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到法庭門口，奧古斯托·馬歇爾已經開始扮演起證人的角色了。州長站在走廊的儘頭，被記者們團團圍住，他那張曬得黝黑的臉在鎂光燈那灼熱眩目的光線下泛著紅光。如果我聽到的問題可以算是某種跡象的話，看來媒體在更大程度上把他的露麵當做是競選活動的一個暫停，而不是審判的一個環節。他們提到，最近幾次民意調查顯示他和阿莉婭·戈德曼的支持率均處於領先地位。他表現得輕鬆而又自信，堅持說對此他並不擔心；而且，儘管任何一個對此稍加思索的人都會對前後明顯的反差感到納悶，但他卻宣稱他早就知道那會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競爭。一位年輕女士手持麥克風擠上前去，她想要知道，他的競爭對手作為公訴方證人出庭時在證詞中承認她懷著傑裡米·富勒頓的孩子，她在近期民意調查中支持率的上升，有多少應當歸功於那件事情的曝光。馬歇爾的態度變得冷淡而又謹慎。“以前也有人問過我同樣的問題，現在我將給你同樣的回答，”州長的口氣很堅定，“我對彆人的私生活不感興趣，也不想去作任何評論。我隻想說：我認為有些律師似乎認定他們為委托人進行辯護的惟一手段就是想方設法去攻擊他人的誠實和信用，而他們攻擊的對象顯然與正在審判的罪行毫無關係，這種情況令人感到非常遺憾。”儘管我對政治一竅不通，但我馬上感覺到馬歇爾就和政治本身一樣精明老到。阿莉婭·戈德曼的所作所為已經對他造成了傷害——當她成為公眾同情的對象時就已經搶了他的風頭——但他立刻領悟到如果對她的道德提出質疑，那將會是他做得最糟糕的事情。這種事情最終會有其他人去做。他不能借這個機會攻擊她，所以他用一種巧妙的方式，以對她的支持使她感覺欠了他的情。他不會寬恕她的通奸行為，但他會保護她，使她不必去應付那些拙劣的伎倆和冒昧的提問——一些不講道德的律師，為了打贏官司，什麼事都做得出。“您為什麼被法庭傳喚，來做辯護方的證人？”另一個記者大聲問道。奧古斯托·馬歇爾的表情前一分鐘還是那麼莊嚴冷峻，此刻突然就變得高興起來，幾乎是一副歡快的樣子。他撇了撇左嘴角，歪著嘴露齒一笑，把目光投向提問的方向。“這你得去問辯護律師，”州長有些遲疑，似乎在努力地回想著那個名字。“安托內利，”有人大聲喊了出來。“是的，”馬歇爾應了一聲，然後不再吭聲，他用沉默讓每個人都明白他覺得這個名字不值得重複，或者說，這個名字所指的人不值得記住。“或許辯護律師，”他繼續說道，“可以告訴你。我恐怕沒法回答你的問題。我對富勒頓參議員被謀殺那晚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州長的臉色又變得嚴肅起來。“我所知道的就是，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幸。當然，傑裡米·富勒頓和我是政治上的競爭對手，但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少有人在公共事務中比他貢獻更多，也很少有人擁有比他更多的東西能夠去奉獻。他的遇害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他的話裡流露著一種真誠，說得那麼熟練，或許他自己都開始相信這些話了。在州長的麵前湯普生法官亂了方寸。正常情況下，一個嚴格的執法者會隨時製止人群中的違規行為，但是現在，法官卻毫無異議地允許那些記者們聚集在審判區的護欄後麵，他們跪在那兒，就像教區居民在等待領取聖餐。六十歲的奧古斯托·馬歇爾在一番精心修飾之後，再配上那身無可挑剔的裝束，看上去和一個比他年輕十五歲的健康男子一樣結實強健；此刻，他坐在證人席上，審視著甚至可能是在默數著那些轉向他的麵孔。