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阿莉婭·戈德曼到庭，”克拉倫斯·哈裡伯頓站起身來大聲宣布。控方的最後一位證人，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走進法庭。她穿著一條不怎麼惹眼的深藍色裙子，外麵罩了一件夾克衫，一頭紅褐色的長發掠過她曲線柔和的後頸。法庭的門在她身後隨即關閉，把攝影機和照相機的閃光燈都擋在了走廊外麵。阿莉婭·戈德曼能感覺到此刻每個人的眼睛都在注視著她，但她仍然保持著完全的鎮定。她已經習慣於被人們的目光追逐，即使人群中全是陌生的麵孔。這會兒，她穿過了木製護欄中間的門。地區檢察官沒做片刻停頓。他首先詢問了阿莉婭·戈德曼曾為富勒頓參議員工作的時間以及當時她主要擔負的職責。然後，他接著問道：“那麼，在他遇害的那天夜裡你曾和他待在一起，是因為你的工作人員身份嗎？”她側身而坐，略顯拘謹地扣緊膝蓋，臉上做出一個寬容的微笑。“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這個原因。作為他的演講撰稿人，那晚他在宴會上發表講話時我理所當然應該陪在他身邊。不過我並不確定因為這個原因我也應當出席晚些時候在我父親公寓裡舉行的聚會。”“當然，我能理解，”哈裡伯頓加重了語氣，並對她報以微笑。“你待在那兒——在你父親的公寓裡麵——一直到參議員離開嗎？”“是的。”哈裡伯頓低下頭，瀏覽著麵前打開的筆記本上所列出的問題明細。雖然他的證人裡有幾位的證詞曾涉及不容易記住的專業術語，可我還是頭一次看到他這麼做。顯然在對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進行直接質詢的過程裡，地區檢察官不打算即興處理任何細節，甚至連事先寫好的提問次序也不願打亂。“是你開車把參議員送到他停車的地點嗎？”“是的，是我。”她回答的語調非常平靜。“能否請你告訴我們你那麼做的原因——為什麼你要開車送參議員到他停車的地方？”阿莉婭·戈德曼把胳膊肘優雅地搭在證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身體傾向一側，往陪審團的方向瞥了一眼。“富勒頓夫人提前走了，參議員需妻有人把他送到市政府——他自己的車停在那裡。”哈裡伯頓趁她回答的時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問題清單。“為什麼參議員的車會停在那兒，而不是停在舉行晚宴的酒店？或者就停在他自己的住處，實際上，那兒也隻不過在幾個街區之外？”她往外伸了伸酥臂，把兩隻手垂在扶手旁邊。她坐在那兒，看上去非常挺拔，後背的曲線微微聳起，下巴向上翹著。每一次當哈裡伯頓提問時，她總是優雅地微笑著等他說完，然後，把目光？仁集在正前方的一個點上，轉過頭來，正視著陪審團。“參議員在市政府有一間辦公室。我們在那兒一起演練他那晚要發表的演講。參議員算得上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總是希望把一切都做得恰到好處。“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排練，這兒改動一下，那兒又調整一下。到了該出發的時間，他還是覺得不夠滿意。“於是他坐我的車去酒店，這樣他還可以在車上繼續準備。那就是得有人開車送他回去的原因。”“大約是在什麼時間他下了你的車，回到自己的車裡？”“我想，那是在一點鐘左右。”“那之後你又做了什麼？”哈裡伯頓從那張明細單上抬起視線，問道。“把他送到停車的地方之後嗎？