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聽到的並不像我記住的那樣，或許我根本就沒聽到什麼。既然我打算把一切查個水落石出，事情突然之間變得虛幻起來。我長途跋涉，幾乎跨越了半個地球，沒有什麼更實在的依據，隻有偶然提到的一句話。我看了看手表，收起了公文包。每一份文件都按照阿爾伯特·克雷文事先準備好的那張說明單上的順序排列好了。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遺囑的惟一受益人將在每一個指定的地方簽字，之後我會把裝在律師事務所專用信封裡的保付支票交給他，那個信封已經用回形針彆在了文件夾的上麵。如果我的感覺錯了，那麼整個交接過程用不了十分鐘；而如果我判斷對了——哦，如果我是對的，情況將會變得複雜得多了。我從屋子中間那張泛著油漆光澤的桌旁站起來，借著那盞陳舊褪色的枝形吊燈發出的柔弱光線，把阿爾伯特·克雷文交給我的文件又迅速地查看了一遍，然後站起身來。瑪麗薩在一張沒有框架的、隻蓋著一條薄薄的奶油色蕾絲毯的簡易睡床上，床上方的兩扇法式窗戶緊關著。我走到門口，又回頭望塑。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就好像她剛才沒有睡著，隻不過是閉上眼睛休息了片刻。“你會小心的，對嗎？”我向她保證我會的。她注視著我，確信我的話是認真的之後，閉上了眼睛，馬上就又睡著了。我沿著山坡一直往前開，村莊漸漸落在我身後，一條礫石鋪成的道路出現在我眼前，蜿蜒伸向一個尖坡的頂部，通向一座巨大的彆墅。那座彆墅看起來像是一個中世紀的城堡，傲然地俯瞰著腳下的萬物。在兩扇黑色的鐵門前，我停下了車。我下車後走到門前，解開了拴在兩扇鐵門之間的那根沉重的、鏽跡斑斑的鐵鏈，推開了大門。在砂石鋪成的車道下麵，一座兩層樓的石屋近在眼前，瓷瓦砌成的屋頂上塵土斑駁，那些橄欖樹長滿節瘤的彎曲的老枝乾替它遮擋著陽光。一位身材小巧的白發女人像個影子似的坐在院子裡的秋千上，埋頭讀著攤在膝蓋上的一本書。那個漆成藍色的秋千，已經開始褪色。早晨的陽光透過樹木的縫隙照射進來，給四處擺放的盆花塗抹上一層明豔的色彩。長長的車道一直延伸到尖坡的儘頭，然後又折回來，通向一座棕褐色彆墅前麵的空地。我下了車，沿著一排茂密蔥鬱的棕櫚樹走到前麵的人口，從那兒進去，又爬了很多級石階，來到一個顏色已經斑駁的褐色雙開門前。門很高，我伸手還夠不到頂。我抓起黑色的金屬門環時，它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門環叩在硬如岩石的木頭門板上時，又發出沉悶的當啷聲。門太厚了，聽不到裡麵有任何動靜。我又叩響了門環，然後等待著。隨著一陣輕微的震動，巨大的門開始轉動它那年代久遠的金屬合頁。大門慢慢地開了個縫，裡麵的人剛好可以從那一邊看到外麵。“這麼說，我們又見麵了，”裡麵傳出一個聲音，令我頓時震驚不已，因為這個聲音太熟悉了，我當然不會忘記。大門搖晃著，終於完全打開了，我和“死人”麵對麵地站在門裡門外。見到我，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看上去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我很高興，簡直高興極了，”他握住我的手，一再強調著，就像看到一個失散多年的老朋友。還沒等我開口，他就拉著我的胳膊，領我穿過一條寬敞的走廊，走進一個巨大的客廳。客廳裡鋪著大理石地麵，石頭牆上裝飾著掛毯，透過深嵌在窗扉裡的大窗格，戶外的海景可以儘收眼底。“當我接到電報得知你要來的消息時，我真是無法表達我當時有多麼喜悅，”他說著，寬闊的臉盤上浮現出親切的微笑。他衝房間中央的綠色絲麵沙發做了個手勢。伯格多諾維奇一直等著我落座停當，似乎他要完全確定我感到很舒適了，方才在一把與沙發相配的綠色綢麵椅上坐下。他看了我好一會兒，像是還不能完全相信這個完全出乎意料卻令他非常歡迎的驚喜。他上身向前傾著，來回摩擦著他那雙大手。“你什麼時候知道的？”他問道。我正要回答，這時走過來一個年輕優雅的女人。她臀部的曲線清晰可辨，臉上掛著羞澀而煽情的微笑。她把手裡的兩隻玻璃杯和一瓶酒放到咖啡桌上，嘴邊蕩漾著若有若無的笑意；然後，一句話也沒說，就離開了房間。