他身上有某種東西，讓你覺得他很講求效率，同時又很善於權衡；他看人的樣子和走路的方式又反映出一種精確。漸漸稀疏的黑發沿著飽滿的額頭向後梳過去，鬢角處已經露出灰白的顏色；一雙烏黑的眼睛，警覺、靈活而又熱切，正透過那副昂貴的金屬框眼鏡注視著什麼。他穿著一件雙排扣的藍黑色西裝，裡麵配一件雪白挺括的法式袖口襯衫；一條顏色柔和的佩斯利領帶打成雙節，又用一枚金彆針把領口兩側拉緊，在領帶下邊固定好；黑色的鞋子剛剛上過光，不過左腳那隻鞋的鞋尖處有一絲輕微磨損的痕跡。我猜想是不是那天一早他因為什麼事而憤怒地用力踢過門。我站在律師席離陪審團最近的一邊，專注地看著一張紙，仿佛我正忙著用最後一分鐘再溫習一下那張清單，上麵打印著我要提的問題。當我抬起頭準備提問時，馬歇爾已經擺出一副知道自己處於優勢的神情。在他樂意賜予彆人的有限時間裡，人們總是擔心出錯，他已經習慣於看到這種表現。“你當州長多久了？”馬歇爾宣誓完畢後，就費了一點兒時間，向每一位陪審員投以微笑。這會兒，在我說完問題之前，他又把視線轉向他們。他把胳膊肘放在證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腰向前傾著，試圖儘可能地縮短與陪審團之間的距離。“這是我第一個任期的最後一年，”馬歇爾說著，謙和地微笑了一下。“到明年1月滿四年。”“在此之前你當過州首席檢察官？”他的目光一刻也不離開陪審團。我站在他的正前方，可我想他根本就沒看到我；一旦他開始集中全部精力想讓那十二名陪審員——十二名投票人——相信他將要說出的任何證詞，他就完全無視我的存在了。“是的，我很榮幸曾擔任過那個職位。”“四年前你競選州長時，曾經以絕對優勢當選，對嗎？”他撇下陪審團，把目光轉向我這邊，不過隻是為了越過我，看看我身後擠在法庭裡的數百位選民。“是的，”州長的語氣柔和而又充滿敬意，就像一位心存感激的仆人。“那是一次非常令人滿意的勝利，”他又補充道，同時刻意地微笑了一下，並且儘量使自己顯得既謙卑又仁慈。“然而，你第二次競選首席檢察官時並沒有獲得那麼懸殊的勝利，是不是？”我的問題相當尖銳。“事實上，你的得票率整整少了九個百分點，不是嗎？”他怒發衝冠地直瞪著我。接著，他就意識到自己身處何地，有多少人在注視著他，這些人當中又會有多少記者隨後就會將他的話詳儘地公之於眾。他又變得那麼真摯親切。他昂起頭，稍稍側向一邊，臉上閃現出一絲靦腆的笑容。“每次選舉都不一樣。”我朝陪審團前行一步，抬起頭，帶著探究的神情打量著他。他對我微微一笑。“很難找出一次比你第一次參加競選更為不同的選舉了——為你們黨派的競選提名人而進行的選舉——那是你第一次競選首席檢察官，是不是？”公訴人已經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他站在那兒，低著頭，雙手交叉著放在身前，就像一個畢恭畢敬的祈禱者，彬彬有禮地等我結束，然後輪到他。“尊敬的法官大人，”哈裡伯頓說，“我看不出這一係列質詢和我們要審理的案件有任何相關性，而且——”我擺了一下手，仿佛說這些話對我而言無關緊要。“如果州長更願意不回答我的問題，如果有些事他寧可不予談論——”“不，”馬歇爾打斷了我，同時與公訴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我將很高興回答你關注的任何問題。”湯普生看著哈裡伯頓，想知道他打算做什麼；但是另有個人野心的公訴人並不打算去和某個今後能夠幫助他、也可能會傷害他的人作對。“沒有異議。”哈裡伯頓幾乎是在為打斷我的話而道歉。馬歇爾知道我問的是什麼，不過，他不希望使它看起來比他不得不承認的還重要，所以他假裝沒有聽懂我的問題。