我回到父親的公寓，然後上床睡覺了。”哈裡伯頓合上筆記本於“當你把參議員送到那兒的時候，你確實看到他進了自己的車嗎？”“是的，”剛說完，她又改變了想法。“不是那樣，我開車走的時候，看見他打開了車門，”她又作了解釋。她的下嘴唇顫抖起來，她竭力繃緊它，整個嘴巴看上去因為她的自責而扭曲了形狀。“我絕對不應該那麼做，就那樣開車走了，在那麼大的霧裡，我本該留在那裡，一直等到他安全地坐進車裡，關好車門，打開車燈，”她提高了嗓門，繼續說下去。“我本該一直等在那兒，直到他發動車子，開車離開路邊，直到我能確定他很安全為止。如果那樣，這一切就都不會發生了！”她一再堅持著，竭力勇敢地去克製住奪眶欲出的眼淚。哈裡伯頓已經挪到了律師桌的前麵。他等待著，直到證人重新恢複平靜以後，才用低沉飽滿、充滿了神聖的同情和理解的語調宣布，他再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了。：幾乎在每一次庭審時都會出現這種情形——當法官簡化了例行的質詢時，對應的回答也完全可以隨之省略掉了。“安托內利先生？”現在湯普生法官就用這麼一句話來詢問我，是否希望對控方證人進行反質（某一方詢問己方汪人結束後，對方對此證人所敞的詢問。）。我惟一的回答是立刻站起身來。我往律師席的前麵走去。從哈邁爾·華盛頓的身後走過時，我碰了碰他的肩膀。我把雙臂交叉在胸前，頭向一側仰起，眼睛注視著這位證人，好像自己對某些事情仍然感到十分迷惑。“你開車送富勒頓參議員去取車的原因，”我問得似乎有些猶豫，“是因為富勒頓夫人提前走了。你是不是那樣回答哈裡伯頓先生的？”我表現出來的這種困惑似乎使她比先前更有信心了。“是的，的確如此。”她回答我的時候，臉上掛著一個禮節性的微笑。那還不僅僅是一個微笑。她的眼睛裡閃動著某種我以前不曾覺察到的東西，某種相當奇特的東西。她的睫毛眨都沒眨一下——至少我一點兒都沒覺察到——她的眼睛卻突然明亮地張開了，那種閃動的光彩似乎要熔化掉我們之間的空間距離。我皺著眉頭，好像還是一副不知所以然的樣子。“那麼，富勒頓夫人為什麼提前離開了呢？”她的那個動作又出現了——雙眼熠熠閃光，而同一瞬間，她的第一個詞似乎已經等在那微微吊起的嘴角邊。她那副神態就像是注視著某個正試著給她拍照的人。“我想她感到不太舒服。”我挑起眉毛，慢慢地把頭歪向另一邊。“那麼你知道可能是什麼原因讓她一直感覺到不舒服嗎？”她的眼睛又一次閃爍著光彩，但是已經到了唇邊的話她卻沒有說出來。她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凝視了一會兒自己的手。“不，我恐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你確定你‘不知道’嗎？”我說著壓低了嗓音，好像在那個並非尋常的詞組中隱藏著某個秘密。“那個聚會是在你父親的公寓裡舉行的，是不是？”“是的，”她抬起頭來回答我。“你的父親是勞倫斯·戈德曼，對嗎？”“是的。”“公正地說，你父親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我沒錯吧？”她的眼睛又像以前那樣閃動起來。“是的，”她直視著我答道，“說我父親相當富有也不為過。”“你父親是富勒頓參議員競選州長的主要資金籌集人之一——這樣說確切嗎？”我問她。我開始來回挪動著同一隻腳，仿佛這樣做是為了配合她回答的節奏。“是的，可以那樣說。”“因此，你父親在晚宴之後，也就是參議員演講完你幫他撰寫的稿子之後，又在他的公寓裡舉行了這次聚會——是那樣嗎？”“是的。那是一次集資活動，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這個答案的話。”