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在報紙上讀到了哈博·布賴斯署名的頭版新聞。又有一位法官被謀殺。在我與卡爾文·傑弗裡斯的遺孀交談的時候，昆西·格裡斯沃德——巡回法庭的新任主持法官——在一次謀殺中遇害，這次謀殺的主要手法與前一次可說是一模一樣。像傑弗裡斯一樣，格裡斯沃德是被刺死的，而且，像傑弗裡斯一樣，格裡斯沃德也被殺死在他們兩人停車的停車場裡。傑弗裡斯掙紮著爬回了他的辦公室；而格裡斯沃德卻被發現死在車庫裡，跌倒在他的新款彆克的車門旁邊。那天上午晚些時候，我拿著那張報紙走進了辦公室。星期六總是我試圖補趕案子的日子。當我驅車進來經過法庭時，我注意到那兒再次降了半旗。過去，俄勒岡州從來沒有法官遇刺，現在，在兩個來月的時間裡，競有兩位法官被殺，兩人死時都是巡回法庭的主持法官。我想起傑弗裡斯的遺孀說過的話，她懷疑供認殺了她丈夫的那個凶手不可能做出那種事來。假如他沒有被抓到，假如他沒有招供，那麼人們立即就會假設傑弗裡斯和格裡斯沃德這兩位法官是被同一個人殺害的。但是，殺害卡爾文·傑弗裡斯的凶手被抓住了，而且他也招認了，然而，那似乎還無法足以證明他有罪，這時他自殺了。但是，我依然認為這決不僅僅是某種巧合。我打電話到霍華德·弗林家裡。“你不是從酒吧裡給我打電話吧？”他以素有的生硬的口氣問道。“警方是否已經得到了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的結果？”“從那個家夥殺死傑弗裡斯的刀子上？沒有，我沒聽說。不過，那會對得上的。那會是傑弗裡斯的血。”一陣短暫的沉默，我聽得見電話線那頭弗林吃力的喘氣聲。“今天早晨你一定看過報紙了吧。殺害傑弗裡斯的家夥死了。這是另一個人乾的。”我凝視著窗外，望著鉛灰色的天空漸漸暗了下來。“如果血型不符怎麼辦？”弗林喜歡確鑿的事實。“那樣的話，情況就很有意思了。不過，在我看來，格裡斯沃德謀殺案聽起來像是這麼一回事：某個家夥有怨，因為格裡斯沃德把他送進了牢房。他聽說了某人對傑弗裡斯乾的事情，他想他也要如法炮製。我們對付的不是一些有獨創思想的人。”“他們了解到他的一些什麼情況？我是說供認殺害傑弗裡斯的那個人，傑弗裡斯把他送進過牢房嗎？”“我不知道，”弗林答道。“你想讓我去弄清楚嗎？”那不關我的事。我不再為與卡爾文·傑弗裡斯汀謀殺案或昆西·格裡斯沃德被害有任何關係的人辯護。此外，我請弗林幫忙已經夠多的了。不過，在整個事件中還有什麼事情漏了，我想知道漏的是什麼。“如果你不太費事就能夠弄清楚的話，那就有勞你了，我想知道你能了解到些什麼情況。”我掛上電話以後，便試圖找到哈博·布賴斯。他不在報社，也不在家。我在他的留言機上留了口信，便將注意力轉到我打算處理的案子上。我開始審閱下周就要審判的一個持槍搶劫案中的警方報告。看了三行以後，我發現自己在搜索著記憶，試圖尋找能把這兩起謀殺聯係在一起的線索。他們死亡的時候都是巡回法庭的主持法官。如果某人試圖製造司法方麵的一些事端，或者總體的法律製度方麵的事端，殺害兩個大法官當然是達到目的一種方法。我有意識地努力讓我的思緒回到了警方的報告上。然後我想起來了，很明顯的是，傑弗裡斯和格裡斯沃德都是初審法院的法官，經常對暴力罪犯施以懲罰。但是，每一個初審法院的法官都那樣做，其他人卻沒有一個被殺害。我低下頭，找到了我中斷的地方，又看了幾個字，然後抬起頭來。有一個不同之處：傑弗裡斯，他認為他比其他人都要聰明得多，格裡斯沃德，他擔心他不夠聰明，他們會超出常規地讓某個囚犯知道，他們認為該囚犯完全是罪有應得，他們是多麼開心能給他定罪。他們兩個人都容易招人怨恨。我搖搖頭，但無法擺脫這個念頭，接著看到報告第一頁的結尾，然後翻到下一頁。文字變得模糊不清。如果僅是一起謀殺案，也許可以解釋為是因為他們倆中間的一個人給凶手判了刑，但是，畢竟發生了兩起謀殺案。讓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同一個人難道會被判處兩種不同的刑期：一個是傑弗裡斯判的，一個是格裡斯沃德判的，在他服完第二次徒刑後才決定兩個法官都該去死？即使有這種可能性，有人已招供的事實也無法解釋這一切。