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裡德曼大夫要晚到幾分鐘。我在一把有坐墊的椅子上坐下·翻閱起一本計算機雜誌來。我飛快地看了一篇文章開頭的幾句話，說是印刷品很快就要過時了，隨後，我就把它扔到一邊，心裡在疑惑文章的編輯是否看出了其中的諷刺意味。我聽見一個聲音：“是安托內利先生嗎？”我轉過身，發現一個四十出頭的男人正用堅毅的、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視著我。他一頭濃密的褐發，一張完美對稱的圓臉。他身穿一件斜紋軟呢運動夾克衫，胳膊下夾著一本彈簧夾寫字板。我們握過手以後，弗裡德曼大夫領我到他的辦公室，輕輕指了指他那張政府發的金屬寫字台前麵的兩把沒有扶手的椅子。房間裡有兩個鋼質書架，一個靠著我落座處旁邊的牆壁，另一個小一點的擋住了寫字台後麵窗戶下麵的那麵牆。“弗裡德曼大夫，我——”他已開始聚精會神地看起寫字板最上麵的那頁紙。他抬起頭，帶著輕快的微笑，揚了揚手。“我馬上就和你談，”他說道，又繼續看剛才正在的東西。我儘量控製住自己不生氣，有意識地放鬆。他翻過一頁，開始看下一頁。片刻之後，他又翻到下一頁，然後，顯然對他所看的東西感到滿意了，便點了兩下頭，將寫字板推到一邊。他身子靠在轉椅上，蹺起二郎腿，手擱在大腿上，旋轉起手中的鉛筆。“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安托內利先生？你是來看望我們的一個病人，對嗎？”“艾略特·溫斯頓。”“艾略特。對，我認識。”他手中的鉛筆來回轉著四分之一圈。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後就從沒離開過。“有什麼問題嗎？”我問道，不明白為什麼在見艾略特之前，我必須先見他。“你說呢？”弗裡德曼的聲音親切而單調，聽得我開始感到不安起來。還不單單是他的聲音，他是個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始終在尋找異常言行的征兆。不知他是否意識到，他正用一種冷靜和冷漠的眼神仔細地觀察著我，我想他就是經常用這種眼神診斷各種各樣精神病的。“我不覺得真有問題嘛，”我說。我的目光越過他的肩膀看著窗外。“但是，我年輕時每天夜裡都要做兩個夢。在其中一個夢裡我殺死了我的父親；在另一個夢裡我與我的母親睡覺。”我的目光又回到他身上。“不過，那隻是成長過程中一個很正常的階段，不是嗎？”他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話，雖然他知道我是在開玩笑，但他並沒有要笑的意思。該輪到我來仔細觀察他了。“有些事情我一直想問。”“是嗎？”他謹慎地回答。“你知道那句老話嗎？如果你對上帝說話，你會沒事，但是如果上帝對你說話，你就有麻煩了。”他遲疑不定，吃不準我說這話是要把話題往哪兒引。“是的，”他拖著長腔說道。“那麼，你對認為自己就是上帝的人怎麼看，因為每次他祈禱時他都發現他在與自己交談？”他的眉毛立即豎了起來。“這倒挺有意思的。我一定要記住。不過，說到底，那等於是一回事，不是嗎？無論是上帝與他交談，還是他認為他是上帝在與自己交談。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顯然都是在妄想。”“精神病？”他聳聳肩。“對，當然。”“這倒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不是嗎？當摩西說上帝賜予了他寫著十誡的書板時，他不是在撒謊就是在妄想——精神病，根據你的診斷。結果當然也就是，西方世界的整個道德和法律框架要麼是建立在謬誤之上，要麼是精神病妄想的一部分。你認為是哪一種情況？”“我想哪一種都不是，安托內利先生。”他操著老練的、抑揚頓挫的聲音說道。“我們在談論的是那種會影響正常人、普通人的精神疾病。我們在談論的是發生在艾略特·溫斯頓身上的那種事。”他補充說，試圖把談話引到安全些的話題上來。“艾略特與上帝交談嗎？”我問，出於好奇。弗裡德曼噘起嘴，眯縫起眼睛，凝視著遠方。他又開始在手指間來回轉著鉛筆。“你是說，上帝與他交談？”他說，他的目光收了回來。“回答是，我不能肯定我知道。