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城市震顫的噪音和光怪陸離的色彩所裹挾，我覺得自己好像剛從長達一周的睡夢中蘇醒。多少天以來我所做的就是側耳傾聽，努力從證人的話語中找出其意義所在。話語是反映捉摸不定的思想的看不見的符號，就像闖到網裡的幽靈一樣被捉住。當你試圖記住這個證人的話語，以使你可以和他的其他話語或其他什麼人的話語相比較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第一次聽到這些話時的清晰感覺已消逝得無影無蹤。我厭倦了傾聽，厭倦了去運用這些話語。我邁步快走，卻沒有想好要去的地方。我惟一的目標就是離開法院，越遠越好。我想把審訊從腦子裡清除掉；我想要忘卻發生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去想證人們所說的和將要說的話。很難斷定哪種情況更糟：把已經說過的話過濾了一遍又一遍，琢磨著怎樣才能把這些話在更好的時機說出來；或者在腦海裡一遍又一遍地呈現所要問的問題的無窮儘的變化形式，還有到庭的人可能給出的各種答案。問完這最後一個證人，就該輪到我為當事人辯護了。我所擁有的一切就是被告，以及一個令我難以證實的想法，那就是，應該對謀殺負責的另有其人，這個人有權有勢，而且他的野心麵臨來自傑裡米·富勒頓的威脅。我不停地走著，一個街區又一個街區，跟隨著人流，我不去想這是哪裡或者我要去哪裡。突然，我停住了，不知是被直覺指引還是完全的巧合，我正好站在被火燒過後的那堆廢墟的街對麵。一周前就在那兒我曾眼睜睜地看著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在那場可怕的爆炸中喪生。一塊臨時夾板豎在前麵用作路障，以防路人被掉下的殘餘物砸傷。工作人員正在後麵忙著清理現場。我躲閃著來往的汽車走到街對麵，看著工人們忙碌的身影，我努力回憶起那天傍晚我來時這座房子的模樣。伯格多諾維奇當時就隱藏在黑暗裡等待著我的出現。我的眼睛追尋著我們到商店後麵時走的那條路，我看到了儲藏室門旁邊的那個小房間。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門還在，雖然是被一個破鉸鏈懸在門框上，但還跟以前一樣豎在那兒。那是惟一剩下的東西，在它周圍的一切都化作變了形的鋼筋和碎石瓦礫之後，那是惟一逃過這場劫難的東西。這就像在看一張照片，照片上被龍卷風掃蕩之處，一切都被夷為平地。可令人無法解釋的是，一個磚砌的煙囪還兀立在那個地方。煙囪下麵的房子卻不見了蹤影。聽到有個聲音在喊叫，我意識到這是在叫我，一個戴著安全帽的魁梧男子站在一堆蓋滿灰塵的碎磚旁邊，他一隻手指著半空中那個蒸汽挖掘機的大鏟子，用另一隻手示意我離開。我揮了揮手，表示知道了他的警示，轉身走開了。就像那天傍晚一樣，在街角處等綠燈的時候，我又往後看了看。那一幕似乎又重現眼前：橘紅色的火球躥到空中；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在那一刻似乎要讓城市的塵囂永遠沉寂；還有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死於非命，這種冷酷無情的死亡隻有戰爭中才會發生。伯格多諾維奇死了，就像我不知道是誰害死了傑裡米·富勒頓一樣，我也不知道是誰殺了他。儘管伯格多諾維奇堅信殺死富勒頓的那個人一定也想讓他死，儘管我也有這樣的懷疑，但我仍無法確定是否同一個人要對這兩起謀殺案負責，或者在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在沿街繼續前行時，我無法驅除一種模糊的感覺，那就是：我忽視了某些事情——並不是我沒有證實的什麼事實，而是一些基本的東西：看待事物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視角，某種我沒有想到過的、可能會使所有的事情呈現頦的意義的思維方法，它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揭示事情的意義。