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後座光線模糊的角落裡坐著一個男人，他狠狠瞪著兩隻細小的眼睛打量著我。那雙眼睛綴在他邡張渾圓的胖臉上，看上去就像是正漂浮在厚重的眼瞼之下。我從來沒見過這個人，可他堅持要我不必驚慌。“我隻是想和你談談而已。”我滿臉驚訝地望著他。他的西服上衣沒係扣子，自襯衫從中間鼓了出來，蓋住了他的腰帶。他的肚子太大了，以至予搭在上麵的整條領帶，就像是用餐後忘了取下的掖在領子裡的餐巾。看著他的大塊頭，那一刻我居然忘記了自己是被武力脅持囚禁在他車裡的。“如果你有話要跟我談，就給我的辦公室打電話預約。現在，告訴你的司機停車，立刻讓我出去！”他的臉色沒有絲毫的改變，或者更確切地說，從他的臉上仍然看不出任何表情。或許對他來說，流露任何表情都會是件極為費勁的事兒。看看他那張臉，那雙眼睛被重重疊疊的眼瞼所吞沒，幾乎看不到了；而透過那張多肉的嘴，讓人幾乎沒法捕捉到一絲笑意，無論是善意的，抑或是惡意的。“放鬆點兒，享受一下這段行程的樂趣吧，”他建議我道，“我們沒多遠的路要走。”我的心一直在急劇地跳動著，大腦也在飛速地運轉。即使我能夠讓自己放鬆下來，我也不打算那麼做。我要保持這種憤怒的情緒，因為我不知道如果不這麼做，又該怎樣克製我的恐懼。它正沿著我的脊背徐徐向上蠕動，試探著、猛力拉扯著我的神經。“那麼好吧，”我的聲音半似喊叫，“你想要跟我談什麼？”“關於傑裡米·富勒頓，”他費力地喘了一口氣氣，回答我。“還有你，安托內利先生。”他看起來幾乎是靜止不動的，兩隻手交叉著放在大腿上，惟一的動作隻是不停地令人厭煩地交替繞動著他的兩隻大拇指。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我可以掐住他的喉嚨，擠出他的最後一口氣。透過眼角的餘光，我發覺先前把我推進車裡的那個方下巴的家夥坐在前排，正從後視鏡裡密切地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你到底是誰？”我堅持要他作出回答，並竭力使自己保持勇氣。他緊閉著嘴巴，呼吸的氣流穿過鼻孔，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響，像是在吮吸什麼似的。“讓我們不妨這麼說，我是一個饒有興趣的旁觀者。”“那麼你究竟觀察到了什麼？”“人類的行為。這是個令人著迷的話題，你不這麼認為嗎，安托內利先生？比方說，你個人的行為。那些隻是從大致勾勒你個人經曆的寥寥數語裡了解你的人們，會認為你已經過上了相當令人羨慕的生活：一個極為成功的律師，以從未輸過或者說幾乎從未輸過任何一場訴訟而聞名。然而，你到了這兒，到了舊金山這個地方，接手了一樁我們彼此都清楚你沒有機會獲勝的案子。它是你的一種處事方式，是不是這樣，安托內利先生？把事情推到極限，去承擔風險，隻因為它是彆的大多數人不會去做的事情。你不想使自己看起來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是吧，安托內利先生？你想讓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與眾不同。你從沒結過婚，儘管我們彼此都知道，你對女人很有吸引力，是不是這樣？你曾經訂過婚，可是事情的結果很糟糕，是吧？”這會兒我著實憤怒起來，恐懼與我此刻的憤怒情緒沒有關係。“關於我的這件私事，你知道些什麼？”“我了解那件事，哦，非常不幸，那個和你訂過婚的女人目前正處在公共慈善機構的照料之下。我對你說過，安托內利先生，我是個饒有興致的旁觀者。”他的大拇指停止了那種神經質的有節奏的交替繞圈，兩隻手軟塌塌地搭在大腿上。他轉過臉去，朝窗外看了一會兒。我們剛好到達了一座山頂。