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團宣布最終裁決之後所發生的一切，在哈邁爾·華盛頓被宣判謀殺罪名成立之後所發生的一切，都沉湎於一場酒醉的昏迷之中。看起來我像一個喪失了記憶的醉鬼，四處遊蕩，迷失在這座城市的某個地方；這樣度過了三天三夜，我卻一點兒也記不清自己究竟去過哪裡，曾經做過什麼。由於我自己驚人的無能，一位品行堪為楷模的年輕人將為一樁罪行付出他的生命——而我深知，他從未染指這樁罪惡。他將在死囚區苟且度日，他將被囚禁在一間狹窄的囚室裡漸漸長大，經過一係列漫長的上訴失敗之後，等待著在那無法逃避的日子裡行刑者最終到來的那一刻。在我聽到判決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如果就讓他那樣度過每一天，那麼，我自身的一小部分，將會隨他一天天死去；所以我把自己灌醉，讓頭腦一片空白，以為這樣愚蠢地自我放縱，可以讓我從自己的墳墓邊走遠。我駕車行駛在午夜時分的金門大橋上，緊緊地握著方向盤，以至於我的指關節都沒了血色。一輛輛汽車從我身邊飛馳而過，喇叭鳴個不停。我不得不強迫自己把注意力從前方的道路上轉移到後視鏡裡。兩長溜平行的微弱的黃燈在我後麵催促著，從我身邊急衝過去，仿佛我根本就沒在前進。我的眼皮變得越來越重，不停地在打架，幾乎快要睜不開了。我搖下車窗，張開嘴，深深地呼吸著午夜的涼氣，希望它能使我清醒一些。我開始回過神來，注視著前方，逐漸地加快了車速。彆的汽車仍然急速地超過我，不過不像以前那麼快了。緊握著方向盤的右手開始有些麻木，我不得不放鬆一下，輪流著每次鬆開一根手指。當整隻手可以自由活動時，我就甩了兩下，想讓血液循環恢複正常。我記不清為什麼會來到這兒，為什麼首先駛上了這座大橋。我隻知道我想要回家，但卻記不清它在哪裡。在理智的漩渦之下，某些東西，某種直覺一路牽引著我，直到我在一座用木瓦鑲邊的房子前麵停下車來。房子麵朝海灣，建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而這條街位於陡峭的山坡之上。屋子裡沒有任何燈光。我擔心自己記不得該做的每一個步驟，於是小心翼翼地逐一操作，先是關了點火器，又關掉了所有的車燈。我打開車門準備離開，然後因為先前忘了要將手動刹車複位，這會兒回想起來，又返回了車裡。我雙手輕輕地關上車門，生怕吵醒彆人。遠處，城市的燈火倒立在海灣上舞蹈著。我試著轉動我的頭，想讓那些燈光重新正過來，可是我腳下開始踉蹌，繼之頭暈目眩，跌倒在地上。我在地上打著滾大笑不止，直到伸開雙臂仰麵躺倒，這時我凝視著灑滿星鬥的夜空開始納悶，究竟是我在仰望蒼穹，還是我腦袋著地，凝望著它們在遠處水麵上的倒影。就在我努力掙紮著想站起來的時候，門廊的燈亮了，前門打開了。當我伸出一根顫抖的手指，朝門口的那個女人晃動時，我能感覺到自己這張不成人樣的臉上，嘴傻乎乎地咧開了。“我認識你！”我大聲嚷嚷著，好像我並不確信自己真的認識她。“你去哪兒了？”瑪麗薩溫柔地問我，聲音裡夾著一份釋然。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臉貼在她溫暖光滑的脖子上。她用手臂攬著我，幫我站穩腳跟。“所有的人都在到處找你。”我又自顧自地傻笑起來。我抬起頭，剛好看到她眼睛裡焦慮的神情。“他們找到我了嗎？”我問她的同時，臉上的傻笑甚至更肆無忌憚了，因為我相信這是我這輩子聽到過的最可笑的事。大概十五個小時之後，當我醒來時，我感到頭部血管一跳一跳的，有一種遲緩的被擠壓的疼痛；我的眼睛疲憊不堪，甚至連傍晚的陽光都感到太強烈了。我待在室內，像個病人似的把自己裹在一件柔軟的棉袍裡，一動不動地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躲在漸漸蔓延開來的陰影裡。我用無力的雙手捧著瑪麗薩遞給我的一杯咖啡，間或眨一下眼睛，空洞蒼涼的心裡找不出一句可以表達感情的話。“我輸了。”這會兒，我才開口，仿佛我剛記起某些發生在很久以前的可怕的事情。“我知道。”她安慰著我，眼裡充滿了溫柔的憐惜。我的嘴還張開著，我把頭側向她那邊，竭力回想著以前是否曾告訴過她。