“我的女管家，”伯格多諾維奇老於世故地笑了笑，解釋道。“這地方是我租的。她不包括在內，”他說著，開始啟瓶塞，“我們有自己的安排。”阿爾伯特·克雷文肯定完全能理解。伯格多諾維奇遞給我一杯酒。“我知道現在有點早，但是時機不錯。”他舉起酒杯，說了一句祝滔詞，我很想知道，他是否故意在說反話。“為長命百歲乾杯。”我把玻璃杯舉到唇邊，猶豫了一下。他看到我在等他先喝，露出一絲受傷的神情，然後喝光了杯子裡的酒。“你怎麼能想到那樣的事？”伯格多諾維奇抗議著，看來我的猜疑絲毫沒有冒犯他，反而讓他覺得很好玩。我一直把公文包放在膝蓋上。這時我用拇指撥亂了密碼鎖圓形柱碼的位置，把它重新安全地鎖好。“你死後乾得不錯嘛，”我把公文包放到腳邊的地上，環視了一下房間評論道。伯格多諾維奇繼續啜飲著杯裡的酒。“你怎麼知道我還活著？”他喝完了酒，抬頭問我。此刻，我和他相距不到三英尺，如果我凝神靜聽，甚至可以在談話中斷的沉默裡聽到他的呼吸聲；儘管如此，我心裡仍然有種感覺，似乎還不能完全相信，他真的沒有在那場爆炸中喪生。“我從來沒想過你會死裡逃生，”我誠實地告訴他，“我就在現場，我剛穿過馬路走到街角，整座建築都被炸飛了。沒有人能僥幸逃脫。除此之外，在廢墟中還發現了一具屍體，或者說，是死人的部分殘肢。我們是單獨會麵，隻有你和我，而我不過就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前才離開。我有什麼理由會認為你還活著呢？”伯格多諾維奇熱切地傾聽著，為他自己做過的這一切感到驕傲；就像我突然意識到的那樣，他非常高興能有人與他分享這個冒險故事。尤其是我充當了分享者角色，他格外高興。即使他曾經敢於把這段經曆告訴彆人，我也是惟一絕不會懷疑他是否在虛構故事的人。既然如此，他就把我當做惟一的聽眾，迫不及待地想讓我知道他的騙術高明到何等程度。“整個這件事情乾得相當漂亮，是不是？不，”他立刻加了一句，想讓我相信他沒做過任何無謂的、不光彩的事。“那個陌生人的死跟我沒有關係。那是一具死屍，沒人認領的屍體，每天都有這種死屍被送進太平間。我認識一些人，”他含糊地解釋說，“他們能處理那種事。”“那麼我離開以後……？”“那並不難，”他聳了聳那寬大的肩膀，謙虛地說。“屍體就放在門後的儲藏室裡，緊靠著煤氣管道，我已經提前在那兒安放好了爆炸裝置。”“那扇門是爆炸後惟一沒有倒下的東西，”我對他說，“它就掛在那兒，懸在整座房屋框架殘留下來的惟一一處斷梁上搖搖欲墜。”我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那一瞬間，我們從彼此的目光裡都看到了半信半疑的神情。“你一離開我那兒，”他繼續說道，“我就把定時器設定為十五秒，然後沿著房子後麵的小路逃離了現場。那並不費勁兒。”伯格多諾維奇伸手拿起酒瓶，往自己的杯子裡又倒了一·些酒。他是借此回避我的目光，給他自己爭取一點時間，來考慮一下接下來他要說什麼。“事情不僅僅是我要你在那兒見證我的死亡，”他說著，慢慢抬起眼睛。“我告訴你的一切都是真的：我處在危險之中，因為我知道關於富勒頓的那些事情；不：光是我，你也麵臨著同樣的危險。我想給你一些警示。我感到有責任那麼做。我所做的那一切都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希望你能理解這一點。我跟這種人打了一輩子交道，我知道自己惟一能夠活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認為我已經死了。”伯格多諾維奇把杯子裡的酒一飲而儘，然後放下了玻璃杯，拍打著自己的兩個膝蓋。“現在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的？”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就用意大利語大聲喊了些什麼，然後，那個女人立刻出現了，就好像她一直都不露蹤跡地站在那兒似的。他衝桌子點頭示意。她收拾起空了一半的酒瓶和他那隻空玻璃杯。“你還——？”她默不作聲地等在那兒的時候，他替她問我。我搖搖頭，於是她就退下去了。“我們第一次見麵的時候，我問你生活在遠離祖國的地方是什麼滋味。你回答說，不像有家人留在國內的情形那麼難受。你還告訴我，你的父母都已經過世，而你是家裡惟一的孩子。”