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立刻成為當天下午新版報紙的大幅標題和當地各家媒體爭相報道的頭條新聞，甚至是人們惟一想要談論的話題。在辯護律師約瑟夫·安托內利“無情的”——這個詞被頻繁使用，似乎成了記者們惟一能想到的字眼——反質下，民主黨州長候選人阿莉婭·戈德曼承認她和傑裡米·富勒頓曾經計劃等富勒頓離婚之後就馬上結婚。“‘在聲淚俱下的證詞裡’，”阿爾伯特·克雷文把報紙舉到身前，大聲讀道，“美國參議員傑裡米·富勒頓的前演講撰稿人——”克雷文停下來，抬起頭來看著我。“‘聲淚俱下的證詞’，很煽情的筆調啊，”他評論著，臉上露出一個滑稽的微笑。在克雷文那張具有維多利亞時代奇異風格的辦公桌前，有幾把帶有裝飾的灰色椅子。我選了一把，懶洋洋地坐在上麵，解開襯衣領口的紐扣，又鬆開了領帶。我筋疲力儘，不想動彈也不想說話，隻是把目光從克雷文轉向坐在我身邊的表哥鮑比，然後疲倦地搖了搖頭。我知道這之前發生的事情，當阿莉婭·戈德曼宣布她懷著富勒頓的孩子時，我也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兒；但我仍然感到震驚——不是因為她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儘管我瞪大了雙眼，還是被直接卷了進去。鮑比拍拍我的肩膀，想要寬慰我情況都會好轉的。克雷文一言不發，繼續著報紙。他讀到頭版專欄文章的末尾，就展開雙頁的報紙，把讀過的一頁折過來，蓋住另外一頁，再接著讀下去。雖然吃過午飯以後他就一直工作個不停，但這會兒他看起來卻像是剛剛打扮停當，要去赴晚宴似的。灰色的條紋西裝熨燙得服服帖帖，淡藍色的絲綢襯衫剛好露出適合外衣長度的一截袖口。他終於讀完了報紙，把它往辦公桌上一放，擱在那一厚摞從我們進門起他就一直在處理的文件旁邊，然後才抬起了頭。我帶著一絲懊悔的微笑，低頭看著伸到前麵的自己的兩隻腳。“那一番‘無情的’反質大概是我做過的最棒的事情。”我抬起眼簾，先看了看鮑比，又看了看克雷文。他們倆都未曾在陪審團麵前處理過案件，也未曾體驗過僅僅靠一個證人的某個回答，就不得不即刻作出截然相反的決定的那種緊迫。“我引領著她——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一直不停地繞圈子，一周又一周，隻是一次比一次緊一點兒。我不是隻給她準備一個問題：擺在她麵前的問題至少有一打。對於她作出的每一個回答，我都已經考慮好如何再一次向她提出同樣的問題——第二遍、第三遍——我會先在中間夾雜著七個、八個或者九個其他問題，然後再去重複先前的問題。這就像是一種舞蹈——探戈——每一步都有其含義，但是隻有在你跳完整支舞曲時，才能完全明白每一步的真正含義。她是個很不錯的舞伴：每一步都跟上了我。”我向上伸直身子，直到差不多筆直地坐起來，然後又俯下身子，把胳膊放在雙膝上。“她在做證時說，她開車送富勒頓回停車的地方是因為他妻子提前離開了。我在反質時問她富勒頓的妻子為什麼提早離開了。她回答說是因為她感到身體不適，但是她並不知道她為什麼不舒服。我不再提這件事，又問她從戈德曼公寓到富勒頓停車的地方開車用了多長時間。我接著問她他們是否中途在什麼地方停過，當她回答沒有時我又問了她一遍，這一次我問他們是否在某個地方停車喝了點什麼，她再一次否認這一點。”我正在重溫所有那一切，我觀察著自己，當我引領著她，一步一步走向我希望她去的地方——對她的自欺欺人進行反思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自信。“我把她的回答拋到一邊，改問有關她大學時代的朋友葆拉·霍金斯的問題。