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兩天，我依然以固有的方式繼續著“陪審員資格初審”，一個接一個地提問，試圖依次說服每個陪審團成員，讓他們認為我是他或她可以信賴的人。我的提問和第一天問過的一樣，還是那些和他們的生活以及信仰有關的問題，有一個問題我總是要問：在他們考慮投票判定一項罪名之前，是否會堅持要有確鑿的、令人信服的、沒有任何疑點的證據。現在我的提問方式和以前惟一的區彆就在於，在湯普生法官那雙充滿惡意的眼睛注視下，我提問的速度明顯加快了，而且不會把同一個問題重複兩遍。到星期五上午法庭召集有關人員的時候，我們要結束挑選陪審團成員的過程。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在我們開始後的一個小時裡，公訴人和辯護律師剩下的工作是對最後一名陪審團成員進行質詢。除非以什麼事由提出反對，也就是說。除非有存在明顯偏見的例證，下一個被選入陪審團的人，應該就是我們需要的第十二個——也就是最後一個陪審團的成員。現在，我隻想問一個問題，我很明白，這也許會是任何一個陪審團成員聽過的最奇怪的問題。“德威特先生，請告訴我，你認為是誰殺死了約翰·肯尼遮？”公訴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反對！”他叫道，“這簡直是在胡鬨！這個問題和案情毫無關係，陪審員的資格認定、本案的審判以及任何可能與之相關的事情都和這個問題無關！”如果克拉倫斯·哈裡伯頓是湯普生喜歡或者可以忍受的人，湯普生可能會讓我問一些彆的問題，這事也就到此為止了。但是他對哈裡伯頓厭惡至極，以致他不能忍受任何可能有利於哈裡伯頓的事情，除非他確信自己沒有其他選擇。湯普生困惑地緊鎖著眉頭，說道：“這是個非常特彆的問題，安托內利先生。”“真的嗎？”我回答道，好像自己從不認為這個問題有什麼特殊之處。“好吧，也許是有點兒，讓我重新表述一遍。”我對著那個陪審員笑了一笑。他三十來歲。油膩的黑頭發貼在頭皮上，一件已經有些褪色的短袖紅襯衫緊繃繃地勾勒出他碩大的肚子。“讓我來這樣表述一下我的問題：你認為肯尼迪謀殺案是李·黑尼獨自一人所為，還是另有同謀？”哈裡伯頓舉起了雙手。“法官大人！這是……我不知道這是在做什麼！”很顯然，從湯普生臉上的表情來看，他也不知道我這是在做什麼，但他並不打算讓我停下來。“安托內利先生，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在做什麼？”我的眼睛向下瞟了一眼哈邁爾·華盛頓。此刻他正麵無表情地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我接著說道：“法官大人，這是一起對謀殺案的審判。被告已表示不服罪……”湯普生白了我一眼。“是的，那麼……”“那麼，法官大人，我們知道犯罪行為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受害者是美國參議員傑裡米·富勒頓，他是被謀殺的。而被告堅持說，他並不是凶手。那麼很顯然。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湯普生試圖跟上我的思路。但是，他越努力這樣做，就越是感到困惑。他眯著眼睛，歪著嘴巴，直到整個嘴巴幾乎都歪到了臉的左邊。“被告認為是其他人殺了參議員富勒頓，這和約翰·肯尼迪謀殺案之間存在什麼可能的聯係呢？彆的不說，就這兩個案子而言，二者之間已經間隔了大約四十年。”“非常正確，法官大人。”我回答道。與此同時，公訴人卻在一旁搖頭。“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不能確定誰是謀殺肯尼迪的幕後真凶。撇開這一點不說，我在和德威特先生探討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類似的案件中，一個涉及美國參議員、加州州長候選人——一位被公認為總統候選人的有力競爭者的謀殺案中，是否應該把受害人的死簡單地看做是又一起偶然的暴力行為？”哈裡伯頓已經怒不可遏了。他漲紅了臉，眼珠幾乎從眼眶中迸出來。“法官大人，”哈裡伯頓開口時已經憤怒至極，幾乎都快要說不出話來。“他先是問了一個與本案沒有任何聯係的問題，現在，他又開始和陪審團辯論他的案子！”湯普生認為這是自己取得的小小勝利。他麵向哈裡伯頓彎下腰，嘴角浮現出看似同情的笑容。“公訴人，不要過於激動，”他的語氣聽起來平靜而柔和，但對此刻的哈裡伯頓而言這無疑是火上澆油。