瑪麗薩彎下身來，用兩隻手臂環抱住膝蓋。“審判四天前結束了。”從審判結束到昨天深夜從大橋上遠道而來，這其間發生的種種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四天？”我咕噥著，腦子裡一片空白。“我離開了法庭，”我努力地回想著，“我來到這兒，上床睡覺了——是在昨晚。對嗎？”“是的，你是昨晚回來的，”她拉著我的手說，“但是審判四天前就結束了。沒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兒。你消失了。每個人都很擔心：鮑比、阿爾伯特……還有我。”接下來的幾天裡，除了瑪麗薩告訴我去做的事情之外，我什麼也沒乾。我每天早晨睡到很晚，每個下午和瑪麗薩一起坐在外麵，享受10月裡溫和而懶散的陽光，隨意地聊著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兒。我的狀態恢複得越好，就越發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我以前從未輸過官司，”最後，我想儘力解釋一下。“我從來沒輸過我理應打贏的官司，也沒讓清白的被告因為我的失敗而坐冤獄。事實是，我認為失敗不會降臨到我頭上。傲慢、自負——隨你怎麼說都行——我就是不認為我會輸。”她的思維方式有時帶有一種無情的清晰，她不願自欺欺人，假裝事情比可能發生的要好。“但是你一定知道那種情況可能會發生。我不知道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經常出現，但是的確有人因為那些他們並沒做過的事而被判有罪。真正困擾你的，是你認為他不是謀殺傑裡米·富勒頓的凶手，還是你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如果某個人因為某些並未做過的事而被判有罪，你認為隻要不是因為我的失誤而導致那個結果，我就不會因此而受到困擾了嗎？”“當然你會很煩惱，但是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她停頓了片刻，然後開始非常嚴肅地跟我說話，一個人在忠告最親密的朋友時才會用那種方式。“自憐是最大的罪過，和我認識的任何人相比，你幾乎更沒有權利自我憐憫。聽聽你自己說的話。你認為你不可能輸掉任何一個該贏的案子。那的確是一種自負，但它也可以是彆的什麼，是不是？你以前從未失敗過，你也從未不得不聆聽陪審團宣布某個你確信無辜的人被判有罪。你是如此擅長你所從事的工作，甚至到了令人無法相信的程度，鮑比稱讚你是最棒的。如果你出了錯——如果你確信它是你的失誤——那麼你認為，對於所有其他那些水平不及你一半高，一直都在輸掉那些你肯定能打贏的案子的律師們，那又會是什麼感覺呢？如果你出了錯，那就去做每個人都必須做的事——從中吸取教訓。你還能做什麼——放棄？事情不總是朝好的方麵發展。你這個年齡應該能懂得這一點。我們兩個都該明白了，”瑪麗薩微笑著，又加上最後一句。她想用微笑使自己顯得很堅韌，但卻掩藏不住她眼中若隱若現的一分脆弱。當然，她是對的：我能做的沒有彆的什麼，除了勇敢地麵對自己的責任，再就是學著忍受那個糟糕的事實——我沒能從死刑判決中拯救出一個無辜的人。星期一一大早，我逼迫自己回到城裡，並且儘我所能向阿爾伯特·克雷文解釋我失敗的原因。雖然他這一生從沒受理過刑事案件，但他似乎相當了解我正在經受的痛苦。“你不能責備自己，”當我們坐在他那間光線暗淡的辦公室裡，談論這個案子時，他堅定地一再強調這一點。我來的目的不僅是要和他道彆，感謝他所做的一切，更是要表達我的歉意。“當我做完最後辯論時，”我說著，此時仍然感到吃驚，我對自己現場發揮的效果居然判斷得那麼離譜。“我很有把握地認為，他們一定會宣判他無罪。我可能——不，我肯定是在質詢馬歇爾的方式上犯了錯。我不該那樣處理——把他當成某個有過案底、為了救自己而捏造證據的家夥。我不應該在尚未掌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提出指控。