他似乎有些驚訝，還夾雜著一絲懊惱。他往後坐了坐，仰頭看著天花板，撇撇嘴巴，露出一個自嘲的微笑。“所以當你從我的朋友阿爾伯特·克雷文那裡得知，我在遺囑裡把一切都留給了我的兄弟阿卡迪·伯格多諾維奇時，你當然就會想起我說過的那些話，並且推斷出——非常合乎邏輯地推斷出——如果我杜撰出了一個兄弟，我就一準兒杜撰了自己的死亡。”他開始大笑起來，一陣低沉、急速的笑聲在高高的天花板上發出回聲，旋即充滿了整個房間。“真是妙極了！”他大聲喊著，向前欠起身體，直到他已經坐到椅子最靠邊的地方，兩隻腳穩穩地撐在大理石地麵上。“你確實是個不尋常的人，安托內利先生。我第一次見到你的那一刻，就看出了這一點。有多少人能記得那樣的小事——僅僅是一句話，一個偶然提到的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我想說的是，那確實相當了不起。儘管你從——很不幸，一個謊言中——得出了結論，但那絲毫不會減少我對你的欽佩。我確實有一個兄弟，他叫阿卡迪。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他了。他住在莫斯科。我當時之所以那樣回答你，是因為讓彆人認為我沒有活著的親屬總是更安全一些：沒有人能利用對他們的威脅而達到左右我的目的。”他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兀自咯咯地笑著。“好吧，我假定這個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合適的：一個謊言幫助你查明了真相，”他說著，眼睛裡閃過狡猾的神色。“無論如何，我很高興你做到了。”他的臉上閃過一個微笑，為了強調他說這句話的誠摯，他又用力地點了點頭。他瞥了一眼地上的公文包。“不過，你沒有告訴其他人，你認為我還活著，是不是？阿爾伯特·克雷文可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如果他知道一個死人並沒真死的話，他絕對不會把變賣這個死人房產的收益發送出去，”說著，他眯起眼睛，像在尋找什麼似的。“你肯定隨身把支票帶來了，是不是？”我直視著他的眼睛。“不。我帶來了需要簽字的文件。在派送這筆遺產收益之前，或許得由阿卡迪·伯格多諾維奇親自來簽署這些文件。”我不敢斷定他是否相信我。我想他也沒有把握。他微笑著承認了關於他兄弟的這個問題。“是的，阿卡迪。幸運的是，他也會把名字寫成：‘A·伯格多諾維奇。’那麼，你建議我們怎麼做呢？”“我們所能夠做的不多，不是嗎？你沒有死，從仍然健在的人那裡繼承遺產，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保險公司不讚成那種行為；更重要的是，要是一個律師協同某人犯罪，法院對此最為深惡痛絕。他們會因此而把你投入監獄。”伯格多諾維奇那兩隻極具洞察力的機敏的眼睛似乎擠到了一起。他把身體向我傾斜過來。“或許我們能夠達成某種協議。”我麵無表情，一言不發地看著他。我的沉默就是對他的鼓勵，那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嘴邊浮現出一個神秘的微笑。“天氣這麼好，我們為什麼不到外麵坐坐呢？”伯格多諾維奇帶我沿著進來時走的那條路出去。在前麵的那些台階的最頂端，他抓住了我的胳膊，當他首先做出回應時就會用那種方式；可是當我們開始下台階時，我才意識到，他靠著我走是為了尋找平衡和支撐。他在台階的底部停住腳，有點兒氣喘籲籲的，被陽光刺得眯起了眼睛。過了一會兒。他似乎又恢複了正常。他的眼睛清澈，步伐穩健輕快。他向一塊海岬的末端伸出手，指著一個看上去像是石頭嘹望塔的東西。“它是13世紀建成的，為了提防撤拉遜人的入侵。然而到了現代，它變得更有名氣了。莫奈從那兒得到了靈感，完成了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畫的就是下麵的一個古老的村落。他把那幅畫叫做《博迪蓋拉》。如果你了解那幅頤，那麼當你看到這裡的景色，你幾乎可以感受到他當時一定在想些什麼。來，我領你看看。”我們越過車道，白色的礫石在腳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然後我們沿著穿過一片橄欖樹林的一條狹窄的步行小路向前走去。