霍金斯是她的同性戀人，對她和傑裡米·富勒頓的風流韻事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她和其他男人上床的事實。我想讓阿莉婭·戈德曼知道，我掌握了她的一些情況，那些事情她還不知道我已經了解了多少，而且我確信那是些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事情。然後，問完這個問題，我又問她和富勒頓在歐洲都做了些什麼。問完這些以後，我把問題兜回勞倫斯·戈德曼的公寓舉行的那個晚會，又問起富勒頓的妻子提前退席的原因。她把先前的回答又重複了一遍，說是因為她感到身體不適。我突然問她富勒頓的妻子感到身體不適是不是因為她剛剛指責過她——阿莉婭·戈德曼——與她的丈夫有染。”我凝視著阿爾伯特·克雷文淡藍色的眼睛搖了搖頭，對自己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錯誤感到懊惱。“我一直反反複複地問，一個問題接著另一個問題——那些剛剛問完，又接著再問的問題。她說的一切都是謊話，我讓她麻木了。”我斜靠在這把裝飾過度的椅子的扶手上，目光在屋子裡遊走，落到壁爐上方的那幅油畫上。它畫的是1906年的那場地震和大火，那場地震毀滅了一座舊金山，卻也給了它新生。“假設提問就在那裡打住，假設她是一個值得信任的證人，那麼她早就挺不住了；更重要的是，她可能會成為辯方最有力的證人。我本該傳聖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招待出庭，證實那天晚上她和富勒頓曾去過那裡了。我還應該讓某個人——瑪麗薩或是你們兩人當中的任何一位——來證實她到底對富勒頓的妻子說過什麼。我已經讓法庭給富勒頓的行政助理羅伯特·齊莫曼發了傳票，要他出庭舉證阿莉婭並非像她自己陳述的那樣直接從歐洲回國。“你們沒有看到嗎？那都是我本來需要做的事。我本該問問陪審團：為什麼她在撒謊？她在試圖隱瞞什麼？她知道哪些不想讓陪審團知道的事情？她是最後一個見到傑裡米·富勒頓活著的人，如果她撒謊——在誓言下撒謊——那麼……”我又一次看著那幅油畫，似乎感覺到自己同那些在沒有任何警示之下突遭滅頂之災的人們有著某種奇特的血緣關係。“我本該注意到事態的發展，”我從地震和火災的畫麵上慢慢地移開視線，對他們說道，“事情原本是很明顯的。要是在那之前我沒有產生絲毫懷疑的話，那麼，當她撒謊說在送富勒頓回去的途中沒在什麼地方逗留過時，我就應該意識到接下去會出現什麼狀況。聖弗朗西斯酒店是個公共場所，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感歎著，自嘲地大笑了一聲。“那時候或許她還沒有出名，但富勒頓卻是一個名人。她不可能認為沒有人注意過或者還記得就在被殺前的幾分鐘，富勒頓曾和一個女人在酒吧裡待過。”我瞥了鮑比—眼睛，試著去回憶我們年輕時的情形，那時每一件事都是一個遊戲，我們隻能玩我們喜歡的遊戲。“梅雷迪思·富勒頓——參議員的妻子——提醒過我，戈德曼一家會設法安排好一切，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這場表演。那時我並沒有太在意她話裡的含義，不過即使當時她的話引起了我足夠的警覺，我也絕對料想不到他們會盤算出這麼一個辦法，居然利用一場刑事審判來達到目的。”阿爾伯特·克雷文並攏他那短小的、修剪得體的手指壓在刮得乾乾淨淨的下巴上。“盤算出一個辦法來達到什麼目的？”“讓每個人都知道阿莉婭·戈德曼正懷著傑裡米·富勒頓的孩子。她說的話就是這個意思。到現在為止，戈德曼一家已經打通了所有關節，讓每個聽完她這番表白的人都認為，阿莉婭才是富勒頓身後撇下的那個悲痛欲絕的寡婦。”克雷文想寬慰我一下。