我當時確信——現在仍然這樣認為——某個人處心積慮地盼著富勒頓死，我以為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會這麼認為。那時我想，等到陪審團見到哈邁爾，聽到他講話就會發現他是多麼聰敏，他們就會明白，凶手不可能是他。“正像我說的，我犯了一個錯誤；但是在最後辯護的過程中，我帶著他們梳理了他們認為已經看到過的每一個環節，提醒他們除了哈邁爾，沒有人能把實際發生的情況告訴他們，因為沒有其他目擊證人，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認為每件事都已經回到了合適的位置，而且我認為他們不可能得出哈邁爾有罪的結論。”克雷文靠在椅背上，兩隻不大的手搭在腿上。他的穿著還是以往在辦公室的風格：深色的西服，絲質領帶，配有金袖扣的襯衫；但是那種洋溢著活力和機智的愉快的舉止卻杳然無蹤，而以前穿在他身上的每件衣服看起來都無可挑剔，他整個人也總是顯得那麼高貴不凡。現在他顯得很老，疲憊而又蒼老，看上去更像一位凝神遐思以聊度餘生的老人，而不像那位精力充沛、富有耐心，快活地、隨心所欲地談論著瑣事的長者。他的話題總能活躍餐桌的氣氛，因此他也成為舊金山社交界少數幾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當時我在場，”他的聲音低沉得令我感到奇怪。“我看到了你是怎麼對付州長的。”克雷文停下來，微笑地看著我，過了一會兒，我讀懂了他微笑的含義：無論他怎麼看待我當時的舉動，他都不會為已經發生的事而責備我。“我不是庭審律師，所以我不能單憑我的直接經驗來發表意見。不過，我於律師這行也有很多年了，我遇到過一些非常出色的律師——人們至今還記得他們的名字。你和那時的他們一樣優秀。我不認為你對付馬歇爾的方式有什麼錯，而且你的結束陳辭是我所見過的做得最棒的事情之一。”他一隻手摸著後腦勺，臉上掛著一副沉思的神情。過了一會兒，他把手又放回腿上，注視著我的眼睛。“這場官司輸了，並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或是沒做什麼，真的。是因為死者的身份，你才失敗的。傑裡米·富勒頓，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參議員，下一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或許還會是下一屆總統；你要陪審團判決那個被警方以涉嫌謀殺他而逮捕的人當庭釋放，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責任。他們不能讓那樣一樁謀殺罪審判不了了之。向他們證明，關於他的罪名是否成立尚有一個合理的疑問，這樣做還並不充分。我想你應該讓他們確信，對他的清白，任何懷疑都是不合理的。”我不能確定克雷文說的是不是都對，但就其一點而言，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錯的。“如果他是一個身穿禮服、紮著領帶的白人小夥，赴完約會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不是一個穿著皮夾克、頭戴棉織帽的黑小子，你認為會發生這一切嗎？我不僅是指警察是否會在沒有提出警告的情況下就向他開槍，而且指陪審團是否會相信他隻是想去救援。”克雷文並起手指，放在他那又小又圓的嘴巴前。他努著嘴唇，凝視著前方，專注地沉思著，仿佛他正在心裡思量著什麼重要的非同尋常的事情。“你還可以問，”這時他才開口道，“如果二十年前他媽媽告訴我她懷了孩子時我就和她結婚的話，這一切是否還會發生。”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樣子，他顯得有些意外。“我以為你或許已經猜到了。”他的聲音比剛才有了力氣，臉上也開始恢複了神采。“我們有過一段，我想或許可以稱之為‘安排’的交情，”克雷文解釋道，他的語氣聽起來似乎在模仿那些使用這個詞語的人的那種感覺。“她是過去被稱為交際花的那種女人。她出售自己——確實是那樣，”他又加上一句，就好像是先發製人，以防某個沒露麵的第三者提出反對。