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星期六會在舊金山，”我回來後的第二天，阿爾伯特·克雷文就向我通報了這個消息。“他將在晚上六點一刻和你見麵。你有十分鐘的會麵時間。”我從辦公桌上抬起頭來，環顧著我的這間臨時辦公室；從我最初同意擔任傑裡米·富勒頓謀殺案的辯護律師的那一刻起，這裡就成了我的第二個家。我的兩隻手早就開始加緊工作，把已經分裝在三個鼓鼓囊囊的黑色文件夾裡的大量文件進行分類揀選，由於不斷重複這個單調的動作，我的雙手已經開始抽筋。“你是怎麼設法安排好會麵的？”我一邊問，一邊舒展著手指。“我許諾給他一大筆捐款，非常大的一大筆捐款，”克雷文冷淡地回答，“那似乎總能起作用。”他的眼睛逡巡著，最後落在並排擺放的文件堆上。“都是俄語的？”“連同一些英文摘要，我們的朋友考慮得很周到。”克雷文把雙手背在：身後，探身向前，把身體的重心移到腳尖上。他的目光越過我看著什麼，悲哀地搖搖頭。“我們生活在一個奇特的世界裡，”他的話聽起來更像是喃喃自語。說完他仿佛剛想起什麼需要他立即處理的事，他直起身來。“六點一刻。星期六晚上。”他點點頭，微笑著，然後用左手的指關節敲了敲桌角。“真希望我能夠跟你一起去。”兩天以後，晚上六點十分，我走進聖弗朗西斯飯店的大廳。我朝那個裝飾著黑色板條的酒吧掃了一眼，然後邁著輕快的步伐走向電梯間。還是我以前曾來過的那個套房。這一次奧古斯托·馬歇爾親自來開門。此刻，不需要爭取陪審團的信任，也不必去打動滿屋子的旁聽者，他出庭作證展示出的那種優雅而迷人的舉止也隨之蕩然無存。他的嘴巴直直地向後咧開，擠出一個平淡而生硬的微笑，裡麵還夾雜著一絲幾乎控製不住的急躁；他的嘴巴這時的形狀，倒是跟他那副細金屬邊眼鏡的形狀極為相稱。他敷衍地匆匆和我握了握手。指點我又坐到我以前曾經坐過片刻的那張沙發上。他沒給我倒點什麼喝的。馬歇爾坐在椅子邊上，好像他已經準備好隨時站起身來似的。“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安托內利先生？”我把隨身攜帶的公文包放到玻璃茶幾上，“哢嗒”一聲打開了那兩個發亮的銅鎖。我剛要翻開公文包，這時我改變了主意，又把它放回桌子上。“告訴我，州長先生，你認為你還有獲勝的機會嗎？”馬歇爾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現在是10月的第三周。仍然還有兩周時間。”“是的，隻剩下兩周時間了；由於審判過程中發生的那一切，你現在不但是在和一個鬼魂較量，而且還有他要迎娶的女人和他將要出世的孩子。在接下來的兩周內，你如何才能讓人們相信，投阿莉婭·戈德曼一票，並不是向傑裡米·富勒頓那樣的偉大人物表示尊敬和懷念的惟一方式？”他從椅子上站起來，透過眼鏡後麵半閉著的眼睛，冷漠地俯視著我。“我認為我們沒什麼可談的了，安托內利先生。你在審判中輸給了戈德曼女士，並不同樣意味著我將在選舉中輸給她，這二者沒有任何必然的因果關係。”“不，那的確意味著你將同樣麵臨失敗，州長先生，而且我們都清楚這一點。”我打開公文包，拿出那個厚厚的文件夾。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給我的材料我已經都重新整理過了，此刻就放在這隻文件夾裡。“那是什麼？”當我把它重重地扔到玻璃茶幾上的時候，馬歇爾問道。“你贏得競選的惟一機會。”馬歇爾搜尋著我的眼睛，想知道我要做什麼。“看看吧，替你自己作個決定。”他坐下來，眼睛仍在盯著我，他伸手從上衣口袋裡掏出眼鏡。他看了第一頁，然後是第二頁，當他翻到第三頁的時候，他目瞪口呆地看著我。我在那兒待了將近一個小時，然後留下他獨自一人去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親筆供詞和克格勃有關傑裡米·富勒頓的全部檔案的英文摘要。我乘電梯來到大廳，信步走進酒吧。“有一陣子沒見到你了，”男侍者跟我打著招呼。他把餐布鋪在鋥亮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上，然後放上一份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我真希望我的記憶力能像他一樣好。“告訴我，”我呷了一口酒，說道，“誰將會贏得選舉？”他拿起一條毛巾，開始擦乾一個玻璃杯。“沒有什麼疑問，”他聳了聳肩膀，眼睛看著玻璃杯回答道，“尤其是在今晚過後。”我又喝了一口，看了看吧台四周。一對年輕情侶正牽著手，坐在傑裡米·富勒頓和阿莉婭·戈德曼曾經坐過的座位上；在富勒頓生命裡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們兩個曾坐在那個位子上一起喝著酒。“不難估算，”男侍者說，“他已經落後了七八個百分點，而且他失去了一個籌資者。這是我剛聽說的——就在你進來之前。他讓一群人等著他，卻派了個人替他出麵。”他擦淨了一個玻璃杯，又拿起了另一個。“我看，他好像要退出了。”我看了看手表，喝了最後一口酒，把小費放在吧台上。“你賭馬嗎？”“偶爾玩玩。”“賭一把。賭馬歇爾贏。”他看著我，好像我瘋了似的。我離開聖弗朗西斯飯店，去看一個最應該知道結果的人。