金門公園蔥鬱的綠色輪廓在遠處的山腳下向海洋延伸開去。“在挑選陪審團成員期間，你提過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還記得嗎？”他發話提問的同時，那雙半遮著的小眼睛漫不經心地朝彆處掃視了一下，又把視線拉回到我身上。“你問其中的一個人，他認為是誰殺死了約翰·肯尼迪。我認為這個問題效果顯著。”在幽暗的陰影裡，他的輪廓是一係列有序的圓圈，每一個圓圈都比頭一個大。他似乎不可能到過法庭，要是他去了，即使我不審視每個到庭的人的麵孔，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這張臉。“你一直在觀察庭審？”我問他，假裝那最多是出於某種適度的好奇。“我們一直在關注庭審的進行，”他的語調在我聽來很是奇怪，就好像他覺得很開心，可同時也有點兒委屈，因為我們彼此所了解的東西居然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無論我曾經多麼懷疑過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告訴我的那些事情，無論我曾經多麼遲疑地去相信有人一直在跟蹤他以及我也同樣處於危險之中的那些話，現在所有的懷疑和猶豫都完全消失了，被眼前這一毫無疑問的確鑿事實所戰勝——那就是，坐在我對麵的這個大塊頭，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要對伯格多諾維奇的死負責，或許富勒頓的死他也同樣有份兒。“你知道為什麼那個問題特彆有效果嗎，安托內利先生？”他的每個字眼都在黑夜裡傳出悠長的回音。“因為自從你在達拉斯提問的那天起，這個國家的人們都開始相信，在發生的每件事情背後——每件從表麵上看屬於‘偶然的暴力行為’的背後，我相信你是這麼說的——一定存在某種共同的陰謀，它能解釋事件為何發生。”“你是在試圖告訴我並不存在某種陰謀對嗎？你是在說富勒頓的死是一樁偶然的暴力行為嗎？”“我在這兒並不打算告訴你任何事情，安托內利先生。我不知道是誰殺死了參議員，而且坦率地講，對此我也毫不關心。你我都知道傑裡米·富勒頓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在猜測。他並不知道我對富勒頓了解多少，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對富勒頓是否一無所知。是不是這樣呢？“我恐怕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回答，同時做出無動於衷的樣子。他注視著我，臉上帶著一種公然的輕蔑，這是他剛好能夠展現出來的一種表情。“我希望我們能進行一次嚴肅的談話，安托內利先生。你留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我確信你是一個認真的人。請相信我的話，如果你打算把我當做傻瓜來對待，那麼你將一無所獲。請記住，我可不是傻瓜，安托內利先生。”發出這番警告之後，我的這位不知姓名的同行者向前探了探身子，在司機的耳邊低語了凡句。汽車在下一個拐角處向左轉彎，開上了一條在一長溜柏樹遮蔽之下的雙行車道，從太平洋上空掠來的風把這一溜柏樹都吹彎了腰。這兒就是金門公園的入口。“你知道所有和傑裡米·富勒頓有關的事情，安托內利先生。彆試圖給我相反的回答。是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告訴你的。為什麼還要不厭其煩地去否認這個事實呢？我們知道你跟他談過，我們也知道你曾在他的店裡跟他會過麵。你去過那裡啊，安托內利先生，就在伯格多諾維奇死於那起不幸事故之前你在那兒待過。”