“讓我再重複一遍這個問題。”說完，我突然改變了主意，我也要偽裝一下。“不，讓我來問你一些完全不同的問題。在一個州裡，首席檢察官是不是僅次於州長的、最重要的職位？”“可以這麼說。”“如此說來，在你作為候選人競選本州最重要的職位之前，你已經坐上了第二把最有權力的交椅，對嗎？”“是的，這樣說是公平的。”此時他謹慎地盯著我，有一點兒困惑，猜不透這些表麵看來平淡無奇的問題會把他引向何方。“那麼，在你競選僅次予州長的第二個最重要的職位之前，你擔任過什麼職位？”他又轉向了陪審團。“我以前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而且從未涉足政治。我開始涉足政壇隻是因為許多人說服我，不能讓政治落在政客們的手中，因為它太重要了。”“特彆是有那麼一個人，是他說服你成為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是不是？”他麵無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沒有回答。“你當然還沒有忘記希拉姆·格林，他曾經擔任過和你現在一樣的職位。”他剛想說他當然沒有忘記，可是我不給他這個機會。“那是你第一次參加競選——你的對手是當時的在任者，是不是？阿瑟·西蒙不是當時的首席檢察官嗎？他不是共和黨人嗎？”“是的，完全正確，他是共和黨的首席檢察官。”“阿瑟·西蒙不是本州最受歡迎的政府官員嗎？據說比當時的州長或是兩位參議員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受歡迎，是這樣嗎？”“是的，他是很受歡迎，不過——”“所以，前州長格林要你參加競選的原因，並不在於他認為你是打敗民主黨候選人的更強大的競爭者？”讓彆人記起你以前的弱點，沒有比這更能威脅到人們對你的實力的信心了。馬歇爾想用那種模棱兩可的回答蒙混過關；毫無疑問，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或是未曾宣誓要告之實情的情況下，那種方法還是奏效的。他堅持說那是發生在多年以前的事情——準確地說，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說不清那些決定支持他的人當中有誰做過什麼政治上的算計，如果那的確存在過的話。他帶著某種遺憾解釋說，在政界，上一屆選舉六個月之後就會變成古老的曆史；而下一屆競選，即使是在四年以後，也會讓你覺得近在眼前。我幾乎要笑出聲來。“希拉姆·格林要你參加競選的真正原因，是因為阿瑟·西蒙背叛了他，而他想借競選之機使他陷入窘境。他認為你根本沒有絲毫取勝的可能，是不是？”我邊問邊向他走近一步。“事實上，他當麵告訴過你，你不會贏的。他還告訴你，如果你能得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選票，就算是完成了他和他的共和黨朋友們想要你做的一切。他就是想要西蒙難堪。這就是他要你參加競選的原因；這也是他為什麼籌集了幾百萬美元來資助你參選的原因——是不是這樣，馬歇爾州長？”哈裡伯頓已經站了起來。馬歇爾示意他坐下，眼睛卻仍然在盯著我。“在政界，也完全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樣，有多少人就會有多少種動機。”“但是驅使希拉姆·格林那樣做的動機是報複的欲望，是不是？”他隻是看著我，等待我繼續說下去。“阿瑟·西蒙背叛了希拉姆·格林——大概至少希拉姆·格林是這麼認為的——對嗎？”我迅速地拋出下一個問題。“我想是那樣。”馬歇爾勉強同意。“不，你不能推測那可能是真的。