“但她不是對任何人，也從來不會在自己不情願的情況下。那從來都不是任何形式的直接交換——完全不是那樣。我為她的公寓付錢，我每周見她一次。她當然也和彆的男人見麵——這我也知道——儘管那些人是誰，她多久見他們一次，那些都不關我的事，我們也從來沒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你或許很想知道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為什麼會有這種精心設計的安排。所有我能告訴你的就是，她希望那樣安排，而我隨時願意為她做任何事。她是我所認識的最非凡的女人。你已經見過她了。想像一下她二十年前的樣子。她非常細膩，而且從來不想讓你為難，讓我這麼說吧，她什麼都能做——她甚至能用我從未想像過的各種方式做愛。那隻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她還有一種深刻的美，一種我以前從未領略過的誠實。”克雷文頓了頓，兀自微笑著。“除了那處公寓，我從來沒在其他任何地方見過她。她非常謹慎，而我確實一直不知道那是為什麼，儘管現在想來那可能是出於自尊。但是有一天，她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約我那天下午和她見麵。我們坐在美術宮外麵的長椅上，她極其平靜地告訴我她懷孕了，而且她幾乎可以肯定我是孩子的父親。是的，‘幾乎可以肯定。’她那樣說真是誠實得過分，是不是？她又非常平靜地告訴我，她決定生下那個孩子。除了這個，她對我一無所求；她之所以告訴我隻是因為她不打算再見我了。她給了我公寓的鑰匙，我那時才明白她的意思：我再也不會見到她了，而且其他任何以同樣方式認識她的人也都再也見不到她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甚至該做什麼。”克雷文身子前傾著坐在那裡，胳膊放在桌子上，用一種感激的神情注視著我；與其說他想要卸下心靈的重負，不如說他隻是想把自己做過的某些事好好地解釋清楚，毫不畏懼彆人可能因此而譴責他。“如果我認為她有一絲答應我的可能，我就會請求她嫁給我。我非常愛她——勝過任何我娶過的女人——但是她並沒有感覺到我是那樣愛她。”他抬起小而勻稱的腦袋，唇邊掠過一個自信而友善的微笑。“她喜歡我，我覺得她相當喜歡我；但她卻從來沒想嫁給我。她知道我有錢，她知道我的一切——我的上帝，她對我的了解勝過我自己——可是最大的障礙在於對她來說我還不夠好。我不敢肯定究竟什麼人能配得上她。就在她準備離開時，她做了一件事，讓我永遠無法忘懷：她彎下身來，吻了我的一側麵頰，告訴我說她很高興我是孩子的父親。你知道嗎？——我準是在那張長椅上又坐了一個小時，獨自一人，止不住地哭泣。“我再也沒見到過她，我也從沒試著去見她。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說到做到，生下了那個孩子。哦，要是我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就會猜到她肯定會那麼做的。瑪麗不是那樣的人，她一旦告訴你她打算去做某件事，之後她決不會改變主意。直到有一天，她走進我的辦公室，對我說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因為一起謀殺而被逮捕，幾乎要為此償命，而事實上那不是他乾的；直到那一刻，我才又見到她。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我求助。”阿爾伯特·克雷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皺起眉頭。他搖了搖頭，臉上流露出一絲迷惑的神情。“我對此毫無感覺。我是說，我沒感覺到我和那個男孩有任何關聯，或是對他有任何形式的責任。我是他的生父，但我從未見過他，而且我知道他對我也一無所知，她是這麼對我說的。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感覺到什麼——隻是我體會不到的那種感覺。