“事故！”我喊道，“你告訴我不要把你當傻瓜，而你卻好像是毫不猶豫地把我當做了一個傻瓜！”我麵前這張沒有表情的臉仍然不動聲色，至少我捕捉不到任何變化。他做出的惟一明顯的反應隻是閉上雙眼，慢慢地搖了搖頭。“或許那不是一起事故，”當他再次睜開眼睛時說道，“但是，假如他是被謀殺的，我肯定和那件事沒有牽連。伯格多諾維奇不會威脅到任何人。他又能做什麼呢？把他告訴你的那些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說傑裡米·富勒頓曾經從俄國人手裡拿過錢？假如他那麼做，什麼人會相信他？他又能拿出什麼像樣的證據來呢？”他忽略了最明顯的事實。“你已經發現了真相，”我提醒他說，“那可不是伯格多諾維奇告訴你的。關於那些事兒，在莫斯科克格勃的檔案裡都保留著記錄。”他倒吸了口氣，鼻孔張得大大的。似乎出於恩賜，他動了動濕漉漉的嘴唇。“如果曾經有過任何此類記錄的話，”他很得意地說道，“我想你不妨假設它們已不再存在。”一條比砌好的步行小徑寬不了多少的道路，通向一片開闊的綿延起伏的草地和一處經過精心雕飾過的觀賞林。極目向正前方遠眺，在最遠的一端，一排排空無一人的木長凳從一個巨大的環形帶狀物的前方向後依次排開。向左望去，落在最後的寥寥數人正從灰色的石頭建築裡走出來，那是水族館和自然曆史博物館的所在地。加長轎車靜靜地滑動著停了下來。“不過我敢打賭，直到富勒頓死後，那些檔案才被毀掉，對吧？因為直到他死時為止，那些檔案對每一個想要破壞掉所有可能使富勒頓成為總統的機會的人來說，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是這樣吧？”他惡狠狠地盯著我，那種我幾乎已經忘掉了的恐懼感再次襲上我的脊背。“殺死傑裡米·富勒頓的人幫了所有人一個忙。真相總會大白於天下的——所有的一切。那麼，到那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它不會像其他任何一件政治醜聞；他不可能隻是引咎辭職，然後幾年以後——或許隻是幾個月以後——”他又加上一句，眼睛裡閃動著一絲快意。“為自己的輕率而道歉，繼之先是得到公眾的諒解，然後是新一輪廣受歡迎的認可。不，他的問題完全不同。富勒頓將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而且會以那些隻有上帝才聽得懂的證詞，對他進行一次審判，然後他將被投入監獄。你認為那一切將對這個國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但是現在，幸運的是，我們已經免除了那一連串的損傷連同所有那些不必發生的令人不快的事情。他死了。現在對任何人來說，想要弄清楚他究竟是何許人也，又有什麼好處呢？因為即使沒有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個人的主觀臆測——那種純粹的暗示認為傑裡米·富勒頓可能為了金錢而出賣過他的國家——都將導致極大的危害。那種事情能擊垮很多人，安托內利先生。你肯定知道它的後果。那將毀掉他的妻子，他的朋友們，還有那些相信他的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解決它的最佳方法就是順其自然，你不這麼認為嗎？”我轉過臉，審視著眼前這個陌生人；我知道自己永遠無法信任他，並對他說出任何事情的真相。“你們在聖弗朗西斯酒店門前抓住我，不會就是為了告訴我，現在富勒頓死了，我們應該掩蓋關於他的事實真相，這樣就不會有什麼人的感情遭到傷害。”“我想和你談話的目的，安托內利先生，是為了讓你明白，在你為傑裡米·富勒頓謀殺案做庭審辯護時，如果以某種更大局化的視角去看待問題，某些人將會對你非常感激。”