這不是國會大廈台階上的某次集會，這也不是法院走廊上的某個記者招待會。這是法庭，而且，這是一樁謀殺案的審判，你是宣誓要說出真相的證人。現在我再問你，希拉姆·格林是不是認為阿瑟·西蒙已經背叛了他？”“是的，我相信他是那樣認為的。”“而你又反過來背叛了希拉姆·格林？”“我絕對沒有。”州長憤怒地回答。“他說你確實背叛了他。他說自從你當選之後，他就再也沒有收到你的片言隻語——你甚至連一張聖誕卡片都沒寄過。那是真的嗎？”馬歇爾的五官似乎完全鬆弛了下來。他的聲音變得很柔和，像在吐露自己的心聲。“格林州長年事已高，他的記憶力恐怕也不如往昔了。我們的確不總是能夠對每件事都達成一致，但我儘量不去忽視他。或許我該再多做些什麼，讓他感到人們仍然記著他。”我走回律師席，拿起一張沒有打印任何問題的紙，假裝在試圖搜尋忘掉的什麼問題。“阿瑟·西蒙死了，是不是？”“是的。”“他就死在初選之前，是不是？”“是的，、”“因為阿瑟·話蒙的死，你贏得了初選；因為他的死，你得以進人大選；因為他的死，你當上了首席檢察官；還是因為他的死，你後來才能去競選州長——這一切，全拜阿瑟·西蒙之死所賜，對不對？”他的臉僵在那兒，雙唇緊閉，狠狠地瞪著我。“阿瑟·西蒙死了。沒有人能知道，如果他沒死的話，後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的眼睛迎著他的目光。“而現在傑裡米·富勒頓已經死了，沒有人會知道，如果他沒死，那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除了一點，那就是某個你根本無法打敗的對手，再也不會擋你的路了！而且，這是第二次！”公訴人站了起來，法官也挺直了後背，而馬歇爾半截身子都探出了證人席。法庭裡一片混亂。哈裡伯頓喊叫著表示反對，可是，甚至在湯普生終於聽到了他的喊叫時，似乎還沒緩過神來，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我幫他擺脫了困境。“沒有問題了，法官大人。”我大聲說完，撇下奧古斯托·馬歇爾在那兒氣急敗壞地嘟囔著。我在律師席旁等待，低頭端詳著自己的手。與此同時，克拉倫斯·哈裡伯頓正利用反質程序對我剛才的言行表示憤慨，並對州長被迫忍受的這一切表示歉意。湯普生法官堆起討好的微笑，無疑是以此表達他本人的歉意，他開始宣布馬歇爾已經履行完證人的義務。這時，我示意他我們還有最後的問題要問，他嚇了一跳。“又該我提問了，法官大人。”馬歇爾抬起眼睛，等待著。“傑裡米·富勒頓出於什麼原因要競選州長？”奧古斯托·馬歇爾還不至於不懂得如何來緩解那種可能會讓每個人顏麵掃地的局麵。他微笑著，仿佛在告訴我，儘管就在幾分鐘之前發生了一些事情，但我們仍然是好朋友。“我想，因為他想得到我這個職位。”幾乎可以聽到有人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法庭裡湧動著一股笑聲的潛流。每個人都開始放鬆下來。我把一隻腳搭在另一隻腳上，點點頭，同樣報之以微笑。“可是，他參加競選，不也是因為他認為，那會有助於他成為總統嗎？”馬歇爾打量了我一會兒。“參議員想當總統，這幾乎不是一個秘密。是的，而且我相信他認為，如果他能打敗我這個現任州長，來管理全國最大的州。那麼，他將處在一個更有競爭力的位置上，如果他決定兩年後從總統手中把民主黨候選人的提名搶過來的話。”“因此，從政治的角度上來說，傑裡米·富勒頓的存在，對你和總統而言是一個威脅。”“從政治的角度上來說。”“這就是白宮之所以會提供給你一些損害富勒頓的信息——以此來幫助你獲勝的原因，那樣富勒頓就沒有機會去和總統一爭高下了，對嗎？”馬歇爾沒有片刻遲疑。“白宮從來沒有任何人給我提供過那樣的消息。”