那讓我感到不安，約瑟夫；我為此相當不安，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某個人已經處在生死的邊緣，他的生命部分地是我給的；但是除了我曾經愛過他的母親這個事實之外，他的存在對我似乎並沒有湍什麼意義。應該這樣嗎？”如果有答案，我也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我想起了我媽媽曾經對我說過的話，如果她的話是真的，那麼，我確信我最不想見到的就是那個在一天深夜成了我父親的人。他的問題沒有答案，有些問題原本就永遠不該問起。我們倆都站了起來。“你做了她同意你去做的一切，”我們隔著桌子握手的時候，我提示他說。我鬆開他的手，正準備轉身離開，一個很大的馬尼拉紙信封吸引住了我的視線，信封的中間還蓋著一個郵戳。“是的，”克雷文注意到我在看它，就解釋了一句，“我終於完成了。”“阿卡迪·伯格多諾維奇？”我朝信封上掃了一眼，問道。“是安德烈的弟弟。一切都由他繼承。”“伯格多諾維奇的弟弟？”我重複道，思索著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曾跟我說過的某些事。“這個包裹要寄到哪兒去？”我一邊問，一邊又飛快地朝桌上掃了一眼。我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刺耳，克雷文吃驚得說不出話來。我又看了那個包裹一眼，這一次看了看上麵寫的地址。是個叫做博迪蓋拉的地方，在意大利境內，我倒是從來沒聽說過。我不想跟阿爾伯特·克雷文解釋我為什麼想去，或許是因為我自已也不敢肯定我會相信自己的那種解釋；不過當我提出想去送這個包裹時，他不但一點兒也不反對，還顯得很樂意聽到我的這個請求。他覺得換個環境對我隻會有好處，他這麼想。我可不能責怪他。克雷文安排好了一切。就像他描述的那樣，博迪蓋拉“緊靠蒙特卡羅，就在法國邊境線的另一側，屬於那個他們稱為‘意大利的裡維埃拉’”的地方。他的一個朋友，更確切地說，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認識住在米蘭的一個人，而那個人又認識另外一個在博迪蓋拉避暑的人，他在那兒有座彆墅，靠近一個能遠眺地中海景色的公園。隻要我需要，隨時都可以住進那座彆墅。阿爾伯特·克雷文在發給阿卡迪·伯格多諾維奇的電報裡委婉地通知他，他公司的一個合作人約瑟夫·安托內利，將親自前往處理他哥哥房產的最後細節問題。出發那天，我去克雷文的辦公室取那個文件包裹，他一直仔細地保管著。瑪麗薩在外麵的車裡等我，她知道我不想獨自上路，所以就答應跟我一起去。“一切都安排好了，”阿爾伯特說著把公文包遞給我，裡麵裝著他仔細整理過的我將會用到的所有文件。“旅途平安。我希望你們兩個都能好好放鬆一下。玩得愉快！”我在門口站住，轉過身來問他。“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那天晚上為什麼碰巧會在你家？有什麼特彆的理由邀請他嗎？”一開始他似乎不記得了，然後，他想起了什麼，開始點著頭。“對，對，我現在想起來了。那還真有點兒奇怪。那時我可能得有大半年時間沒有見到他了。就在舉行晚餐會的前幾天，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很想認識你。”臨上飛機前，我隨手拿了兩份報紙，起飛之後我就開始讀報。當飛機在巡航高度穩定飛行後，我指著第二版第一頁的一篇報道，對瑪麗薩說：“看看這個。”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阿莉婭·戈德曼在競選州長的這場競賽中正以五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奧古斯托·馬歇爾。“如果沒有我，她永遠也做不到，”我冷冷地微笑著說。“她還沒有贏呢，”瑪麗薩提醒了我，我考慮的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最後的判決。