我凝神注視著他，想從他的眼睛裡搜尋到答案。“你提到的那些將會對我非常感激的人，包括白宮的人嗎？”他沒有回答，但是這無關緊要。即使他否認這一點，我也不會相信他的話。白宮是幕後操縱者，整個事件的始末都在它的掌控之中。“你會輸掉官司的，安托內利先生。這你肯定知道。你是個很棒的律師，不會不知道所有的證據都不利於你的當事人。你肯定會輸，重要的是你怎麼輸掉這樁辯護。你提過的那個問題——關於肯尼迪暗殺事件的問題——那種事情通常會讓人們感到不舒服；那會讓他們開始探究事情的原委。必須停止此類舉動。以你喜歡的任何方式進行辯護；但是如果你不給任何人好處——那就等於在極大地傷害你自己——如果你繼續使用那些沒有任何證據的關於陰謀和掩飾真相的主觀論斷。”“極大地傷害我自己？”我瞥了他一眼問道。他又一次在司機耳邊低聲說了些什麼。汽車再次出發，幾分鐘之後我們已經開出了公園，朝大橋一直駛去。“我不知道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死是事故還是謀殺，而且如果不是那個年輕人現在正為傑裡米·富勒頓的死而受到審判，我甚至對殺死他的凶手還一無所知。不過，彆犯錯誤，安托內利先生：如果你隻做好自己的工作，讓法律正常運行它的程序，某些人將為你的行為而慷慨解囊；但如果你拒絕做你該做的事情，這些人也將會毫不猶豫地讓你為自己的行為受到懲罰。”“換句話說，”我說話的時候，覺得嘴已經乾澀，“你與富勒頓的死，抑或是伯格多諾維奇的死都毫不相乾，可是你卻不會介意殺掉我，對嗎？”他把頭往後一仰，大笑起來。“你很有概括的天賦，安托內利先生。”那冷酷的笑聲漸漸減弱，車裡又安靜下來，他筆直地注視著前方。我既不知道我們要去哪兒，也不知道到達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直到我們開始駛過金門大橋，他才開口說話。“死亡，作為一種懲罰，被其自身過分地誇大了，你不這麼認為嗎，安托內利先生？”他問道，好像我們是在進行一場友好的晚餐交談。“倒是死亡的方式非常重要，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嗎？探究某個人最懼怕什麼，哪種等待死亡的方式會讓他甘願做任何事，包括殺掉他自己，或者可能是殺死彆的什麼人，來逃避那種垂死的痛苦。這才是死亡的核心所在。你讀過奧威爾的《1984》嗎？記得溫斯頓對老鼠的恐懼嗎？還記得大哥仔利用他的恐懼對他做過什麼嗎？”他轉動著眼珠，直到又把視線集中在正前方。“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平靜地加了一句。司機把加長轎車開到了外車道的邊緣，然後開始減速。“你害怕什麼，安托內利先生？”我沒有回答，而我認為我看到一絲微笑蕩漾在他那張凝膠狀的大臉盤上。當我們的車減速緩緩前行的時候，其他車輛從我們身邊疾馳而過。我竭力掩飾住內心的恐懼，可是我越努力這樣做，就越是感到害怕。“很多人患有恐高症，安托內利先生。你對此有所耳聞嗎？”他一邊問，一邊又把頭轉向我。“他們能沿著一條直線走上幾英裡；他們具有很好的平衡能力——但是一旦把他們放在懸在空中的平麵上，即使那個平麵像人行道那麼寬，他們也會認為自己每一秒鐘都可能會跌落下去。我沒有恐高症，但我並不是想要對此輕描淡寫；我同樣有我自己害怕的事物——每個人都有。要我承認嗎？我最怕什麼？被活埋。想到這個字眼就會令我渾身顫抖。”汽車停了下來。我這邊車門的鎖突然猛地被打開了。我們停在橋的中部，腳下幾百英尺深的地方是海灣冰冷漆黑的水麵。我旁邊的有色車窗玻璃滑下來一半，窗外的風抽打著我的一側臉頰。“你害怕登高嗎，安托內利先生？”他詢問的語氣中帶著一種可怕的了然。我對自己的怯懦感到憤怒而不是光榮，這種感覺促使我拒絕告訴他實情。“不，我不怕，”我回答道，儘管我心裡非常清楚他知道我在撒謊。