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昆西·格裡斯沃德的死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不幸。他在卡爾文·傑弗裡斯的耀眼的光環下度過了數年，而且被不斷地提醒，作為一名法官他有許多不足之處，使他從來沒敢忘記自己的智力是二流的。他在傑弗裡斯遇害後僅僅兩個月就被謀殺了，最終擺脫了這種令人煩惱的心理上的重負。如果把順序顛倒一下，如果格裡斯沃德在傑弗裡斯還活著時被謀殺的話，搜捕凶手的行動可能就會更加公開地進行，並被苛刻地要求立即得到結果。相反，現在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說話。在一位法官遇害以後，又一位法官被殺就不會引起同樣的轟動了。甚至在他被謀殺的方式上，昆西·格裡斯沃德也逃脫不了卡爾文·傑弗裡斯籠罩在他身上的陰影。新聞媒體將之視為模仿殺人，我沒有理由不讚成。兩人的遇害方式相同，或者說，兩人的遇害方式都是警方告訴大家的傑弗裡斯的那種被害方式。雖然兩者都是被刀子捅死的，但是傑弗裡斯卻被掏出了內臟。兩起罪行太相同了，不可能是巧合，但是，它們的不同之處又無法證明這樣一種說法，即這兩起被殺一案是同謀者在反對司法製度的暗鬥中輪流實施的行動。有一點似乎很清楚，不管殺害格裡斯沃德的凶手是誰，他一定看到了有關傑弗裡斯謀殺案的報道，於是，出於他自己的理由，決定去做同樣的事情。報紙上再也沒有報道說那可能是陰謀，再也沒有在調查第一起州立法院法官被殺一案期間所流傳的可能有強大敵人的暗示。公眾可以輕鬆地呼吸了。昆西·格裡斯沃德並不是被人獨出心裁地殺害的，而卡爾文·傑弗裡斯的死到現在也無法定論。這也許是一起並非預謀的暴力行為，因為這種事情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並不比任何其他的偶發事件更加可怕。如果告訴公眾說，傑弗裡斯是被一個有殺人前科的精神病患者殺害的，那麼事情也許會有點兒更加令人驚惶。或許會引出這樣一個問題：那個精神病患者是如何設法逃出來的。這或許會引出這樣一個問題：有多少睡在窄街小巷裡和橋梁下麵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多少出現在我們中間，而我們卻千方百計去忽視的這些被毀滅的人們，由於某種精神疾病在不同的時期被送進各種機構。或許還會引出這樣一個更加令人不快的問題：這些人應該立即被送進各種專門機構，而不是任其流浪街頭，他們得不到適當的照料，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任何照料。隻有在一個地方，昆西·格裡斯沃德謀殺案比卡爾文·傑弗裡斯謀殺案更加具有戲劇效果。如果隻有一個法官被殺，那算是一個例外，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正因為它非同尋常，作為那位法官工作過和被殺害地的法庭的工作也就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又一個法官被殺可就意味著人們沒有了安全感。幾乎是一夜之間，停車場就用鋼絲網圍了起來，隻有那些持正式官方證件的人才允許進出。法庭裡的安全措施也加強了。每一個進入法庭的人都必須掏空口袋，打開公文箱，經過金屬探測儀器接受檢查。身穿製服的警衛在走廊上來回走動，與公眾無關的樓層被封掉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每當一個陌生人走進法庭時，人們都會扭頭注視。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到一種恐懼，那種突然出現的毫不掩飾的恐懼，就好像殺害昆西·格裡斯沃德的凶手又回來了。還有一些更加微妙的變化。在一份那天上午去法庭辦事的人員的名單上，一名工作人員在我的名字前打過鉤之後，還看看我，問了個好。副治安官把我那手腳上都戴著鐐銬的當事人帶進法庭後，他似乎走得更慢了，就好像時間不再那麼緊迫。我在律師席上坐下後，副檢察官對我客氣地點了點頭。今天，將對州政府就我提出的壓製的動議進行辯論，他就是為此而出庭的。法官讓我開始發言時，他的聲音平靜、低沉，在寂靜的法庭裡聽上去就像是一聲耳語。