這座嘹望塔有三層，沿著樓梯井蜿蜒上行，可以看到鑿出來的那些狹窄的洞口，最頂端是砌成鈍齒形的城垛，它的高度足以觀察到任何突然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東西。入口處是一個用厚厚的橡木板做成的門，頂端的活頁已經找不到了，而中間的那個也已經彎曲變形，所以門開得很大，加之門板太重，它根本就關不上了。進到裡麵，隻見鏽跡斑斑的鐵鏟和鏽成碎片的鐵鍬雜亂地丟在地上，旁邊是開始腐朽的木質樓梯的梯階。一個獨輪手推車歪在一邊，車身上滿是水泥，兩個長長的木頭車把上覆蓋著一個蜘蛛網。一隻蒼蠅懶洋洋地飛來飛去，在頭頂上方的某個地方嗡嗡作響。我們走到塔樓的背麵，在高高的草叢裡找了一張石椅坐下來，俯瞰著莫奈曾經畫過的村莊，還有更遠處，越過大海視線所及的最儘頭。伯格多諾維奇摘下他一直戴著的那副厚厚的圓形眼鏡，把它放進皺巴巴的褐色外套的側兜裡。他斜靠著塔樓的牆壁，雙臂交叉放在胸前，合上了雙眼。他的頭耷拉在兩個肩膀之間，有那麼一會兒，他看起來似乎就要崩潰了，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仿佛他已經放棄了曾經想要吸進去的最後一口氣。當他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他沒有看我，而是注視著遠處那一望無垠的天空。“我以為你有機會打贏那場官司，”他說。“很遺憾你沒有做到。要我告訴你事情發生的真實情況嗎？你想知道傑裡米·富勒頓被殺的原因嗎？”伯格多諾維奇站起身來，有一點沒站穩。當他找到平衡之後，他把手插進褲兜裡，用鞋尖踢著腳下的泥土。“來，讓我們再走一會兒吧。”我們走回那條礫石鋪成的車道，沿著它走回我來時經過的黑鐵門。透過那片橄欖樹林，可以看到海岸線伸展向遠方，直到漸漸消失在聚攏過來的薄霧之中。“我和富勒頓最後一次談話的時候，他對我說了一些事情，那些事你隻可以告訴某個你絕對信任的朋友。”伯格多諾維奇停頓了一下，眼睛裡閃爍著一種精明和冷酷交織的神情，隻有那種用一生的時間琢磨敵人，卻從未完全相信過任何朋友的人才會有那樣的眼神。“隻有在你想要弄清楚某個人是否信任你的時候，你才會給他說那種事。”我們走到大鐵門前，它已被那根生鏽的鐵鏈拴在了一起，我們折回來，緩慢地走在彎曲的車道上。“他對你說了什麼樣的事？”我用眼角的餘光看著他。問道。“他告訴我的是關於那個年輕女人阿莉婭的事。我見過她一次，”他完全停了下來。“去年春天他帶她來過這兒。這裡是我們過去見麵的地方；我們從未——或者說幾乎從未——在舊金山或是美國的其他地方見過麵。那樣做太危險，彆人很容易發現我倆在一起。這兒就很安全。人人都來意大利，但是美國人從來不到博迪蓋拉來。去年春天他帶她來，把我當做這個地方的主人介紹給她，還告訴她說他喜歡偶爾來這裡待上幾天。“如我所言，我們最後一次談話的時候，他對我說起了有關她的事情：他是如何利用她來接近她父親的。他胸有成竹，自信得令人吃驚。他知道一旦擁有戈德曼的錢作為後盾，什麼都不可能再阻擋他。他把一切都告訴了我，那些事他永遠不會告訴其他任何人。他很快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出於種種考慮，他永遠不能把那些事告訴彆人，除了我以外。我曾經是他惟一的聽眾；他心裡已經明白，他將不能再和我傾談多久了。我們最後的那次談話有一種奇特的親近，那就像受難者和行刑者之間的那種同誌之情。他知道他必須殺了我。”一陣微風突然從南方刮來，這來自非洲的風不停地吹拂著我們，就像一個簡短的死亡提示，過了一會兒，我們又向前走去。伯格多諾維奇站在我的麵前；但是他的思緒已經深深地陷入了對過去的回憶，或許是他以為自己正獨自一人，所以他的講述聽起來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語。“那個女人，阿莉婭，告訴他她懷孕了。他認為這是他聽到過的最令人欣喜的事情。”伯格多諾維奇似乎又意識到了我的存在。他重又注視著我，臉上浮現出一個困惑的表情。“那確實相當奇怪。我不知道——現在也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他的話。