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瑞·梅森看了一下擁擠的法庭，在心裡估量了一下情況。他身後坐著他的當事人——伊蓮娜·柯賓，彆名伊蓮娜·希樸納。前排坐著她父親荷莫·柯賓，穿戴整齊，頗有威嚴。荷莫·柯賓是個珠寶批發商，而死者道格拉斯·希樸納卻是政府的線民，他的工作是打探非法走私珠寶的消息，然後將這個消息賣給政府，檢察官知道這件事嗎？如果荷莫·柯賓要替她女兒品德好作證的話，或者為其他事作證，梅森可以想像漢密頓·伯格會問：“柯賓先生，你知道死者道格拉斯·希樸納是偵查走私珠寶，並把這些消息報告給海關，以領取百分之廿賞金，並以此為生的人嗎？”漢密頓會偏著頭，好像急於把每句答話都聽得清清楚楚的，然後他會說：“柯賓先生，我相信你第一次遇見死者是在從歐洲回來的船上？”然後檢察官會退後幾步，對著證人微笑，幾乎是不經意的說：“柯賓先生，我相信你是個珠寶批發商，你去歐洲是去做生意的是嗎？”他要讓陪審團認為，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違法的。這隻是句繪出證人的背景、他可能的地位、他的職業，他對死者的認識，但這些問題所造成的衝擊力是很大的。坐在他父親身邊的是歐嘉·喬丹，一個嘴薄，聰明的女人，但她會給人一種做假的印象，不！還有她的態度，似乎想抓住任何機會，好使情況對她自己有利。比爾·喬丹坐在他太太身邊，好一個曬成古銅色的花花公子，不可能給陪審團好印象的。他太年輕，也因高爾夫球玩多了而曬得太黑，這樣的人不會給那些一生工作辛勤的男女陪審員什麼好感的。審問已經舉行過了，陪審團聽到伊蓮娜·柯賓與道格拉斯·希樸納友善，她跟他一起離家出走，她曾從亞利桑納州猶馬拍了一封電報回家說他們已經結婚了。兩周後，道格拉斯·希樸納的屍體被發現，腦後為點三八口徑的手槍射中，而被告有一把點三八口徑的手槍，被告曾住在伊莎·畢藍家中，因為她認為道格拉斯·希樸納跟蘇珊妮·格傑好，被告說過如果死者要拋棄她，她會殺了他。由於伊莎·畢藍與蘇珊妮·格傑比鄰而居，而蘇珊妮跟道格拉斯·希樸納一起出遊。這些事足以讓陪審團同意起訴，但不足以定罪。因此梅森知道漢密頓一定掌握有彆的證據，這些證據在他看來是具有決定性的，不過梅森和德瑞克都無法找出他的證據是什麼。因此梅森再度麵臨一次審判，在這次審判中，他知道他無可避免的要麵對一些會置被告於死地的證據，而其他無法從被告口中得知真相，他可能以觀察和質詢來從對方的證人口中收集事實。漢密頓·伯格臉漲得通紅，一副勝利在握的樣子，首先向陪審團陳述。他大略勾勒出整個事件的背景後說：“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由事實顯示，被告因出於嫉妒，帶著她的點三八口徑的手槍，向住在三六〇號的伊莎·畢藍租用她的公寓，以便監視住在三五八號的蘇珊妮·格傑，她這麼做的目的是好抓住那個她宣稱是她丈夫的人，她威脅道如果她得不到道格拉斯·希樸納，那麼誰也彆想得到他。“我們發現道格拉斯·希樸納死了，由被告手槍中發射出的子彈打中他的後腦。而被告預做安排，表現出她是有健忘症的，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可以稱這種健忘症是安排好的健忘症，好脫卸責任，避免回答令她尷尬的問題，這種健忘症精神病醫生會作證說是完全假的。”