有時候他聽見聲音，對，但是，是誰的聲音……”問題懸在沉默中，得不到回答，而且從他臉上疑問重重的表情上看得出來，那問題是無法回答的。他眼睛中露出令人鼓舞的神色，使人看到了希望。“隻要他堅持藥物治療，看起來一切都會好的。”他伸手從寫字台前角的一個金屬架上抓過一個卷宗。他彎腰俯在打開的文件夾上，食指從頂端移到底部，然後，搖搖頭，翻到下一頁。“他剛來到這裡時，他們給他用了一些相當可怕的藥物。主要是，氯丙嗪。”他合上了卷宗。“哦，那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當時隻有那種藥。”他試圖解釋。“我們必須記住，當時他被認為有相當嚴重的暴力傾向。坦率地說，他們給他用了大量的麻醉劑。你有沒有見過使用大劑量麻醉劑的人的樣子？”他問道，一臉厭惡的表情。“他們看上去就像傻子。他們的身體幾乎失去了一切機能。我不會那樣做，即使他有暴力傾向——哦，順便說一句，我對那事有一點疑問。他腦子有毛病我沒有任何疑問——他現在還是精神不正常——但是，自從他成了我的病人以來——到現在有三年多了——我從沒見他有暴力行為的跡象。“他最初被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那是他來這裡之前做出的診斷，當時，他被認為患有精神病，送進了州立醫院，而不是用刑事司法係統正常的方式去處理的。‘有罪，但是有精神病。’那就是判決詞。”他開始解釋。“噢，對不起，”他連忙道歉。“你是一位律師，對嗎？你也許對這類事情都很了解，是嗎？”我想起了我因藐視法庭罪而服刑的頭一個晚上在我身邊坐了一會兒的那個男人，那人以為我是來秘密幫助他的，因為他頭腦裡的聲音告訴他，那就是我去那兒的原因。“我了解一點點，”我答道。我沒有告訴他我在監獄裡時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對他講了我在法庭上的所見所聞。天下起雨來了，傾盆大雨下個不停，四周陰沉沉的，使人感到很壓抑，雨水嘩嘩地流下窗戶，把透過窗戶看見的景物扭曲成奇特怪異的形狀。“我曾經辦理過送罪犯進精神病院的案子。標準是看他們是否會對彆人，還是對他們自己構成危險。我們會圍坐在一張桌子前，有時候在會議室裡，有時候在法庭的議事台旁。無論是誰提出應該送罪犯進精神病院，都要陳述他們的理由。然後，因為法令要求有兩位醫生做出診斷——但永遠不可能找到兩位願意為了微薄的報酬去耗費一個小時的醫生——因此，通常會請一位年輕的普科醫師和一位心理學家。”弗裡德曼開始認真思考起來。他聽我說話的神情，就像是某人在一邊看報或與人談話，一邊聽著收音機或電視機裡的聲音似的。“我當即就發現，”我繼續說下去，直視著他，“醫生們的問題從來問不到點子上。”你幾乎聽得見一片單薄的透明薄膜從他的眼鏡鏡片上滑落下來的聲音。“因此我決定我來接這個案子。我的當事人說，他一直聽見頭腦裡有三個聲音在說話。醫生們需要聽見的就是那些聲音。法官問我有沒有什麼問題。‘你聽見的這些聲音。你知道他們是誰嗎？’他看著我，臉上容光煥發。‘知道，’他急切地說，很感激終於有人提問了。‘琳達·倫斯塔特，羅伊·奧比森，還有康維·特迪。’”弗裡德曼又用冷靜的目光凝視著我。“真有趣。但是，至於他聽到的是誰的聲音，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他聽見了好幾個聲音。”“其中一個醫生就是這麼說的。然後，我向那醫生指出，雖然我不能肯定地說我曾經聽到過其他兩個聲音，但我腦子裡常常聽見琳達·倫斯塔特的歌聲在回響。我還告訴他，如果他沒有聽到相同的聲音，我會毫不掩飾地感到非常驚訝的。實話對你說，這要看她唱的是什麼歌，有時候，她的聲音在我的頭腦裡就是揮之不去。甚至此時此刻，就坐在這裡，如果我集中思想的話，我便能聽見她的聲音。我是說，一旦開了頭，‘我被騙了，我被虐待了’的聲音就無法停止下來，對嗎？好了，請告訴我，弗裡德曼大夫，我能去看看艾略特·溫斯頓嗎？還是我必須首先把自己關進精神病院，成為一個病人？”一時間，我以為他會謹慎地考慮我的請求。“不用，”他說，飛快地眨了眨眼睛，一絲緊張不安的笑容掠過他的臉龐。“艾略特想見你。那是我擔心的事情。”他立即改了口。“不是我擔心的事情，是我感興趣的事情。你瞧，安托內利先生，你是來探望他的第一個人。”