“那麼你是不會介意走完剩下的路了，”說著，他把手伸到我身前，推開了我這邊的車門。“我不打算步行去任何地方。你在哪兒找到我，就得把我送回到哪裡去。”突然，坐在前排的那個一言不發的乘客拔出槍來指著我的臉。我盯著那把手槍，兩手放在明處，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從車裡走出來。一股狂風重重地擊打著我，我蹣跚著使身體保持住平衡。“拿著，安托內利先生，這是給你的，”那個現在已經熟悉的聲音對我說道。他透過打開的車窗伸出手來，那肥大的手掌裡握著一個厚厚的馬尼拉紙信封。“你會輸掉這起案子的，安托內利先生。富勒頓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能幫你勝訴，”就在汽車開始離開時，他又加了一句。“我們會再見麵的，安托內利先生，你可以相信這一點。”我站在那兒，注視著那輛加長轎車的尾燈。就在那時，聽到汽車嗽叭鳴響的聲音。一輛轎車從我身後呼嘯而來，我往後一跳。一走上人行道，我就抓住欄杆，儘力讓神經穩定下來。我知道最好不要往下看，於是我就回望城區。城市離這兒還不到一英裡，但我卻感覺自己好像是在環繞著地球，而地球又在繞太陽旋轉，任何時候這座城市都會轉到地平線下。我朝另一邊望去，在橋的北端是幽暗朦朧的山坡。我開始朝那邊走去，雙手一刻也不鬆開護欄。每一次當風突然間猛地吹過時，每一次當橋因為車輛隆隆駛過而在我腳下震動時，我都會感覺到自己非常緊張。我用中學課本上教的那種常識嘲笑著自己，告誡自己一個懦夫會死上一千次的道理；而我又為這些知識的無用而大笑起來——當你需要用到它們的時候，所有那些知識卻是多麼徹頭徹尾地毫無用處呀。從我身邊路過的人一定都認為我瘋了：我揮舞著手臂，在風中大聲喊叫著，惱怒於那個抓我的男人又痛恨自己被某種更甚於死亡的東西所威脅，也為自己的怯懦而生氣——沒有它，那些威脅都將無法奏效。憤怒集中了我的思緒，使我思考著某些事情，而不是去琢磨自己這會兒多麼害怕：我走在高高的空中，裸露在汽車之外，腳下的橋一直在晃動，還被風吹得如同翻騰的巨浪一般來回搖擺著。我要報複，我要讓那個肥胖的家夥知道，經曆最可怕的恐懼是什麼滋味。我開始看到自己手拿一把鐵鍁，正往他的墳墓裡填土，甚至聽到了當他知道自己即將被活埋，用赤裸的雙手拍打著棺材蓋時發出的聲音。在這一番複仇的生動想像裡，存在著某種發泄的快感。我的感覺比這之前好多了。我開始加快腳步，過了一會兒，我甚至找到了自信，可以鬆開手不扶欄杆了。風也減弱了，當我快要到達橋頭的時候，那種令人嘔吐的眩暈感最終也停止了。我一下橋，就搭上了一輛過路的卡車。司機是個有些年紀的男人，因為很少遇到穿西裝紮領帶的人搭便車，他認為一定是我的車出故障了。他堅持要把我送到家門口，於是我給他指著路，開到了現在我有時在那兒過夜的房子前麵。瑪麗薩聽到卡車開過來的聲音，來到門前。我從卡車裡出來時，她站在那裡，眼睛裡充滿了笑意。“你出什麼.99liｂ.事了？”當我向那個老人道彆時，她笑眯眯地看著我淩亂不堪的樣子問道。我們走進屋裡，她給我倒了杯喝的東西，我開始把發生的一切講給她聽。我的敘述不比簡單的背誦多什麼內容，我並沒有說起我當時的感覺。我不想對她承認我曾經滿懷恐懼。用一種我希望她看待我的方式來看自己，我開始認為自己不為活命而乞求，已經有點兒接近勇敢的邊緣了。“你肯定被嚇得魂飛魄散了！”當我說到我以為他們打算殺掉我的那段時，她大叫起來。既然事情已經過去，而我也安然無恙，那種我曾與之努力抗爭的恐懼似乎也不再那麼真實。“我很憤怒，主要是那種情緒，”我回答說。她側著頭，就像每當她在腦海裡考慮某件事情時那樣。她的眼睛似乎想要把我拉得更近些。“你生自己的氣是因為你感到害怕，還是因為你覺得發怒是當時惟一能使你克服自身恐懼的辦法？”她想要的不是一個答案，那並不是她發問的原因。