資料，”他說著指指角落裡的一架用舊了的機器，“隻要轉動這個手柄，”他剛開口我就打斷了他。“我是老手了，”我對他說，“如果需要你的話，我們會喊你的。”等到他離開後，我開始轉動手柄。我感到莉薩走了過來，湊在我肩頭往下看著。她頭發的氣味甚至比那天的還好聞，那野花香味在這鄉間地方更加具有吸引力。她的肩膀挨著我的左手臂，我感到了它的溫暖，我得強迫自己把精力集中在手中的任務上。我從1971年6月到12月的婚姻記錄開始，但幾乎立刻就意識到這樣做沒什麼意義。光在6月中旬前就有二十個相關的名字，即二十個黑人女性在科布縣結婚。照這樣的比例我們至少要查一百個名字，我們查不了這麼多名字，反正目前不行。“查不了。”莉薩說，她的思維也和身體一樣和我靠得很近。我走回到那位辦事員正在查死亡記錄的地方。見我走過去，他看看我。莉薩留在後麵，不過我知道她在聽著。“薩拉·肯德爾，”我說道，“你還有關於她的其他資料嗎？她是誰，她和誰結的婚？或者說她是以什麼為生的。”他咬了一會兒自己的下嘴唇，說道：“如果她在這裡有過任何工作的話，那她用的就是假名。”“能幫我查一下嗎？”這位辦事員走到第二個文件櫃旁，然後空手回來了。“什麼也沒有。”他說。我看看莉薩，她走到我們這裡。“教堂呢？”她問，“如果她定期去教堂的話，我們該從哪裡查起呢？”“我是說，我們的記錄裡不會有……教堂資料。”他停了下來，“想想看，我們也許應該有的，假如她是在教堂結的婚，她的結婚證會告訴我們是哪個教堂。”他走開了，然後又轉回來，給我們看了結婚證。“浸禮會，”他說著，聲音很驕傲，“和我一樣，她是在我那個教堂裡結婚的，我剛開始去那個教堂。在以馬利浸禮會，福爾斯巷。”我仔細看了看結婚證，把日期抄在筆記本裡，“我們怎麼去教堂？”我問他。“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打電話給約翰遜會友，省得你們跑一趟了。”我想，這是會省時間，不過電話還是不可靠。我們要問的問題需要麵對麵接觸，需要身體語言，所以我還是問了路，得到回答後，和莉薩一起回到了停車場。在開往教堂的半途，我的腦袋又開始沉重起來。我從沒見過以馬利浸禮會的約翰遜教友。可是我卻在教堂度過了人生的三分之一時間。我知道教堂是什麼樣子，什麼氣味，有什麼聲音，而我一點都不想去體驗這些東西。另外，隻是問一些例行問題，莉薩不需要我一起去的。她可以把我放在路邊，前去和牧師見麵，然後再回來接我。這聽起來是個好主意，不過我意識到這會有什麼樣的後果，莉薩會驚訝地盯著我，問我究竟是否明白自己在乾什麼。我根本不了解她，還沒到可以向她吐露真相的地步。十五分鐘後，我們到了那裡。教堂的建築位於樹木繁茂的巷子的一端，離縣府大樓約兩英裡的路，格局和我想像的差不多，大小和一戶人家的房屋差不多。白色的木瓦屋頂，藍色鑲邊有些退色了，通向內部的雙麵門上也是同樣的藍色。我以為能看到卻沒有看見的是一頂尖塔。惟一使以馬利浸禮會不同於我們剛走過九_九_藏_書_網的農莊大廳的，是前門上方的原木十字架。莉薩把車泊在教堂前麵，我們朝那兩扇大門走去，我轉身對她說：“這次你來講話，我想觀察一下那個牧師。”這不完全是真話。我的確想觀察他，但是我也需要管好自己。我在牧師那裡的記錄不太好，我和牧師不好溝通，做旁觀者會安全些。“當然可以。”莉薩說著，一邊握住了右手邊那扇門的銅把手，把它拉開了。一位大約有八十歲的黑人男性在剛進教堂大廳的地方回頭朝我們看看。他是一個高個子男人，在幾乎禿了的頭頂上長著短短的幾圈白色鬈發，眉毛也白了。但當我們走過去時，我看見了一些我不記得自己曾經見過的東西。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但睫毛卻和頭發一樣白，這樣的視覺效果很令人吃驚。他從正在彈著的老式的教堂管風琴上直起身子，笑著露出了全口的好牙，一邊沿著過道走過來迎接我們。莉薩出示了證件，把我們倆介紹給他，我開始對他的言行進行慣有的觀察。約翰遜牧師保持著一臉笑容——考慮到他對早期美國司法狀況和聯邦調查局會有什麼樣的回憶，這樣的舉止並沒有顯出過分的卑微——不過我對此並不驚訝。牧師會在較量之初就微笑，即使他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也會將笑容一直保持下去。他聲音低沉，但十分有力。“我能幫二位什麼忙嗎？”“我們想了解一些關於薩拉·肯德爾的信息，”莉薩告訴他，“縣政府辦事處的年輕人告訴我們她是在這個教堂結婚的，而且你親自主持了婚禮。”他的微笑在一瞬間消失了，不過他立刻就更用力地堆起了笑容，但他的速度不夠，被我察覺了。