仍然啞口無言的哈裡伯頓還沒喘過一口氣來，湯普生又開口了：“我可以到會議室和律師談談嗎？”當我們坐到湯普生的桌子前麵時，公訴人的麵色已經恢複了正常。他故意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以此來掩飾自己的憤怒。因為我們現在離開了法庭和公眾的視線，湯普生也改變了態度。剛才他的動機是刁難他的宿敵，現在他又開始跟我算賬了。“聽著，安托內利，我做法官已經很長時間了，但你的問題是我所聽到的問題中最奇怪的一個，你認為是誰殺害了約翰·肯尼迪？”他模仿著我在法庭上的口氣，用一種呆板的節奏說道。湯普生眯縫著眼睛看我，好像是醫生在檢查病人，他繼續說道：“也許你不知道，可能俄勒閃和這兒不太一樣，但在這裡，隻有當被告，而不是他的律師是瘋子的情況下，這種愚蠢的辯護才有可能奏效。”哈裡伯頓還沒來得及從湯普生對我的訓斥中獲得滿足，就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對象。“至於你，”湯普生不無譏諷地說道，“你要做的就是站起來，告訴法庭你有疑問，而不是向所有人顯示你充滿正義的憤怒。你從中又得到了什麼呢？安托內利開始麵對全體陪審團發表他小小的演講了。公訴人先生，你最好明白這一點：我是不會替你效勞的。如果你不介意是否讓陪審團聽到一個有關本案一定是某種政治謀殺——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就是律師先生試圖暗示我們的東西——所以被告無罪的演講，我是不會反對的。”哈裡伯頓臉色鐵青。他緊緊地咬著嘴唇，雙手顫抖著，極力控製著不把他的想法表達出來。“我會記住的，法官大人，”最後他說道，為了不去冒犯湯普生他儘量用這種正式的法庭語言。湯普生迅速而又果斷地點了點頭，說道：“好了，就這樣吧。我們必須言歸正傳。因為我們終於結束了選擇陪審團成員的工作。”哈裡伯頓提醒他：“我還沒有詢問最後一位陪審團成員。”“不用著急，你會有機會的，”湯普生不耐煩地說，“但不能占用很長時間，除非——”他眼中流露出厭惡的神情，又加上一句，“你也像安托內利那樣，開始問有關林肯被謀殺的問題。”湯普生停頓片刻，眼睛冷冷地盯著地板。他在椅子中來回晃了晃，抬起眼睛看著我，搖了搖頭，低聲咕噥道：“‘你認為是誰殺了約翰·肯尼迪？’我想我以前也聽到過這個問題。”我們回到了法庭，舉止文明優雅，好像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惟一的行為方式。我沒有再問最後一位陪審團成員什麼問題，公訴人問了三四個問題，接著陪審團成員發了誓。用一種友好的對話的語氣，湯普生告訴他們第一件任務就是利用當天剩下的時間回去休息，像平時那樣告誡他們不要談論此案。之後，他讓陪審團的五位男士和七位女士先回去，下星期一早上重新集結——那天審判將會正式開始，而他們將決定哈邁爾·華盛頓的生死。當陪審團成員一個接一個地離去後，哈邁爾問道：“我們現在的情況怎麼樣，安托內利先生？”這個問題我以前被問過上千次，在每一個需要陪審團參與的案件中，這樣的問題都會被問起。被告急於想從這個神秘的程序中發現一些意義，這個程序對於這些不幸被告上法庭的可憐人來說，是一個奇怪的不可理喻的神秘事物；而對於我們這些半生都要待在法庭上的律師來說，則是麻木不仁，見怪不怪。他們總是會問問題，我總是給他們相同的答案——一個他們急切想得到的，讓他們放心的答案。他們想讓我告訴他們：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一切都挺好，用不著擔心。這就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回答：確信自己不必擔心；即使在明天、後天，或者大後天，自己可能要擔心，但在現在，今天，他們可以放鬆一下了，感到幾乎又恢複正常了，哪怕隻有一小段時間。“我們現在情況怎麼樣？”哈邁爾又問道，那雙清澈無邪的棕色大眼睛裡飽含著希望。我想要說“我們一切都好”，但隻吐出了前兩個字。我笑了笑，說道：“實際上，我們要被槍斃了。”他愣了一會兒，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接著他好像知道了我是在開玩笑，他笑了起來，我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的放鬆。每個人都是心存希望的。