他在等待著我的反應。我感到他想看看我是否知道艾略特人院以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些能使他對他的病人有進一步了解的事情。我禮貌地笑了笑，客氣地表示了我的疑問。“他有孩子，有父母，有親戚，還有很多朋友。不用說，有些人肯定來看過他。”他撫摸著下巴，謹慎地看了我一眼。“我應該說，你是他允許來看他的第一個人。其他人也試過，不過很久都沒有人來過了。你是他惟一想見的人。實際上，他盼望著要見你。你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我把問題踢還給弗裡德曼。“他說是什麼原因？”“他說你是他工作過的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你給了他那份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想要成為你那樣的人。”他停頓了一下。“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不過，我也非常肯定，那不是他想見你的真正原因。”他直率地補充說。“有彆的原因。也許你想見他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以前從來沒有來過，安托內利先生。為什麼現在來呢？”他的聲音裡沒有絲毫責怪的意思，也沒有認為我等這麼長時間才來是做了件錯事。這隻不過是一個想要幫助我的人對我提出的問題。“我一直都想來，”我解釋道。“我一直認為我應該來。在他來這兒大約一個月以後，我就開車來過。我事先沒有打電話。我就決定來了。開了一半路程，我改變了主意。我對自己說，我來之前應該預約一下，但是，那隻是個借口而已。”他的頭動了動，隻是稍微轉向右邊，但那造成一種印象，好像他的左眼注視著我的時候，他收回了右眼的目光，仿佛有什麼彆的東西需要去看似的。“我始終覺得對發生的事負有一定的責任。”“對發生的事？”他的聲音平靜，令人感到安慰，話語中滿是恰到好處的鼓勵。“對。我目睹了事情的整個過程，每一步。但是我不明白它意味著什麼，直到最後才明白，但為時已晚。我應該明白是怎麼回事。我應該在它發展到那一步之前采取措施的，儘管即使是現在我也不知道我當時能做些什麼。”弗裡德曼什麼話也沒說。他沒有要求我解釋。他坐在那裡，觀望著，等著我說下去。“你讀過薩盧斯特嗎？”他沒有答話，我便解釋說：“羅馬曆史學家。”“噢，”他答道，輕聲笑了，承認自己的無知。“但是你一定讀過。我一直都很羨慕嚴肅書籍的人。也許有一天吧。等時間充裕的時候。”他微笑著，等著我繼續往下說。“直到大約一年前，我才讀了他的著作。它使我想起了，或更確切地說，它解釋了我幾乎可以肯定的某人對艾略特·溫斯頓所做的事情。薩盧斯特談論了他所稱的熱情和天真的人向犯罪同謀轉變的這一現象。首先，他們讓你撒一個天真無邪的謊，一個白色謊言，一個不會傷害任何人，甚至還能幫助某人的謊言。然後，他們讓你去說真正的謊言。你以前已經撒過謊了，反正已經做了，這僅僅是個程度的差彆而已。”弗裡德曼，被動的觀察者，正在出神地聽著，被陰險的罪惡邏輯吸引住了。“一旦他們誘使你撒這樣的謊——會產生嚴重後果的謊，如果敗露就會使你惹上麻煩，惹上大麻煩的謊——那麼，要引誘你采取暴力行動就不難了。不是隨便針對任何人，這你是知道的，而是針對做了壞事的某個人，一個敵人，一個參與陰謀的人，這種陰謀是針對你所信仰的一切的。但是·在完事之後，你卻發現你搞錯了施加暴力的對象了，那人是被冤枉的。你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不得不將它掩飾起來。你必須維護自己的名聲，但是，你一個人又做不到。你那些教你撒謊的朋友，那些說服你采取暴力行為的朋友對你說，人人都會犯錯誤。你的那些朋友對你說，他們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誰也不會發現你做的事。畢竟，朋友必須互相保護。於是，到最後，當他們做出你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時——某種並非什麼悲劇性錯誤的後果的事情——他們，你的這些朋友們，會來找你並提醒你，當你需要保護時，他們是如何保護你的。”