“好吧，雖然如此，但這對你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損害。”我雖然注視著他，但是幾乎一個字也沒聽到。我滿腦子考慮的全是那些赤裸裸地表演出來的無恥行徑。“而且，最令人吃驚的是她自始至終一直都在撒謊：當她說富勒頓打算離開他的妻子時，那是在撒謊；當她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說她正懷著他的孩子時，那簡直是一派胡言。天哪，那個女人可真能說謊！”我轉回頭看看鮑比，一臉痛苦地猛力揮了揮手。“撒謊的最佳方式就是讓彆人以為你是被迫說出真話；能理解這一點的人，還真得具備某種天賦。她從一開始就完全知道自己在乾什麼。她故意讓我識破她的謊言，那樣一來，每個人都會以為她之所以不說出實情是為了保護傑裡米·富勒頓的名聲，並且讓他的妻子免受更多的痛苦。”“你怎麼知道她在撒謊——關於她懷著富勒頓孩子的事？”克雷文問我。我信守了先前許下的承諾。直到那一刻為止，我都沒有把梅雷迪思·富勒頓的秘密告訴任何人；換句話說，除了瑪麗薩，我不會告訴其他任何人。不過即使我能證明把這個秘密告訴她是正當的行為——我也不能確定我會那麼做——我找不到任何借口去和其他任何人分享這個秘密。或許存在著某種理由？梅雷迪思·富勒頓曾說過什麼呢？她告訴過我，或許她現在不得不把這個曾經隻屬於她和她丈夫的秘密公之於眾；惟其如此，才能阻止阿莉婭·戈德曼逃脫說謊的罪責。“傑裡米·富勒頓不能生育。是他妻子告訴我的。那之前她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她之所以讓我了解這一事實，是因為她聽到阿莉婭宣稱懷有身孕而孩子的父親就是富勒頓。”“但是，如果阿莉婭不知道富勒頓的這個秘密，”克雷文接過話頭說道，“當她告訴富勒頓自己有了身孕，而且他就是孩子的父親時，他會對她說些什麼呢？”“誰知道富勒頓會對她說什麼？但是如果那天晚上在聖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裡他們談的就是這件事——如果他告訴她，他不可能是這個孩子的父親，或者，如果他堅持說自己不是孩子的父親，而且也不會和她結婚——那麼，你認為她可能會對此作何反應呢？”“你是在暗示，你認為阿莉婭·戈德曼謀殺了傑裡米·富勒頓嗎？”克雷文問道，他的語氣讓我覺得，如果我真的這麼認為他也不會完全感到意外。沒等我回答，鮑比提了一個問題，似乎排除了這種可能。“她從哪裡弄來槍呢？如果他是在酒吧裡對她說了那番話，她怎麼能一下子找到一把既便宜、又查不出來曆的周末夜間的特價品呢？她似乎不太可能總是隨身帶著一把槍，而富勒頓也不可能把手槍放在汽車儀表板下的小櫃裡。”“或許他已經對她說過不打算和她結婚了，因此那天晚上她帶了一把槍，認為自己會給他最後一次改變主意的機會，”我這樣猜測著。“我實在不明白，”鮑比說，“她為什麼拿定主意要生下這個孩子。她完全可以去做流產。無論她把和富勒頓的這檔子事告訴誰，人家都會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她懷孕了，對方卻是個有婦之夫，於是她明智地把這事兒解決掉了。”“或許她是真的愛富勒頓，”阿爾伯特·克雷文另有看法，“真的希望生下他的孩子。但是不管她是否真的愛他，我認為梅雷迪思·富勒頓至少有一點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每個人都會相信阿莉婭才是傑裡米·富勒頓的愛人和遺孀，她腹中的孩子就是最好的證據，而她看上去又是那麼痛苦地想隱瞞孩子的身世。是的，我認為梅雷迪思·富勒頓真是看透了戈德曼一家。我們的國家也不像以前了，離婚、婚外情、非婚生子——這些都不再有任何意義；惟一重要的是人們彼此之間的感覺。