我停下來不再擺動腳，抬起眼睛。“是的，那正是我要問的問題。人們付錢來獲得這種特權，參加在你父親的住處舉行的這次聚會，對嗎？”“我想我剛剛回答過這個問題，”她的臉上浮現出一個短暫的微笑，比她想要表現的樣子顯得更加降尊紆貴。“那就遷就我一下，”我反擊道，“再回答一遍。”“是的，那些出席的人都捐過錢。”我朝陪審席緊走兩步，在他們麵前停住腳步。我一隻手搭在後脖頸上，眼睛向下盯著腳下的地板。“那麼說每個人都捐款了。很好。那些捐款的數額有多大呢？五十美金？一百美金？究竟是多少，戈德曼女士？”我瞥了她一眼問道。“那天晚上花多少錢才被準許進入你父親的公寓？”“五十。”她回答我。“五十？”我一臉茫然地反問道。“五萬美元，安托內利先生。”“哦，我明白了，”我麵對著陪審圃說。“五萬美元可以同參議員打個招呼。”“一對夫婦五萬美元，安托內利先生，”她又匆忙地加上一句。我的眼睛仍然注視著陪審團。“好，我懂了，每對夫婦五萬美元。那麼，對我們這些通常不會花五萬美元去參加一個晚會的人來說，”我一邊說一邊在她身旁來回走動，目光一刻也不離開她。“這算是出席此類場合的一般收費，還是得算作這類活動的最高價位？”此刻她已經惱怒至極了，但她竭力不讓自己的情緒流露出來。“那是一個規格豪華的晚會，”她的解釋倒也簡潔。“有多少人——對不起，有多少對夫婦——參加了那天晚上的聚會？”“七十五對或者八十對。”“那就意味著你們籌集了接近四百萬美元的捐款了？”“我想，差不多是那個數吧。”我站在陪審席旁邊，手扶著欄杆。“你出席這個相當奢華的場合，並非因為你是參議員的演講撰稿人，而是因為——我相信正如你在回答哈裡伯頓先生的提問時所證實的那樣——你是，如果你不介意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的話，你父親的女兒？”“我為什麼要介意呢？”她反問我，同時雙眼閃爍著，睜得大大的。“我是我父親的女兒，並且為此感到自豪。”“那麼，那是你在場的原因嗎？”我一邊問，一邊開始踱步。“是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突然停下來，抬起頭。“你在場不是因為——讓我們這麼說吧——你是參議員的女伴嗎？”“不，當然不是，”她回答時微微抬了抬下巴，“我在那兒是因為我是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你父親在場，而你母親卻不在？”“她待在聖巴巴拉郊外的農場，料理那兒的一切。很遺憾她沒能趕回來。”“你取代了她女主人的位置，是不是？當客人們到來的時候，你陪在你父親——還有參議員的身邊——向他們問候致意，對嗎？”“是的，和富勒頓夫人一起。”“直到她不得不離開？”“是的。”“因為她當時一直不舒服？”“是的。”我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離開證人，沿著陪審席漫步走了回去。我把手放到護欄上，回頭看著她。“從你父親的公寓到參議員停車的市政府，開車大約要用多長時間？”阿莉婭·戈德曼交叉著雙腿，把兩隻手垂在證人席座椅扶手的末端。她的一隻手腕上戴著一款式樣簡潔的手表，看得出這塊表品位高貴價格不菲；而她的另一隻手腕上則戴著一隻金手锝，上麵裝飾著一簇金葉和一枚金心。她正在考慮著如何回答我的問題。“我想，從我們到車庫上了我的車開始算起——十分鐘，或許十五分鐘吧。我不得不慢慢地開。我從來沒見過那麼濃的霧。至少有兩次，我不得不停下來，把頭探出窗外，看看我們走到哪兒了。”“除此之外，離開車庫以後你們有沒有在什麼地方停過車？”