他說得如此真誠，如此肯定，使我幾乎相信他是在說實話了。“聽說過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這個名字嗎？”他搖搖頭，表示否認。我不能再多問什麼，於是擱下這個話頭，回到我們原來的問題。“富勒頓參議員被殺的那個時候，誰的支持率領先——你還是他？”“是他，不過那還為時尚早，再說——”“再說，如果傑裡米·富勒頓擊敗了你——成為了州長——那麼兩年以後，他將力爭戰勝總統？”“就像我剛才說過的那樣，我相信那的確是他想做的事。”“那麼公平地講，”我禮貌地微笑著問他，“你和總統都可以從傑裡米·富勒頓的死中有所收益，是不是？”重複會使憤怒喪失威力。哈裡伯頓提出反對，湯普生表示支持；但是人群中惟一的嘈雜是一陣壓低聲音的竊竊私語，直到法官抬起眼睛，才漸漸消失。這會兒，我沒有問題了，公訴人也是如此。奧古斯托·馬歇爾不尷不尬地微笑著，向陪審團行了最後一次注目禮，然後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法庭。當我看著他離去時，方才推動我走上前去，接二連三提出問題，向他發起猛烈攻擊的那股衝動，開始漸漸消退；前—刻對來說還是顯而易見的事物，此刻也變得不再那麼清晰。我不是簡單地指出傑裡米·富勒頓的死對當權階層的任何一員都有好處，也不是暗示他們的這些動機要比公訴方指控哈邁爾·華盛頓的要有力的多；換句話說，我不是執著於接近這些不容質疑的事實，恰恰相反，實際上我一再強調的是，州長和總統都能夠製造謀殺。法庭的門在州長身後晃了幾下，關上了。我收回目光，轉向法官席，胃裡突然有種空空的感覺，我擔心自己剛剛犯下了我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失誤之一。然而，如果我剛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公訴人應該早就注意到了。當他開始做結束陳辭時，便不遺餘力地利用了我的失誤。“我必須使安托內利先生至少相信一件事，”哈裡伯頓一邊走向陪審席，一邊大聲說道，“從他在審核陪審員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到審判過程中他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他對本案的分析前後矛盾的話，他就勞而無功，毫無價值可言。”他在陪審席前停了下來，扭過頭來掃了我一眼，然後搖了搖頭，似乎此刻他仍然不能相信他剛才聽到的一切。他用右手的手指敲打著木頭圍欄。“被告人，哈邁爾·華盛頓，”他的聲音開始變得低沉，每一個字眼聽起來都充滿嘲諷，“沒有殺害美國參議員傑裡米·富勒頓。為什麼呢？因為某個重要人物隻能被‘有權力的人’——他的政敵所殺，那些人野心勃勃，以至於他們寧可準備好實施謀殺，也不願承擔下屆選舉失敗的風險。我不知道安托內利先生一直住在什麼樣的國家，但那一定不可能是美國。我們經曆過總統遭人暗殺，也出現過參議員被人殺害，但是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有人試圖以謀殺的罪名指控我們的最高行政長官。”哈裡伯頓從圍欄處踱了回去，又看了我一眼。“你們還記得在審核陪審團成員時，”他問道，眼睛卻仍然盯著我，“那時，他問到你們當中的一位，你認為是誰殺害了約翰·肯尼迪嗎？”他環顧四周，眼光落在曾被我提問過的那位陪審員身上。“當時，我很納悶他那樣提問是什麼用意，當然，”他聳了聳肩，繼續說道，“誰能責備他呢？當你的委托人在現場被抓住——特彆是在謀殺現場——除了認定事件的表麵現象都毫無價值，而且受害人的死是出於一個陰謀之外，你又能辯解些什麼呢？