這是一場直截了當的法庭辯論，辯論的內容是錯綜複雜的搜索和扣押判例法中一個有爭議的觀點。我總結歸納了十頁長的訴訟要點之後，我知道法官會否決我的提議，而且我明白，他也知道我的想法。被告提出了申請，州法院表示反對；在雙方提交了書麵報告並進行了口頭辯論後，法官否決了被告的申請。法律機器就是這樣轉動起來的。有一天，也許五年或六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會裁定，說現存的法律，或對現存法律的解釋，在某些方麵是無效的。事物的現狀就是這樣，人們知道，無論你是在紐約市中心當律師，還是在俄勒岡州東部沙漠裡某個風沙蔽日、灰塵滿天的小鎮開業，誰都沒有最終裁決的權力。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提起上訴，直到最後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也許一輩子才會有一次的機會，可以在九名大法官麵前進行辯論，那是惟一不能再提出上訴的法庭。如果你對待自己的工作很認真，如果你對自己也很負責，你就會每次都寫出訴訟要點，進行每一場口頭辯論，就好像你已經在那裡了，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麵前。你站在空蕩蕩的法庭裡，站在一個你有時候懷疑他連你提交的訴訟要點看都不看一眼的法官麵前，這個法官也許是朋友也許是敵人，你空閒時間也許會與他一道打牌，但你的第一句話總是：“願法庭接受我的陳述。”一切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我發言，州政府發言，我再發言。法官沒有要問的問題，他把卷宗遞給書記員，用冷峻、從容的姿態宣布，那些話已經重複了無數遍，早已刻在了我腦子裡：“聽完律師的辯護，聽過州政府的陳述後，本法庭認為被告沒有能夠說明公訴人提出的證據為什麼不成立。因此，申訴無效。”我收起各種文件，放進公文包裡，然後，拎在身後，轉身就走，就好像是走進一個洞穴。我手上好像根本沒有感到有重量似的。公文包的皮把手有一半已經剝落開來，從我的手上蕩落開去，就好像一個摔落的爬山者緊緊抓住一根繩子，我伸手把包抱了起來，托著公文包底夾在腰間。“你真棒，約瑟夫·安托內利先生。”我沒看就知道是誰在說話。我年輕時，在半夜裡常常聽到那個聲音，現在，這個聲音可以使我想起許多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了的事情。詹妮弗獨自坐在緊靠門口的聽眾席座位上。她見我露出無法掩飾的驚訝神色，大笑起來。“你在這乾什麼？”她朝我走過來時，我問道。她雙手放在前麵，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子，滿臉快樂的神情，一步一步朝我走來。我看著她走過來，不知道她腦子裡在轉著什麼惡作劇的念頭。“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幾天前，”她說，抬起頭來。她一看見我，表情就變了。“怎麼回事？你臉上的表情怎麼那麼滑稽？”她問道，腦袋一歪。“我在想我經曆過的——我過去常經曆的——自我懷疑的痛苦：每當你去彆的地方，而且一回來總是不告訴我。”她的手抓住我的胳膊，輕輕捏了一下。然後，她放開手，又微微咧嘴一笑，兩眼露出快樂的神色。“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在你約我外出之前，甚至在你知道我還活著之前，我就在夢中想念著你，夢想著可能發生的事，我願意做的事，能夠使你注意我的事，使你願意和我在一起的事，使你能夠像我愛你一樣愛我的事？”她又用手抓住我的衣袖，她一邊抓緊，一邊甩了甩頭。“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也在做著同樣的事，夢想著該做什麼才能使你想和我在一起，才能使你像我瘋狂地愛著你那樣愛我？”我問道。邊門開了，書記員飛快地走進來，收拾起她忘在桌上的東西。“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我們邊走出法庭，我邊問道。“我打電話到你辦公室，你秘書說你今天上午出庭。