我去了瑪麗薩的家，很長時間我都沒有睡得那麼好過。第二天早上，信差把奧古斯托·馬歇爾許諾的文件https://送到了阿爾伯特·克雷文的辦公室裡。當天晚上八點，我依偎著瑪麗薩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山下薄暮時分紅色和金色的微光正在海灣上跳躍著，此刻奧古斯托·馬歇爾正在電視上宣布，他被賦予神聖的職責，來糾正一次正義的重大失誤，同時公開一個危及美國民主政治核心的醜聞。當他演講完畢，我走到通向屋外平台的玻璃門前。門是敞開著的，我站在那兒，呼吸著秋天裡涼絲絲的空氣。最後幾隻帆船正在返航，更遠處城市的燈光，正在薄暮中閃爍。“現在會發生些什麼？”瑪麗薩問我。我回頭看著她。她坐在沙發上，挪動了一下修長的雙腿，用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注視著我，不知怎麼，她的眼神總是能夠消除我們之間的距離。“哈邁爾明天就會被釋放了，他昨天就應該獲得自由，但是，州長希望能保證新聞界到場。在那一切發生之後，我猜想我不能再責怪他了。哈邁爾將會自由，完全得到赦免，而且還有一筆數目不菲的托管基金。這得歸功於‘已故的’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慷慨解囊，他以後能專心上學，周末不必再打工了。”我凝視著窗外，整座城市在海灣那邊向我招手，許諾著實現你所有的夢想。“我感覺自己像傑裡米·富勒頓，”我目不斜視地對他說道，“我知道每個人的秘密，而我對每個人都撒謊。”晚風越來越涼爽，夜色也越來越濃。我把手插進口袋，思索著我隱瞞真相的種種方式。“我不得不告訴哈邁爾，伯格多諾維奇在遺囑裡給他留下了這筆錢，是由於一種悔悟的行為；因為我不能告訴他，這些錢是我從伯格多諾維奇的遺產中扣留出來的一部分，作為他可以繼承自己財產的代價，我讓他用這筆錢來贖買他自己遺產的剩餘部分。我不得不告訴阿爾伯特·克雷文，伯格多諾維奇的自白書是他弟弟交給我的；因為如果我告訴他伯格多諾維奇還活著，就會使他成為一次欺騙行為的同謀。當然，關於阿爾伯特·克雷文的故事，我也絲毫不能透露給哈邁爾；因為——因為我就是不能說。”從房間的另一端傳來瑪麗薩的聲音，那聲音就像在我耳邊低語。“你認為在傑裡米·富勒頓的一生當中，他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曾產生過你現在這樣的影響？你能想像出阿莉婭·戈德曼現在在想些什麼嗎？勞倫斯·戈德曼的外祖父或許把你的外祖父投進了監獄，但是同你現在回敬給他的相比，那簡直算不上什麼。”我已經忘記了我的外祖父和那個無恥的警察局長之間發生過的一切，但是對發生在勞倫斯·戈德曼和他女兒身上的事情，瑪麗薩的看法卻是正確的。傑裡米·富勒頓，阿莉婭·戈德曼腹中胎兒的好父親。在幾分鐘之內，從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殉道者，變成了一個叛徒。更重要的是，傑裡米·富勒頓已經成了勞倫斯·戈德曼父女倆實現無限野心的最主要的政治障礙。“他們現在能做什麼呢？”瑪麗薩的話像是在反問，“聲稱自己一準兒是搞錯了；宣布孩子的父親不是那個被證實為間諜的家夥，而是另一位與她通奸的大人物？”她的話讓我想起丁什麼。我轉過身來，暗自笑了笑。“我曾經聽彆人在說起波基亞家族（15世紀意大利望族。）時用過類似的語言；他們就像‘一個以亂倫和通奸來反抗道德的戰爭宣言’降生在這個世界上。”“但是，和波基亞家族不同的是，戈德曼一家沒有殺過人，”她笑著提醒我，可是笑裡藏著不安。此刻，我仍然能看到奧古斯托·馬歇爾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那張自信的麵孔，他正向全社會揭露傑裡米·富勒頓生前的所作所為以及他被殺的原因。他現在完全相信自己已經勝券在握。最初首席檢察官死了，現在又是這樣。老希拉姆·格林說得對：這些人都認為他們注定要成為總統。“你願意充當惟一妨礙阿莉婭·戈德曼實現她的願望的那個人嗎？”我大聲問道。吃過晚飯，瑪麗薩睡著了以後，所有的觀光客也都已散去，索薩利托狹窄的街道上空無一人，我沿著海灣走了很長一段路。我在海邊站了一會兒，就像傑裡米·富勒頓的遺孀曾告訴我他過去常做的那樣；我把目光投向遠方，凝視著海灣那邊的城市，它在夜色中閃爍著微光，吸引著每一件事物向它靠近。它看上去離你那麼近，近得讓你開始以為，隻要你抬抬手，它就會離你更近，它就會伸手可及。我一直注視著它，想像著富勒頓注視著它，思索著他將要付出多少代價，將會做出多麼偉大的事業時，他曾經是什麼樣的心境。他迷戀著他將要成為的那種人，他的心生活在未來，以至於他為他的目標而不得不做的事情都被埋在了過去，幾乎在他做完那些事情之前就被遺忘了。我站在那裡，在無邊的寂靜中惟一可以聽到的，就是海浪輕輕拍打我腳下的岩石發出的聲響。我一直凝望著城市的燈光，凝望著那些從未暗淡下來的燈光，我開始像富勒頓那樣觀察這一切；在一個短暫的、稍縱即逝的瞬間，我覺得自己所體驗到的，更多的是富勒頓有過的感覺，而不是我曾經認為的我自己應該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