我敢打賭，如果你從現在開始，在兩周內做一次民意測驗，你會發現相信富勒頓和阿莉婭具有事實婚姻的人多得讓你吃驚。”他的眼神忽然變得老謀深算。他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向前探過身子。“勞倫斯·戈德曼準是馬上就意識到了他所具有的優勢。這個國家隻有兩種人能在從來沒有競選過任何職位的情況下競選州長或是參議員：一種人錢多得足以為競選投入數百萬美元；而另一種人，名聲大得足以使每個人都以為早就認識了他們。在我的腦海裡，阿莉婭·戈德曼是第一個兩者兼備的人。她總是財力雄厚，而現在，由於今天發生的事，她已經得到了知名度，那是僅憑金錢無法滿足她的。“想一想這對勞倫斯·戈德曼意味著什麼。他之所以打定主意拋棄他的老朋友奧古斯托·馬歇爾，是因為他認為通過傑裡米·富勒頓，他能對其施加影響甚至可能是加以控製的，不僅是一位州長，而且最終或許是一位總統。現在，他的親生女兒扮演起了富勒頓本該扮演的角色。”我們坐在傍晚時分逐漸暗淡的光線裡，陽光被樓群擋在外麵狹窄的街道上；對這些大樓裡的人來說，金錢以及如何賺到更多的錢始終是至高無上的理念。而早已成為持股人的阿爾伯特·克雷文，卻和我們談論著那些不怎麼容易確定價位的事兒。“我不喜歡勞倫斯·戈德曼，從來都沒喜歡過他。撇開一切道德原則和善惡標準不談，僅就個人偏好而言——一切都不僅僅是可能發生的，而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像我曾讀過的一句話，我們不妨這樣理解，是美國的一切因素共同造就了勞倫斯·戈德曼和他的女兒。傑裡米·富勒頓的死對他來說肯定是一件難以置信的好事。撇開這件事已經帶給他女兒的好處不談，先設想一下這將會給他的外孫——假設是男孩——帶來怎樣的影響。想一想，這孩子一生下來將會擁有多麼巨大的優勢！在世人眼裡，他的父親是一位殉道的參議員，一位公認的、注定要成為總統卻在其權力頂峰被謀殺的政治家；而他的母親是一位漂亮而聰慧的女人，她端莊得體、令人敬佩，為了保護孩子父親的名譽，並且避免傷害那個他打算與之分手的女人的感情，她曾經心甘情願地隱瞞他的身份。這一切，再加上勞倫斯·戈德曼全部的權力、金錢和其他任何他能做到的事情。就像他的外祖父對他所做的那樣，勞倫斯·戈德曼將成為這個孩子的父親。”克雷文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坐回椅子裡，交疊著雙手放到大腿上。過了一會，鮑比清了清嗓子問道：“你認為誰是孩子的父親？”“我不知道，”我回答說，“任何人都有可能。”我回想著阿莉婭·戈德曼在證人席上出賣她自己的那種手段，然後又加了一句：“任何一個他父親想讓她與之睡覺的男人。”鮑比想起了什麼。“你說在那之前如果你能夠證明她在撒謊，你就可以利用這一點來說服大家，她是在試圖掩蓋某些事實，而且那就足以引起大家對她的懷疑。為什麼不讓富勒頓的妻子出庭做證呢？她可以證明她的丈夫沒有生育能力。”我不想那麼做。我欽佩梅雷迪思·富勒頓，儘管發生了這一切，她卻從未停止過對丈夫的愛。我不想再讓她麵臨任何尷尬，除非我不得不那麼做。“或許我應該讓她出庭作證——或許我下一步就會這麼安排——但是那樣做的危險並不僅僅在於她會因此而再次受辱。陪審團會認為她對發生的事情怨恨至深，以至於她願意說出或做出任何事情來對他們兩個進行報複——不僅是對阿莉婭，還有她的丈夫。公訴人會反質她兩個問題：“‘你已經知道你丈夫與阿莉婭·戈德曼出現了婚外情，是不是？’”“然後，當她承認以後，他就會問：‘那麼，那天晚上在勞倫斯·戈德曼公寓舉行的晚會上，當你為此感到極其憤怒的時候，你指責她企圖奪走你的丈夫。之後你就離開了，但是你丈夫卻留了下來，是不是？’”天色漸漸晚了。我還有其他事情必須去完成。