“且慢，法官大人，”梅森說：“我不喜歡打斷檢察官的開場白，但原告這麼說無異是認定精神病醫生是讀心者，而精神病科學還未進步到可以確定……”漢密頓故作好脾氣的打斷道：“我收回我剛才有關精神病醫生的陳述。我們會讓精神病醫生來作證。但現在我收回我對任何精神病方麵的聲明。“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由於一些證據還會引起爭議，由於我們還要深入探查事情，所以現在我不多說了。”他利用梅森的打斷做藉口，向陪審員道謝後坐下去。梅森轉向保羅·德瑞克說：“注意，他說道格拉斯·希樸納頭上的子彈是由被告的手槍中發射出來的。”“他這麼說嗎？”保羅小聲道。梅森點點頭，“他幾乎是不經意說出來的。”莫倫法官說：“被告希望發言嗎？”“不用，法官大人，”梅森說：“我們的陳述要保留到後麵再說。我相信各位陪審人員都明白檢方所提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罪，如果檢方無法證明，我們將倚賴這個失敗，不會提出任何證明來。”“這是你的開場白嗎？”漢密頓說。“不是，”梅森說：“這隻是對庭上的陳述。”“你是說你不打算為被告提出任何證據嗎？”“除非你能提出充分的證據，否則法律會認定被告是無辜的。”莫倫法官說：“檢察官先生，被告這次不做開場白，請你的證人上來吧！”漢密頓微笑鞠躬，沒有任何事情能影響到他的興致。“我的第一個證人是雷蒙·歐拉。”雷蒙·歐拉發過誓後，說明他是驗屍官，他被召到西拉·維斯塔公園去驗屍，當道格拉斯·希樸納的屍體在八月十七日晚上九點五分被發現時，他負責驗屍過程，並拍了許多照片，以顯示屍體的位置以及找到的場所。他在照過相後才檢查屍體，然後把屍體抬到驗屍官的實驗室中，脫掉衣服，並做解剖。解剖的每個過程都拍了照片，他把這些照片帶來了。歐拉作證說死者腦後有一個子彈洞，身上隻有幾處瘀傷，此外沒有任何嚴重的損傷。解剖醫生已把子彈取出來。“就是這樣，”漢密頓得意道：“不知道被告律師是否要質詢一番。”“隻有一、兩個問題，”梅森說：“死者穿的衣服在哪？”“摺好了放在驗屍官辦公室的櫃子裡。”“被告律師可以隨時去檢查那些衣服，”漢密頓說：“我會指示證人讓去你檢查，任何時間，白天晚上都可以。”“那麼死者個人的東西呢？他口袋裡裝些什麼？”梅森問證人，不理會檢察官的話。“我有一張單子，”歐拉說。他從口袋中掏出一本筆記本來，“死者的東西有一本筆記本，駕照，一枝鋼筆，一個皮的鑰匙包，裡麵有四支鑰匙，一條手帕，一塊九毛五分零錢，一個銀的香煙盒，六支香煙。”“就這樣？”梅森問。“是的，先生。”“那些東西在哪？”“驗屍官的辦公室。”“我要它們被列為證物，”梅森說。“這些都是隨身附帶的東西，與案子無關係。”“你怎麼知道與案子無關？”梅森說。“如果你要把它們列為證物就列為你方的證物，反正我不要。”漢密頓說。“法官大人，”梅森說：“我要把那些東西列為證物，我認為它們也許很重要，特彆是那本筆記。”“筆記本完全是空白的，”歐拉說。“你是說裡麵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裡麵全是空白的。”“那麼駕照呢？”“夾在筆記本中。”“如果庭上允許，我希望現在便拿上來。”“法官大人，我認為我們該繼續下去，不應為這個要求給耽擱。”“在這種情形下，我堅持要拿這些東西到庭上，做為我質詢的一部分。”“你不能把它們當成是質詢的一部分。”“我可以要求證人把這些東西拿到庭上來，”梅森說。