因為，畢竟我們都知道——不是嗎？——每件事背後都有一個陰謀！”這還不足以把我描繪成一個江湖騙子；公訴人必須得證明他的理論是有根據的。哈裡伯頓以嫻熟的精確，把公訴方的證人們所作的證詞精練而仔細地回顧了一番。有關死亡的技術性問題已經由本地驗屍官作出了解釋；他提醒陪審團，沒有任何人，甚至連被告本人，也不曾對有關傑裡米·富勒頓死因的描述提出過任何異議。富勒頓的生命終結於一次突然的暴力行為，他死於槍殺；當警察開槍打中正試圖逃跑的被告時，從他手裡找到了一把槍，而那顆使富勒頓喪命的子彈正是從那把槍裡射出來的。哈裡伯頓一再強調，每個人都認同所有這些基本事實。被告在參議員的車裡：每個人都同意這一點；被告取出了參議員的錢包：沒有人否認這一點；警察一到，被告就逃走：被告自己承認了這一點。每個人都同意那把槍是殺人凶器，每個人，包括被告，都同意：那把槍就是在他手邊的人行道上被發現的。他用一種毀滅性的眼光斜睨著我接著說道，辯護律師不掌握任何可以說服彆人的事實，所以決定證明他的想像。“安托內利先生，”哈裡伯頓誇張而又不懷好意地歎了口氣，繼續說道，“他試圖告訴我們，在這一切背後不僅僅是那些‘有權力的人’，另外，還有那些警察也罪責難逃。被告證實——發誓說——他從未碰過那支槍；即使如此，正如我希望你們注意到的那樣，安托內利先生又重複了同樣的問題，問他是否可能會在驚慌之中拾起了那把槍，之後因為受到槍擊而忘記了自己做過的事。被告卻堅持說自己沒碰過那把槍，根據辯護律師的說法，那就意味著一定是警察把槍放在了他的手邊。我們由此知曉了另一樁陰謀。先是其中一個警官開槍打中了他，然後他們兩個合謀把槍暗中放在現場，以便看起來像是警官在自衛時開的槍。”哈裡伯頓在陪審席前踱著步，語速越來越快，臉也越來越紅。突然，他停了下來，倚靠在圍欄上。“那麼，辯護律師給我們提供了什麼證據來支持他這個荒謬的斷言呢？是女警官本人的證詞。在奧利裡警官的回答中有任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的破綻嗎？有任何可以被證實的謊言嗎？恰恰相反，在辯護律師堅持不懈有時甚至是狂熱地質問下，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她的證詞；無論他如何竭儘全力，都不能使她改變一個字。辯護律師把自己的失敗解釋成什麼呢？他的結論是她並非決心說出真相，而是肯定一直在撒謊。”哈裡伯頓重新演繹了控辯雙方提供的全部證據，狡猾地加以歪曲，提煉出了他所需要的結論。然後，他從陪審席那兒往回走，飛快地環顧了一下法庭四周。“當有人死去的時候，”他說著，垂下了眼簾，“特彆是當死者還有很長的人生之路沒有走完時，總是有足夠的痛苦讓人承受，不必再去刻意製造更多的痛苦了。”他緩緩地抬起視線，看著陪審團，雙眉緊鎖，似乎在說，他的腦海裡已經醞釀了太多想要表達的話。“阿莉婭·戈德曼與傑裡米·富勒頓相愛。在他死後，她的全部願望就是去保護他的好名聲。然而事與願違，她不僅被迫承認她愛上了富勒頓，而且還承認了富勒頓對她的感情；不僅如此，她還不得不讓你們，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富勒頓準備離婚，他們打算結婚，而且她將會生下他的孩子。她之所以不得不把這一切都公之於眾，是因為辯護律師執意要讓你們相信‘有權力的人’總是有些見不得陽光的隱情，而他的這種追問是完全沒有止境的。他達到了目的。正如我們所知，阿莉婭·戈德曼確實打算隱瞞某些事情。她沒能得到允許去保留自己的秘密，那麼我們是否就因此而感覺良好了呢，這個問題我留給諸位去決斷。”