就像努力回憶一張隻見過一麵的臉龐，或者一個已有多年沒有聽到的名字：這種奇怪的感覺就像是，你確切地知道某個事物，就是因為你記不起關於它的任何事情了。我疲憊至極，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我回到位於薩特街的辦公室，想告訴鮑比煩擾我的那些不確定的感覺。但當他從辦公桌上一抬起頭來，我就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他有事情要先告訴我。“裡奧納多·列文死了。”鮑比邊說邊難以置信地搖著頭。我跌坐進他桌前的椅子。“怎麼回事兒？”鮑比向前傾了一下，雙肘撐著身子，朝電話點點頭說。“列尼（列文的昵稱。）讓我今天給他去電話。上次我們談完話後我給他打了電話，記得嗎？我說了伯格多諾維奇告訴你的關於富勒頓的事。列尼說他認識白宮裡一些他認為可以信賴的人。他說他會查一查他們是否知道這件事。”我的嗓子發緊，嘴唇發乾。“有人謀殺了他？”鮑比並不知道詳情。“昨天深夜，他離開飯店時被車撞了，地點是喬治鎮。”“是一起撞車逃逸的事故，是嗎？”我問，出於某種原因，我當然是對的。他朝電話點了點頭。“他們就告訴我這些。”“這是謀殺，鮑比。他給白宮打了電話，告訴他們關於富勒頓的事。而現在他死了。與殺死伯格多諾維奇的原因相同，是他們殺死了他。有人知道富勒頓，這位與總統同一黨派的人是個俄國間諜的事實，這讓他們承受不了。”我看出了他眼裡的疑惑，我並不能因此而責備他。“是的，”我邊說邊站起來，“我不能證實這件事，我什麼也證實不了，但我說的沒錯，鮑比，我知道我說的沒錯。”突然我又想到了一件引起我警覺的事。“他不會說出關於你的任何事情吧？無論他告訴白宮裡的什麼人——他不會告訴他們是誰告訴他關於伯格多諾維奇的事吧？”“不會，”鮑比回答說，他對我對他的關心報以微笑，“列尼說他沒把我的名字告訴任何人。”“你知道他跟誰講過這件事？”“不知道，我隻知道他有一兩個他信賴的人。”我們互相盯視著對方，在沉默中，我知道鮑比已意識到有人背叛了裡奧納多·列文，隻是因為他信任鮑比，現在他死了。“是我讓你打電話的，”我提醒他，“是我想弄清楚關於這件事白宮知道了些什麼。”鮑比轉過身，眼望著窗外，手擱在腿上。天空萬裡無雲，一片蔚藍，在海灣對麵，伯克利山在初秋下午的陽光裡閃爍。“在我們一起上大學的時候，我絲毫未注意過他。我忙於自己的生活，根本沒有時間理會那個在洗衣房裡於活的孩子。事實上，直到若乾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叫做什麼。那是在他當上國會議員以後，他讓我猜猜他是誰。開始我真覺得好笑，這個我毫無印象的家夥竟然記得關於我的很多事情。然後我開始回想以前的事情，開始和他見麵，不是把他當做當年在洗衣房裡乾活的那個孩子，而是一個人，一個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完大學，又努力成為一個重要人物的人，現在他比我重要的多。但他仍然像以前那樣看待我。那天晚上，你聽見他說的話了，”鮑比說著，回頭看了看我。“你本該聽聽在電話裡我告訴他伯格多諾維奇說的關於富勒頓的事情後他是怎麼說的，聽了他說的話，你會認為是我幫了他的大忙。還記得他說的關於富勒頓是個大騙子的事嗎？這件事就是一個例證。對列尼來說，這意味著他對富勒頓的憤恨並不是出於嫉妒和對自己的失望。富勒頓是個叛國者，我認為什麼事情也不能阻止列尼將此事公之於眾。”鮑比在椅子裡前後搖晃著，思忖著裡奧納多·列文和他們倆各自所走的生活道路，以及兩條道路最終彙合在一起的奇特的方式。“噢，我差點兒忘了，”鮑比在我轉身離去時說，“阿爾伯特要我告訴你，州長辦公室來電話，州長想見你。”“要在幾點？”“今天晚上六點半，在你先前住的那家飯店。他正在城裡辦事，”鮑比解釋道，“我就知道這些。”鮑比繞過桌子走過來，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很抱歉，把你卷進這件事兒，”他不安地說。“你沒有必要道歉，”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聽起來充滿自信，“還有，並不是你讓我卷進來，而是我自己卷進來的。”鮑比看著我的眼睛，微笑著說：“也許你並不像我原來想像的那麼聰明。”在我走到門口時鮑比說：“聽著，喬，我剛才說的是真心話。