我說著，手在護欄上慢慢滑動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沒有，”她堅持說，“正如我剛才回答你的，我們開到市政府用了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我睜大了雙眼，讓自己的微笑看起來非常愉快。“如此說來，你們沒在任何地方停過車？”“沒有，”她回答的時候禁不住顯出一絲惱怒來。我揚起眉毛端詳著她。“你沒在什麼地方停下車，去和參議員喝上一杯嗎？”她握緊椅子扶手，向前探了探身子。“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沒在任何地方停過車。我直接把他送到了他停車的地方。”我用一種調侃的眼神盯著她，一句話也沒說。她緊緊地抓住椅子扶手，直視著我，等待我提出下一個問題。最後，我轉過身子，走了幾步，回到律師席。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她已經鬆開了椅子扶手，恢複原來的姿勢，雙手輕輕地擱在腿上，顯得自信而又放鬆。我打開一個活頁文件夾，手指在一張紙上滑動著，搜尋我要找的記錄。找到以後，我的手指停在那兒，然後抬起頭來。“你和一個名叫葆拉·霍金斯的人熟悉嗎？”她有些震驚，試圖用一個熱情的微笑去掩蓋她的詫異。“是的，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一起上的大學。”“幾個月以前，也就是去年早春時節，她到機場接過你。我想你是從歐洲旅行歸來吧？”“是的。”她試探著回答。我移開手指，合上文件夾。“她曾經和你一起在你父親的郊外彆墅裡過夜，對嗎？”阿莉婭·戈德曼輕輕地朝我這邊側了側臉，雙腿交換了一下交叉的位置。“葆拉經常來做客，因此我不敢肯定自己能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她有沒有住下來，不過，她可能是在那裡過夜的。”我把手插進外套的口袋裡，再一次直視著她。“我知道那天晚上克裡斯朵夫·伯頓也是一位在你父親家裡過夜的客人。這是不是能幫你想起些什麼？”我問道。她突然抬起頭來，嘴邊掠過一種厭惡的表情。“我不知道這一切都與什麼有關！”“反對，法官大人！”她還沒講完，哈裡伯頓就喊了起來。“這個問題與本案無關。大學裡的老朋友潰最後一次在證人家做客，這可能會使案情有什麼不同嗎？”湯普生法官攤開雙手。“安托內利先生，你這是問到哪裡了？”“我收回我的問題。法官大人，”我回答說，眼睛仍然看著阿莉婭·戈德曼。湯普生又坐回高大的真皮座椅裡，恢複了他習慣性的動作一用大拇指背彈撥著另一隻手粗糙的指甲邊緣。“你的歐洲之行——就是葆拉·霍金斯到機場接你回來的那一次——你是和傑裡米·富勒頓一起去的，是吧？”我目光冷峻地飼道。“我是那次出行的工作人員之一。因此，從那個意義上來說，是的，我是在和參議員一起旅行。”“除你以外，還有多少工作人員隨行？”“參議員的行政助理羅伯特·齊莫曼也在那裡。”“看來有兩個隨行的工作人員。確切地講，你們在歐洲都到過哪些地方？”“倫敦和巴黎。參議員花了幾天時間與英國官員會麵，然後又用了幾天時間和法國政府官員會談。”“這次是富勒頓參議員單獨出訪，還是以一個大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行呢？”“他不是單獨出訪。代表團由參議院外事委員會的四位成員組成。”“包括富勒頓參議員在內？”“是的。”“代表團在巴黎履行完官方事務以後，你是直接回了國，還是又在歐洲逗留了幾天？”“我直接回了家。”“回到華盛頓還是舊金山？”“舊金山。”“富勒頓參議員呢？他也是直接回來的嗎？”“不，我想他又多待了幾天。”