弗林一定是對的。兩次犯罪之間惟一可能的聯係是第一起犯罪啟發了彆的人去實施第二起犯罪。我把這個念頭拋到腦後，至少使我有時間看完了警方的報告。看完報告之後，我還有工作要做，但是，每次我都隻能集中思想幾分鐘。我從寫字台前站起身來，告訴自己不管怎麼說，快到午餐時間了，便走出門去。鋅板似的天空中翻滾著狂暴不安的烏雲，使春天清新濕潤的空氣顯得有些沉悶。我的臉上有了輕微的下雨的感覺，便加快了腳步。我離想去的地方隻有兩三個街區的距離，然而，不一會兒，大雨開始瓢潑而下，急速地重重地打在人行道上，像一顆正在爆炸的炮彈飛濺出的彈片。帶傘的人們用力地將傘撐開。一個女人一隻手按住她的裙子，飛快地從我身邊走過。我躲進街角一家小雜貨店敞開的門道裡，等著雨停。最大的一陣雨幾分鐘就過去了，我緊貼著建築物，繼續前進。我看見了半個街區之外街道對麵的那家書店。我躲閃著車水馬龍，小跑著穿過馬路，在櫥窗前麵逗留片刻，瀏覽著陳列的幾套舊書。在一套布麵精裝的普希金全集前，一張卡片上標著價格，看上去不再像幾年以前首次標價時那樣昂貴了。我打開玻璃門時，鈴響了一下。阿納托利·契切林正坐在前櫃台後麵的一把普通的木椅子上。幾排沒有漆過的長書架延伸在通向後麵的三條狹窄的過道兩側。空氣.99lib.凝滯而沉悶，夾帶著書籍的腐塵，那些書已經脆裂，年頭幾乎像它們大部分被遺忘的作者們的屍骨一樣久遠。阿納托利·契切林，五英尺六的個子，一張麵容嚴肅、肌肉豐滿的臉，一張鬆弛的小嘴，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度數之深，以至於透過變形的折光看過去，他的眼睛似乎就要凸出他的腦袋。聽見鈴聲，他麵帶微笑抬起頭來。他立即站起來，繞過櫃台來招呼我。像他這樣年紀的人動作還那麼敏捷，真是令人驚訝。“你來得稍微早了一點，”他說，那種聲音你第一次聽到時定會認為是彆人的聲音。那聲音雄渾，有共鳴，好像是來自地球深處的某個地方。契切林把掛在玻璃門上的牌子翻過去，成了“停止營業”而不是“正在營業”，然後拉下帶有他自己的數百個手印的臟兮兮的遮簾。“這樣我們可以多下一會兒棋，”他說。“我已經把棋盤擺好了。”他領我穿過兩排擺滿俄文書籍的書架，走到後麵燈光昏暗的儲藏室。書脊上的西裡爾文字在我無知的眼裡看起來像鏡子裡反射出來的反置的英文字母。兩把直背木椅麵對麵地放在一張小方木桌兩邊，桌子中央是一個棋盤。一根用布包著的皮電線將一個孤零零的燈泡從油膩膩的天花板上垂下來，燈泡上沾滿無數小昆蟲斑斑點點的屍體。當契切林關上門時，像黑幔似的影子落到了牆壁上。一堆書頁摺角的雜誌旁邊是一張不起眼的金屬桌子，前角上放著一把凹痕累累的電水壺，契切林走過去把插頭插到牆上。“隻要幾分鐘時間，”他在我對麵坐下時說道。他搓著兩手，貪婪地看著棋子。“我們現在開始，還是等泡好茶再下？”“我們等泡了茶再下吧，”我回答，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我想儘可能延遲我的失敗。”“我們才下了六個月的棋。你指望這麼快就能贏我嗎？”“每次下棋都是我輸。我們下棋的時間夠久了，我知道我們可以下很多很多年，但我永遠也下不過你。”隨著一聲費力的呻吟，就好像是什麼死去的東西正在被迫違背它的意誌而複活似的，茶壺開始噝噝作響，然後，不一會兒，便開始沸騰了。“你不應該那樣想，”他說·一邊把開水倒進一個瓷茶壺。“現在你比我們剛開始下的時候要好多了。”他將茶壺放在桌子一側，然後給我們兩人各拿來一副杯碟。“茶需要泡幾分鐘，”他坐下時說道。架在他那小小的扁平翹鼻子上的深度眼鏡將他的眼睛放大得不成比例，他的眼睛似乎在把我向他拉近。“你隻是需要下得慢一點兒。你看見一步棋，你就走棋了。但是，可以這麼說，有時候，當你那麼集中精力，當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似乎是主攻線上時，你沒有看到從側麵向你撲來的東西。現在，”他一邊倒茶一邊說，“咱們開始吧。”幾乎還沒等茶涼得可以上嘴，棋就下完了，我屢戰屢敗記錄中的又一個敗局。“好多了，”他說道，一邊把殘留的棋子掃進一個雪茄煙盒裡，疊起棋盤。他伸手提起茶壺，斟滿了我的杯子，然後給他自己倒了一杯。