我們越過一片被太陽灼燒出橙色條紋的天空，又看著它漸漸落在我們身後，然後在短暫的黑夜中航行。第二天早上，我們掠過荒涼的、覆蓋著岩石的海岸線，當飛機準備在尼斯降落時，便開始在地中海上空緩慢地盤旋。我們開著租來的黃色菲亞特汽車離開尼斯，向不到二十英裡外的意大利邊境進發。“如果我們從另一個方向走，”瑪麗薩說，她那雙目光敏銳的黑眼睛深處閃爍著光亮，“我們會正好經過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美國家(1894-1940)。）住過的地方，靠近那片像‘一塊棕褐色的祈禱毯’的海灘。”她快活地笑著，因為自己脫口而出引用了菲茨傑拉德的詞句。“你知道，裡維埃拉因為他而聲名遠揚，”她兩手握著方向盤，轉頭看了我一眼，“富有的美國人到那兒縱情聲色，他們覺得一過三十歲就進入老年了，對他們來說，除了永葆青春和美貌，擁有足夠的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其他一切都無所謂。”“她的聲音‘聽起來就像金錢’。”“什麼？”她笑著問我。“他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裡就是那樣描寫黛西的聲音的，”我告訴她，“我剛剛想起來的。她的聲音聽起來像金錢。”到了邊境，我們摸索著找出護照。邊防守衛似乎煩透了這些手續，揮揮手就讓我們過去了。路修在陡峭的層層疊疊的山上，我們沿著這條路又往前開了幾英裡，放眼望去，窗外是波光粼粼的碧藍的海麵。你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北非的海岸線就在水天一線的正下方，在某個莊嚴而神秘的地方期待著你。望望身後，你幾乎可以發誓你能看到蒙特卡羅的燈火在黑暗中跳躍，儘管夜晚的降臨還要在幾個小時之後。那棟彆墅掩映在一座座黃色和粉色的石頭建築之間，臨近一個個精心打理的花園，那些花園錯落地排列在一個四周用樹圍起來的公園裡。安頓下來之後，明早之前我們沒什麼必須得做的事，於是我們就沿著村子裡彎彎曲曲的街道，在遼闊明亮的天空下漫步。孩子們晃動著小大人似的臉蛋，在我們麵前跑來跑去，互相追逐著，或者用訓練有素的小腳傳踢著一隻足球。我們漫無目的地遊蕩著，直到最後在鵝卵石鋪就的台階上迷失了方向。那些台階像一個迷宮，通向一條條看不到儘頭的灰色石頭長廊，那些長廊蜿蜒在狹窄的樓房外牆之間，而那些四層高的房子都緊閉著窗戶。我們順勢走下去，直到路把我們帶到一個小廣場，那兒還有一個破舊的小教堂。在廣場的左邊，離我們站的地方不太遠，幾張鋪著台布的餐桌隨意地擺在一家餐館的門外邊。我們走進去，選了一個臨窗的位子坐下來，從那兒望出去，可以看到那些聳立的岩石，就像巨人塞克洛佩斯的踏腳石，朝大海的方向傾斜而下。意大利的太陽落到了地平線以下，天空是它灼燒過後留下的一片杏色。一位老人俯身坐在後麵的一張餐桌前，一隻手拿著一片麵包，另一隻手正慢慢地舀起一勺湯。他穿著黑色的外套，白色襯衣的紐扣一直係到喉嚨，他的頭發是鐵灰色的，蓄著硬硬的白胡子。除了我們，他是餐館裡惟一的客人，當我們走進來的時候，他甚至連眼皮也沒抬一下。他神情泰然，不緊不慢，你在美國很少能看到那種表情，那是一個從未離開過出生地的人臉上的神情。“你為什麼不給我說說我們來這兒的原因？”侍者給我們拿來一瓶紅酒之後，瑪麗薩向我提出了問題。“我跟你說過：我得替阿爾伯特·克雷文遞交一些文件。”“不，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我注視著那位老人，猜測著他的年齡，想知道當你活到他那個年紀——不管是七十歲、八十歲還是一百歲——你自己是否仍然把生存看得像以前一樣重要，那時你更年輕，以為人生的歲月還很漫長。“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瑪麗薩透過厚厚的斟滿紅酒的八邊形玻璃杯，狡黠地微笑著追問道。“真正的原因？”我說著，從老人身上收回視線。“我來這兒，是為了見我過去認識的一個人，一個死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