阿莉婭答話時表情有些模棱兩可。“你不敢肯定？”我揚了揚眉毛，追問道。“戈德曼小姐，實際上你們兩人一起在歐洲又逗留了幾天，不是這樣嗎？”哈裡伯頓離開了座位，在空中揮舞著一隻手。“這個問題已經回答過了，法官大人！”湯普生一邊摸著下巴，一邊考慮應該如何處理。“繼續。”法官大人最後說。我把手從外套口袋裡抽出來，又插進褲兜底部。“這樣看來，參議員留下了，而你回來了。為什麼？為什麼你沒有留下來陪著他？”“我不太理解你想問什麼，”她回答道。我看了她片刻，也許時間比我感覺的稍長一些，然後把視線轉到天花板上。“富勒頓夫人離開晚會是因為她當時身體不舒服，”我說著，不耐煩地歎了口氣。“你不是這麼說的嗎？”“是的。是我說的。”我的目光沿著天花板水平的牆縫移到兩麵牆體相交的牆角，然後開始緩緩地下移。“她感到身體不舒服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你們兩個人交談過幾句？”我問道，眼光又一次落到她的身上。她煩躁不安地擺弄著雙手，在椅子裡來回挪動著身子，眼中露出冷酷和輕蔑的神情。“富勒頓夫人講了一些——”“她指責你和她丈夫私通，是不是？”“是的，但是……”“而且你沒有否認，是不是？”她筆直地坐著，雙眼閃爍著怒火。“是的，我沒有否認，但是……”“而且，正是因為你對她說的話，她才退出了晚會；後來你又和傑裡米·富勒頓一起離開了你父親的公寓——你不是開車送他到市政府，而是去了聖弗朗西斯酒店——你們一起在那裡喝了一杯。我沒說錯吧，戈德曼小姐？那天晚上你們實際上不是如此做的嗎？而今天在這裡，在法庭的誓言下，你所說的一切難道不是一個無恥的、赤裸裸的謊言嗎？”哈裡伯頓站了起來，尖叫著表示抗議。湯普生被我這一番凶猛的訊問所震驚，早已停下了手裡的小動作，抬起頭來。他剛想開口說點什麼，我就果斷地把他的話頭堵了回去。“沒有其他問題了。”我朝法官席揮了揮手宣布道，與此同時向阿莉婭·戈德曼投去最後一道憤怒的目光。湯普生從法官席上注視著哈裡伯頓。“你還需要詢問證人嗎？”哈裡伯頓搖了搖頭。顯然他有比那更緊急的事情。“我們能否稍事休息，法官大人？”直到陪審團走出房間，哈裡伯頓才徑直走到證人席旁，開始急切地和阿莉婭·戈德曼低聲交談起來。十分鐘之後，當湯普生法官回到法庭時，他們的談話仍在繼續。陪審團成員重新坐好之後，地區檢察官站在律師席的一角，開始對證人發話：“安托內利先生給你提了許多問題，然後不等你回答完畢就打斷你的陳述。我寧願不再重新逐個提出那些問題，而是給你一個機會說出辯方律師顯然不希望讓陪審團聽到的那些事情，你為什麼不給我們講一講那天晚上你和富勒頓夫人談話的內容呢？”每一雙眼睛都在注視著她，不僅僅是陪審團的成員；在我身後的人群之中，每一個人都在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謠傳中政治明星和名門閨秀之間的不軌行為。現在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也把自己的注意力慷慨地回饋給人群，而不是公訴人或是陪審團。“我不能準確地記住說過的每一句話，”阿莉婭俯視著人群，語調堅定地說道，“我隻記得我們的談話非常不愉快。”她要開始講述更多的內容了，這時她停下來，艱難地吞咽了一下，仿佛她不得不有意識地努力控製住自己。一個微弱的、充滿歉意的微笑在她嘴邊停留了片刻。決定繼續講下去之後，她抬起了下巴。“富勒頓夫人指責我毀了她的婚姻。我嚇傻了，非常震驚——當時我們正在門口迎接客人，那兒還站著許多人——這一切就突然爆發了！是的，我恐怕也回敬了她幾句；不過我再次重申，我確實記不清自己說過的每一個詞了——我隻知道我本不該說那些話，不應該對任何人說，而且尤其不應該對她說。