當我站起來的時候，我知道除非我在做結束辯論時取得勝利，否則這場官司就輸定了；而且我很清楚，在進行結束辯論時我能取勝的惟一途徑就是拋開所有關於陰謀的推論，隻談那些已經被證明和尚未證明的事實。我必須使我的辯論因內容的簡潔而富有說服力，那樣陪審團就不得不相信，關於被告所犯罪行至少還有一些疑點，一些合理的質疑。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我們已經聽到同樣的事件被多次加以描述，”我坐在椅子上開始發言，“以至於我們開始能夠看到發生的那一切，仿佛我們自己就在現場，親眼目睹了整個事件的發展，像一位敘述者那樣，對每個人物都了如指掌。”我雙手一撐，站起身來。我站在桌旁，用手指來回劃動著那本印有黃線的法律便箋本上的空白頁碼。“我們聽到從勞倫斯·戈德曼的公寓裡傳來宴會的喧鬨聲，要知道，捐了一筆錢的人才能出席那兒的聚會。我們看到他們，所有在場的那些富有而體麵的人們正在談笑著，喝著香檳，彼此微笑著，他們站在一起與聰明英俊的參議員傑裡米·富勒頓合影，每個人都認為或許在不久的一天他就會成為總統。”我繞著桌子，走到法官席與陪審團之間的開闊地帶。此時，湯普生法官正坐在那兒，麵無表情地注視著天花板。“我們看到參議員的夫人，梅雷迪思·富勒頓，正憤怒地斥責著她丈夫的情人，她流著淚離去了。聚會繼續進行，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對此我們並不完全感到意外。午夜之後，聚會終於結束，傑裡米·富勒頓和阿莉婭·戈德曼一起出去喝酒，隻有他們兩個人，在聖弗朗西斯飯店的酒吧裡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我們能聽到他們在談論什麼，好像我們就坐在鄰桌；然後，他們喝完了酒，她開車送他去停車的地方，我們也一直和他們在一起。”我看到陪審團中的每個麵孔都在注視著我。他們又看到了這一切，就像他們以前感受到的那樣。“我們看著他進了自己的車，然後我們看到她駕車離去，消失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濃霧中。然後，不一會兒，我們聽到響聲，我們當即意識到那是一聲槍響，我們明白過來——不是嗎？——傑裡米·富勒頓死了。現在，我們又看到其他情景：一輛警車，停在幾個街區以外；兩位警官，喬伊納和奧利裡。我們看到他們如何作出反應，喬伊納的大手如何握著方向盤，奧利裡的眼睛如何從一邊看到另一邊，竭力想在這漫天大霧中找到發生槍擊的方向。我們看著警車繞過一個又一個路口，當那個不走運的行人拚命從馬路上逃開時，我們飛快地坐直身子，屏住了呼吸。”我解開外衣的扣子，把兩手搭在後腰上，同時向前移動了一下，眼睛盯著自己的鞋尖。“現在，我們看見他們下了巡邏車，喬伊納和奧利裡拔出了槍，悄悄地接近那輛車。然後，突然之間，”我說著，慢慢地抬起頭，“有個人從車裡跳了出來，開始沿著街道猛跑，霧太大了，你幾乎看不見他在移動。然後，不知怎麼，霧突然散了，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他拿著一把槍，正向後張望，而且準備開槍。但是奧利裡警官先開了槍，就像她說的那樣，‘目標應聲倒地’。”我看著陪審團，從這一頭看到那一頭。“這一切我們已經聽到很多次了，以至於我們認為自己就在那裡。我們知道哈邁爾·華盛頓殺害了傑裡米·富勒頓，因為我們親眼目睹了事情的發生，是不是？我們聽到了槍聲，我們看到他從車裡跳出來，我們看到他逃跑。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那是我們親眼所見，是不是？”我把左手插進口袋，用右手撫摸著後頸，臉上露出一種困惑的表情。