他手裡托著茶碟，呷著茶水，眼睛盯著我看。“好，請說說看，你對第二個法官被謀殺怎麼看？也許有聯係？”我自己的懷疑突然間看起來好像沒有根據了，我發現自己在把弗林告訴我的話告訴契切林。“第一次謀殺也許啟發了彆的什麼人去進行第二次謀殺。除了那個之外，沒彆的了。殺害傑弗裡斯法官的人供認不諱，然後自殺了，所以這兩件謀殺案不可能是同一個人乾的。”我這樣說，好像那完全是件不證自明的事情，但是，他的本能反應非常靈敏：他察覺到了我的疑問。“你並不完全相信招供的那個人說的是真話？”“我說不準，”我如實說。“沒有理由懷疑它。他不僅僅招供了，而且還自殺了。假如他供認的是他沒有乾過的事情，他為什麼要自殺呢？”契切林的眼睛看著我，手指在下嘴唇上來回移動。“我父親要是在，準能給你一個答複，”他立即說道。“他曾經供認過他沒有犯過的罪行。”“在俄國？”我問，迎著他的凝視。“是什麼罪行？”一絲恍惚的眼神閃進他的眼睛，他的嘴扭曲到一側。他的頭開始兩邊搖晃，給我這樣一種感覺，覺得他不想過多地去回憶往事。“叛國罪，”他答道，一邊又呷了幾口茶。“反革命叛國罪。我父親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員，是信仰列寧主義的那一代人，認為共產黨是曆史造就的。”一絲精明的微笑掠過契切林那微微潤濕的嘴唇。“共產主義是知識分子的宗教。他們像虔誠的天主教徒信仰教會那樣信仰共產主義，毫無懷疑、毫無條件地信仰。“當然，問題是，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接任，斯大林僅對忠於他的人感興趣。他把列寧時代登上權力職位的所有人都清除了。斯大林精明過人，他沒有槍斃他們，因為那樣會使他們成為烈士，而是指控他們犯有反蘇維埃聯盟罪行；他說他們為十月革命以後派軍隊打敗紅軍的資本主義政權充當間諜。雖然指控不實，但是大多數人被指控的人都招供了，包括布哈林——被送上審判台的最有名的人。在公開法庭上，布哈林供認了他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契切林弓身向前，專注地看著我，用他的指關節敲了三下桌子。“他招供並不是為了免於一死。他知道，一旦招供，惟一等待他的就是被槍決，他的招供等於自殺。他不是為了救自己的命而招供的。他之所以那樣做，是因為他認為不那樣做他的生命便沒有意義。“布哈林相信——他們全都相信——共產黨絕無錯誤。黨負有曆史的使命，而曆史，”契切林帶著悔恨的神情說，“是惟一的真正的上帝。如果他們否認黨，就是否認他們擁有的惟一的上帝。布哈林被迫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他相信黨，但是黨堅持說他有罪。他能夠否認他有罪的惟一方法是否認黨的正確性。但是，黨——上帝——怎麼會有錯呢？布哈林選擇繼續做一個信仰者。他供認了，被判處死刑。”契切林靠在沒有扶手的椅子靠背上，雙臂交叉抱在胸前。他垂下眼睛，一隻手放在他的脖子後麵。有好長一段時間，他目光定定地看著地板，嘴角上掛著陷入沉思的神情。最後，他的頭歪到一邊，遠遠地從側麵看著我。“你從來沒有為那種因為他所信仰的東西而供認他沒有做過的事情的人辯護過？”他問道。“我接手過幾個案子，被告人作了偽供，但是，那全都是為了保護彆的什麼人。我從來沒有辦過某人為了他的信仰而作偽供的案子。”契切林摘下眼鏡，閉上眼睛，捏捏鼻梁。“對不起，”他睜開眼睛時說道。他的嗓音露出疲倦的跡象。“你的話使我想到，世道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你會覺得有的人為了保護他們所愛的人而代人受過是完全合理的。我還記得那些時代，千百萬的人熱愛一種思想、一個事業，並且願意為之犧牲，如民主、法西斯主義，無論是什麼，都比他們自己更重要。首先是上帝死了，接著是法西斯主義之類的，現在還剩下什麼值得人們為之而捐軀的理想？這世界變得不那麼瘋狂了，還是更瘋狂了？”他噘起嘴唇，慢慢點了點頭。然後他坐直身子，戴上眼鏡。“起訴我父親的人這兩樣都可以利用，他所信仰的事業和他所熱愛的人民。”“他後來怎樣了？”