弗裡德曼凝視著我。“有人對他做了那種事？”“我想是的。沒有暴力。暴力是後來才發生的，在他神經錯亂以後。但是，在那之前，不錯，我想是有人對他做了那種事。我想他是一步一步地被彆人從一件事引到另一件事的，直到最後他才意識到他已經變成了他不想成為的那種人，而他又不知道該怎麼辦。”“什麼人會做出那種事情來？人怎麼可以做那種事情呢？不過，他畢竟是個律師。有人叫他去做什麼事情時，他一定知道那事是錯的。”我們對自己狹窄、有限經驗之外的事物，反應是何其幼稚，何其輕信！弗裡德曼大夫這個研究人類行為的醫生，真的以為法律是一個由牢固準則構成的嚴密體係。我開始對自己的分析更加有信心了。“有一位法官，”我開始解釋。“一個年紀比他大得多的人。”弗裡德曼用力地點點頭。“當他年紀很小時，他父母就離婚了。他是由母親撫養大的。他很少見到他父親。艾略特總是受到年長男人的吸引，他把他們作為自己的領路人和靈感的源泉。他被你吸引就是這個原因。你比他年長，又是個成功的律師，是他希望成為的那種人的榜樣。當然，不僅僅是這樣。他需要他仰慕的某個人給予他鼓勵和認可。他會依賴——極端地依賴——能夠給予他鼓勵和認可的任何人。法官——是的，對於一個律師來說，法官的認可是最重要的，不是嗎？”我認為他關於艾略特對我的看法的觀點是錯的，但幾乎可以完全肯定，他關於艾略特離不開傑弗裡斯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你認為這位法官濫用了艾略特的信任？”這是一個隻有從來不認識卡爾文·傑弗裡斯的人才會提出的問題。“正如我告訴你的那樣，當時事情似乎並不是那樣。”說完這話，我立刻就懷疑那些事情現在是否仍然那麼重要，也許我把它們看得過於重要了。“在他們初次相識後不久，艾略特就在一次辦案時沒有按時完成任務。或者說，至少他被告知是這樣。事情似乎很蹊蹺，他一直是個非常有條理的人。當律師，”我順帶解釋道，“做什麼事情都有時間限製。提出這個訴訟案是十天時間，對那個做出答複是二十天時間，每件事情都有一個時間表，如果你不能按時完成，其後果可能是致命的：你的訴訟請求就得不到支持，你得支付對方的費用，你就會輸了那個案子。這艾略特都清楚。當他告訴我所發生的事情時，他看上去像個死人一樣。但是，當我第二天再見到他時，他臉上流露出既尷尬又感激的表情，像是剛剛被人從自己的愚行中拯救出來。他告訴我，那個法官指示他的書記員把文件的日期改早。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前，艾略特從沒出過什麼差錯。”弗裡德曼大夫坐在椅子上前後搖晃著，伸出指尖按在一起。“由於他的身份，由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過了律師和法官的關係，準則被放寬了。現在那種關係更加密切了，因為他們一起做了他們必須保守秘密的什麼事情。我明白了。是的。”“幾個月後，那種事情又發生了。或確切地說，這事情又讓我知道了。我不知道在那之間發生過多少次。當時他正在處理一個訴訟請求，他來到我的辦公室和我討論那事。那個案子很有意思，隨著談話的深入，我意識到他是要了解什麼內幕情況。同時我也感到，如果在初審法院不能勝訴的話，實際上他有機會將它提交上訴法院，並有可能幫助製定某條新法律。我們談了好幾個小時，最後他向我表示感謝，說我給他提供了一些新的觀點，他要付諸實施。我問了他案情摘要應該什麼時候完成，他說是第二天上午，但是他認為他會在周末寫好它，星期一交出來。當時我臉上一定是露出了驚訝的表情，因為他笑了笑，讓我覺得沒什麼可擔心的。‘他們總是會寬限我幾天，如果我需要的話。’“‘但是你不能那樣做。’我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非常生氣，他竟然會如此全然拋棄遵循法則的責任。“‘為什麼不能？’他問道。‘這又不會傷害任何人。’那就是他的回答，我記得我當時很震驚，倒不是對他的話感到震驚，而是對他說話時的那種幾乎是玩世不恭、麻木不仁的口氣。好像那些法則是為其他人製定的，是為不知道實際工作程序的人製定的，是為那些他認為還不能使人相信他們能獨當一頑的人製定的。