他告訴我，他不是孩子的父親，而且對這一點他很有把握，但是他還沒有對她挑明。他是在欺騙她，讓她空懷著希望等待下去，直到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而那時戈德曼一家想改變主意也為時已晚。”我們走到了車道的最頂端，沿著彆墅前的花崗岩台階左右徘徊著往前走。“傑裡米對那些人隻有蔑視——不僅僅是對戈德曼一家，幾乎是對他們當中的每個人。許多野心勃勃、白手起家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有過這種經曆。一開始他們仰慕那些富有的特權階層，那些人看起來擁有一切，而且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當他們真正開始了解那個階層，當他們意識到他們曾仰慕過的人當中大多數都平庸無能，更沒有什麼道德可言的時候，他們感到厭惡至極，不由自主地瞧不起那些人。”伯格多諾維奇仔細地打量著我，然後露出一個悔恨的表情。“傑裡米比彆人更快地得出了那個結論。我想，他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比那些人優秀；惟一還會令他感到好奇的，就是他究竟比那些人強多少。再加上他什麼都不相信，根本沒有任何信仰，那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傑裡米知道如何給予每個人他們想要的東西，如何讓他們相信那正是他們有權利得到的東西。當他拿走他們僅剩的一點尊嚴、一點點自主權的時候，他卻能使他們認為，他是在給他們行方便。我一生當中接觸過很多危險人物，但是我相信，他是那些人當中最危險的一個。傑裡米·富勒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他是曆史發展終結時，被遺棄給我們的淘汰品。”伯格多諾維奇突然在身前揮揮手，好像是在竭力趕走某個不吉利的念頭，而不管他怎麼費儘心思地不予理會，它始終都會再度出現。“儘管有所有這些，儘管我知道關於他的一切，我還是發現他擁有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他擁有一種直覺，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又與之類似的天賦，他能看出任何一個人為滿足個人欲望可能跨越的極限。沒有人能比一個完全喪失道德感的人更清楚地認識到，我們通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道德力量對自身行為的約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行為完全自由的個體，獨自生活在這個由在這樣或那樣的約束之下生活的人們組成的世界上。”伯格多諾維奇似乎有些困窘，他那深感不安的臉上掠過一個微笑。“你得原諒一個老人說話時跑題。我現在理解了傑裡米最後一次和我談話時的心情，他一定是急切地想把所有的事情傾訴給一個他可以信任的人。“那天他告訴我的事，在我們多年的‘特殊關係’中，他以前從來沒有提過——他是怎樣長大的，他最初踏入政界時做過什麼：他是用什麼方式利用彆人，利用那些以為他和他們有著同樣信仰的人。如果你不考慮他的話裡絲毫沒有自責和悔恨的成分，那你會覺得這番話像是一次臨死前的懺悔。隻是，我非常清楚，那不是他的死期，而是我的。“他要殺了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讓彆人乾掉我。他彆無選擇。這就像我以前告訴過你的——就是我死的那天對你說的：克格勃的檔案已經公開，某侖人在裡麵發現某些與他有所牽連的東西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但是如果那個與他有過接觸的克格勃特工，那個惟一能夠提供某種細節——敘述出見麵的日期、地點——的中間人死掉的話，他們就無法利用在檔案中找到的記錄進行赤裸裸的政治勒索，那麼這樣一來，那些記錄也就無關緊要了。