莫倫法官說：“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好爭的，證人先生，這些是死者的東西嗎？”“是的，先生。”“是在他的口袋中？”“是的，先生。”“是你從他的口袋中拿出來的嗎？”“是的。”“如果被告律師堅持的話，把那些東西列為證據，交由庭上保管。”“多謝！法官大人，”梅森說：“還要一套解剖死者的照片。”“我已替被告律師準備了一份，”漢密頓說，很禮貌拿出一套八×十的光麵照片，讓陪審團感到他很公正。“多謝，”梅森：“問完了。”朱裡·奧伯朗先生被叫上來作證，他是法醫病理學家和法醫。他說明他是替死者解剖的人，他從死者的腦中找到一顆點三八口徑的子彈，子彈是使死者立刻致死的原因。他指出傷口的地方，並說明沒有其他致死的傷口，他認為死者死亡時間約在廿四小時到卅六小時之間。“在你取出子彈後，你怎麼處理它？”漢密頓問。“我把它拿給一位彈道專家看。”“你可以問了，”漢密頓說。梅森看了一眼醫生，他已端端正正的坐在證人席上，準備好讓自己可以抵抗口頭的攻擊。“醫生，你說他是立刻死的？”“是的，先生。”“你根據什麼認定的？”“傷口的性質，腦部受損的情形。”“那種傷會使人立刻失去知覺？”“是的。”“但不一定會死？”“你什麼意思？”“醫生，頭部受傷會引起大量內出血，換言之，你沒經驗過這種情形嗎？”“我看過大量內出血的情形。”“是怎麼引起的？”“血從破裂的血管中流出來的。”“血是從心臟流出的是嗎？”“是的。”“換言之，人在無知覺時，生命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證明生命的方法是心臟把血送到血管中的活動是嗎？”“是的。”“醫生，這次的情形是這樣嗎？”“不是，因為沒有多少血。”“你發現死者頭上有任何血塊嗎？”“是的，有一些外出血，但不多。”“有內出血嗎？”“有，但不多。”“你是因沒有流血所以斷定是立刻死亡嗎？”“不光是因為沒出血，還有傷口的位置和腦部受傷的情形。”“你看過同樣的傷口而有大量出血的情形，死者在完全失去知覺後還活了一段時間嗎？”“是的。”“醫生，你有沒有想過這點，死者可能是在彆處被殺而被搬到他被發現的地方。”“想過。”“你否定了這種可能嗎？”“在我心中，是的。”“我能問問理由為何嗎？”“內出血的性質，血塊的位置，屍體的位置，缺乏垂直的血液滲出等。”梅森說：“在你看來，是有人站在死者身後，以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槍射入死者腦後，死者立刻死亡。”“對，除了一件事。”“什麼？”“死者死時也許是坐著的，我認為他是坐著的。從屍體的位置看來，他是坐在草地上，腿交疊往右邊放，左手撐著地麵。由於子彈不是往下的，所以射他的人也是坐在地上。或是蹲著或是彎著腰，所以子彈是平平地射入死者腦子。”“多謝，”梅森說。“如果沒有問題，我現在希望叫摩頓·包斯勒上證人席。”梅森看到漢密頓看了一下庭上掛的鐘，好像很注意時間的樣子。摩頓·包斯勒說明他是彈道專家。他說奧伯朗醫生從死者腦殼取出子彈時他在場。在漢密頓技巧的問話中，他說明子彈是從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槍中發射出來的。他帶來一係列子彈的照片做為證據。讓陪審員們檢查。“你去搜索過屍體發現的地點附近有沒有任何武器的蹤跡嗎？”“我協助搜索。”“你發現附近有任何武器嗎？”“那麼你後來是否用任何機械或電子儀器去搜索過？”“用過了，先生。”“什麼儀器？”“我用所謂的探礦儀。”