還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到現在還不能確切地說清楚是什麼，但是那些事情使我明白，他認為我也是那種人之一。“從那以後，我就不經常見到他了。他是事務所的合夥人，我也許每天會見到他幾次，但是我們不交談，不像以前那樣。不過，如果你當時問我，我們之問的關係是否有任何變化，我也許會認為沒有什麼變化。那種變化是察覺不出的，就好像有些事情，發生了但你並沒有意識到，直到突然有一天，你意識到一切都變了，你才開始知道它。當然，至於艾略特，那一天是什麼時候到來的就不用問了。”弗裡德曼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他以為他明白。“槍殺的那天。”“不是，”我說道，搖搖頭。“槍殺是後來發生的。如果我們中任何一個人對我們周圍的事情稍微有所了解的話，槍殺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想想看，這種事情司空見慣。但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他會發生在我們周圍人身上。艾略特疲憊不堪，工作過度，他精神崩潰，因此，那肯定是壓力造成的。讓他休息一段時間，讓他去做做心理谘詢，一切都會好的。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第一個說：艾略特精神錯亂了，需要送進醫院治療。“那天審理案件的十二名陪審員卻會毫不猶豫地這樣說的。他剛剛直接訊問完被告方證人。他坐了下來，使勁抓撓手腕背部。當公訴人手按十字架問他第一個問題時，他抓撓的動作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劇烈。陪審員開始看他。艾略特正在撕扯他的皮膚，掐進肉裡，血流了出來。一位陪審員尖叫起來，當大家轉頭看著他時，隻見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手在空中猛力地揮舞，染滿他自己鮮血的指甲閃亮著，嘴裡在對他自己的證人大喊：‘你和他們是一夥，是不是？我看見了你看著公訴人的眼神。我看見你們兩個相互使眼色！’他轉過身來，開始向陪審團挑釁。‘我看見了你們看他的眼神，還有你們麵麵相覷的樣子！’他轉向法官，最公正的法官之一。“‘彆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在搞什麼名堂！案子編號是多少？’他問道。“那話使大家都怔住了。誰也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出生那年的年份，’他說道，仿佛那能證明一切似的。‘你也是他們一夥的，是不是？’“那事發生後很久，事實上是槍殺事件發生之後好幾個月，我看了文字記錄，想弄明白是怎麼回事。我簡直無法相信看見的一切。就在出事的前一天，他似乎還是和其他人一樣正常。”“那並沒什麼令人驚奇的，”弗裡德曼安慰我。“那是個典型的病例。急性精神分裂症，是一個人的疾病症狀的突然發作，在此之前，那人的一切行為看上去都很正常。你描述的那種妄想症狀正是你將會看到的情況。大腦的化學成分突然發生了變化，也許是輕微的變化，但這一輕微的變化可能就足以引發疾病。通常情況下，這種疾病正是由你描述的那一種危機誘發的，就是發病者感到無法逃避的某種感情創傷。”大夫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們走吧。艾略特在等著呢。”大雨傾盆而降，打到人行道上時爆濺起來。遠處雷聲隆隆，閃電照亮了天空。我們拽起外套罩在頭上，衝進雨中，一溜小跑穿過停車場向另一側的醫院奔去。“告訴我，”我們一進屋弗裡德曼就問道，“你顯然對發生在艾略特身上的事情極感興趣。你看了文字記錄，是因為你想知道第一個插曲——你所說的他精神崩潰——發生時的情況。關於開槍，就是他犯下的罪行，你了解些什麼？”我停下腳步看著他，仔細看著他的眼神，最後我確信他真的不知道。然後，我轉過身子，我們繼續沿著長長的陰暗的過道走去。“我是他開槍要打的人，”我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