我沒有就此結束談話，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陪審團。他們看起來很公正，而且他們看起來對這個案子也很感興趣。有時這是最重要的，這意味著他們很好奇：他們想要了解真相。他們還沒有得出最後的結論。”副警長正在等著把哈邁爾送回監獄。“下次開庭之前，我能見你一次嗎？”哈邁爾問道。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的視線就越過我向我身後望去，臉上的表情也隨之變化。我以前從沒見過他這樣，他總是很有禮貌，至少對我從未有過不友好的行為；但他總是保持一定的矜持，或者說，一種明智的禮節，和彆人保持細微但又明確的距離。但在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的眼神就像是一個人找到了回家的路。我轉過頭，跟隨著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位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女士。一定是她注視哈邁爾的眼神讓我知道她就是他的母親。他們長得並不很像，或者說，他們看起來差彆還很大，以至於剛開始我看不出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但他們倆確實有相似的地方。他們的膚色幾乎完全不同。哈邁爾的皮膚是淡褐色的，而他母親卻有著深黑色的皮膚；她的麵孔光豔照人，高高的顴骨，皮膚緊繃而又黝黑，就像是剛打磨過的黑檀木。她烏黑的眼睛沉鬱地燃燒著怒火，閃閃發出道道光芒；她的頭發烏黑油亮，從前額兩側向後梳去，在腦後挽成一個髻。她的雙肩寬闊而瘦削，雙臂修長，手指纖細而優雅。她可以和任何一位我所見過的最具魅力的女人媲美，我幾乎很難從她身上移開視線。瑪麗·華盛頓穿過人群，耐心地站在木柵欄的後麵離她兒子幾英尺遠的地方。我看了副警長一眼。“讓她和兒子待一分鐘，好嗎？”哈邁爾的母親身體傾斜著，越過低欄杆，抱住了哈邁爾。副警長轉過頭去，一直等到他們說完幾句悄悄話，才清了清嗓子，走上前去，將手放在哈邁爾的肩上。時間到了，該走了。我對哈邁爾的母親作了自我介紹，並說我們以前沒能見麵真遺憾。“這幾個星期我一直試圖與您取得聯係，我留了言，我還讓哈邁爾告訴您我想見您，但是也許是因為……”突然我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她的兒子正以謀殺罪名被審判，而我對她說話的方式，卻像是兩個終於在晚會上見麵的人，訴說著如何早已從彼此共同的朋友那裡聽說了對方的大名。她高高地揚起頭，直到我把話說完。“謝謝您對哈邁爾的幫助，安托內利先生。”她的聲音低沉而清晰。“也許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談談，”我一邊說著，一邊轉身走到律師桌前，把我的東西塞進了公文包。“現在不行，”她說道。我轉身想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再見麵，但她已經穿過最後離開的那幾個人走出了法庭。透過敞開的大門，我聽見克拉倫斯·哈裡伯頓正在鎮定地回答著那一大幫擠在走廊上的記者高聲提出的問題。我決定從通向書記員辦公室的側門溜出去。我剛邁開腳步，外麵的記者就衝了進來，刺眼的電視攝像機的燈光緊隨其後。攝像機是不允許帶入法庭的，但是法官走後，記者們就無所顧忌了。我瞟了一眼書記員辦公室關閉著的門，它還是充滿誘惑地關閉著，而且隻有幾步之遙；但是如果我現在衝進去的話，那麼明天的報紙上或當地的電視新聞上所能看見的惟一畫麵將是辯護律師急於逃竄的背影，那看上去會像是要掩蓋什麼。我轉過頭，迎著記者們走去，一直走到走廊上，法庭的門在我身後關上了。每一個記者都有一個問題，問題也都是一樣的，隻是問法不同而已。“您真的認為傑裡米·富勒頓死於一場政治謀殺？”我努力謹慎從事，但是感覺情況已逐漸有些失控。有一位記者帶著懷疑的口吻堅持問道：“您好像認為這起案件是政治謀殺的可能性更大。”“在一起謀殺案中，”我瞪著他回答說，“你會問誰將從受害者的死中受益，現在有很多人從參議員富勒頓的死中獲益頗豐。”剛才提問的那個記者從他正在做的筆記上抬起頭，又問道：“您認為是州長還是總統？”他已經快要把我逼到牆角，我不能陷到這種猜測中去，我開始回答另一個記者的問題，但為時已晚。“這是不是您傳喚馬歇爾州長到法庭上作證的原因，因為您認為他和富勒頓的死有關。”接下來是死一般的寂靜，每一個人都在等待，想看我如何作答。