“或者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看到富勒頓的臉壓在駕駛員那一側的車窗上，我們看到哈邁爾·華盛頓從車裡衝出來。但是我們從未看到謀殺，是不是？沒有人看到謀殺，是不是？公訴方列出了一長串證人，但是沒有一個是謀殺的直接見證人，而這才是惟一真正重要的問題：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見證了犯罪。”我轉過身，與公訴人麵對麵地對峙著，繼續說道：“本案最為重要的惟一事實就是沒有犯罪的目擊證人。整個訴訟都是建立在間接證據的基礎之上，而且隻有間接證據。控方要求你們判定哈邁爾·華盛頓謀殺罪名成立，不是因為有人看到他實施了謀殺，而是因為環境——他很不幸地發現自己恰好在場，當時他做出了非常具有勇氣的行為，他判斷有人遭遇了槍擊，或許他去幫忙還不算太晚。”我把眼光從哈裡伯頓身上轉向陪審團，用懇求的目光看著他們，請求他們作出正確的判斷。“當警察趕到的時候，他是在那兒，在參議員的車裡：我們承認這一點。他試圖逃跑：這我們也承認。他向你們解釋過他為什麼會那樣做。公訴方告訴你們，當他被警察擊中時，手裡拿著謀殺的凶器：他堅持說從未碰過那支槍。我承認我也不知道他究竟碰沒碰過。或許，他在驚慌之中撿起了槍，而在遭遇槍擊之後，腦子裡沒有這段記憶。我不知道。但他相信自己沒有碰過那把槍，而且那是他作的證詞。如果那是真的——他從沒碰過那支槍——問題就出現了：在他被打中之後，槍是怎麼到了那兒，到了他手邊的？”我停下來，朝哈邁爾望去。他筆直地坐在椅子上，雙手合攏放在膝蓋上，用他的眼睛追隨著我。“公訴人告訴你們，奧利裡警官把同一個故事逐字逐句地重複了三次，隻是在儘力做到精確。但是如果你要講述真相，隻要去描述發生的事情就可以了，為什麼連證詞中最微小的細節都必須要記住呢？事實不會改變。隻有在描述一個謊言時，你才必須小心謹慎，不遺漏任何細節。“不過，你們一定會問自己：她為什麼要撒謊？她可能會出於什麼動機？”我把手放在圍欄上，凝視著他們坦誠的麵孔。“為了掩蓋一個錯誤，一個在那時似乎無足輕重的錯誤。就像公訴人一樣，她知道——她確信——哈邁爾·華盛頓是有罪的。她是第一次看到凶殺現場的死者，他的臉上滿是鮮血，擠壓在汽車玻璃上。隻在瞬間之後，一個身穿皮夾克、頭戴線帽的年輕人，一個黑人，從車裡逃了出來。她被嚇得魂飛魄散，就像你我在那種情形下都會驚恐不已一樣。他似乎停住了腳步，向後張望。她想到了她惟一能想到的事情：他要開槍殺我！她開了槍，‘目標倒下了。’之後，直到那時，她才發現他根本沒有槍，什麼也沒有，沒有任何武器。但是他剛殺了人，而且殺的不是某個普通人，是一位美國參議員。他是一個謀殺犯。他可能身上沒帶槍，但是他的槍在車裡，他正拚儘全力從警察眼前逃跑。槍隻是個枝節問題，一個不合時宜的細節，一個小小的疏忽。那會有什麼不同！他殺了人，他是個凶手，一個冷血殺手；不過，他很幸運，他還沒有死。當他躺在人行道上，沒有知覺奄奄一息的時候，他們把槍從車裡拿出來，放到他攤開的那隻手旁邊。這會有什麼不同呢？他殺了人。沒有人會知道這個細節。“讓我再重複一遍，沒有人在現場見證傑裡米·富勒頓被謀殺的情形。那晚惟一能證明哈邁爾·華盛頓在警察到來之前都做過什麼的，隻有華盛頓本人。他在誓言下作證。他把那晚做過的事情都和盤托出。他聽到了槍聲，他去救人，他看到一束燈光劃破濃霧，他害怕是凶手回來了，於是飛快地逃跑——不是因為他犯了罪，而是因為他感到恐懼。沒有一個證人能告訴你們任何不同的事實。”我終於完成了最後的陳述。這時，我坐進椅子裡，心臟狂跳不已，滿手是汗。我知道，我已經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