我想來見識一下一定很有趣。”我把公文包換了個手，為她拉開了門。“真有趣。你好像很嚴肅。那像你，又不像你。真滑稽。我以前常想，你老了會是個什麼樣子；但當我看著你時，我又在想，你年輕時是個什麼樣子。”她儘力保持著自己的思緒，停住腳步，轉身看著我。“我看到了你過去的樣子，但當我那樣想著時，我又開始看到了你現在的樣子。我這話有道理嗎？同時看著你的過去和現在，好像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那段時光都消失了。你始終是你過去和現在這個樣子嗎？”我們站在室外晌午的陽光裡，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我的車停在街道上。”她說。“我暫時用不著回辦公室。”在一段尷尬的沉默後，我又說，“我是說如果你有空的話。”我們毫無目標地在街上轉悠著。我的手輕輕碰擦著她的手，她偶爾碰碰我的衣袖，輕輕拽一下，以強調她說的話。我們經過一個咖啡館，注意到裡麵幾乎空蕩蕩的。我們一句話沒說，就轉回身走了進去，在靠裡麵的地方找了一個車廂座。一位塌肩膀，目光遲鈍的女招待聽我們點餐時嘴角扭到一邊。我們簡單地點了一些東西。女招待目光呆滯，悄無聲息地拿來兩個淺棕色的杯子和一個油膩的咖啡壺。她把杯子一道放在桌子邊沿，倒滿咖啡，拿起咖啡壺就走了，杯子依然放在原位。我做了個鬥雞眼的鬼臉，把一杯咖啡推到詹妮弗麵前，把另一杯拉到自己麵前。她大笑起來，然後用手捂住了嘴。我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下。咖啡有一股不新鮮的苦味，我想把它拿回去換一壺新鮮的。詹妮弗用手摁住我的手腕。“沒關係，”她呷了一口後說道。“還不算太壞。”我搖搖頭表示不讚同。我推開杯子，雙肘撐在桌子上，身子前傾。“你媽媽怎麼樣？”“很好。我告訴她我見到你了。”她停住話頭，對說過的一些話感到好笑。“我告訴了她我們的第一次約會，就是你把我送回家時我對你說的話。”她微微轉過頭的時候，兩眼始終盯著我。“她說，下回我想邀請你過夜的話，用不著再去問她。”她眼裡飛快地閃過一道亮光，然後便低下頭，攪拌著漆黑咖啡裡的牛奶。“我不在的這段時間，你一直在做什麼？”“沒做什麼事。我們一起吃飯的那天晚上我喝醉了，你要早早回家，我隻好打電話求救。霍華德·弗林——還有段故事呢——把我送回家放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又來接我去上班。”“你喝醉了？”她問，眼裡露出驚訝的神色。“差不多了。很久沒有那樣了。”“但你為什麼要那樣？”我知道答案，但是我還是不願說出來，也許永遠不會說。過了這麼長時間——就好像是一輩子——詹妮弗又回來了，我本以為已經死去的東西又恢複了生命。至少我認為它們又複活了，或是說，我隻不過是在幻想著一切都沒變，幻想著我仍然愛她，因為我從前是那麼愛她，許多年以前，當時我想我永遠也見不到她了，並堅信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那天晚上吃飯時，我想我就像第一次愛上她一樣又愛上了她，但是，在她走之後，我又開始懷疑這種愛有多少是因為過去的往事，有多少是因為生活終於又有了意義，終於又能安撫我這顆破碎的心。假如我們隻不過是兩個陌生的中年人，見麵後，相互會有什麼吸引力嗎？或者，我們會不會在非常高興地相伴一段時間後，不再去擔心是否還會再見麵？我不想談論這個話題。事情全都太複雜了。“我並不是有意要喝醉，”我聳了聳肩，說道。“就那麼發生了。”詹妮弗看看我，注視著我的眼睛，一絲溫柔、同情的微笑掠過她寬大的嘴巴。“沒關係，喬伊。你用不著愛我。”這句話從她的嘴裡大聲地說了出來，使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空虛的感覺，好像我又要失去她了，就像從前我失去她那樣。“不，”我強烈地堅持道，“不是那樣的。我愛你。我隻是不太明白。”好一陣子，我們什麼也沒說。我們坐在那兒，想象著我們過去的模樣，任何人都沒有見過的我們過去的模樣。我們意識到，不管發生過什麼，我們兩人身上都有一些絲毫沒有改變的東西。我又開始說話，但不是關於我們兩人的事。我告訴了她一些她不在期間我所做的事情。我告訴了她我拜訪卡爾文·傑弗裡斯的遺孀的情況，以及在她的幫助下，傑弗裡斯對艾略特·溫斯頓的所作所為。