你就像是我的弟弟，我不想讓你出什麼事。關於列尼的事我不知道你說得對不對，我隻想讓你小心點兒。我並不是在告訴你該怎樣做，隻是希望你彆作無謂的冒險。”我在辦公室一直待到六點多，試圖在腦海裡過一遍對最後一個證人的問話，但我無法集中精力。我一直在想著裡奧納多·列文和他那種強烈的仇恨——無法用其他的詞來描述——他痛恨那個人，因為那人贏得了他認為本該屬於自己的位置。有誰的生活在與傑裡米·富勒頓接觸後，沒有變得糟糕透頂呢？他的妻子愛過他，但他對她做了什麼？她因他的不忠而備受折磨。她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他最終會回到她身邊這類多半帶有欺騙性的想法。令人驚異的是她接受了事實，接受了一個負心漢。也許他過去一直是這樣的，看起來她好像因此而更愛他。我不知道梅雷迪思·富勒頓是不是我見過的最偉大的女人之一或者隻是個傻瓜，但有一件事我確信無疑：她總是忠實於他，就像這麼多年以來她總是忠實於她自己一樣。所有其他的人，包括不幸的裡奧納多·列文，都由於富勒頓的所作所為或決定要做的事而被迫重新給自己定位，至少部分地重新定位。他們沒有給自己留下多少尊嚴，難怪他們對他恨之入骨。六點一刻我搭乘出租車抄近路到了聖弗朗西斯酒店。我穿過大廳的時候，瞅了一眼酒吧的入口。湍最近幾個星期我習慣於在那兒喝上兩杯，直到深夜，才上樓睡覺。在一排銅電梯門前，我拿出寫有房間號碼的紙條看了看，然後把它塞回口袋。到了州長所在的樓層時，我看了看表，六點二十九分。我整了整領帶，拉了拉西服的領子，然後敲門。一個三十多歲，淺棕色亂發從頭頂中分的瘦削的年輕人開了門。“進來吧，安托內利先生，”他說。他單調的、略微帶點鼻音的聲音讓他聽起來像一個勢利小人。他踱到了一邊，既未伸出手，也沒作自我介紹。房間很大，但一片混亂，像是剛結束了長達一周的狂歡派對。濃重的煙酒味彌漫在整個房間。咖啡桌上的煙灰缸裡堆滿煙蒂，揉得一團團的雞尾酒餐巾和裝滿冰水的玻璃杯散放在鑲著鉻麵的吧台上。“州長剛才會了幾個朋友，”年輕人解釋說，同時擠出了一個轉瞬即逝的微笑。“想喝點什麼？”我坐在淡黃色的沙發中央，臥室的門開著，從這裡透過窗戶可以看到聯合廣場，沿著狹窄的街道，還能看到遠處的海灣大橋。那個年輕人站在吧台邊，拿起一隻很顯然是他剛用過的杯子，手腕輕搖，晃動著杯裡的冰塊。“州長想知道為什麼你讓他收到了法院的傳票。”我慢慢地抬起頭，直到能直視他的眼睛。“我很高興有機會告訴他。”他的眼睛眨都沒眨一下，也沒把眼光移開。他雖年輕，也是個重要人物。如果我傻到不知道這個事實，那可不是他的錯。“恐怕州長最終沒法見你了。”他說，不帶絲毫歉意。“你怎麼稱呼？”我邊問邊從沙發上站起來。“卡瓦諾，理查德·卡瓦諾。我是州長的行政助理。”“好吧，迪克（理查德的昵稱。），我來這兒，並不是因為我想見州長，我來是因為你們打電話說州長想見我。”“遺憾的是，州長的日程安排在最後一分鐘有了改變，他讓我代為接見。”他的話我當然一個字也不相信。“你們會被法庭傳喚，卡瓦諾先生。”我回答說，並朝門口走去。“我並不想跟你談什麼，你們的州長下周可以見到我——在法庭上。”“告訴我，安托內利先生，”他在我打開門時說，“希拉姆·格林真的告訴過你州長是個‘忘恩負義的雜種’？甚至從沒給他寄過聖誕卡？”我回頭，看到一絲嘲諷的微笑正掠過他有點歪斜的嘴角。“你可能還沒走到他辦公室前的人行道上，他就給我們打來電話。他要確信我們首先是從他那兒得到消息，特彆是他講的關於州長的話。那天你讓他高興極了，安托內利先生。他有了顯示自己重要性的機會，首先是對你，然後是州長。希拉姆·格林再也得不到多少那樣的機會了。真奇怪。州長竟然還記得他的名字。”我微笑著回答：“從我聽到的關於州長的所有的事情，我也是感到奇怪。”當我乘電梯回到大廳時，我對自己所使用的方式的氣惱已開始消解。我考慮著如何向瑪麗薩描述剛才發生的事。我知道她會覺得有些可笑，並會讓我也這麼認為。她會讓我想起當我和州長那個令人難以容忍的助手一樣年輕時，也許犯過同樣狂妄自大的毛病。穿過有大理石柱的大廳，掃視著與我擦肩而過的麵孔，我走到鋪著地毯的前門台階上。在推開門的刹那，我突然改變了主意，我又回到大廳。“和往常一樣？”當我輕快地坐到皮凳上時。酒吧的招待問。我點了點頭，然後問他最近過得怎樣。“還好，安托內利先生，”他一邊回答，一邊調著一杯加蘇打的威士忌。