我一隻手扶著克雷文大辦公桌的一角，另一隻手扶著椅子扶手，疲倦地站起身來。“今天，看到僅僅一個謊言竟會產生如此強烈的效果之後，我必須趕到監獄去，讓哈邁爾·華盛頓相信明天他必須做到的就是站到證人席上說出全部事實。”克雷文似乎有點意外。“明天你們就開始辯護？不是休庭了嗎？”“就在阿莉婭·戈德曼開始哭泣的那一刻，”我說話的聲音泄露了仍然縈繞在我心頭的憤恨，“哈裡伯頓甚至連看都沒看湯普生一眼。他隻是望著陪審團說道：‘公訴方暫時休息，法官大人。’他那麼做就是潰為了不讓自己笑出聲來。”我打算道彆的時候，又一次注意到克雷文先前，曾經專心處理的那堆文件。“看起來今晚開夜車的人不隻我一個嘍。”克雷文正拿起他的自來水筆。“這是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不動產，可憐的惡魔。它比我預計的可要棘手得多，”他伸手去拿那一摞文件時，又咕噥了一句。“你是他的律師？”我隨口問道。他聽我發了這麼長時間牢騷，我隻是想讓他也說點什麼。“是的，不過從來也不用替他乾很多活。我幫他草擬了遺囑，隻不過是私人幫忙。之後，因為他所從事的——進出口貿易——我們不得不列出一個完整的目錄，以便在此基礎上進行準確的估價——你知道的，這是出於保險的目的。啊，設法讓兩個人對一塊東方的地毯或是一個中國的瓷花瓶的價值達成一致，比我原來想像的要麻煩多了。”我們互道晚安，然後我跟著鮑比走到門口。“那些會留給誰？”我站在門口，回頭問他。克雷文手裡晃動著鋼筆，一臉茫然地看著我。“那些房產，”我解釋說，“不管它值多少錢。”“哦，那個，”他說著揚起纖細的眉毛，開始興奮地點點頭。“對對，經證實那處房產還很值錢呢。哦，是的，他的遺產全部由他的一個兄弟繼承。那人住在歐洲——意大利的某個地方，”他心不在焉地說著，開始在文件堆裡翻找著什麼，“地址就在這兒的某個地方。”“彆麻煩了，”我一再對他說。“無所謂，我隻是好奇而已。晚安，”說著，我關上了身後的門。我一走出大樓，就絞儘腦汁地思考著該對哈邁爾說些什麼，才能給予他所需要的信心。現在一切全靠他了。他必須要讓陪審團相信他；他必須讓他們相信，他不僅沒有謀殺傑裡米·富勒頓，而且他不可能謀殺任何人。到他陳述完畢的那一刻，他們就不得不正視他的存在，並且明白他不可能犯下那樁被指控的罪行。他們必須了解發生在那孩子身上的事，就像他們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去作出判斷：並非依靠證據，而是運用直覺，那種直覺能夠讓我們斷定誰值得信任而誰恰好相反。哈邁爾·華盛頓必須完美地表述出真相，一定要做到像阿莉婭·戈德曼說謊時那麼精彩。有好多次我都擔心哈邁爾會瀕臨頭腦逐漸麻木的狀態，要知道長期的囚禁難免會使人陷人那種狀態。那是一個艱難的適應過程，對一個不如他聰明，也沒有他對周圍世界那麼好奇的人來說，或許不會像他那麼困難。即使他不能適應自己的處境，即使情緒消沉的階段仍然時有出現，一天一天地過去，他也會被磨得逆來順受了。哈邁爾在小會客室等著我。他坐在一張金屬桌前，雙手握在一起放在身前，端正的嘴巴上現出一種生動的表情。“在你學會用今天那種方式盤問證人之前，你在律師界執業多久了？”我抬起頭來，把剛從公文包裡取出的法律便箋暫時一擱——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驚人的敏捷反應又使我大為吃驚。“不知道，”我說。我覺得這是一個誠實的回答，可他卻不這麼認為。“你從一開始就能做到，是不是？那並不是你通過學習才掌握的技巧，對吧？要麼是你能夠預見事態的發展，要麼就是你不能，是那麼回事兒吧？”他說得對，但那隻是問題的一部分，或許也不是關鍵所在。“我想從我乾這一行起，我就能做到。但是，那和一個看不懂樂譜的人坐到鋼琴前就能彈出一串音符，完全是兩回事。