當契切林再次陷入長久的沉默後，我問道。他手掌向上一攤。“他坦白了一切；他什麼都會招供的。他有妻子和一個孩子。那是惟一的辦法，可以保護我母親和我免於流放西伯利亞或更糟的後果。”“對不起，”我同情地說。契切林微微一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我還是個孩子。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母親從沒告訴過我。她說我爸爸死於一次事故。”喝完茶，契切林站了起來。“我有些東西要給你，一些我想你應該讀的東西。”當他打開門時，來自店堂裡的昏暗燈光融化了照在牆上的影子。當他步履輕快地穿過書架時，我跟在他後麵。他拉起前門上的遮簾，把標記翻過來，宣布他又開門營業了。他背對著我，搜索著櫃台後麵書櫥裡的隔架。大部分書的頂上都露出一個紙片，寫著訂購書籍顧客的姓名，或者，有時候寫著送書地址。他不止一次向我解釋，他賺的大部分錢來自稀有書籍或絕版書籍，因為收藏者願意掏大價錢購買。他自己的收藏愛好是俄語初版書。“就是這本，”他說，用他那張開的手指輕輕打著從上正數第二層書架上一本小書的書脊。他把梯子移到位置，抽出書來。“《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你看過這本書嗎？”他問道，一邊伸過櫃台把書遞給我。“我看過《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但是沒有，沒看過這一本。我可以馬上就開始看。”仿佛受到突然刺激似的，他的頭輕微地抽搐了一下。片刻之後，一絲淡淡的笑容掠過他的嘴。“在某種意義上，”他說，“這是《罪與罰》的姊妹篇。拉斯科尼考夫用斧頭砍死了老婦人，因為他想謀她的財，因為他相信什麼也阻止不了他。他拋棄了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宗教；他是個虛無主義者，對於這樣的人來說，什麼也沒有他自己重要。另一方麵，《群魔》講述的是，像這種人聚集在一起，決定要除掉的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他們相信，最最重要的是要用他們自己創造的東西來取代一切。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因為他們不相信現存的世界。”我還在思索著供認殺害卡爾文·傑弗裡斯的那個凶手，試圖把他與契切林正在告訴我的情況聯係起來。“那又如何解釋某人供認了他沒有犯的罪行，然後又自殺呢？”“那正是布哈林所為；也正是我父親所為，”他提醒我。“那本書裡，”他繼續說道，朝我手中的書點點頭，“有一些非同尋常的內容，說到那些不再信仰宗教或道德，感覺到被那些信仰玩弄了的人們的態度，他們沒有了任何信仰，一心隻想毀滅與他們有關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人類靈魂的空虛，但是他認為空虛的靈魂隻有用對基督上帝的信仰再一次得到充實。其餘的一切都是虛無主義。再說，誰知道呢，也許是這樣吧，不過，把某些人引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的上帝的東西也會使其他人去信仰一些其他事情，一些他們有時候願意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情。”契切林在櫃台後麵的椅子上坐下，歎了口氣。他摘下眼鏡，往眼鏡上哈了哈氣，直到上麵蒙了一層霧，然後在他那灰色長袖襯衫的袖子上把眼鏡擦乾淨。“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有著作為自己死刑的見證人的獨特經曆。他年輕時代因為參加提倡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的激進活動而被捕，並被判處死刑。他和其他一些人排著隊靠牆站好，被蒙上了眼睛。他聽見對行刑隊發出舉起步槍的命令，接著是瞄準的命令。