她是希望我能明白，在她麵前我什麼也不必隱瞞；或許她也是在告訴我，就算我想要那麼做，我也瞞不過她的眼睛。“他給你的那個紙袋裡裝著什麼東西？”瑪麗薩指著擺在我麵前的餐桌上的那個馬尼拉紙信封問道。從這個紙袋到了我手裡之後，我還沒去想過這個問題。我沒查看過紙袋裡裝著什麼，甚至也沒有猜想過裡麵可能會有什麼東西。此刻當我把它打開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幸好在這之前我沒有這麼做，否則，它隻會增加我當時的恐懼。“看看吧，”我一邊說著，一邊把紙袋裡的東西全倒在桌子上。原來是些照片，很多張，而且每一張上都有我的鏡頭。僅在一瞬間，我們就發現了這些照片拍攝的時間順序。我把它們依次排開，時間最早的放在開頭，近期新拍的擺在最後。“從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起，我就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了，”我說著，示意她看第一張照片，“對，就是從我正式成為這個案件的辯護律師那一刻開始。”這些照片拍下了我在薩特街那座高樓前出現的畫麵，阿爾伯特·克雷文的辦公室就在那座樓裡；也有我出入聖弗朗西斯酒店的情景；更讓人心生不祥之感的是，我在街上和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兩次交談居然也被拍到了；他們甚至還拍下了那天我們駕著克雷文的遊船出海的鏡頭。“我做的每一件事，去過的每個地方，他們都了如指掌，”我忍不住搖搖頭。“他們還拍了鮑比家的房子，再看這兒，”我用手指點擊著一張黑白照片，拍攝的時間還不到一周。“他們還有一張咱們倆一塊兒站在外甲板上的照片。”還有兩張照片是在我到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湍的店裡去見他的那個晚上偷拍的：一張拍到了我走進門去，另一張上我正要離開。“他們想通過這些照片，告訴你些什麼呢？”瑪麗薩問我。“無非是說，他們也隻不過讓我僥幸逃過一劫罷了，”我頗為激憤地聳了聳肩，回答道。她使勁搖了搖頭。“不，你難道看不出來嗎？他們知道你在哪兒。如果他們就是引爆炸彈的那些家夥，那他們為什麼要一直等到你離開呢？或許他們是在暗示你那件事情的真相——或許殺死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另有其人？無論事實與哪一種推測相吻合，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那些家夥並不想讓你死。”她朝堆了一桌子的照片揮了一下手。“這些照片除了能證明他們原本可以在任何想要乾掉你的時候動手之外，又能證明什麼呢？那麼問題就在於——如果他們可以那麼做，為什麼卻遲遲不下手呢？”我想，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我被乾掉的話，法官就不得不宣布這是一場無效審判。於是，就會有另一個律師繼續經辦這個案子。每一個程序都不得不重新開始。但是，那時的情況還遠不止如此。那將成為另一樁謀殺案，遇害的律師生前曾聲稱傑裡米·富勒頓謀殺案的凶手另有其人，而且某個有權勢的大人物與富勒頓的死難脫乾係。那時，一場調查將會立即展開。”瑪麗薩仰起頭來，咬著嘴唇。她的眼睛裡充滿擔憂的神色。“他們不想殺你，隻是想恐嚇你。他們的目的在於迫使你去琢磨他們的舉動，而不是去思考如何麵對審判。他們更希望的是你為打贏官司之後可能會發生的事情而焦慮，而不是為那個男孩敗訴之後的前途而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