當我最早得知美國情報人員正在仔細研究那些記錄的時候，我就明白，富勒頓將會意識到他必須做什麼；在我們進行那次交談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是的，安托內利先生，我殺了傑裡米·富勒頓。我在戈德曼的公寓外麵等著，跟隨他們兩人到了聖弗朗西斯飯店，又從那兒出發繼續跟蹤他們。她把車停在他的車旁邊。透過濃霧我隻能看見汽車尾燈。我開車超過他們，在前麵半個街區遠的拐角處？自好車。他們坐在她的車裡，聊了幾分鐘之後他終於下了車。在那麼濃的霧裡你幾乎什麼也看不到，但是能聽到她發動車子，急馳而去，弄得輪胎發出尖銳刺耳的摩擦聲。她一定是生著氣走的。“他站在車門前，摸索著鑰匙，這時我喊了他的名字。他看起來幾乎是很高興見到我。他上了車，給我打開了另一側車門。他大笑著，開始告訴我他剛剛與那個女人——阿莉婭·戈德曼談話的內容：他不但不打算與她結婚，而且他還非常清楚孩子不是他的，而她也同樣心知肚明。我開槍打中他的時候，他仍然在笑。“我認為他從來沒想到，任何人，甚至是我，會樂於和他一樣不擇手段。我不想解釋說我是出於自衛，我的朋友；但是有時如果你不先出手，你就根本不會再有任何出手的機會了——沒有人告訴過你嗎？”這是一個機會，一個把事情做對的機會。我儘湍量謹慎行事。“從你告訴我的這些情況來看，你或許可以為殺人罪作出辯解。”伯格多諾維奇明白我在想些什麼。他立刻打消了我的念頭。“不，安托內利先生，我考慮的不是那種安排。我沒有興趣待在美國的監獄裡浪費時間，無論多長時間都不行。此外，”他的眼神傳遞出憤世嫉俗的情緒，“你認為他們會允許我作出任何辯解嗎？你認為我願意看到法庭審判的內情嗎？我以前告訴過你，並且試圖警告過你：那些掌握權力的人——總統的人——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傑裡米·富勒頓的真實身份；他們希望每個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愛國者，因為那會使他們自己顯得比他們的實際情況好得多。”這一切簡直令人發狂。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謀殺了傑裡米·富勒頓，卻心安理得地讓一個無辜的年輕人替他頂罪，讓他在死刑犯監獄裡備受折磨，而他自己卻在監獄外麵，憑借詐死得來的遺產收益，奢華逍遙地度過餘生。依照伯格多諾維奇的說法，傑裡米·富勒頓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一個在曆史發展的儘頭被遺留給我們的棄兒。那麼哈邁爾·華盛頓又算是什麼——曆史發展過程中，最後的犧牲品？“你必須回去自首，”我說著，很快變得憤怒起來。“這是惟一的辦法，隻有這樣，我才能夠救出那個無辜的人。”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一個微笑深深地刻在他的唇上，那個微笑看上去微妙、狡詐而又意味深長。“幾個月前，就在我即將死於那場可怕的爆炸之前，我寄給我的兄弟阿卡迪一個包裹，寄到這兒，博迪蓋拉。我擔心我可能會出什麼事，”他解釋說，眼睛裡閃爍著惡作劇的調皮。“我寄出包裹時還附有指令，叫他不要打開包裹，在拿到我的財產收益的同時，把它交給我的律師阿爾伯特·克雷文。”伯格多諾維奇停頓了一下，遞給我一個表情，要我相信他的話。他早就把一切都考慮到了，但是有一點我非常肯定，那就是他根本沒想到我會出現在這兒，直到他從阿爾伯特·克雷文的電報中得知這個消息。“我想你會找到你需要用到的一切，我的供詞，關於我和富勒頓種種交易的敘述，還有——哦，是的——一份克格勃檔案的複印件。”他看到了我吃驚的表情。他開始邁上台階的時候，拍了拍我的後背，大笑起來。“你認為我會把自己效力於克格勃的惟一一份永久記錄存放到某個不中用的檔案管理員手中嗎？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安托內利先生；我可從來不是一個傻瓜。”在台階頂上，他轉身看著我，滄桑的眼睛裡露出一個不祥的神色。“你知道要把這材料交給誰嗎？僅僅找到某個掌握權力、能滿足你的願望的人還遠遠不夠。你必須找到一個想要毀掉傑裡米·富勒頓的人，一個想要堅決毀掉他的名聲的人。”我能想到的隻有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