“他已經在州立醫院裡呆了十二年了？”她問道，一臉驚恐的神色。“我跟你講過我的情況。我在醫院裡呆過，但隻有六個月，而且不是精神病犯人住的州立醫院，是私人診所，那裡的每一個人都不起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她搖搖頭。“十二年！在那樣的地方！”“人在那裡會變的，”她繼續說下去，聲音清晰而平靜，“甚至隻要在那裡呆很短一段時間。你不會注意到變化，起初不會，也許你在那裡呆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會注意到變化。你有你自己的問題，使你被送到那裡去的問題，但是，你周圍的人——所有其他的病人——也都有問題。從表麵上看，你和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人人都有精神病，於是，你便覺得那就是事物的正常狀態。”無論我做出多大的努力去想象，我依然覺得她還是從前的模樣。我幾乎無法相信她曾因為精神憂鬱住過醫院。我沒有繼續談論她所說的事情，也沒有追問她所理解的“正常”一詞的模棱兩可的含義，我否認她曾經得過一場大病。“但你現在很好。而艾略特·溫斯頓也許永遠也好不了了。”她又想說些什麼，但似乎想再思考一下，便十分客氣地微笑了一下。她呷了幾口咖啡，問我上個周末是怎麼過的。“沒什麼特彆的。我星期六上午到辦公室去了，然後和一個俄國移民下了一盤棋。他父親因曆史的緣故被斯大林政權槍斃了。”她不敢肯定我是否在說真話。“阿納托列·契切林開了一個書店。他說服了我，讓我和他下棋，儘管我知道我跟他下一百年也贏不了他。”“他父親是被殺害的？”我向後靠在牆上，把膝蓋放到凳子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納托列成了一名州公訴人。在蘇聯解體後，他離開了那裡。他喜歡講一些刑事案例。我們就是那樣成為朋友的。他對我們國家的法律製度很感興趣。”我用手指敲打著桌麵，注視著她盯著我看的樣子。“他認為我們是瘋子。他說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想贏，誰也不在乎正義。他說，他從來沒有指控過任何人，除非他有絕對把握認定那人有罪。想想看！在那樣的社會裡，他不想指控任何人，隻要他認為他們也有清白的時候。”我是在炫耀，在誇誇其談，儘管我始終清楚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說不說都是一個樣。說話，沉默，說些有趣無趣的事情，或是出洋相，無論怎樣，她看著我的神情都不會變。“上星期六是他第一次對我說起他父親的事。當時我們在談傑弗裡斯謀殺案。又一名法官——昆西·格裡斯沃德——上星期五晚上被殺害了，當時我認為那兩樁謀殺案有可能是同一個人乾的。”“你現在不這樣認為了？”“是的。他們逮捕的傑弗裡斯謀殺案的凶手確實是乾了此事，所以我一時又不敢肯定了。我想弄明白為什麼有人會為自己沒有做過的事去自殺。正是我這疑問使阿納托列跟我說起了他父親的事。”我低頭看看桌子，然後慢慢地抬起頭來。“你看我的神情還和從前一樣。”她臉上露出興奮的神采。“很好。跟我講講他父親。”我伸直一條腿，用雙手抱住另一個膝蓋。“他父親信仰共產主義，他也想保護他的家庭。他被指控犯有叛國罪。那是個謊言。但他承認了，儘管他知道叛國罪是要判死刑的。實際上，他那樣做等於自殺，他那樣做是為了他的信仰和他要保護的人。”我轉過頭看著她，然後坐直了，向前傾過身子。“一個阿拉伯恐怖分子開著一輛裝滿炸藥的卡車衝進大樓裡，自殺身亡，我們認為他是瘋了，但是他認為自己是為真主而死，是上天堂。在宗教審判期間有多少基督徒被燒死，因為其他基督徒認為他們是異教徒。無神論者為信仰而死，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行動代表了新的上帝，新的曆史。我們認為他們全都瘋了，但是我們信仰的是什麼？我們願意為什麼而獻身？”“母親願意為自己的孩子獻身，”她乾脆地說。我肯定她說的是對的。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所有的宗教都是男人創立的。詹妮弗的手伸進包裡，掏出一個橘黃色的小塑料瓶。她以習慣性的準確擰開瓶蓋，彈出一顆白色冉勺藥丸在手心裡，放進嘴裡，喝了一口杯裡的水，咽了下去。