“是什麼樣的東西？”“我用一種電子儀器，當它在地麵上掠過時，若碰到金屬物體會發出奇怪的鳴叫聲。”“你找到什麼？”“我們找到一些不重要的金屬物體。一把生鏽的小刀，開沙丁魚罐頭的開罐器，還有沙丁魚罐頭的蓋子，還有……”“不用管那些沒用的東西。你發現你認為是重要的東西嗎？”“我們找到一支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槍，發射過一顆子彈，左輪槍的號碼是C︱48809。”“那麼你做過任何彈道測驗嗎？”“做過。”“你用那把槍測試過子彈？”“是的。”“結果呢？”“結果證明致命的子彈確實是由這把槍中發射出來的。”“你拍下照片了嗎？”“拍了。”“你把照片帶來了嗎？”證人拿出一張大的八×十照片。他很仔細地向陪審團說明。“你在哪找到這個武器的？”“槍被埋在距地麵八寸的地下，那個洞原先是動物掘出來的。洞上蓋著土，還有一些乾樹葉、樹枝，故意讓人不會去注意到這裡有人動過手腳。”“但你用探礦儀找到了，然後呢？”“我們很小心地檢查了地麵，小心地移走乾樹葉、樹枝、泥土，然後找到這把槍。”“槍發現的地方距屍體發現的地方有多遠？”“在距屍體發現的地方約五十六英寸的東北方。”“發現時有其他人在場嗎？”“有，有幾個人。”“其中有一個是測量員嗎？”“是的。”“他在槍發現的地方還有屍體發現的地方樹了樁是嗎？”“是的。”“你知道測量員的名字嗎？”“知道，是史蒂芬·艾斯科嵐特。”“包斯勒先生，你清查過本郡武器購買的檔案嗎？”“查過了。”“你找到C︱48809左輪槍是本郡賣出的嗎？”“是的。”“按照記錄是誰買的？”“伊蓮娜·柯賓。”“即是本案的被告？”“是的。”“記錄上有她的簽名？”“是的。”“你有記錄的照片？”“是的。”“法官大人，快接近休息時間了，我要求將這個記錄列為證物，我期望明天可以拿到庭上來。”“不反對，”梅森說，無所謂的微笑著，看不出這個證辭是否是被告完全沒料到的，“你可以將購買記錄和照片一起列為證據，為了省除檢察官的麻煩，我們會明文規定出現在法庭上的簽名是本案被告真正的簽名。”漢密頓訝異道：“你會明文規定這點？”“當然，”梅森微笑道。“很好，”莫倫法官說：“把照片列為證據，書記官先生，本庭休會，明早十點開庭。”當群眾起身離開法庭時。戴拉和保羅穿過欄杆走向梅森。梅森轉向伊蓮娜，“那是你的槍？”“是的。”“槍怎麼會跑到那兒？”“梅森先生，我發誓我不記得了。我帶槍隻是防身用的。婦女經常會被騷擾……我的生活不是那麼平靜，我不時要把珠寶從店中拿回家。警方建議我帶把槍。這把槍的大小正好可以放進女人的皮包中。”“你離家時帶了這把槍去？”“是的，我是被陷害的。”“當你被警察找到時，你沒帶槍？”“沒有，”她說：“我身上沒多少東西的。我相信報上形容我的樣子是隻有一片薄紗。”“彆開玩笑，”梅森生氣道：“這把槍可以做為你謀殺的證據。你跟道格拉斯·希樸納離家出走。他被謀殺了，而且是被你的槍謀殺了。”“但這是在我跟他離家兩周後發生的事，兩周中會有很多事發生。”“不管發生什麼事是沒什麼不同的，”梅森生氣道：“他在十六日被殺，被殺的地方距你在月光下裸舞的地方不到一百碼。”“你在生我的氣是嗎？”“我隻要你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梅森說：“這樣我才能救你，以免你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如果你殺了他，至少給我機會辯護你是出於自衛或……”“你忘了子彈是腦後射進去的，這根本否定了自衛的理論。”