再這樣來一次我就能把他全控製住了。他撥弄了一下右耳朵上的助聽器。“這樣好多了，”他說，“接著說，是什麼事？”莉薩重複了一遍。“薩拉·肯德爾，”他緩慢地說道，“是的，是的，我記得為她和她的丈夫證了婚。薩拉是這個教堂的會員，有四十多年，直到上帝帶她回了家，願主保佑她。”他又笑了，“你們乾嗎不上我辦公室去，在那裡我們會更舒適些。”我的目光越過他的肩膀看著他身後高高的布道壇，然後順著那排原木靠背長椅，穿過敞開的前門，穿過大門，落到我們自己的車旁。在室外莉薩的旁蒂克車裡和這位牧師談話當然會讓我覺得舒坦些，但無論他的辦公室在哪裡，總比我們現在呆的地方要好，總比站在我連看到它都會受不了的布道壇邊好。“太讓你費心了，”莉薩說，“那就請領我們去吧。”他照著做了，莉薩緊跟著他，我落在最後。那清漆的味道和縣府裡的一樣強烈，但這裡教堂的味道更重些。我們走過講壇，我儘量不去看它，但太遲了。我胃裡一陣緊縮，差點讓我走不了路。一係列意象在我腦海閃現，擋都擋不住，這些意象讓我難以忘懷……難以釋懷。薩莉·安·漢普頓和我一樣早熟，也是一個充滿了衝動的荷爾蒙和同樣強烈的好奇心的十多歲的孩子，但蒙克牧師對此完全不這麼看。在他的書裡。罪惡的代價就是死亡，而這就是他在布道壇後麵發現我們倆時竭力要對我做的事，直到看門人過來把他拉開，這時薩莉·安已經扣上胸罩，逃了出去。現在，隻要看到布道壇，就足以勾起我對過去一切的回憶，尤其是那天夜裡在禱告儀式上所發生的事。蒙克牧師公開宣告我有罪，讓我蒙上了可怕的羞辱，他還惡毒地將薩莉·安和她全家從教眾裡革除出去，並把自己的妻子，即我的母親痛斥為教唆自己兒子通奸的蕩婦。最後，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他以我母親有罪為由，命令大家躲避她，這個命令剝奪了她在這個世界上惟一在乎的東西，使她的生活陷入悲慘，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她的自殺，使仁慈的天父最終將認為她不值一顧。憤怒是沒有時間和空間概念的，從那天晚上以後，這麼對我說的精神病醫生不止一位，而且，在將近三十年之後再次看到牧師約翰遜的布道壇時，這種感覺依然十分強烈，強烈得讓我直冒汗。我搖搖頭，想儘力排解痛苦，趕緊跟上莉薩和約翰遜牧師。“正如我所說的，”我們一坐到牧師那狹小的辦公室裡簡樸的木製書桌前，他就開始說話了，“我和薩拉很熟。”他朝門外管風琴的方向看去。“事實上，她一直演奏那架管風琴，直到病得不能再來教堂。”他搖著頭，“我每周彈奏一下，但是總是不能奏出和她在世時一樣的樂音。”“她的外甥女呢？”莉薩問，“布倫達·湯普森，你一定也認識她。”他的笑容完全消失了，他的目光從莉薩那裡轉開，凝視著天花板。“布倫達·湯普森，”他喃喃說道。“你指的是薩拉的外甥女。”他把目光又轉了回來，但依然沒有直接看著我們。他又撥弄了一下助聽器，清了清嗓子，然後揉揉整個脖子的前部，然後看著桌麵平靜地說：“我覺得我認識薩拉所有的家人，可是我從未遇見過布倫達·湯普森。”這次他是看著莉薩說的，“我應該見過她嗎？”“當然不了，先生。”她說，“但是教堂記錄呢？你有什麼記錄能幫你回憶起來嗎？”他輕聲地笑起來，“記錄？老天，不。這裡人人彼此認識。從不費神做什麼記錄。”我注視著他，沒有記錄？還好蒙克牧師不在這裡。否則還不知他會怎麼說呢？莉薩看看我，我點點頭表示我都聽到了，而且很明白。莉薩謝過他，我們互相握握手，他便領著我們出了門，在我們身後把大門關了。沒等我們來到車旁，我就聽到管風琴上傳來了持續的單音符敲擊聲。我們進了車，莉薩發動了引擎，不過，在推上排擋前，她對我說：“怎麼樣？你怎麼想？他說的是真話嗎？”“你說呢？”“他說不認識布倫達·湯普森是撒謊。當時他的身體一直偏離開我們，眼睛就是不看我，然後又摸喉嚨，好像他竭力要把那些話推上自己的喉嚨，把它們從嘴裡擠出來。”我點點頭，要不是正在執行任務，我真會誇她是個好女孩。也許該告訴她有關我去棋牌房的事情了。“頭，現在去哪裡？”她問我，“我們到哪裡去找他為何撒謊的原因？”“去醫院，這裡附近應該有家醫院的。”“那麼棄權聲明書呢？我們手裡隻有一份布倫達·湯普森簽名的聲明書，如果牧師連認識她都不肯承認，我們憑什麼認為湯普森住院時用的是真名？”“問一問也無妨。”“吃掉六個餅圈也無妨啊，但這並不表示這是花掉時間的好辦法。”“我有個狡計。”她盯著我，“就該是個狡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