這位記者，不管他是誰，一定有大量的信息來源，傳票在前一天剛剛簽發，而直到此刻，我才知道該傳票已經送出。我努力掩飾住自己的驚訝，但是一個瘦小而又肌肉結實、嘴巴彎曲著的記者已經滿意地察覺出這一點。我們以前從未見過，但我能夠看得出他不喜歡我，一點兒也不喜歡。我快速地說道：“州長被傳喚是因為被告相信他有與本案有關的證據。”我希望這樣就不會有人注意到，其實我什麼也沒說。但這一計謀並沒有奏效。有人在後麵喊道：“是什麼證據？”又有一名記者喊道：“您認為是州長雇人謀殺富勒頓的嗎？”“馬歇爾是不是認為，隻有這樣他才能夠再次當選？”另一個聲音問道。“總統和本案有沒有關係？”我舉起手，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直到他們停了下來。“我所知道的是以下的事情：被告，也就是哈邁爾·華盛頓，沒有殺害參議員富勒頓。也就是說，凶手另有其人。我還知道，傑裡米·富勒頓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對其他很多有權勢的要人的政治生涯構成了威脅。辯護律師想要提供的關於那些人是誰的證據，關於如果傑裡米·富勒頓活著，他們就必將會失去什麼的證據。”沒等記者提出另一個問題，我舉起手，搖了搖頭。“現在我能說的隻有這些。”我轉過身，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了現場。我越走越生氣，不覺加快了步伐，想要擺脫自己內心的憤怒。我如此沉浸於自己的情緒中，以至於直到出了法院的大門，才發現鮑比就在我的身後。“我過來看看。你真的很棒，”臉上掛著鼓勵的笑容，鮑比說道。“可是你為什麼這麼沮喪？”“因為我本不該讓自己陷入必須回答那幫記者提問的窘境。”“你向陪審團提出有關肯尼迪謀殺案的問題，讓每個人都認為這一定是一場政治謀殺，不也是出於同一個目的嗎？你問陪審員的每一句話，不都是出於這個本意的嗎？”毫無疑問，他是對的；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對記者所問的問題感到生氣，而是因為我找不到僅有的兩個至關重要問題的答案：誰殺了傑裡米·富勒頓？為什麼要殺他？外麵陽光明媚，我的情緒也開始發生著變化，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說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中，看起來也不再是沉重得令人難以忍受了。在距法院幾個街區以外的地方，我們發現了一個小飯館，雖然我們兩個人都不是特彆餓，但還是走了進去。女服務生手裡握著鉛筆，衝著我們淡淡地一笑，在我們告訴她隻要飲料後，她就迅速離開了。我笑著說道：“她和尊敬的湯普生法官大人一樣可愛。”我坐在那裡，背部抵著小包間的後牆，搖了搖頭，苦笑著說道：“他真是部傑作。”鮑比從沒去過法庭，也沒有受理過自己的案子，所以他對此非常感興趣，想知道和所有來觀看這場審判的人一起坐在那兒等待時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認為，用法律學者辯論純法律問題時的高深語言談論的問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是說在法庭會議室？”我問道，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沒有聽到的事情比自己聽到的事情重要的多，這讓我感到很可笑。“沒有什麼，湯普生認為我瘋了，又說哈裡伯頓是個傻子，你真的不能責怪他把我看成瘋子，我問的有關肯尼迪的問題……”“難道你感覺不到這個問題所產生的影響？”鮑比急切地問道。他彎下腰，對著我說：“每個人都有點緊張，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差一點放棄那個問題，”我承認道，“我原計劃是要問的，我認為我必須這麼做：但這就好像在淩晨兩點鐘，你一人獨處時的一個奇思妙想。當你早上醒來後，麵對日常生活中枯燥無味的事情，你會發現任何事情都不會像深夜想像的那般美好，在深夜，你對事情的想像和現實是有很大差異的。”“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深夜的遐思，生活就會變得索然無味，不是嗎？”鮑比瞟了我一眼睛，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也有過類似的經曆。