在那個淩晨的死寂中，他能聽見步槍子彈上膛的聲響。”契切林看看我。“你認為當時他腦子裡肯定在想些什麼？你覺得會是人們常說的人在臨死前說的那些話嗎？或者他一生的經曆一幕幕浮現在他眼前？”他抱起雙臂，蹺起二郎腿，開始來回搖晃。“有一段時間我常常這樣想：等待著自己的死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他釋然地瞥了我一眼。“我當時在俄國，從沒有想過那是即將發生的事情，隻覺得那是一種偶然的可能性。但是，當我認真考慮這事時，當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曆以及他後來所寫的時，我認為很有可能人會感到自己的整個生命好像什麼也不是——一點意義也沒有——隻不過是那一時刻的前奏，那個你永遠也不會知道的最後一刻。”他垂眼看著他那蒼白的雙手，腦子裡又在考慮著另一個想法。“很有趣，是嗎？”他問，朝我歪著頭。“知道自己將被處死的人站立和等待的樣子都大致是這樣：仿佛即使在那最後時刻，他最在乎的還是他自己的形象以及其他人——即將奪走他生命的人——對他的看法。他不下跪——至少不常有人下跪——他不卑躬屈膝，乞求憐憫。他也許認為自己一輩子都是個怯弱的人，但是，在那一刻，當除了一死彆無選擇時，他會鎮靜地看待它。誰知道那是什麼？勇氣，蔑視，或者僅僅是一種優雅的風度，認為他應該做出這種舉止，原則上就像是你知道你要休假時該對你的雇主說什麼。即使在死的時候，人們也不想留下壞印象。”厭惡的神情布滿了他的麵孔。“當然，他們沒有給我父親這個機會。他們在他的牢房裡槍斃了他，從腦後開的槍。”他兩眼直盯盯地看著前方，凝視了好一會兒，然後，臉上的表情又變了。當他看我時，他的眼睛，或者說我透過那副厚厚的鏡片可以看見的眼睛，似乎又變得快樂生動起來。“有時候我會想，當我父親感覺到冰冷堅硬的左輪手槍抵在他的後腦勺上時，不知道他想到的是什麼。他想到了我母親，想到了我嗎？他是不是想讓我們知道他最牽掛的是我們？布哈林想到的是什麼——他最後想到的是否還是那場他無比熱愛的革命，而寧願告訴全世界他背叛了它？“步槍已經子彈上膛並舉槍瞄準·最後的一道命令就是開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下一個字將是他這一生聽見的最後一個字了。但那個字始終沒有說出來。沒有開槍的命令。囚犯們站在那兒，蒙著眼罩，他們的雙手被綁在身後，等待著，疑惑著，儘力不使自己心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然後，漸漸地，他們知道事情結束了，他們不會被處決了，他們被送到刑場上來是為了讓他們明白，如果他們再被判處死刑的話將會是什麼樣子。他們中有些人瘋了，其餘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他不再信仰革命了，而是信仰救贖的重要和威力。”契切林撓撓下巴，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張破破爛爛的信箋。他用一支深藍色自來水鋼筆的鈍筆尖緩慢單調地在信紙上來回寫著。“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一邊寫一邊說，“這種信仰所產生的驚人的力量，以及人們所信仰的對世界產生某種意義的事物。”他寫完後，從筆筒末端拔下筆帽，套在筆尖上，直到哢嚓一響擰到位為止。他對折起信紙，伸手拿過我手裡的書，把信紙夾在裡麵，然後遞還給我。我們握手時，他再次朝書點了點頭。“我的意思是，某人供認他們沒有做過的事情，然後自殺，這種事情絕不是不可能的，不是沒有可能的。”直到走出了好幾個街區，我才想起契切林夾在書裡的那張紙。我以為他那本書是借給我的，但是當我看到他寫的字條時，我知道他把書作為禮物送我了。“贈約瑟夫·安托內利，他已知道人人早晚必定會輸。好友阿納托利·契切林贈。”空氣中一陣冷冽驟起。我把字條放回書裡，沿著街道匆匆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