一位女警向被告招手。梅森仍舊很生氣道：“我希望你在明天十點以前恢複一點記憶，因為你不……”他打住話，因為他看到一個記者朝他走來。新聞記者過來，“梅森先生，你能否發表一些聲明？”梅森溫和的笑道：“目前還沒有，除非被告被證明是無辜的。”“她在謀殺之夜沒有任何記憶是真的嗎？”“健忘症，”梅森說：“這要由專家來認定，我不是專家。你可以去請教精神病醫生有關精神震驚的健忘症。我目前隻能告訴你這些事。”“你的被告算是健忘症？”“恕難奉告，不過在本案結束前，漢密頓·伯格會有驚人的表現。”梅森自信十足的微笑著，收拾麵前的文件，放在公事包中，並把公事包合上。梅森挽著戴拉的肘，對保羅點點頭，低聲道：“我們離開這兒吧，”他領頭穿過法庭，經過記者接待室，走入一間證人室。梅森把門關上，“現在可以談了。”“你現在如何對付這種情勢？”梅森聳聳肩。保羅說：“你現在知道他為何急於開庭了。天哪！你是勝不了的。”梅森把上衣往外推，用大拇指捏著腋下背心，在室內踱起來，“我希望那女孩告訴我實話。”“她不能告訴你實話，因為她不能，她殺了他。”戴拉說：“難道不能從彆的地方著手嗎？槍是她的沒錯，也許有人偷了呢？”“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用來辯護的一點，但你忽略了漢密頓為我設下的陷阱。”“什麼陷阱？”“伊莎·畢藍。”“他要我在質詢時把這點提出，然後他會把他最重要的證人推出來。”“誰？”“伊莎·畢藍。”“她會說什麼？”“不知道，”梅森說：“也許是她看到伊蓮娜·柯賓帶著槍，時間是在謀殺案發生的時候，否則漢密頓不會讓她住那麼貴的旅館，還派人守衛她，隔絕她，以免讓任何人知道她會說些什麼而把風聲走露給我們。”“那麼跟檢察官打交道如何？”保羅說。“打什麼交道？”“承認有罪，至少是判無期徒刑而不會判死刑。”梅森搖搖頭，“我不能這麼做。”“為什麼？”“因為她不會說她殺了那家夥，我不能讓一個無辜的女人去服無期徒刑。保羅，她還年輕，她迷人，有好身材，她喜歡展示。她一直過著自由的生活，到歐洲和南美旅行，吃最好的館子，過著最優裕的生活。現在要她穿上囚服，過著渡日如年的生活，生活中毫無樂趣，這樣過個十五、廿年才能得到假釋出獄，她出來後要做什麼？不再具有吸引力，美貌早已磨損了，她的生命等於消失了，她……”“她寧可判處死刑，”戴拉說：“換上我，我也寧可判死刑。”“我們都一樣，”梅森說。“我們得想辦法啊！”保羅說：“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呀！”“我們是要想辦法，”梅森不悅道：“我正在腦子裡把事情組織起來。我們得找出檢方不知道的事。而且得儘快找出，然後證明真正發生的事是什麼。”“真正發生的事是你的當事人殺了希樸納。她嫉妒是因為他騙她，所以她打死他。她為何不上證人席上告訴陪審團，道格拉斯如何嘲諷她，他背叛了她，卻不想負任何責任，她如何認為若是她從皮包裡拿出手槍來威脅他，他就會跟她結婚，她掏槍隻是為了嚇他，誰知他更加嘲弄她，最後在忍無可忍下便打死他。接下來是她發現他已經死了，一下子失去記憶，便穿著薄紗衣在月光下舞起來。”“很好的辯護，以她的身材和美貌來說她可以表演得很好，陪審團中有些老家夥會被她迷住的。“你忽略一個事實，律師代表的是公正。他代表的是正義，我不該用我的腦袋來使我自己站在一個有罪的被告和法律之間。我應該做的是保護我的當事人以及他們的權益。保羅，現在我們來從邏輯的觀點看這件事，彆讓我們現在已被蒙蔽了。