“這個問題已經產生了效果，”鮑比堅持道。“它讓每個人都思考，像富勒頓這樣的人，在一場用你的話說是‘偶然的暴力行為’中被殺害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外表冷漠的女招待送來了鮑比要的冰茶和我要的咖啡，同時把賬單放到了桌上。“每個人會考慮的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我不能提供證據證明這不是一起偶然的暴力行為？”我回答道，一邊抿著咖啡，一邊沉思著。“你知道不知道最初我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的？因為我想起了我們小的時候，你教給我的一個道理。你說這是你從外公那裡學來的——永遠不要主動和彆人打架；但如果有人欺負你，特彆是那些比你高大的人企圖打你，你必須首先出擊。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你就可能永遠沒有還擊的機會了。我必須問那個問題，因為這是我把問題擺在陪審團麵前的惟一機會——這也是我讓他們知道的惟一機會，發生在富勒頓身上的，並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謀殺，而是另有原因。這個原因和本案毫無關係，或許可能和本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如果伯格多諾維奇是對的，如果他是因為了解富勒頓而被謀害的，如果他們認為出於同樣的原因，也必須把我乾掉的話，那麼現在他們要重新考慮自己的行為，他們要讓公眾認為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這不是一場暗殺，也沒有什麼想要掩蓋它的陰謀。所以你可以說，我問這個問題主要是由於我的膽怯，由於害怕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由於這會對辯護有什麼幫助。”鮑比抬起下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睛。“膽怯——這就是你傳喚州長的原因？”“不，是愚蠢，我不知道我還可以做什麼彆的事情。我不能傳喚總統，可是我必須想辦法。我必須有一個證人，通過他向陪審團顯示富勒頓所構成的威脅究竟有多大。事實是，我對這個案子還沒有定論。除了作案動機以外，對任何事情我都沒有任何證據，從總統到總統手下的人，每個人似乎都有把富勒頓除掉的動機。富勒頓死了，總統就不必為獲得提名去奮力爭鬥，而州長也不會在11月麵對必然的失敗。”鮑比又加了一句：“這樣，阿莉婭·戈德曼就有機會成為州長。”“這沒法解釋伯格多諾維奇的死因，”我反駁道。“但你並不能確定他被除掉的原因。你所知道的全部事情都是伯格多諾維奇告訴你的，你還記得嗎，你以前並不相信他？如果你當初是對的，如果他說的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編造的怎麼辦？如果他虛構了一個關於傑裡米·富勒頓和金錢的故事怎麼辦？“即使這部分是真實的，你又怎麼知道彆人會發現這件事情？不隻是白宮的刺客，伯格多諾維奇有可能被任何一個人殺死。你想，他這麼多年一直待在克格勃內部，一定傷害了很多人。你認為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想報仇嗎？如果這場謀殺有政府參與的話，為什麼不會是俄羅斯政府？也許俄羅斯政府不想讓他們以前的間諜說出當時還在信仰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新民主黨人都乾了些什麼勾當。”我結了賬，我們離開了飯店，向鮑比停車的地方走去。當我們走到停車場人口的時候，鮑比問道：“你沒有忘記明天的事吧？”我沒有忘記，但卻真心希望自己明天下午可以做些彆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阿爾伯特·克雷文的船上環遊海灣。鮑比把票遞給了停車場服務人員，說道：“隨便問一下，和哈邁爾·華盛頓談話的那位美豔動人的女士是誰？”“你不認識她？她是哈邁爾的母親，阿爾伯特·克雷文的朋友，阿爾伯特認識她已經很多年了。”鮑比隻是聳了聳肩膀。“阿爾伯特是有很多的老朋友。但是那個女人？不，我以前可從沒有見過她。”