我真是不可饒恕，我無法讓你們知道我為此感到多麼羞恥。”克拉倫斯·哈裡伯頓站在那裡，雙手合攏放在身前，臉上的表情從深切的憐憫差不多快變成了如喪考妣。“你為什麼說‘尤其不應該對她說’？”阿莉婭·戈德曼垂下了眼睛。法庭陷入了深深的靜寂。當她終於抬起頭來的時候，你甚至能聽到她呼吸的聲音。“這是因為，”她的語調裡帶著深深的遺憾，“富勒頓夫人是一位心理不正常的女人。大部分時間，”她又馬上補充說，“她都能表現自如。你不會發現她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哈裡伯頓抿著嘴唇，像一個坐堂醫師似的，睿智地問道：“你了解這種精神紊亂的症狀嗎？”“不清楚，”她說著，傷感地搖了搖頭。“我隻知道她受到抑鬱情緒的反複折磨，有時會變得相當多疑。”這跟我印象中的梅雷迪思·富勒頓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她，但她所描述的情況卻和發生在我愛過的那個人身上的遭遇離奇地接近，那些事情我隻告訴過瑪麗薩，也和那個綁架我又把我扔在金門大橋中央的男人曾對我說起過的事情接近。關於傑裡米·富勒頓的遺孀的這番話，阿莉婭·戈德曼顯然是在撒謊，她是借此讓我猜測她究竟掌握了多少我的個人隱私。“那麼，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她的精神狀況——你才不願意談論那天晚上發生在你父親公寓裡的事情嗎？”“是的。在那些情況發生之後，在她不得不經受了那一切之後，我不想再說出或是做出一些可能會帶給她更多痛苦的事情。”哈裡伯頓同情地點點頭，開始澄清下一處她回答我提問時的矛盾表述，儘管都是出自正當的理由，但她說的某些話嚴格來看都不準確。“安托內利先生問你，在開車把富勒頓參議員送回他停車的地方之前，是否曾在中途停下來和他喝過酒。你回答說沒有。那是真的嗎？”“不，”她回答道，看上去很真誠。“我們停過車，在聖弗朗西斯酒店喝過酒。傑裡米，我是說，參議員，他想談談有關富勒頓夫人的事。”“當安托內利先生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你沒有照實回答；原因還是如你剛才所說，是因為你不想再引起富勒頓夫人任何不必要的傷痛嗎？”她報之以感激的微笑，表示同意這種解釋。“謝謝你，戈德曼女士，”善解人意的公訴人說道。“沒有其他問題了，法官大人。”他說著，匆匆朝法官席瞥了一眼。不等哈裡伯頓坐下，我已經站到律師席一角，憤怒地直視著她。“看來，由於你對參議員夫人健康狀況的關心，今天你來到了這裡，並且犯下了一樁罪行——那就是你想讓我們相信的事實嗎，戈德曼女士？”“罪行？”“是的，你在誓言下撒謊。我問你在駕車送參議員回到停車地點時，是否在什麼地方停過車，你說沒有。那叫做偽證，戈德曼女士；如果你以前沒聽說過，那麼請聽好，做偽證是一種犯罪行為。人們會為此而坐牢，戈德曼女士。”她微笑起來，那樣子就像一位母親完全能夠理解小孩子的沒頭沒腦。她用溫柔的語調解釋著，讓這種訓練有素的寬容來掩蓋住內心的詭計。“我並不是有意撒謊。我以為我們停車喝點東西，確實並沒有什麼大礙。就像我試圖解釋的那樣，富勒頓夫人已經遭受了那麼多痛苦以至於——”“在暫時休庭時，當陪審團離開這兒以後，你去哪兒了？”我突然問道。“哪兒也沒去，”她感到有點意外。“我就待在這兒了。”“與哈裡伯頓先生交談，對不對？”“是的，”她緊緊盯著我，回答道。“你們特彆談過某些事情嗎？”哈裡伯頓欠起身子要站起來，但是他想了想，又坐下了。“是的，”她說著，眼睛突然睜大了。“他告訴我，不應該隱瞞任何事情，要講出全部真相，不管那會傷害到誰。”我看著她，臉上露出微笑。