你的口袋中有什麼東西？”“我？口袋？”保羅問。梅森點點頭。“一堆廢物。”“拿出來，放到桌上。”保羅訝異地看著梅森。“拿呀！”保羅默默地把東西從口袋中拿出來。“你們男人常說我們女人皮包中的東西是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看看你們男人的口袋！”戴拉說。保羅拿出了鉛筆、鋼筆、筆記本、小刀、煙盒、打火機、鑰匙鏈、手帕、皮夾子、零錢、駕照、兩封拆過的信、一張航空時間表、一包口香糖。梅森若有所思地看著這些東西。“這些能證明什麼？”保羅說。“我希望我能知道，不過你確實已證明了一些東西。”“我不懂，”他說。“你口袋中的東西代表了一般忙碌的男人口袋中的東西，想想看驗屍官說過的道格拉斯口袋中的東西。”“當然，我……”“這麼說好了，希樸納是抽煙的，他的煙盒中有煙，他的火柴呢？他的小刀呢？幾乎每個男人都會帶一把小刀的。他隻有一點零錢，沒有鈔票。他隻有駕照，沒有其他會員卡。沒有隸屬的俱樂部，沒有地址，這一類東西都沒有。”保羅想了一會說：“經你這麼一說，他口袋中的東西是少了一點。”“當然，”梅森說：“希樸納住哪？”“這是最令警方困擾的一點。表麵上他住在迪克奎特公寓。他在那兒有住處，但他並沒有真正住在那裡。收拾房間的女傭說經常有好幾天，床上都沒睡過的痕跡，浴室的浴巾也沒有用過。冰箱中從來沒放過吃的。他也沒送洗過衣服……”梅森一彈指頭。“怎麼啦？”保羅說。“正是，”梅森說：“臟衣服！來吧！保羅！”“上哪？”“到驗屍官的辦公室去，”梅森說：“我們可以去檢查死者的衣服，我們可以找到洗衣店的記號。希樸納不會自己洗衣服的。”“好吧！也許會發現什麼，但……如果有的話，警方早已注意到了。”“也許沒有呢？”“到時我們就知道了。”“我要在他們把事情攤在庭上之前就知道。假定我的當事人說的是實話，假定她不記得了呢？假定她是被人陷害的……”“這種機會隻有五千萬分之一，”保羅說：“檢察官已叫精神病醫生檢查過她。他們認為她是假裝的。坐上證人席說她什麼也不記得時，檢察官就會盤問她，盤到她辭窮為止。然後他會推出一票精神病醫生來證明她撒謊。”“好吧，”梅森說：“如果她撒謊，我不會讓她上證人席，但我得先證明她是撒謊才行。你的辦公室有任何紫外線的燈嗎？”“我有一盞小的，還有兩種濾網——長……”“去拿來，”梅森說：“這年頭洗衣店都用螢光劑來做記號，這也許會給我們一點線索。還有鑰匙呢？不是有四支嗎？警方發現是什麼地方的鑰匙嗎？”“其中一支是迪克奎特公寓的，其餘的我不知道。”“好吧！”梅森說：“再帶一罐蠟，我去跟主管的人打交道，你把那些鑰匙用蠟複製一份。”“可以這麼做嗎？”“這違反法律嗎？”梅森問。“我不知道。你清楚法律。”“那麼照我的話做。我相信明天漢密頓會把堆積如山的證據扔到我們頭上，像雪崩一樣把我們壓垮。”“伊莎·畢藍？”梅森點點頭，“她的證辭絕對對我們不利。”“漢密頓早已算計好了，他要我們今晚去擔心槍的問題，以致於會狂亂地去找證據，證明它是被偷的。”“然後在我們要提出我們的證據時，他再把伊莎·畢藍推出來。”“他會得意地微笑的說：‘檢方停止作證。’然後看我表演。”梅森說。“如果我把伊蓮娜送上證人席，他們會把她撕成碎片。如果我沒有，她會被定罪，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是死路一條。來吧！我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