藥一吃完，她立刻就蓋好瓶蓋，將瓶子放回包裡。“我今天早上忘了吃藥了，”她說。我不知道她是否真忘了吃藥，還是想等到現在看看我的反應。就在不久的過去，某個深受精神憂鬱之苦的人被送進了醫院，就想呆呆地看著牆壁度過歲月，不願動也沒有力氣說話。現在你吞下一顆藥丸，不知道人們是否相信那就像吃下了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或者在他們的心底裡，是否以為你永遠也好不了了。我們出了咖啡館，沿著人行道朝她的汽車走去時，她握著我的手。她似乎很放鬆，非常自在，幾乎像個小姑娘。她頭一甩，打趣地取笑著我夾在胳膊下的公文包。“有人對你說過嗎？”她說著，走到我前麵，敲敲開裂的皮革，“你也許該換個新包了。”“這是我用過的惟一的一個包，”我答道。“我們一起經曆過許多事。”她的大眼睛被當空的太陽抹上了一層淡淡的黃色，輕快地眨巴著，在取笑我死抱著使用習慣的東西不放。“是的，”她說，“但是，這包用的時間也太長了。”“還可以修一修，”我想堅持己見，但她隻是一個勁地笑。我們兩人手牽手，一路走去，融入在互不相識的人群裡，隻不過是又一對中年男女，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仿佛是人流中的兩個匆忙的過客。“這裡，”她用有些沙啞的聲音輕輕說道，那聲音聽上去好像是要笑出來似的。“哪裡？”我懵懵懂懂地問道，從自己的白日夢中驚醒過來。我呆呆地看著四周的樓房，不知道她指的是樓房還是彆的什麼。“這裡，”她又說了一遍，見我眼裡露出茫然的神色，大笑起來。“我的汽車。在這裡麵。”我們站在一個停車場的正麵人口處。一陣喇叭聲響起，我們趕緊讓到一邊，隻見一個一頭金色鬈發的女郎駕著一輛棕色淩誌駛上街道。“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把你送到你辦公室。”我走到辦公室的時間恐怕比她把車從車庫裡開出來的時間還要短。“那太好了，”我答道。我們找到了她的保時捷。我入迷地看著她把車從窄窄的通往街道的螺旋形車道上開下來。她的眼睛緊緊地盯著車前方的一個點，她的嘴無聲地有節奏地蠕動著，好像是在自言自語。“你是不是還想像伊莎多拉·鄧肯那樣死去，圍巾卡在你波嘉迪的輪輻裡？”當她轉過最後一個彎道，放慢速度，停在收票員窗口時，我問道。“不，”她一邊付停車費一邊說。“那是學校女生的幻想。現在我長大了。”她朝左邊飛快地看了一眼，然後向右轉開出了停車場。“我想死在床上，”她說，加速趕在紅燈亮起之前衝過了十字路口。“縱欲過度而死。”她在我的辦公樓對麵停下車。她身子靠在車窗上，微笑著。“我很高興今天能來。我喜歡看你在法庭上的樣子。”我打開車門，準備下車。“今晚我們一起吃飯，好嗎？”我轉身問道。她笑笑，我知道她的回答會是什麼，不僅如此，我知道從今後她的回答會是同樣的。我看著她駕車離去，在她的飛速駕駛中，車輪胎在街道上發出尖厲的聲音，她手伸出窗外，最後一次揮手道彆。當我小跑著穿過街道時，我想起了許多年前的情景，當時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可以永遠不停地跑下去，不會感到疲倦，而且不會想到自己會疲倦。我走進辦公室時，海倫正在等我。她緊跟在我後麵大步走進辦公室，手裡抓著一疊電話留言。“在我們處理公事之前，”我坐進椅子裡時說道，“你能否幫我個忙。”我打開公文包，掏出裡麵所有的東西，把包遞給她。“你能不能把包把到哪兒去修一修？隻需要在拎把脫落的地方縫幾針。”她看了看公文包，然後又看看我。“你肯定不想換個新的嗎？”“有什麼重要事情嗎？”我問道。耵“霍華德有一個留言，”她說，把手中的一疊電話留言交給我。電話鈴響了一聲，弗林就接了。“斯圖爾特一小時前來了個電話。他說你也許會感興趣。他們逮捕了格裡斯沃德謀殺案的嫌疑犯。”“感謝他打電話來，”我說，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怕麻煩。假如現在這消息還沒公開的話，到今天傍晚就會人人皆知了。“不是這個原因，”弗林繼續說道。“他認為你會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抓住的那家夥又是一個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