“他剛才真的那麼說了？他以前沒告訴過你嗎？”這一次哈裡伯頓沒再猶豫不決。“反對！”他大聲喊道，從椅子上蹦了起來。“收回提問，”我說著，揮手示意哈裡伯頓坐下。“那麼，”我不做任何停頓繼續問道，“你和公訴人現在已經決定說出真相——全部真相——不管那會傷害到誰——對嗎？”我用一種懷疑的腔調要求她回答。她被我無禮的暗示激怒了，大聲叫起來：“我不需要一個律師給我上一堂關於誠實的課！”“那麼，你隻要告訴我們，”我反唇相譏，“傑裡米·富勒頓那天晚上打算和你談什麼？你們在聖弗朗西斯酒店停車，隻是因為他想和你談談富勒頓夫人的事情嗎？你不是這麼說的嗎？”她終於爆發了。她用力抓住椅子扶手，把身體向上繃直，直到她的身體幾乎懸空。“夠了！”她厲聲喝道。“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一切，如果你真的不在乎誰會受到傷害，那我就告訴你！傑裡米希望談一談。他想談談情況怎麼會變得如此無法忍受。他想告訴我他已經作出決定，不管結果如何，他都要離開她。他打算和她離婚，安托內利先生！他打算同他的妻子離婚，然後跟我結婚！”我腳下的地板好像塌陷了下去，嘈雜聲像一堵堅硬的黑牆把我埋在了下麵。我本能地朝法官席望去。湯普生坐在那裡，麵無表情，像是靈魂出了竅似的。突然，他眨了眨眼睛，迅速地環視法庭四周。他猛烈地敲打起桌上的木槌，聲音越來越大，直到它最終完全壓住了人群中的喧囂。“如果不得不那麼做的話，我會把你們驅逐出法庭的！”他想讓人們感到震懾。我整理著自己的思路，等待著人群中零星的低語逐漸消失。接下來該問阿莉婭·戈德曼些什麼，我也沒有把握。但是，看到她沾滿淚水的臉龐，我知道我不能就此罷休。“你沒從歐洲直接回來，是吧？”“是的，”她回答時還在顫抖著。“你在那兒又待了幾天，和傑裡米·富勒頓在一起，是不是？”她在椅子上坐定，用手背擦擦眼睛。“是的。”“這不是你第一次和他單獨在一起，是不是？”“是的，”她一側臉上的淚痕開始乾了。“你們之間的暖昧關係已經保持一段時間了，是不是？”她搖搖頭，似乎表示有些事情我並不了解。“我不想陷入婚外戀。那是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徹底地、絕望地愛上了他。而他也同樣愛上了我。”“那麼這件事是在多久之前發生的？”我追問道。“我們相愛有一年多了，”她說著，好像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愉悅，再也不用去掩飾自己的感覺了。“因為那個緣故，你碰巧知道了富勒頓夫人的情況，如你剛才所說，精神紊亂——有時非常抑鬱，有時又非常偏執嗎？”“是的，是傑裡米告訴我的。她的那種狀況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了。那也是傑裡米一直沒有打算離開她的原因。”我重又進入狀態，捕捉著她的每一個字眼，在她回答完畢之前，準備好下一個順理成章的問題。“但是你剛才說，他那天晚上告訴你，他打算和妻子離婚並且跟你結婚。”“情況發生了變化。”“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我還沒來得及加以思考之前，我把她的話重複了一遍。“是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剛剛發現我懷了他的孩子。”湯普生又一次敲起了木槌，但是這一次就如同泥牛人海。法庭裡一時人聲鼎沸，記者們都想第一個衝出去報道這個自傑裡米·富勒頓被殺之夜後最大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