我把十美元放在吧台上。“這是免費贈送的，”他從吧台後麵光潔的不鏽鋼水槽裡拿出一個玻璃杯，然後用毛巾將它擦乾。“好長一段時間沒見了，很高興再見到你。”在酒吧的另一頭，一個穿戴講究的中年男人在喝著酒消磨時光。遠遠的另一邊的桌子旁，有兩個灰頭發女人在閒聊，幾隻購物袋擱在旁邊的地板上。“這個晚上可真難熬，”我邊喝邊說。“再晚一會兒就熱鬨了，”那招待舉起杯子仔細檢查著。“你知道政治上的事。他們正在為州長籌措基金，一會兒就都出來了，”他解釋說，在放下杯子的時候，他聳了聳肩。他好像要去取另外一隻杯子，卻將身子探過吧台湊近我，責備似的對我耳語道：“每當州長進來喝點兒什麼，他們就都進來了；州長喝完煞有介事地離開，他們就都跟著離開。他們是一群跟屁蟲，誰都不想被落下。州長講了個笑話，他們就都發笑。有人說了件什麼事，如果州長不笑，他們就都看著那個可憐的家夥，好像他患了麻風病，我想那個狗娘養的州長是故意那麼做的——像那樣讓人難堪——以便讓每個人都知道究竟是誰說了算。”他站直身子，拿起一隻玻璃杯。酒吧另一頭，那個穿著講究的紳士瞅了一眼手表，把錢放在空杯子旁，然後就離開了。“我本來要投富勒頓的票，”招待邊說邊擦著杯子，“要是他不玩這套把戲。”他把杯子拿在手裡反來複去地看，為自己的傑作而感到得意。“那天晚上他進來的時候，酒吧裡幾乎空無一人。”該去接瑪麗莎共進晚餐了。我不願遲到。我看了看表，站了起來。“什麼？”我突然問道，手緊緊抓著吧台，“你剛才說什麼？”他迷惑地看著我。“你說富勒頓有天晚上來過，哪天晚上？他被殺的那晚嗎？”“是的，當時已經很晚了，大約半夜十二點半，當時這兒已空無一人。”我又重新坐下，往前探著身子：“就他一個人嗎？”“不，兩個人。他們就坐在那裡。”他朝離吧台最遠的那個角落點點頭，那兒比那兩個閒聊的女人坐的地方還要靠裡一些。“他們是兩個人？”“對，還有那個為他工作的人；也就是現在正接替他的位置繼續參加競選的那個人，你知道的，是戈德曼的女兒。”“你能肯定？”“是的，是她，沒錯。她穿了一件長外套，頭發挽了起來，還戴著墨鏡——好像不願讓彆人認出來。我當時並不知道她是誰。後來我在報紙、電視上看到她的照片，我才明白。是她，不會錯。”“他們待了多久？”我一邊問一邊想，那會意味著什麼。招待把毛巾搭在肩上，壓著胳膊肘。“我不太清楚，大概有二十分鐘。他們每人喝了一杯，就離開了。”“一起？”“是的，一起。”“告訴我，他們看上去怎麼樣？”他淡灰色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在他瘦削的直鼻梁上擰在一起。“你是說他們看起來像不像一對情侶？不像，他們中間大概發生了什麼事，無論怎樣，他們看起來並不高興。”“但他們是一起離開的？”“是的，”他回答，眼光轉向剛在吧台前坐下的一對情侶。我把放在吧台上的十美元拿起來，換了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謝謝，”我轉身離開了。在酒店門前的遮陽篷下等出租車的時候，我琢磨著傑裡米·富勒頓和阿莉婭·戈德曼會談些什麼。再晚些時候，他就被殺害了，他們為什麼會到聖弗朗西斯飯店而不是費爾蒙特大飯店。“安托內利先生，”我前麵的什麼地方有個聲音在叫我。我抬起頭，發現自己正被一雙眼睛密切地注視著，這個人戴著墨鏡，穿著深藍色西服，寬肩膀，很強壯的樣子。他站在一輛黑色高級轎車旁邊，一邊說著一邊把手伸向車門的把手。“有人想跟你說句話。”我看不見他的眼睛，但他的聲音明顯帶著一股敵意。他離我隻有不到一臂之長的距離。“他是誰？”我問道，同時瞥了瞥大街，我得準備逃走。“你自己看吧。”他說著就打開了車門。我所能看到的就是在後座的另一頭坐著的那個人的兩條腿。一時的好奇讓我忘了害怕。我往前邁了半步，彎下身子想看清他的臉。突然，有一隻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又一隻手抓住了我的後背。我被推了進去，車門在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我向後胡亂摸索著，想要找到門把手，同時以同樣慌亂的動作用肩膀撞車門，門被鎖上了，車從路邊疾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