你要竭儘全力去預料可能發生的一切，任何人——任何一個可能出庭的證人——會提供的證詞。你得在腦海裡一遍又一遍地設想；你得清楚地看到那一切，仿佛你已經置身於法庭之上。不知不覺地，你對那一切已經了然於心，以至於即使出現了某種你沒有預見到的情況，你也能從容應對。你無需考慮，也不必自言自語：‘他說的隻是X而不是Y，因此現在我應該問他Z。’你要做的隻是提出問題，接下來一切就順理成章了。但是如果你沒有把那些還沒問過的問題和那些還沒得到的答案全都放在腦海裡，一遍又一遍近乎瘋狂地進行溫習，那麼，當你遇到突發情況時，你就會問不出任何問題——那時，你看到過的情形就永遠不會出現了。”哈邁爾似乎完全明白了。“我想那一定很像醫生看病。不用等病人說完他們的症狀，隻要聽他們說上一會兒，你就能診斷出，他們身上哪裡有毛病。”他隻有十九歲，但是我時常感到自己被他所吸引；這種感覺以前隻發生在極少數人身上。或許是因為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我像他那麼年輕時，我也曾以為任何事物都永遠不會變糟。“你用了多長時間，”我看著他的眼睛問道，“看出我是在帶著她繞圈子？”“我不清楚，”哈邁爾回答得很謙虛，“大概是在你第二次問她參議員的妻子為什麼提前離開的時候。”“你從沒想過不做醫生，而是去當一名律師嗎？”我笑著問他。他掃了一眼鑲著鐵柵欄的窗戶，咧嘴一笑。“我也許不得不跟罪犯們住在一起，”他說話的時候，目光又回到我身上，“那並不意味著我必須跟他們共事。”“你不會跟他們住太久的，”當我們開始最後一次溫習第二天早上他出庭的證詞時，我向他做了保證。當我合上公文包準備離開時，差不多是晚上十點了。隻有一件事我還想問他。以前我曾提過好幾次，但每一次他都明確表示那不是他想討論的話題。那並非出自單純的好奇，儘管肯定有這方麵的原因；我需要知道這件事，因為我想讓陪審團也有所了解。“哈邁爾，關於你父親你能對我說點什麼嗎？”他用冰冷的、幾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看了我一會兒，隻有當你問了彆人某個你無權過問的問題時，彆人才會用那種眼光盯著你。然後，他明白過來我隻是在做我必須做的事情，他的目光這才柔和下來，歉意地點點頭。“沒什麼可說的，”他回答我。“我從來就不認識他。”我不能就此打住。“但是你母親肯定告訴過你他的某些事情。”“從來沒有，”他堅持說，但是語氣裡沒有絲毫敵意。“我長大以後，當她覺得我能理解這件事的時候，她曾告訴我，我父親是她認識的一個人，她喜歡他，但是永遠不能和他結婚。”“那麼後來，當你年齡再大一些的時候，你就從來沒再多問過什麼嗎？”哈邁爾朝我微笑著，似乎他確信我自己已經知道了答案。“你見過我的母親。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總是能理解她的一切。我知道如果她想讓我知道更多的事，她會告訴我的；而且我同樣清楚，如果她不想那麼做，就一定有她的理由。”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使勁敲了一下門，叫看守過來。到了外麵，在晴朗的夜空下，我站在馬路邊的人行道上做了一次深呼吸。監獄裡陳腐凝滯的空氣就像一種奇怪的死亡前兆，我想讓那股濁氣從我身體裡排泄出去。走到汽車旁邊時，我向馬路四周張望了一下。然後我坐進車裡，打著點火器，在離開路邊之前，我又查看了一下後視鏡。如果這會兒有人在跟蹤我的話，他們也實在太精於此道了，以至於我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行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